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立法范文10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下，破产必将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必然现象。综观世界各国破产制度的概况，可以发现破产过程中极易产生破产犯罪，而且破产犯罪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正如德国有关人士所讲"即使是一百个盗窃犯同时下手行窃，则其造成的损害，还不及一件普通的破产犯罪"①。而我国目前有关破产犯罪的立法，仍未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框框，远远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完善破产犯罪的立法势在必行。下面，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以期对破产犯罪立法有所裨益。

一、破产犯罪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破产犯罪立法起源于古罗马法，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古罗马《十二铜表法》第三表规定了债务不能履行的处理办法：债务期满后，债务人不能清偿的，债权人把债务人押到法庭，申请执行，若仍不能清偿，又无人为其担保的，债权人有权将债务人押回家中60天，拴住皮带或脚镣。在此期间，债务人仍可谋求和解，如不能和解，债权可三次把债务人押到集市广场，高声宣传其所欠债务数额，若仍无人代为清偿或保证的，债权人可把债务人卖到悌伯河以外的外国，或把他杀死②。这种因破产而对人执行的制度是破产犯罪立法的雏形，体现了在后来一定时期内长期延续的"破产有罪"的原则，即破产本身就是犯罪，债务人就是犯罪人，应当受到惩罚。这一原则对破产债务人实行了严格的人身限制和严厉的惩罚。这种对破产的严格惩罚主义一直贯穿着欧洲资产阶段革命初期的破产法立法。如1538年，法国颁布破产法，规定了诈骗破产罪，债务人一旦破产，就意味着有了严重的刑事犯罪，处刑极高，有时甚至会被处以死刑。直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正常经营失败是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破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是优胜劣汰规律的必然结果。因此，破产免责主义便逐渐成为各国破产立法普遍采用的立法原则，破产有罪开始向破产无罪转变，建立在债务人绝对诚实基础上的破产不再被视为当然犯罪。但破产无罪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破产行为，包括破产犯罪行为都不会被追究，对那些以故意为特征的诈骗破产、贿赂破产等行为，依然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犯罪呈上升趋势，破产犯罪日趋普遍，且呈现智能化、专业化等崭新特点，其社会危害程度亦日趋严重，因此，各国对破产犯罪予以高度重视，并强化各种预防、惩罚破产犯罪的法律措施，破产犯罪立法正日趋完善，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完备的破产犯罪立法体系。

现代意义上的破产犯罪应如何定义，目前我国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破产犯罪是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或破产宣告前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实施的损害债权人利益或使破产程序不顺利进行，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③；第二种观点认为："破产犯罪是指在破产原因发生之时或在破产程序进行之中，破产关系人违反破产法的规定而实施的损害债务人利益或使破产程序不能顺利进行，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④。两种观点除时间界限上的分歧外，其他基本相同。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较为科学。因为，如果把破产犯罪的时间界限在"破产宣告前法律规定期间内"，如6个月、12个月等。那么它将为债务人以及其他关系人恶意规避法律，故意在法定期间以前实施犯罪行为造成可乘之机。因而，应把时间界限确定在破产原因发生之时。理由是，债务人一般都是在"资不抵债"等破产原因出现时，才产生犯罪故意的；从这时起，债务人实施的恶意行为，应以犯罪论处。

纵观国外破产犯罪立法，破产犯罪的主要特征是：

1、客体：破产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犯罪，它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破产法律制度，包括破产实体，即破产债权人和其他人的财产权利；也包括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

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公平清理的程序。破产法是为调整或者规范破产程序乃至相关的实体法制度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制度的破产制度。

我国自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运用。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了《企业破产法(试行)》。后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补充增加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破产立法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在内容上呈现出立法条文简单化，以致我国破产立法中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众多问题，已经远不能够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势在必行。但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自1994年开始至今，尚未颁布施行，笔者自然会感触良多。以下仅就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时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关于破产法的功能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认为，破产法的功能在于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这样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中。现时在重新起草破产法过程中，仍有不少意见主张破产法应当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配置为目的。

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破产法的功能，对我国重新起草破产法有害无利。任何法律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健全与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我国现阶段，制定破产法在客观上应当有利于或者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破产法客观上所能起的作用，归结为破产法的功能。否则，我们将模糊对破产法的认识，不适当地扩充破产法的功能，从而对破产法所能起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值，以致于因破产法的实施困难而对破产法产生怀疑。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产生多少促进。这说明破产法的功能并不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新起草破产法时必须认识到，破产法的功能，如同民事诉讼法，在于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清理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破产法只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民商事基本法只具有补充意义，因此不能负担促进改革的过巨重任。事实上，我们在制定破产法时却使得破产法负担了本不应负担的功能。诸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与破产法的功能无关，但却深深地影响着破产法的制定。

一、破产原因概述

破产原因，也称破产界限，指认定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当事人得以提出破产申请，法院据以启动破产程序、作出宣告破产的法律事实。破产原因也是和解程序与重整程序开始的原因。对破产原因规定之宽严，不仅体现出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之平衡及保护倾向与力度，而且可能影响到失业人数与社会秩序等诸多方面，所以成为新破产法立法中的一个重要争议问题。

各国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方式主要有列举主义与概括主义。前者列举规定表明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各种具体行为，实施行为之一者即视为发生破产原因。后者则对破产原因从法学理论上作抽象规定，通常概括规定的方式有：1．不能清偿；2．债务超过，即资不抵债；3．停止支付。我国立法采取概括主义。

多数采用概括主义的国家以不能清偿作为对自然人、法人普遍适用的一般破产原因，而以债务超过作为对资合法人、清算中法人、遗产等仅以有限财产为清偿保证、无人对其债务负无限责任的特定主体主动申请破产的特殊破产原因，目的是防止其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仍不适当地扩张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同时规定，停止支付可推定为不能清偿，以解决债权人申请破产时的举证责任问题。

通常认为，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应满足以下要求：1．明确对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判断标准，使达到破产界限者均能及时、顺利进入破产程序；2．避免未达到破产实质界限的企业被牵连进破产程序；3．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时有易于举证的判断标准，利于其行使权利；4．法院有可迅速判断案件是否应当受理的可操作性标准；5．立法宽严之度符合具体国情和社会政策要求。

二、现行立法中的破产原因规定及问题

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公平清理的程序。破产法是为调整或者规范破产程序乃至相关的实体法制度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制度的破产制度。

我国自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运用。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了《企业破产法(试行)》。后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补充增加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破产立法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在内容上呈现出立法条文简单化，以致我国破产立法中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众多问题，已经远不能够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势在必行。但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自1994年开始至今，尚未颁布施行，笔者自然会感触良多。以下仅就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时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关于破产法的功能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认为，破产法的功能在于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这样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中。现时在重新起草破产法过程中，仍有不少意见主张破产法应当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配置为目的。

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破产法的功能，对我国重新起草破产法有害无利。任何法律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健全与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我国现阶段，制定破产法在客观上应当有利于或者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破产法客观上所能起的作用，归结为破产法的功能。否则，我们将模糊对破产法的认识，不适当地扩充破产法的功能，从而对破产法所能起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值，以致于因破产法的实施困难而对破产法产生怀疑。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产生多少促进。这说明破产法的功能并不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新起草破产法时必须认识到，破产法的功能，如同民事诉讼法，在于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清理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破产法只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民商事基本法只具有补充意义，因此不能负担促进改革的过巨重任。事实上，我们在制定破产法时却使得破产法负担了本不应负担的功能。诸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与破产法的功能无关，但却深深地影响着破产法的制定。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一种特殊代谢手段的破产，在使债权人得到公平清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为减少或抑制破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使债权得到更充分的满足，破产和解制度应运而生。所谓破产和解制度，就是指破产程序开始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就债务人延期清偿债务，减少债务数额，进行整顿等事项达成协议以中止破产程序，防止企业破产的制度。囿于我国破产和解立法存在的缺陷，我国的破产和解制度的应有功能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从立法上探讨破产和解制度的完善，从而促进破产和解制度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已是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行破产和解立法之检讨

1、我国现行破产和解制度在立法体例和运用上的二元化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离。和解制度作为防止或避免破产的程序制度，应由国家统一立法加以规定，保持程序制度在各个方面的协调一致。但是，我国现行和解制度在立法上和适用上，与和解制度的一体化要求相距甚远。由于我国破产立法受所有制观念的限制，受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了国有企业的和解与整顿制度，《民事诉讼法》则规定了适用于非国有企业的和解制度。立法上的不统一，导致适用具体程序制度的不一致。

2、政府行政参与和解程序的色彩过浓。和解程序作为破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应当有政府行政的积极干预，政府更不应当超越法院的地位而成为和解程序的主角，否则，便会有政府干预法院独立行使对破产案件的管辖权之嫌，也不符合政府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实施宏观调控这一改革既定方针。但是，我国现行法规定的适用于国有企业的和解与整顿，都体现了政府行政对和解程序的过多参与。首先，债权人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时，是否申请和解，决定权不在于债务人，而是归其上级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享有。其次，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后，中止破产程序，其后的整顿由债务人的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把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经营活动、整顿亏损企业的行政措施引入了破产程序，从而将政府整顿亏损企业的行政措施，演变为政府行政参与法院审判程序的合法途径，导致政企不分，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的烙印，与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国家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的既定方针背道而驰。

3、人民法院在和解程序上的积极主动作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破产和解程序的本质，是法院审判权范围内的司法清理程序。同时，和解程序开始于破产程序进行中，和解的成立对破产程序有中止或终结的效力，所以，和解应完全处于法院的控制下，法院对和解程序的开始、中止或者终结应当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破产和解立法在程序上的缺陷，妨碍了人民法院在和解程序中审判职能的发挥，而政府行政对和解程序的积极干预更弱化了人民法院在和解程序上应有的主动性。首先，对于非自愿申请破产案件，是否申请对企业进行整顿由国有企业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人民法院无权决定。其次，政府行政申请整顿。人民法院无权对和解或整顿申请进行必要的实质审查，只有选择召开债权人会议讨论和解方案的权力。既然和解程序实质上是法院审判权范围内的司法清理程序，那么忽视了人民法院主动作用的和解制度，势必等于放弃了和解程序所固有的本质属性。

二、取消双轨制，实现破产和解制度立法的一元化

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个人破产法中，包括个人破产重整程序。在我国个人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中，也必然涉及到个人破产重整程序的拟定。因此对其他国家个人重整程序的对比研究，具有一定的立法借鉴意义。本文将对比两大法系关于个人重整程序的主要程序性规定，以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重整程序所用。

一、个人破产重整程序的启动要件

(一)英美法系。美国破产法规定原则上只有个人债务人才有权在自愿破产或非自愿破产案件的任何时间提起，但在破产案件已任命了破产托管人，且个人债务人在救济令办法后的120天内仍未提交重整计划或180内个人债务人没有提交一份被当事方接受的重整计划的情况下，破产托管人、债权人委员会、资本股票持有人委员会、债权人、资本股票持有人都有权提出重整计划。①香港破产条例则规定个人债务人需向拟定的破产托管人递交重整建议书，同时该建议书需要有简短的解释，说明该债务重整安排的合理性，以及预计债权人同意该安排的理由。(二)大陆法系。德国破产法第218条则规定破产管理人和个人债务人均有权向破产法院提交重整计划。而破产管理人一般系因债权人委员会委托，才会向法院递交重整计划。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则规定个人债务人须在法院开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产前，向法院申请更生(即重整)，但该法律同时规定适用上述程序的债务人，对外无担保或无优先权债务总额原则上需不超过1200万元(新台币)。

二、破产管理人的职责范围

(一)英美法系。根据美国破产法第704条、第1106条、第1302条等规定，作为个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其须履行如下职责:收集破产财团财产并实施变卖;接受和保管所有接收的财产;调查债务人财产;审查债权，否认不恰当的债权;出席听证会并就抵押财产、破产计划等作证;协助债务人履行清偿计划;确保个人债务人按照清偿计划还款;如个人债务人继续从事业务活动，则管理人应对债务人业务的运营情况和该业务继续运营的前景，进行监督和调查。(二)大陆法系。台湾地区破产法将破产管理人的角色定义为监督人，依照其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第49条等规定，监督人的主要职责如下:调查个人债务人财产、收入及业务状况，并书面报告给法院;协助债务人完成更生方案;试算无担保及无优先权债权在清算程序下的受偿总额。该法律同时还规定如法院未选任监督人时，个人债务人须定期向法院报告财产及收入状况。监督人对个人债务人的更生方案、债务人财产及收入状况报告、债权人及债务人清册等，均应备置给利害关系人查阅。而在德国破产法中，更强调破产管理人的监督职责，其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受破产法院监督，法院可以随时要求他汇报情况，并可通过罚金来执行②。管理人每年均应向法院和债权人委员会(如有)报告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前景，同时法院和债权人委员会(如有)也有权随时要求管理人告知其具体情况或管理人作阶段性报告。

三、个人重整计划内容及表决

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公平清理的程序。破产法是为调整或者规范破产程序乃至相关的实体法制度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制度的破产制度。

我国自1979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运用。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了《企业破产法(试行)》。后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补充增加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破产立法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在内容上呈现出立法条文简单化，以致我国破产立法中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众多问题，已经远不能够适应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势在必行。但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自1994年开始至今，尚未颁布施行，笔者自然会感触良多。以下仅就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时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关于破产法的功能

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认为，破产法的功能在于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和发展。这样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中。现时在重新起草破产法过程中，仍有不少意见主张破产法应当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配置为目的。

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破产法的功能，对我国重新起草破产法有害无利。任何法律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健全与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我国现阶段，制定破产法在客观上应当有利于或者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破产法客观上所能起的作用，归结为破产法的功能。否则，我们将模糊对破产法的认识，不适当地扩充破产法的功能，从而对破产法所能起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值，以致于因破产法的实施困难而对破产法产生怀疑。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产生多少促进。这说明破产法的功能并不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新起草破产法时必须认识到，破产法的功能，如同民事诉讼法，在于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清理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破产法只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民商事基本法只具有补充意义，因此不能负担促进改革的过巨重任。事实上，我们在制定破产法时却使得破产法负担了本不应负担的功能。诸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与破产法的功能无关，但却深深地影响着破产法的制定。

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法院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公平清理的程序。破产法是为调整或者规范破产程序乃至相关的实体法制度的规范的总称，它创造了一种不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执行制度的破产制度。

我国自1979年开始体制改革，并着手探索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的运用。1986年12月，我国颁布了《破产法(试行)》。后在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我国又补充增加了第十九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但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的破产立法在形式上呈现出多样化、在上呈现出立法条文简单化，以致我国破产立法中的程序制度和实体制度设计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众多，已经远不能够适应我国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势在必行。但新破产法的起草工作自1994年开始至今，尚未颁布施行，笔者会感触良多。以下仅就我国重新制定破产法时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以期能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关于破产法的功能

我国界和实务界长期认为，破产法的功能在于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企业优胜劣汰竞争机制的建立和。这样的认识集中反映在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中。现时在重新起草破产法过程中，仍有不少意见主张破产法应当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产业配置为目的。

这种认识实际上模糊了破产法的功能，对我国重新起草破产法有害无利。任何法律都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关系的健全与发展，否则，就不可能有生命力。在我国现阶段，制定破产法在客观上应当有利于或者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把破产法客观上所能起的作用，归结为破产法的功能。否则，我们将模糊对破产法的认识，不适当地扩充破产法的功能，从而对破产法所能起的作用寄予过高的期望值，以致于因破产法的实施困难而对破产法产生怀疑。例如，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颁布这么多年了，大家有目共睹破产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产生多少促进。这说明破产法的功能并不在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在重新起草破产法时必须认识到，破产法的功能，如同民事诉讼法，在于通过国家的公权力来清理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关系。破产法只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相对于民商事基本法只具有补充意义，因此不能负担促进改革的过巨重任。事实上，我们在制定破产法时却使得破产法负担了本不应负担的功能。诸如以下两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与破产法的功能无关，但却深深地着破产法的制定。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我国破产立法中有关自然人破产、破产原因、破产管理人、重整、国企破产以及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进行了研讨;建议我国破产法应当对自然人的经营破产问题作出规定,破产法应当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作为申请破产的原因,对政策性破产应当作出必要的限制。劳动债权不能优先于担保物权而受偿。

【关键词】破产法破产原因管理人重整劳动债权

现行破产立法尚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制定一部可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科学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新破产法。目前,新破产法正处于紧锣密鼓的制定之中,且近期立法机关又加快了制定的步伐。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新破产法制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立法提供参考。

一、关于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破产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和确立优胜劣汰规则的法律机制,应当是一部统一的、普遍适用于各类市场经济主体的破产法。任何个人和企业只要进入市场,其权益应当受到平等保护,在其符合破产条件时,就应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平等对待。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适用范围上首先应包括各类法人企业以及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企业,从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企业破产法”。

虽然现在正在制定的破产法在名称上称为企业破产法,但并非完全不能调整自然人的破产问题。从破产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的破产主要是自然人的破产,法人制度出现之后,才开始出现法人的破产制度。当前,各国立法一般都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民事主体都适用破产制度,因此,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破产法均将自然人纳入到破产法调整范围之内。①一般来说,自然人破产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人因从事经营活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被宣告破产。二是自然人在各类消费关系中因消费借贷而发生支付不能,从而被宣告破产。对这两类自然人的破产问题,目前是否均应当在我国破产法中予以规定,仍然存在争议。从实践来看,这两类问题都比较突出,但我们认为,消费者破产问题目前在破产法中作出规定时机还不成熟。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建立消费者破产制度有利于培养良好的信用环境,有助于对自然人的举债起到警示作用,有利于促使其理性消费,帮助消除欺诈不讲信用等行为,但由于消费者破产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例如是否确实资不抵债、对消费者生活必需财产范围的确定与保留、如何免责、失权及复权的评价等问题,难以确定。消费者人数众多,其破产涉及的人力太大,而我国迄今为止仍然不存在自然人破产制度,在这方面缺乏必要的经验,如果一下子将破产法扩大适用到广大的消费者破产,我国法院的司法资源还难以承受。如果成千上万的自然人涌到法院申请破产,也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论文关键词】个人破产企业破产自由财产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因此，必须将个人破产立法制度和企业破产制度进行区别和差异研究。

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破产立法被优先确立，而后经过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出现，企业破产制度的出现使得破产立法进一步发展，而二者在适用上显然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从某些方面来看，虽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在产生的根源、基本原理、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因破产主体的不同，个人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是自然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类型，而企业破产立法的适用主体则是法人企业，因此在适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性。研究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的不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法律特征，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研究的独立价值，为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制度提供研究价值。再者，区分两种立法的不同也同样可以说明我国今后设立个人破产立法断然不可直接套用企业破产立法的所有规定，也不可将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直接照搬套用。本文认为，两者除了主体属性的不同之外，还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一、价值目标不同

个人破产制度中的自然人一般都具有破产能力，即使该自然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是精神病人，在民法学上这两类人也只是不具有行为能力，而具有权利能力，因此，无论是何种自然人群体都应当具有破产能力。自然人的破产权利能力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自然人的身份不因从事商行为而受到任何影响，都具有破产能力。但是，相对于自然人来讲，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则有所不同，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可以因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此，大部分国家都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排出那些特殊行业企业法人的破产能力，以达到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稳定国内安定团结的目的。这些特殊行业包括维持人民大众日常所需的行业，比如银行、保险、铁路交通、邮政通讯等。

二、破产原因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