普遍主义范文10篇

一

早在1996年，刘先生就发表了《现代道德建构中的历史性两难》，认为：“就传统儒家伦理来说，在现代道德建构中面临的两难在于：一方面只有经过理性化转型，它才有可能在现代道德生活中继续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性化转型必然要以普遍理性精神取代它的本根性基础——血缘亲情原则，这恰恰又将意味着传统儒家伦理体系自身的崩溃消解。”

现性精神面临的历史性两难在于：“一方面，它不可能通过‘返本开新’从本身缺乏道德理性因素的传统儒家伦理内部生长出来；但另一方面，在传统习俗的力量远比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更为根深蒂固的道德领域内，它又不可能在‘道德真空’的氛围内凭空产生，而必须面对儒家伦理这样一个不得不加以继承的既成传统。”他以新儒家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当代新儒家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因为他们为了保持儒家本色，又不愿将现性精神设置为本根性基础，反而依据传统儒家的‘情理’精神解释道德理性，坚执心性本体或情感本体，以尧舜类型的成圣成贤作为终极道德目的。其结果，则往往是既失去了传统儒家的某些本质特征、同时却又未能充分现代化。”“后现代”的两难：“现代道德建构在西方已经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步暴露出其‘现代性’即‘理性化’的某些弊端，并因此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激烈批判，甚至面临解构的危机。更为尴尬的是：由于西方道德理性精神相对忽视情感及其必然性之‘理’所造成的一系列负面现象，诸如人伦关系松弛、家庭观念薄弱、人情淡漠、社区解体等，恰恰又凸显出更重视血缘亲情、甚至主张以‘情’为‘理’的传统儒家伦理的某些长处。”

在经过了以上的“两难”思考之后，刘先生发表《“人为”和“情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初探》，认为：“重‘人为’和扬‘情理’构成了中国哲学传统的两个基本特征。认知理性精神的相对缺失导致了中国哲学传统的某些缺陷，应当注意借鉴和汲取西方哲学传统对认知理性精神的积极弘扬。”他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生产劳动的‘实践’精神的基础之上，完成将中国哲学传统的‘人为情理’精神与西方哲学传统的‘认知理性’精神内在地整合起来。”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被他放弃了，而对中国传统缺乏认知理性精神的批判则始终没有放弃。

他的《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一文，则由儒家没有认知理性，进一步推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他认为：“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现代的道德理性精神。”这里的核心概念就“理性”(reason)。刘先生以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为标准，理性就是：“人凭借逻辑推理认知事物本质、获得真理的能力和活动。”因此所谓“理论理性”、“纯粹理性”的本质特征则是逻辑性、普遍性、必然性、明晰性等。西方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出鲜明的认知理性精神、并特别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而所谓“道德理性”、“实践理性”，主要意指人的普遍性“理性”本质在实践一道德领域内的体现，因而总是建立在“认知理性”、“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与后者保持着密切关联。因为他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理性”概念，所以他认为：“儒家学说几乎没有对世界是否可知、真理性认识如何可能、逻辑推理法则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又怎么会具有纯粹理性或理论理性的精神。……也很难说：它会进一步在伦理观中体现出以认同人的‘理性’本质为基础的道德理性精神。”简言之，因为儒家没有深入研究认识论，所以儒家没有理论理性的精神，推论：儒家没有道德理性的精神。

刘先生还发文《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认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所强调的‘理’在实质上存在着情理之‘理’与理性之‘理’的深度差异，不能等同看待。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的根本差异主要表现在：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性精神坚持把理性知识与感性情感严格地区分甚至割裂开来，特别强调二者在道德领域内的张力冲突，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是支配人的各种行为的终极因素，明确将知识置于情感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理性知识之中，一切欲望情感都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理性之‘理’。相比之下，孔子的血亲情理精神虽然也指出了知识与情感之间的差异，但它并没有特别凸显二者在道德领域内的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只有感性的血缘亲情才是支配人的各种行为的终极因素，明确将情感置于知识之上，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感性情感之中，就连知识也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情理之‘理’。结果，苏格拉底就将一切伦理德性终极性地归属于理性知识，而孔子则将一切道德规范终极性地归属于血亲情理。”

关键词：传播学普遍主义话语亚洲中心本土化范式

[摘要]：传播学滥觞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一种“普遍主义”话语迅速扩张到全球。然而，当一种理论离开其生存的母体落地到其他国家或地区时，必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产生冲突，这时必然要进行的是“本土化”改造。传播学的亚洲中心正是在“本土化”发展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它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西方传统，建立新的话语霸权，而是要与西方进行对话、互补，形成和谐发展的态势。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亚洲传播学的发展取向应该抛弃“中心”和“多元”的矛盾之争，建立根植于亚洲文化和现实的新的研究范式。

Abstract:CommunicationoriginatedintheUnitedStatesincreasinglybecameintoan“universalism”discoursespreadthroughtheworldrapidly.However,asatheoryleaveitsmatrixandbeintroducedintoothercountriesorareas,theconflictswillappearbetweenthetheoryandtheculture,valuesandcustomsofthelocalsociety.Sothe“localization”isnecessaryforatheory.Theasiacentricofcommunicationbeingputforwardjustduringtheprocessofits“localization”,whosepurposeisnottobuildupanewdiscoursehegemonybuttotalktotheWest,toformasituationofharmoniousdevelopmentbetweentheAsiaandtheWest.Withtheguideofthispurpose,theapproachofAsiancommunicationshoulddiscardthecontentionbetween“centralization”and“pluralism”toconstructanewresearchparadigmgroundintheAsiancultureandsocialreality.

Keywords:Communication;Universalism;Discourse;Asiacentric;Localization;Paradigm

一、引言：西方普遍主义话语与东方传统

东西方的对立或者说矛盾，并非绝对的和本源的，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纬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张旭东，2006：5）然而，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随着资本的扩张，使得某种文化会以某种形式向其它文化扩张，形成某种“普遍”，而使另一些成为“特殊”。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比如：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领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的博兴等。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引导下，有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话语似乎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状况。那么是谁赋予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权力，又是谁使得这一“普遍主义”的话语拥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施蒂纳是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的年代主要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普鲁士官方共和派要求一切人自我牺牲，反对利己主义；新兴资产阶级主张一切为了自我，呼吁个人利益；空想共产主义者也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自我牺牲的关系。一言以蔽之，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运动发生、发展并走向反面的年代。受德国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且在黑格尔哲学的滋养下，施蒂纳写作并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它集中反映了施蒂纳的社会历史与伦理思想。

施蒂纳从人性出发去认识人生过程及社会历史。他认为，自保、自爱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的本性。一个人自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力图从混乱的世界中找出自己、获得自己、保卫自己。他把人生分成儿童、青年和成人三个阶段。施蒂纳认为：“儿童是现实主义的，拘泥于这一世界的事物，以后儿童才渐渐洞悉事物背后的情况；青年是理想主义的，为思想所鼓舞，以后他在工作中成长为成人，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们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20页）可见，他的人生三阶段对应着三种处世态度，即儿童——现实主义、青年——理想主义、成人——利己主义。在此，现实主义的儿童缺乏理性，为事物世界所束缚。理想主义的青年拥有精神，却又在精神世界作茧自缚，把自己的思想作为行为准则而教条化地丧失了自我。只有利己主义的成人才是事物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真正主人。他把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并以此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原则，达到了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与人生过程相类似，社会历史也可分成古代人、近代人、现代人三阶段。施蒂纳指出，古代人是人类的儿童时期，近代人是人类的青年时期，而现代人则是人类的成人时期。人类历史的发展也经历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利己主义的过程。所以，施蒂纳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就得出了利己主义的成人（他的术语为唯一者）不仅是个人生命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是过去全部历史的目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69页）

在对人生和社会历史作了主观虚构之后，施蒂纳把自己的社会历史思想扩展到道德领域。他认为，在道德生活中，现实主义的儿童或古代人表现为“庸俗的利己主义者”，理想主义的青年或近代人表现为“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这两类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都有具体例证，前者如资产者，后者如吝啬者。庸俗的利己主义者（通常理解的利己主义者）“不符合利己主义者的理想、概念、本质、使命，不是作为自己的绝对否定来对待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71页）他们是个人利益的代表。而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则是“为了一个目的、一个意志、一个欲望而把其他一切牺牲掉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70页）他们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个人利益由于一种神圣的力量而不得不屈服于普遍利益。这种神圣的力量在于普通的利己主义者“感到自己太微不足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273页）施蒂纳这是从情感的形式去理解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对立。他把对立的根源归结为宗教的、神秘的力量。要摆脱两者的对立，关键在于找到全面的、开展的、非局限的利己主义。而它就是“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以说，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施蒂纳面对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对立而感到束手无策时的救命稻草。在他看来，无论是普通的利己主义者，还是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都不仅不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典范，甚至还是个人自我实现的某种畸形。只有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才能克服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达到个人的自我实现。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普通的利己主义者与自我牺牲的利己主义者的对立统一。他有着这两者之长，而无这两者之短，既占有事物世界又占有精神世界。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施蒂纳社会历史领域唯一者的化身，实际上已成为他的理想人格。

【摘要题】道德·利益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自我实现

【正文】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这里碰触到的根本问题明显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政制理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普遍“真理”？如果细致辨析，当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理想尽管源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脉络，它基于对公共理性及其所认定的基本争议价值的肯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等于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或国家演化中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宪政的现实形式：“应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的自由秩序，其具体的现实形式仍是未决的，要依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演化的历史具体性来决定，某一现实的形式（如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具普遍性意义。这可以名之为反对抽象的政治自由价值的普遍论。自由民主的宪政的基本政治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而具体的侀政制度结构（形式规则）又有历史演化的差异-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常言说的英美自由主义宪政，在具体制度结构方面就有不同：……

另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政制由于是西方文化习性的结果（＝西方的真理），因而其基本政治价值（实质）不具有普遍性，若主张它具有普遍性，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论。这种观点既然否定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自然就堵死了这种价值具体地获得实现的一切通道。由于任何社会规程的价值理念都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习性，这种观点主张，任何文化习性的社会理念应有平等的权利成为其基本的政治价值（实质），其结果就是反对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的普遍性。

既存的自由立宪国家制度是否真的保障了个体自由，的确仍是一个问题。但没有问题的是，保障个体自由是自由主义立宪的原则。其他“主义”（比如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宪原则并不以个体自由，而是以意识形态花的民族共同体的目的和价值为立宪原则。国人如今好讲“宪政”，但最好先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宪政，以何种价值基础来立宪（或修宪）？

自由主义思想持守形式理性，抵制浪漫的民族理性思维。按自由主义价值论的价值自抉及“真理认识论上的平等”-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能认为自己比其他价值观优越，国家或共同体代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这里可以再次看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的对立，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而是两种现代政制正当性论证的对立。

【摘要题】道德·利益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自我实现

【正文】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摘要题】道德·利益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自我实现

【正文】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摘要题】道德·利益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自我实现

【正文】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摘要题】道德·利益

【关键词】施蒂纳/利己主义/自我实现

【正文】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75页有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段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施蒂纳的思想时所说的。因此，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首先应了解施蒂纳及其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思想。

编者按：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关注对影响美国高层政治决策的理论的研究。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洪涛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对美国高层政治决策的

影响深远、广泛、直接。现将其主要观点摘登如下，供读者参考。

80年代以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影响日益增强。

这种“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潮，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50—7O年代

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