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价值范文10篇

一九九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一九九七年夏天，日本一家重要报纸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产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独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一切价值都是以一定人的主体尺度为根据的。价值并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及其属性本身，而是事物同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区别这种质态（正负、好坏及其量的等级）的标准和标志并不在于客体，而在于具体的主体。任何事物的价值因主体不同而不同，因主体之间的共同点而有相同价值。事物的价值在不同主体（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之间是相对的，但对于同一主体（以及主体的同一方面）则具有客观的确定性，即绝对性。我们所讨论的普遍价值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价值的多元与一元、特殊与普遍等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之间、特别是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之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我们可以用主体的特殊性和自主性来解释价值的多元化，用主体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互联系来理解共同价值，并用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来把握共同性的层次。

所谓价值的客观形态、或客观价值，是指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在事实上发生或存在着的价值关系及其效果。一般说来，这种客观上关系着人的生存发展的事实，包括未经人们价值判断的价值现象，并不是我们价值观念的产物，而是价值理念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与之相区别的所谓价值的主观形态、或主观价值，则是指人们关于价值的意识，包括人们所持的各种意向、态度、评价等。包括价值理念在内的各种主观形态，对人们的行为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它们却需要以客观的价值形态来证明和检验。而保持对价值的客观形态和主观形态之间的适当区分，意味着在谈论价值时，首先要着眼于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根据，即人、主体的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方式，以此来了解人类价值生活的现实状态和变化趋势，而不能用某些人的某种主观意向来代替或掩盖它。

在肯定存在着全人类普遍或共同的价值时，也要对其涵义和情况有所分析。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情况，或人类普遍价值的两种形式：

一种是纯客观的意义上的，即事实上存在着人类普遍的或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宗教、行业等界限的共同基本价值。这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因为属于共同的物种而有共同尺度，如凡是涉及普遍的生命条件、人类特有的生存基础和生命特征的价值，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空间等。这样的普遍价值基于人类个体之间的基本共同点，是自有人类开始就存在的，并且它的具体内容还将扩大和强化。这种普遍价值是通过人们不断地回到共同前提客观上的共同点而事实上确立和重新认识的。

这种普遍价值的内容不能用一套目标或典范把它们抽象、凝固起来，作成一成不变的公式供人永远遵行。因为“共同点”所代表的普遍性，实际不过是一种通常所说的“底线（最低层次的）伦理”。它们常常只是多元化价值之间的一种近乎中性的调和或妥协，只是承认特殊性基础上的共性，更多是条件性或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价值，本身也并不具有单一的价值定位或倾向性。事实上价值的普遍性程度越高，就越是意味着要求的水准降低，界限放宽，以使其容纳更大的创造性和自由。就象两支球队的共同点是“都必须遵守比赛规则”、“都想赢球”等，超出这些之外的企望和规定越多，其普遍性程度就越降低。归根到底，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动物，人们之间的共同点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实践中形成和把握的，不可能离开了人的具体实践去把握价值的真正活力。

一切价值都是以一定人的主体尺度为根据的。价值并不是任何对象的存在及其属性本身，而是事物同一定主体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作用、效果的特定质态；区别这种质态（正负、好坏及其量的等级）的标准和标志并不在于客体，而在于具体的主体。任何事物的价值因主体不同而不同，因主体之间的共同点而有相同价值。事物的价值在不同主体（以及同一主体的不同方面）之间是相对的，但对于同一主体（以及主体的同一方面）则具有客观的确定性，即绝对性。我们所讨论的普遍价值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价值的多元与一元、特殊与普遍等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之间、特别是主体的权利与责任之间的个性与共性问题。我们可以用主体的特殊性和自主性来解释价值的多元化，用主体之间的共同性和相互联系来理解共同价值，并用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来把握共同性的层次。

所谓价值的客观形态、或客观价值，是指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在事实上发生或存在着的价值关系及其效果。一般说来，这种客观上关系着人的生存发展的事实，包括未经人们价值判断的价值现象，并不是我们价值观念的产物，而是价值理念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与之相区别的所谓价值的主观形态、或主观价值，则是指人们关于价值的意识，包括人们所持的各种意向、态度、评价等。包括价值理念在内的各种主观形态，对人们的行为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它们却需要以客观的价值形态来证明和检验。而保持对价值的客观形态和主观形态之间的适当区分，意味着在谈论价值时，首先要着眼于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根据，即人、主体的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方式，以此来了解人类价值生活的现实状态和变化趋势，而不能用某些人的某种主观意向来代替或掩盖它。

在肯定存在着全人类普遍或共同的价值时，也要对其涵义和情况有所分析。我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情况，或人类普遍价值的两种形式：

一种是纯客观的意义上的，即事实上存在着人类普遍的或超越了民族、国家、阶级、宗教、行业等界限的共同基本价值。这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因为属于共同的物种而有共同尺度，如凡是涉及普遍的生命条件、人类特有的生存基础和生命特征的价值，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空间等。这样的普遍价值基于人类个体之间的基本共同点，是自有人类开始就存在的，并且它的具体内容还将扩大和强化。这种普遍价值是通过人们不断地回到共同前提客观上的共同点而事实上确立和重新认识的。

这种普遍价值的内容不能用一套目标或典范把它们抽象、凝固起来，作成一成不变的公式供人永远遵行。因为“共同点”所代表的普遍性，实际不过是一种通常所说的“底线（最低层次的）伦理”。它们常常只是多元化价值之间的一种近乎中性的调和或妥协，只是承认特殊性基础上的共性，更多是条件性或工具性而非目的性的价值，本身也并不具有单一的价值定位或倾向性。事实上价值的普遍性程度越高，就越是意味着要求的水准降低，界限放宽，以使其容纳更大的创造性和自由。就象两支球队的共同点是“都必须遵守比赛规则”、“都想赢球”等，超出这些之外的企望和规定越多，其普遍性程度就越降低。归根到底，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动物，人们之间的共同点也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实践中形成和把握的，不可能离开了人的具体实践去把握价值的真正活力。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网络产业继续向低端市场扩张，势必造成利润下降甚至全面亏损；如果不继续扩张，由于资源、能源的约束，传统工业化道路难以为继，整个经济还可能陷入停滞。要摆脱这种境地，深入研究并进行一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可能是一条重要出路。文中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理念在当前电信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建立普遍服务机制，形成“服务穷人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把先进的信息生产力直接向大众市场渗透。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这里碰触到的根本问题明显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政制理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普遍“真理”？如果细致辨析，当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理想尽管源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脉络，它基于对公共理性及其所认定的基本争议价值的肯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等于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或国家演化中只有一种自由主义宪政的现实形式：“应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的自由秩序，其具体的现实形式仍是未决的，要依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演化的历史具体性来决定，某一现实的形式（如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具普遍性意义。这可以名之为反对抽象的政治自由价值的普遍论。自由民主的宪政的基本政治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而具体的侀政制度结构（形式规则）又有历史演化的差异-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常言说的英美自由主义宪政，在具体制度结构方面就有不同：……

另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政制由于是西方文化习性的结果（＝西方的真理），因而其基本政治价值（实质）不具有普遍性，若主张它具有普遍性，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论。这种观点既然否定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自然就堵死了这种价值具体地获得实现的一切通道。由于任何社会规程的价值理念都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习性，这种观点主张，任何文化习性的社会理念应有平等的权利成为其基本的政治价值（实质），其结果就是反对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的普遍性。

既存的自由立宪国家制度是否真的保障了个体自由，的确仍是一个问题。但没有问题的是，保障个体自由是自由主义立宪的原则。其他“主义”（比如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宪原则并不以个体自由，而是以意识形态花的民族共同体的目的和价值为立宪原则。国人如今好讲“宪政”，但最好先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宪政，以何种价值基础来立宪（或修宪）？

自由主义思想持守形式理性，抵制浪漫的民族理性思维。按自由主义价值论的价值自抉及“真理认识论上的平等”-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能认为自己比其他价值观优越，国家或共同体代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这里可以再次看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的对立，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而是两种现代政制正当性论证的对立。

一九九八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下面这篇论文是他一九九九年二月在印度新德里“建设世界民主运动”讨论会上的主调演讲。此次会议由国家民主基金会、印度产业联盟和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赞助。美国阿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今年年底出版的阿玛蒂亚·森《自由的发展》一书，更详尽地讨论了本文的论点。

一九九七年夏天，日本一家重要报纸问我，二十世纪发生的最重要事件是什麽？这是一个启人思迪的问题。过去的一百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主宰十九世纪世界的一些欧洲帝国，特别是英帝国和法帝国，已走向结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兴起和灭亡。共产主义的兴盛和衰亡(如前苏联-东欧集团)，或发生剧烈改变(如中国)。西方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世界经济转变为日本、东亚、东南亚具有更大优势的世界经济。虽然後者目前出现了一些金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这并没有改变数十年来世界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日本的经济转变花了将近一百年时间)。过去的一百年的确发生了许多重要的事件。

尽管如此，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民主的观念当然起源於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过一些零星的民主化尝试，但民主的观念确实形成於希腊，而且，在希腊崩溃并被更为威权主义的政府取代之前，民主被认真地，尽管是在一种有限程度上付诸实践。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作为一种可以运作的政府制度，是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後，才慢慢重新出现并获得最终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事件帮助了民主的复苏，包括一二一五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和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然而，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

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用大宪章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反叛者们，将民主制完全视为地方性的需要。相比之下，追求美国独立的战士和法国革命者，对於民主成为一种普遍制度的发展贡献极大，但其实际要求的核心仍然是地方性的，在效果上仅限於大西洋两岸，并且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

在整个十九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讨论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在二十世纪，这种讨论才发生变化。政治理论家们认识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不需要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适用於民主制，相反，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一、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必须适应现有生产结构和生产方式的需要

社会分工发展的程度，决定企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企业对人力资本形式的需求。当企业普遍采用协作的方式来生产扣针时，只会独立制作扣针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在形式上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当企业普遍采用机器生产服装时，只会手工制作整衣的人力资本，在形式上必将为企业生产所淘汰。总之，在一定的社会分工状态下，在形式上适应企业生产方式的需要，是人力资本具备使用价值的必要前提之一。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追求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企业的天性。然而，通过雇佣人力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必须以具体商品的生产过程为载体，为了完成这个过程，企业必须采用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某种特定的、有社会需求的商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使用价值形成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前者是采用具体的生产方式生产特定的商品，后者是抽象劳动的耗费形成剩余价值。可见，在形式上适应生产结构的需要，是人力资本参与企业具体生产过程的条件，是人力资本完成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是人力资本具备使用价值的首要前提。

二、人力资本在效率上必须适应剩余价值生产的需要。

企业必须实现商品的价值，才能实现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商品价值的形成是行业内部企业生产竞争的结果，生产方式的改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正是企业竞争的表现，因此，人力资本必须在效率上适应企业竞争的需要，才能够使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不高于社会价值，为企业生产利润。

当企业采用的是社会普遍的生产方式时，人力资本也必须具有社会平均的效率，才能够为企业生产剩余价值。所谓社会普遍的生产方式，是指大多数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形式，当大多数企业采用协作方式进行生产时，利用家庭劳动进行生产的企业，其生产方式就显得相对落后，当大多数企业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时，协作工厂的生产条件就低于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在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同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必须具备一定的效率，才能够为企业生产剩余价值，为其带来正常的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例如，在制作扣针的协作工厂中，一共有十八道工序，负责第一道工序的工人，平均效率为每日操作1000次，那么，一个具有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如果其效率只能达到一天操作800次的话，就不能够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出合格的商品，不能为企业生产剩余价值。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加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对于引领全体社会成员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基于一定时空体系内发展的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反映，并且以理想的形态引导、塑造着这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必须伴之以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文化认同力量。这种凝聚人民、动员人民、激发人民创造力的文化力量，就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念。任何民族精神都有自己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都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孕育和形成，并且通过历史记忆加以传播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定的民族国家内部力量整合的必需的要素：它不仅须臾不可缺少，而且其内在的性质也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

二

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现在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未来。

编者按：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关注对影响美国高层政治决策的理论的研究。复旦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法学博士洪涛认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对美国高层政治决策的

影响深远、广泛、直接。现将其主要观点摘登如下，供读者参考。

80年代以来，有一种“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在美国学术界、舆论界与政坛影响日益增强。

这种“新保守主义”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潮，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基础，其思想先驱为50—7O年代

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政治学讲座教授的列奥·施特劳斯。

黑尔（R.M.Hare）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伦理学家，黑尔道德哲学中的普遍规定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深远，虽然许多西方学者对他的道德哲学持批判和反对态度，但辩证来看，他的道德主张对于德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本文选择黑尔道德哲学中的基本要素：道德语言、道德判断和道德思维，试从它们的特性出发，思考黑尔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价值判断上可供参考的价值。

一、黑尔的主要伦理思想

（一）规定性的道德语言。黑尔十分重视语言的力量，“道德语言最重要的效用之一就在于道德教导[1]6。”说明语言是学习和研究道德的载体，道德语言代表着道德的特殊语言功能。道德语言是一种规定性语言[1]1。在黑尔的道德理论中，规定性是道德语言最本质的特性。道德语言与祈使句相似，区别道德语言和祈使句的标准在于适用的普适性，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的为道德语言，只有在特定情景下才适用的就是非道德语言的祈使句[2]。道德语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应该包含的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作用在于用指令的方式要求人们内化为道德理念并付诸实践。比如，当一个人说：“应当帮助有困难的人。”只有当这个人做出帮助他人的行为，那么“应当帮助有困难的人”这句话才是道德语言，否则就违背普适性原则，这就说明当要求处于道德判断时，不仅要求别人这么做，而且自己也要做同样的事，这样他的道德语言才是真的，才能被别人信服。（二）价值性、可普遍性的道德判断。道德判断的特征包括描述的价值性和规定的可普遍性。必须要满足这两个条件，道德判断才成立。描述的价值性是指在进行事件描述时体现出其价值取向，例如，“这是一位好同学”其中“好”代表了道德判断的价值特征。黑尔认为，一切道德判断都是普遍化的，道德判断不仅仅是单一的指令，它具有道德语言的规定性，还具有其特殊特性即“可普遍化性[3]。所谓可普遍化，可以说,如果我们承认各种情况在其普遍的描述特性方面是等同的，而却对它们做出不同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自相矛盾[4]。或者说，做出一个道德判断，如果另一个人处于相同的境遇，就必须对他做出相同的判断[5]。价值性和可普遍性两种特征，对于道德判断可以这样理解：能够体现出具有价值判断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定性语言。如果不能体现价值性或不具有普适性，那么这个道德判断就是假的。（三）直觉道德思维和批判道德思维。黑尔在他的著作《道德思维》中指出，人类道德思维的发展有三个层次：直觉思维层次、批判思维层次和元伦理学层次，最后一个层次是关于道德词的意义论述和解决道德问题的逻辑规则，在这里不做讨论。道德思维的直觉思维和批判思维层次是建立在规定性道德语言和普遍性道德判断上的逻辑规则，关注的是道德的实际问题，是从不同的道德目的，在具体的道德情景中，所采用的道德思想方式。直觉层次，即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是根据法律或者约定成俗的规定或者人们过去生活的经验总结出基本的、原则性的道德思考方式，即具有一般的唯一性，因为不涉及具体情况，它的作用重要而局限。当处于一个矛盾的道德情景时，做出的道德判断取决于人的思维习惯、道德修养等，无须太多时间思考和证明，类似于人的潜意识的直接选择。例如，公共场合不可随手乱扔垃圾、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抢劫等属于直觉思维层次。虽然直觉思维层次普遍适用，但无法解决复杂的道德实际问题，在一个道德情境中往往会出现一对或多对道德矛盾，这就需要使用道德思维的批判层次进行思考。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就能考察各种不同的对立直觉或是不同人的直觉，并且评价它们，看看哪些是最好的[6]。即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原则，也要考虑各个方面带来的后果，特别是后者，对比不同选择带来结果尤为重要，权衡两方面带来的后果的过程就是批判思维过程。与其说直觉思维和批判思维是道德思维的两个层次，不如说是道德思维的两个部分，它们无所谓谁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生活的许多直觉行为都是直觉思维的结果，它能规范我们的生活，是应该遵守的。而通过批判思维的过程，人们在道德选择上体现出了个人特点，是防止被同化磨灭个性的重要方法。无论是哪种层次的道德思维所做的道德判断都属于道德语言，必须付诸实践。

二、黑尔的伦理思想对德育教学的价值

（一）规定性和可普遍化性的德育教学方式。虽然黑尔在道德语言上的研究过分注重于命令性和词语内涵之间的逻辑，道德语言的判断方法也无法完美解决各种复杂的道德实体问题，但其伦理思想的规定性和可普遍化的特征十分值得德育工作者反思。黑尔的道德语言其实不仅是语言，还是包含着内化为个人思想具有普适性的一种思想，如此一来，无论是谁提出的道德语言其本人也要包含在内。学校德育工作效果一直不理想的原因之一就是教师往往把各种自己可能都不认同的观点教给学生，若连自己都无法认同，怎么能将其强行灌输给学生。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只是将道德“说”给学生，而不是“教”给学生，一方面，学生无法真正体会其意义何在，另一方面学生容易产生不信服的态度。例如，教育者教导受教育者尊重他人，如果教育者不尊重任何一类人或一个人，那么无论他的教学模式再精妙，采用的教育方法再有效，尊重他人都不是道德语言，不具有指导行为的作用，更不能让受教育者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并实行，还可能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的不信服甚至对持有德育的怀疑态度。学生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个性，想要真正将道德“教”给学生，教师必须暂时放下高高在上的形象，从讲台走到学生中间去，和学生一起遵守道德，并身体力行，做到知行合一，这样教师才有资格使学生接受并执行这个道德观念。道德可以不用“教”，而是师生“共同学习”，这是更高效的“教”，也是内化外在的道德观念更好的途径。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达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隐性的教育效果，因为学生在社会交往中也会用规定性、普适性要求自己，达到自我监督的效果。（二）培养直觉思维和批判思维的德育教学目标。前面提到道德实体问题的思维层次有直觉思维层次和批判思维层次，这两种思维层次并无高低之分，只是发挥作用的方面不同而已，直觉思维和批判思维共同组成道德思维，它们有各自发挥的不可替代作用，不可对它们妄加高级或低等的标签。持直觉思维的道德选择受原则、规定、经验等影响，并不加思索的做出。一般来说，直觉思维运用于简单普遍的道德情景，但这不代表它不重要，道德直觉思维的存在是必要的，它独特的作用在于，很多现实道德难题中没有时间去思考，在面对大部分道德情景时，往往基于原则、规定、过去经验及个人需求、利益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具有个人特征的道德判断和选择，这是一种具有主观意向的直觉。如果能不加思索，纯粹基于个人的道德素养和潜意识的道德判断进行正确的道德选择，那么这能够成为也应该成为德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所以，在德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道德直觉，对学生进行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直觉性道德思维训练是有必要的。黑尔针对这种训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根据公认原则把道德冲突从低到高排成序列，发生道德冲突时选择低序列。例如，当不能同时遵守“不可以说谎”和“不可以使用暴力”两个道德原则时，因为“不可以使用暴力”的序列比“不可以说谎”高，所以宁愿说谎也不能使用暴力。另一种是不断修改道德原则，在特定的情景中增加或删减附加条件，使其适用于当下情景。以上面的案例为例，可以将“不可以说谎”改为“不可以说谎，除非说谎可以避免使用暴力”，这样便解决了道德冲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的目的不是将所有能想到的道德判断排成序列或者加上无数的标签，实际上很多道德冲突无法确定序列的高低顺序。教师应该做的是每当出现道德冲突时，有意识地、适当地使用这两种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道德直觉，解决日后生活中较为简单的道德冲突。持批判思维的道德选择是对比各方面矛盾的结果。黑尔的批判思维是一种诉诸语言的思维类型。批判思维主要在于通过对“什么是道德的”逻辑分析，从而做出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各种原则的后果，也要考虑原则本身，可以说是多角度的透彻分析。要求把个人的道德直觉、情感需要和利益放到一边，以客观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审视，力求认识到真实而完整的事件，这不仅是达到德育目标必要过程，同时有助于提高学生逻辑推理、理性辩证的思维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将教材内容生搬硬套直接“丢”给学生，而是要为学生提供具体的道德情景，并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可进行辨析的内容。教师要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思维进行多角度的讨论，每个人的原则不同、出发点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一方面，对复杂道德情景进行交流甚至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很容易就能认识到自己与别人的道德思维有何不同，帮助学生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全面地、辩证地看待道德问题，长此以往当学生养成习惯，当处于无人监督的道德矛盾时也能使用批判思维解决问题，保持良好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在批判的过程中，只要言之有理，能够自圆其说，教师都应给予认可，因为学生独特的个性是宝贵的，道德教育不是用来教化学生的思想和束缚学生行为的，德育课堂可以让学生畅所欲言，也可以保护和培养学生的个性。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