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原因范文10篇
时间:2024-03-04 05: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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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破产立法中破产原因研究论文
一、破产原因概述
破产原因,也称破产界限,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作出宣告破产的法律事实。破产原因也是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对破产原因规定之宽严,不仅体现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之平衡及保护倾向与力度,而且可能影响到失业人数与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所以成为新破产法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
各国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方式主要有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前者列举规定表明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各种具体行为,实施行为之一者即视为发生破产原因。后者则对破产原因从法学理论上作抽象规定,通常概括规定的方式有:1.不能清偿;2.债务超过,即资不抵债;3.停止支付。我国立法采取概括主义。
多数采用概括主义的国家以不能清偿作为对自然人、法人普遍适用的一般破产原因,而以债务超过作为对资合法人、清算中法人、遗产等仅以有限财产为清偿保证、无人对其债务负无限责任的特定主体主动申请破产的特殊破产原因,目的是防止其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不适当地扩张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规定,停止支付可推定为不能清偿,以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问题。
通常认为,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应满足以下要求:1.明确对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判断标准,使达到破产界限者均能及时、顺利进入破产程序;2.避免未达到破产实质界限的企业被牵连进破产程序;3.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时有易于举证的判断标准,利于其行使权利;4.法院有可迅速判断案件是否应当受理的可操作性标准;5.立法宽严之度符合具体国情和社会政策要求。
二、现行立法中的破产原因规定及问题
破产原因与商业信用危机研究论文
[摘要]商业信用危机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重塑信用必须走体系化、法制化之路,而科学的破产界限制度是信用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业信用危机。
[关键词]破产界限商业信用危机辩证
一、商业信用危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逆流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商业信用危机,从国家信用到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几乎都处于被质疑的窘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企业信用问题是商业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只有60%左右。赖账,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三角债骇人听闻。据资料介绍,“三角债”从1988年的320亿元猛增至1990年的1000多亿元,1990年底突破2000亿元大关,1996年大约达到了8000亿元,到1998年又迅猛增长到1万亿元左右。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5855亿元,具体地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个人信用问题虽比不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严重,却也不甘落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个人消费信贷领域仅汽车行业不良贷款总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81%。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关系混乱,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普遍存在,尤以消费信用实施过程中“失信”现象比较严重。
上述种种商业失信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从经济生活来看,它导致经济关系紊乱,市场无序,直至破坏国家经济基础,威胁经济安全:(1)多方拖欠而形成的“三角债”和“债务链”,不仅使社会资金周转速度滞缓,经济效益下降,交易成本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货款不能收回,导致企业无资金投入再生产过程,使再生产无法进行.在金融业表现尤烈,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给金融业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的信用功能急剧萎缩,形成信用风险的恶性循环。信用风险直接导致流动性风险,致使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被迫停业整顿或关闭清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2)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先提价后打折、坑蒙拐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奖销售,使消费者迷失在混乱中,无法建立起对市场和商品的真正信任,消费者整日生活提心吊胆,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人人自危。(3)随意毁约、违约和合同欺诈行为,不仅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而且破坏了社会法制。当事人为订立合同支付了大量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破产原因与商业信用危机分析论文
[摘要]商业信用危机已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重塑信用必须走体系化、法制化之路,而科学的破产界限制度是信用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商业信用危机。
[关键词]破产界限商业信用危机辩证
一、商业信用危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逆流
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却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商业信用危机,从国家信用到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几乎都处于被质疑的窘境。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年因信用缺失而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6000亿元,相当于国内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企业信用问题是商业信用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据统计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只有60%左右。赖账,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现象大量发生,其中三角债骇人听闻。据资料介绍,“三角债”从1988年的320亿元猛增至1990年的1000多亿元,1990年底突破2000亿元大关,1996年大约达到了8000亿元,到1998年又迅猛增长到1万亿元左右。2002年,商务部的一个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高达5855亿元,具体地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个人信用问题虽比不上企业信用问题的严重,却也不甘落后,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个人消费信贷领域仅汽车行业不良贷款总计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81%。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个人信用关系混乱,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普遍存在,尤以消费信用实施过程中“失信”现象比较严重。
上述种种商业失信行为严重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从经济生活来看,它导致经济关系紊乱,市场无序,直至破坏国家经济基础,威胁经济安全:(1)多方拖欠而形成的“三角债”和“债务链”,不仅使社会资金周转速度滞缓,经济效益下降,交易成本上升,更严重的是由于货款不能收回,导致企业无资金投入再生产过程,使再生产无法进行.在金融业表现尤烈,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给金融业造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金融的信用功能急剧萎缩,形成信用风险的恶性循环。信用风险直接导致流动性风险,致使一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被迫停业整顿或关闭清算,留下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债务问题。(2)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成灾,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先提价后打折、坑蒙拐骗,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奖销售,使消费者迷失在混乱中,无法建立起对市场和商品的真正信任,消费者整日生活提心吊胆,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中,人人自危。(3)随意毁约、违约和合同欺诈行为,不仅导致交易成本上升,而且破坏了社会法制。当事人为订立合同支付了大量成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刍议我国企业破产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与完善我国企业破产制度,对于充分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完善企业经营的风险机制,保证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健康发展,实现竞争的公平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尽管我国的企业破产制度已随着1986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及1991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颁布实施而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但由于种种原因,无论从破产理论或司法实践上看,我国的企业破产制度仍不健全,破产立法明显滞后,这不仅不利于发挥破产制度的特有功能,而且有碍于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合法地审理有关破产案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鉴此,本文拟就破产审判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加以探讨。
一、现行破产法行政色彩浓厚,且立法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从我国现行破产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产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该法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根据该法的规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从破产申请的提出,到和解方案的确定及企业整顿的主持;从破产清算组的组成,到破产财产的清算及职工的安置,几乎无一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而受案法院反倒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这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破产立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传统模式。不可否认,企业破产的确涉及到诸如社会利益分配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社会保障救济机制等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离开政府的管理和支持,企业难于自立,加之人们对破产这种机制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保障救济机制又十分脆弱,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不配套,社会保障救济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法院的力量来解决企业破产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确实需要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但是,企业破产毕竟是由人民法院主持下的一项严格的司法活动,破产程序过多地受制于行政行为,不仅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相悖,且将导致破产程序的功能错位,甚至使破产程序形同虚设。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应当淡化企业破产中的政府干预色彩,强化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判权。其次,从我国破产法的内容来看,我国现行破产法律条款规定较为简单、粗糙,内容单薄,甚至有些规定语言模糊,司法实践中难于掌握。例如,对企业破产原因的规定,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为“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但“经营管理不善”指的是什么﹖“不善”的标准又是什么﹖“严重亏损”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方为“严重”﹖立法未予明确,以至于受案法院在判断破产原因这一企业应否破产的关键问题时颇为踌躇。再次,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共有43条,《民事诉讼法》第19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有8条。然而,前述破产立法条款虽少,却又力求面面俱到,从实体到程序,乃至破产程序诸环节,均有涉猎。这种立法技术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条款简单概括、弹性大,可操作性差,因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很多问题无法可依。综观国外的破产立法,一般都规定得比较详尽,如日本的《破产法》共有382条,其中即包括“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及“免责及复权”,又包括刑罚内容的“罚则”。当然,不是说法律条文越多,立法本身的质量就越高。但也不可否认,立法时对许多具体问题规定的比较详细,司法实践中执行的偏差就会小些。
二、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力
由于受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我国破产法制定时的立法宗旨,是利用破产制度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并未以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为重。对此,不难从《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的规定看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法。”正因如此,我国破产立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机制出现了欠缺。这种保护机制上的欠缺首先体现在破产立法对企业破产原因的规定上。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将“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原因的构成要件。众所周知,作为债权人,其最为关心的是债权能否得到清偿,因此只要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就应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至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原因以及具体表现形态,不应成为债权人行使权利的障碍。国外破产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一般也都以支付停止或支付不能作为一般破产原因,同时以资不抵债作为法人的特殊破产原因。我国现行破产立法虽也以支付不能作为破产原因,但同时又对构成破产原因的支付不能作了两方面的限制,一则必须是严重亏损条件下的支付不能。换言之,如果企业并未出现严重亏损,那么即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不能宣告其破产。二则该严重亏损必须是因经营管理不善所致。如果不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是因为诸如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造成企业严重亏损,那么即使企业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不能认为企业符合破产条件。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第1款对破产原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债权人对破产申请权的行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规定的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原因虽与破产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原因略有不同,但也仍以严重亏损作为支付不能的条件限制。由以上我国破产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可见,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制度的设置,主要是为淘汰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从而实现社会控制,而并非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现实中,我国破产立法对支付不能这一破产原因的限制,不仅为企业状况已达到破产界限的债务人提供了对抗债权人申请其破产的借口,且也往往成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疏于破产申请造成债权人和企业更为严重的损失而免于承担责任的理由。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破产原因这一问题,我国破产立法应当放弃现行法律所附加的限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次,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完整的破产财产保护机制。《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但对法院受案后至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之前这一阶段的破产财产应如何保护,该法未作规定。由于我国现行的破产制度实行破产程序受理开始主义原则,而根据破产法对破产申请受理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不等于宣告企业破产,因此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并成立清算组前这一阶段,破产程序应设置临时管理人制度,以有效控制债务人财产,防止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然而,由于我国破产立法上的这一欠缺,因此在清算组接管破产财产前,债务人的财产仍由债务人自己掌握,这不仅不利于对债务人财产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且给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三、破产债权申报制度设置不尽合理
破产立法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我国破产立法中有关自然人破产、破产原因、破产管理人、重整、国企破产以及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进行了研讨;建议我国破产法应当对自然人的经营破产问题作出规定,破产法应当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申请破产的原因,对政策性破产应当作出必要的限制。劳动债权不能优先于担保物权而受偿。
【关键词】破产法破产原因管理人重整劳动债权
现行破产立法尚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可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破产法。目前,新破产法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制定之中,且近期立法机关又加快了制定的步伐。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新破产法制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立法提供参考。
一、关于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破产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确立优胜劣汰规则的法律机制,应当是一部统一的、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破产法。任何个人和企业只要进入市场,其权益应当受到平等保护,在其符合破产条件时,就应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平等对待。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首先应包括各类法人企业以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企业,从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企业破产法”。
虽然现在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名称上称为企业破产法,但并非完全不能调整自然人的破产问题。从破产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的破产主要是自然人的破产,法人制度出现之后,才开始出现法人的破产制度。当前,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民事主体都适用破产制度,因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破产法均将自然人纳入到破产法调整范围之内。①一般来说,自然人破产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人因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宣告破产。二是自然人在各类消费关系中因消费借贷而发生支付不能,从而被宣告破产。对这两类自然人的破产问题,目前是否均应当在我国破产法中予以规定,仍然存在争议。从实践来看,这两类问题都比较突出,但我们认为,消费者破产问题目前在破产法中作出规定时机还不成熟。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对自然人的举债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促使其理性消费,帮助消除欺诈不讲信用等行为,但由于消费者破产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是否确实资不抵债、对消费者生活必需财产范围的确定与保留、如何免责、失权及复权的评价等问题,难以确定。消费者人数众多,其破产涉及的人力太大,而我国迄今为止仍然不存在自然人破产制度,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如果一下子将破产法扩大适用到广大的消费者破产,我国法院的司法资源还难以承受。如果成千上万的自然人涌到法院申请破产,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企业破产法思考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内容存在一些缺陷。而本文认为,应当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企业唯一的破产原因;选任破产管理人时,应当实行以债权人会议选任为主、以人民法院指定为补充的形式;关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规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期望能够进一步完善破产法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关键词:破产法完善措施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以替代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原破产法)。破产法与原破产法相比,其内容有很大的改进。如在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上,原破产法规定,破产程序仅适用全民所有制企业,而破产法则规定破产程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人,因此在破产资格方面,实现了对所有企业法人的平等对待。
在破产的条件上,原破产法规定,企业必须是“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法院才能宣告其破产。但企业的哪些亏损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哪些亏损是因为政策等原因造成的,有时很难确定。而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就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至于债务人是否亏损、亏损的原因是什么,都不是能否宣告其破产的条件,这非常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设置了破产管理人制度。原破产法没有规定破产管理人制度,而是规定了破产清算组制度,在破产进行过程中,由破产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破产法设立了破产管理人制度,这种制度是英美法系破产法比较成熟的制度。破产管理人由熟悉破产业务的专业人士担任,其工作成效必然会超过主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清算组,这有利于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破产法的内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破产原因需要完善
企业破产法完善论文
内容摘要: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内容存在一些缺陷。而本文认为,应当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企业唯一的破产原因;选任破产管理人时,应当实行以债权人会议选任为主、以人民法院指定为补充的形式;关于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规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期望能够进一步完善破产法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利益。
关键词:破产法完善措施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6年8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以替代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原破产法)。破产法与原破产法相比,其内容有很大的改进。如在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上,原破产法规定,破产程序仅适用全民所有制企业,而破产法则规定破产程序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企业法人,因此在破产资格方面,实现了对所有企业法人的平等对待。
在破产的条件上,原破产法规定,企业必须是“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法院才能宣告其破产。但企业的哪些亏损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哪些亏损是因为政策等原因造成的,有时很难确定。而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就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债权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申请。至于债务人是否亏损、亏损的原因是什么,都不是能否宣告其破产的条件,这非常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设置了破产管理人制度。原破产法没有规定破产管理人制度,而是规定了破产清算组制度,在破产进行过程中,由破产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破产法设立了破产管理人制度,这种制度是英美法系破产法比较成熟的制度。破产管理人由熟悉破产业务的专业人士担任,其工作成效必然会超过主要由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清算组,这有利于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虽然破产法的内容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破产原因需要完善
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我国破产法律制度起步较晚,现行破产法律法规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破产人主体范围狭窄、破产原因不统一等问题,给审理破产案件带来许多困难。本文就实践中遇到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
「关键词」破产法律制度破产人主体范围破产原因破产案件受理担保物权实现方式
所谓破产法律制度,是指民事主体由于法定原因而由司法机关依法宣告其丧失法律人格的制度,其包括破产能力、破产原因、破产宣告三个基本内容及其他相关制度。我国的破产立法起步较晚,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是1986年12月2日制定实行的,该法只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的法律制度;1991年4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中又确立了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的法律制度。两部法律尽管对规范破产案件的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缺陷也是明显的,虽经最高人民法院几次司法解释修补仍显不足。
一、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所规定的破产人主体范围相对狭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章的规定,在我国只有企业法人才具备破产人主体资格,而自然人、非法人企业不能适用破产制度,即使其已具备破产条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人、非企业法人(如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为民事法律行为,承担民事法律后果,同样存在市场风险,同样会具备破产条件。如不将其列入破产人法律主体,则不能消亡因此类民事主体具备破产条件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使其长期悬空无法得到解决。现今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其中一部分案件就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法人资格)事实上已经破产根本无偿还能力,而积存在法院不能执结,造成执行难。如果赋予这些当事人破产人主体资格,使权利人根据破产制度公平受偿,这样不仅有利于经济秩序的正常、有效运行,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我国破产法律制度应扩大破产人主体范围,将自然人、非企业法人纳入,使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更加科学、完备。
二、破产法律规范不统一、不明确易产生分歧
我国破产立法分析论文
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公平清理的程序。破产法是为调整或者规范破产程序乃至相关的实体法制度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制度的破产制度。
我国自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运用。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了《企业破产法(试行)》。后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补充增加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破产立法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在内容上呈现出立法条文简单化,以致我国破产立法中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众多问题,已经远不能够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势在必行。但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自1994年开始至今,尚未颁布施行,笔者自然会感触良多。以下仅就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时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关于破产法的功能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认为,破产法的功能在于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这样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中。现时在重新起草破产法过程中,仍有不少意见主张破产法应当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配置为目的。
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破产法的功能,对我国重新起草破产法有害无利。任何法律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健全与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我国现阶段,制定破产法在客观上应当有利于或者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破产法客观上所能起的作用,归结为破产法的功能。否则,我们将模糊对破产法的认识,不适当地扩充破产法的功能,从而对破产法所能起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值,以致于因破产法的实施困难而对破产法产生怀疑。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产生多少促进。这说明破产法的功能并不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新起草破产法时必须认识到,破产法的功能,如同民事诉讼法,在于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清理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破产法只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民商事基本法只具有补充意义,因此不能负担促进改革的过巨重任。事实上,我们在制定破产法时却使得破产法负担了本不应负担的功能。诸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与破产法的功能无关,但却深深地影响着破产法的制定。
小议破产法适用主体对比
一、破产法的适用主体
破产法的适用是破产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各国的破产法都首先就此作出明确规定。从国外的立法来看,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三种主义:一是商人破产主义,二是一般破产主义,三是拆衷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是指有权进行破产程序的主体仅限于商人,其他人不能宣告破产。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旧法采此立法主义。所谓破产法的适用主体,就是相关主体的破产能力问题。
德国关于破产法适用主体的规定:根据德国现行破产法第11条规定,德国破产法适用于自然人、法人及无权利能力的社团的财产;无法律人格的合伙或公司的财产以及遗产、延续共同财产关系中的共同财产和共同财产关系中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的共同财产。
通过以上两个具有典型代表的法律规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其最大的共性是适用主体均扩大到个人、公司和合伙等债务人。
二、德国和美国破产法的立法背景比较
“破产”一词来源于拉丁文,意指“其柜台被打破的商人”。柜台被打破的商人无法再继续做生意。破产制度源于罗马法上的财产委付程序制度。罗马法上的财产委付经历了欧洲中世纪商事习惯法的提炼,形成了商人破产习惯法。现代破产法起源于英格兰。最初,英格兰的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人,并在十六世纪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