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范文10篇

一、引言

文化是广大贫困地区群众的精神食粮，在实现全面脱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017年全国连片特困区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仅883元，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的四分之三，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而连片特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有9264元[1]，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待从供给侧发力。从2015年底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迅速引起我国经济领域的高度重视。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也逐步受到关注，并被学者们广泛运用。“十三五”规划强调在未来发展中要克服供需失衡等一系列问题，而文化发展的供需平衡是重要内容。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存在的问题（欧小蓉[2]）、内涵（陈莎[3]）、基于需求现状调研与居民文化状况及地方实践探索总结的供给侧改革策略（陈艳[4]、张忠[5]、黄君录[6]）、基层文化队伍建设（彭雷霆[7]）、“互联网+”视域下的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动力机制设计（陈波[8]）、实践探索（姜雯昱[9]）等方面。王为理等梳理公共文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能满足农民工群体的原因，基于公益电影放映项目和继续教育项目两类项目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创新新媒体服务平台等改革对策[10]。陈建提出自治与他治形成合力、整体性政府合作伙伴关系、线下与线上互补优化等革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策略[11]。汪开利在总结当前安徽公共文化服务现状的基础上，设计多元供给配置、精准对接需求、实施科技引领等创新安徽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发展路径[12]。特别是《“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强调“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贫困地区的任务是最艰巨、最繁重的”[13]。本文研究中部地区安徽省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运行机制，试图探索减少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中与需求不相适应、不相匹配的内容，为促进供需协调与匹配，促进文化资源公平共享提出建议。

二、安徽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现状

截至2017年底，安徽省共有20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12个集中连片特困县和9个深度贫困县，安徽贫困人口为679.1万，排名前三位的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因残和缺劳动力[14]，2018年9月—11月，选取利辛县望疃镇辛沟村、临泉县高塘乡贾王村、金寨县天堂寨镇泗河村、望江县雷池乡三河村四个村的村干部、村民进行个别访谈，发现贫困居民的文化需求更倾向于群众自组织类的活动或去休闲健身器材锻炼，而对阅读或乡镇文化站等政府组织的活动参与较少。截至2016年底，安徽皖江城市带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的普及率看，绝大多数乡镇都有图书馆和文化站，只有安庆市没有达到全覆盖；而剧场和影剧院的普及率则较低，最高的为马鞍山，达到28.57%，但与发达城市上海市68.9%的占比仍有很大差距；乡镇公园及休闲健身场所的普及率也达到80%以上，最高的仍然是马鞍山，这与马鞍山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有密切关系，但与无锡市、宁波市、舟山市100%的全覆盖还有一定差距。在公共图书馆供给方面，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上等图书馆中，其中一等和二等图书馆安徽省累计达到64个，国贫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县中分别有6个和1个图书馆未达到三等图书馆评定标准，9个深度贫困县中，一、二等图书馆累计达到5个，而霍邱县和萧县图书馆尚未达到三等图书馆标准[15]。在文化馆供给方面，近年来安徽贫困地区增加了人、财、物的供给，以9个深度贫困县为例，2018年度文化馆活动和训练的次数并不弱于怀宁、枞阳、五河、固镇、东至等非贫困县，其中临泉县为1533次，利辛县也超过100次；用于文化馆活动举办等各项支出也均超过100万元，最少的太湖县年度支出109.3万元。从站均组织文艺活动的次数来看，除了阜南县略低于5个非贫困县外，其余8个深度贫困县均超过5个非贫困县，最高的临泉县接近50次/个，约为5个非贫困县平均值的5倍，站均举办训练班班次9个深度贫困县中也有5个高于非贫困县的最高值12次/个。

三、安徽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供给总量逐年增长，供给质量和效率偏低。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政对贫困地区政策倾斜力度的加大，人才、资金、公共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供给数量逐年增长。表现在如人力供给上，从2013年起，实施贫困地区文化人才支持计划，以2018年安徽省文化人才选派指标计划为例，国贫县、省贫县和其他各市县分别按10人、5人和3人选派[16]；在财力供给上，2018年安徽省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中，位居前五位依次是歙县、寿县、金寨县、临泉县、霍邱县，五个县中有四个都是国贫县。但贫困地区文化资源配置仍不合理，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不高，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方面，安徽省41被评定为一级的图书馆中，位于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只有颍上县、金寨县、太湖县和岳西县4个图书馆，而深度贫困县只有金寨和太湖图书馆为一级[15]。在服务产出上，以安庆市贫困县太湖和非贫困县桐城相比较，2018年公共图书馆的人均藏书量分别为0.302和0.205册/人，但总流通人次却分别为221.23千人次和317.86千人次。在走访的利辛县望疃镇辛沟村、临泉县高塘乡贾王村、金寨县天堂寨镇泗河村、望江县雷池乡三河村等多个农村书屋，都存在书籍利用率低的普遍现象，且不少乡镇综合文化站存在硬件设施陈旧老化，软件设施更显不足的现象。（二）供给与需求有所脱节，供需失衡。文化扶贫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强，投入到公共文化设施、群众文化活动组织和举办的财政专项资金不断增加，扶持政策不断推出跟进，但是群众文化自组织建设困难，居民受欢迎的文化活动较少，参与率不高，难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对公共文化的多样化、差异化、多元化需求。以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定的农家书屋《推荐目录》为例，安徽省2015年《选用目录》不足《推荐目录》的9%[17]。由于自上而下的供给方式，群众表达不畅通，送文化多，种文化少，致使供给没有对接居民文化需求，贴近贫困地区百姓生活的文艺作品不多，以潜山县2018年164场送戏进万村演出为例，通过对潜山县黄柏镇、五庙乡、梅城镇3各乡镇9个行政村村民的个别访谈，虽然这些活动也送去了欢声笑语，但群众更喜欢文化自组织开展的活动。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大量农民文化乐园、文体活动设施、场所的复制式建设，供给内容趋同性，供给方式单一化，存在基层文化设施闲置、文体活动无人参与等无效供给的现象。公共文化的财政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不少文化惠民项目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公共文化空间布局不合理，文化资源配送网络建设不完善。（三）供给体系不健全，缺乏文化人才。通过课题组抽样调查，对安徽省贫困地区的灵璧县黄湾镇、砀山县朱楼镇、阜南县王堰镇、宿松县许岭镇等4个综合文化站的调研，并对管理人员和个别村民进行访谈，调研中还发现公共文化服务“散、乱、差、少”的问题仍很突出，创新模式较少，文化资源共享建设与非贫困县相比，有较大差距。在文化管理、服务人才方面，基层综合文化站、农民文化乐园等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够强，不能积极主动地开展各项工作。在文化专业人才方面，虽然实施了文体人才工程等各项政策，但对于贫困地区依然缺乏优秀的文化专业人才，难以吸引文化能人留在本地，业余群众文体队伍也不够壮大，部分优秀的民间文化和特色技艺面临无人继承的困境。在实践中，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中，并没有采用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来考核和量化贫困地区的这项工作。在调研中，笔者发现不少贫困地区的文化发展并没有与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各项发展相融合，更没有将文化发展置于整个地区发展的大背景中，因此，以文化人、以美育人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文化反哺经济的作用也没有更好的体现。

摘要：当前西部贫困地区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乡镇行政的过度干预与村民自治功能萎缩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失衡。要改善这一关系，一是要依法改善乡镇治理体制和方式，界定村务与政务，增设派出机构，为村民自治提供广阔的空间，二是要落实村民自治各个环节，构建科学合理的村民自治结构，平衡和规范自治权力内部关系，努力提高村民自治能力。

2O世纪8O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两种力量及其制度模式构成我国农村社会“乡政村治”的格局。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权；二是存在于农村社会的村民自治权，村民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对自己进行管理，按照民主的原则实行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两者产生了诸多矛盾，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冲突成为最为突出问题之一，而当前西部贫困农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交通落后、土地分散、粗放经营效率低、公共卫生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等现状，急需充分发挥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民的民主创造性和主动性，并且需要国家负责任的引导和帮助，绝不能将国家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变相转嫁于农民或压制村民自治运行。所以正确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必要和重要。

一、贫困地区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现状分析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此规定明确界定了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与乡镇行政权关系在法律上的定位，他们应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关系”。但对西部贫困地区村民自治现状而言，现实中的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常常与法律法规存在着种种偏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频繁干预与过度控制，将村民委员会当作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进行行政领导，布置各项任务并下达行政指令，从而转嫁乡镇行政权应承担的责任和费用于村民自治组织和村民，造成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空挡与错位。一般表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乡镇行政对村民自治组织的人事控制。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对村民会议负责，乡镇政府无权任免，但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通过在村干部中培植自己的人实行对村的间接控制。例如在选举中对村民委员会成员资格进行限制，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将村民自治组织的“当家人”转变成乡镇政府的“人”，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角色错位。虽然便利了乡镇政府对村的管制和所属行政责任的完成，但往往造成村民心目中精英人物落选，压制了村民民主权利实现的构想与向往，实质上是对村民自治权的一种剥夺。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作为素质教育重要方面的美术教育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基础教育改革纲要(试行)》、《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并于*年5月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10年)》，明确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深化课程改革为核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以普及和发展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为重点，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积极学习世界的优秀文化艺术。坚持积极进取，因地制宜，真抓实干，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管理水平，使我国学校艺术教育再上新台阶的指导思想。提出至*年，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学校艺术课程开课率达到100％，农村学校达到90％，处境不利地区的学校达70％；至2010年，农村学校开课率达到100％，处境不利地区的学校达到80％，高中阶段所有学校按规定开设艺术课程。

近几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美术教育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与探索，尤其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和城镇学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但我们在欣喜之余，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中小学校，艺术教育正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开展得还相当薄弱，离《全国学校艺术教育规划(*—2010年)}中提出的具体目标还相距甚远。可以说，没有占全国受教育人口80％的大多数农村学校艺术教育的繁荣，我们就无法实现既定的艺术教育目标，提高整个国民艺术素质更无从谈起。因此，笔者对农村贫困地区学校美术教育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引起大家都来关注农村美术教育，并把农村美术教育落到实处。

一、目前贫困地区学校美术教育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历史、政治和地理等诸方面的原因，中西部广大农村，尤其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东部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严峻的现实状况导致了这些地区学校的美术教育面临着重重困境。

贫困地区学校美术教育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美术教师的匮乏。就笔者所在地区的调查，目前近60％的农村中小学没有专职美术教师，很多学校让其他学科的老师兼任，使美术课流于形式。整体美术开课率尚达不到40％。同时，我们却又看到另一种现象，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近几年从高师美术教育专业和其他美术院校毕业的本专科大学生宁愿漂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里打工，也不愿意到农村中小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造成大量的人才闲置与浪费。这固然有大学生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这些大学生几年专业学习下来，往往花费了近三四万元的家庭收入，他们希望尽早实现自己的价值，为家庭分忧，而目前，贫困地区学校的教师待遇还是不能吸引他们安心工作的。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越长，就会造成恶性循环，农村中小学的美术教师就会越匮乏。而且随着社会信息交流和开放程度的增加，农村中小学现有的师资也在流失，乡镇的老师向县城学校流动，县城的美术教师向经济发达的城市公立或私立学校流动。这无疑对农村的艺术教育是釜底抽薪。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学校和大城市学校的差距没那么大，现在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已不是个别现象。

现有师资水准较为落后是农村美术教育面临的又一困境。农村学校现有的美术教师一部分为非专业兼职教师，另一部分多为20世纪90年代以前毕业的中师毕业生或专科毕业生。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村学校美术教育还是让学生长期去画石膏几何形体或者简笔画，忽视鲜活的现实生活和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更没有考虑学生的情感、兴趣和需要，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脱离，自然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当然，美术师资水准的落后与教育机构、学校对教学设备的投入、教师继续教育情况也有很大关系。目前，80％的农村中小学没有专门的美术教室或美术活动场所。

随着“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在100多个贫困地区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试点工程，公共文化服务在脱贫、教育的实践中可谓硕果累累。以来，党和政府对于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力度显著加强。公共图书馆有必要发挥其文化服务的媒介功能，从精神到实践层面不断地推动贫困地区文化建设前行，真正将积极的精神和正面的文化传播到每一个人，从而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人文质素养，通过不断提高图书馆文化治理功效，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

1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及其价值

公共文化服务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在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会进一步强化，不但能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能够在文化治理上全面地提高国民素质，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传播正能量和新知识，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对精神文明、科教事业和社会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2]。1.1精神的梳理与感知认同。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知识、信息等内容的源头，其文化宣导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强，其能够为民众提供精神认知和情感感知，这种文化治理的作用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持续强化。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文化服务基于“信息流”模式的变化而逐渐转向多元化发展，这就要求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建立新的发展平台，拓宽文化服务的覆盖面，从精准服务层面围绕“精神文明”来进行创新和革新，真正锁定文化服务的用户，并精准匹配内容，在教育、科研、医疗、扶贫、商业等多领域创造更多的服务价值，将社会意识形态匹配社会的主流文化，同时提高服务认知，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效度[3]。1.2文化的治理与提升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基于图书馆的信息供给模式能够不断地进行延展，从简单的信息交互到当今的文化治理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层面。因此，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是随着图书馆、信息技术和用户使用共同成长下的“生态圈”，其中包含了信息交互、知识传播、科研教育和民众教化等多方面内容，而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文化治理的根本。首先，公共文化服务能够起到教化民众的作用，从教育角度出发来构建正面的社会意识形态，提高民众的综合素质，在社会组成的各个节点中有着规范行为、优化沟通的作用。其次，文化治理能够去芜存菁，摒弃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保证国家、社会的意识形态充满“正能量”。同时，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能够传承和发展我国五千年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最后，图书馆是文化治理的源头。图书馆的多功能信息供给模式，能够进一步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上而下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1.3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基础保障，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弘扬“团结”“诚信”“友善”“奉献”等正能量传播的层面，在教育和教化层面，能够帮助人们感知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紧紧地围绕在主流文化发展思路之上，能够帮助人们认清事物的对与错、真与假、善与恶、因与果，这种持续不断的精神宣导和教育教化，可以为社会的文明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撑力量[4]。

2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调查

2017年，全国仍有超过3000万的贫困人口，其中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有6个，而教育水平不高和信息流通不畅直接阻滞我国脱贫的步伐，尽管每年平均减少贫困人口近1100万人，但是扶贫工作越往后难度越大[5]。因此，为了从根源上推动脱贫工作的落实，避免脱贫后再度返贫的出现，有必要深入贫困地区了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分析其根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和建议，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为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2.1蕉江村概况。全州县蕉江村是蕉江瑶族乡最偏远的贫困村，位于大山深处。村委距乡政府20公里，辖24个自然村，27个村民小组，共有人口2189人。全村有旱地1300多亩，水田780多亩，林地9万多亩。农作物以水稻、红薯、玉米为主，林业则以杉木为主。蕉江村基础差，底子薄，村民居住稀散，交通十分不便；经济、文化发展均滞后，村集体经济薄弱单一，发展缺乏可持续性。2.2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全州县蕉江村贫困人口占比较高，当地的文化软、硬件设施匮乏，全村公共文化服务滞后。笔者为深入了解当地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设计制作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涉及当地人口文化特征、文化意识、接触文化服务的途径、文化服务诉求等方面。据对100份问卷的统计发现，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以下问题。2.2.1居民文化程度较低。据对100份问卷的统计，中学以下学历者占据93%，见表1。多数人对于读书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读书不如种地，获得新知识的愿望不强。2.2.2对文化的认知程度不高。如表2所示，全州县蕉江村村民对于文化的认知程度不高，认为有文化也没用者居多，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也不深。2.2.3接触文化的途径较少。如表3所示，当地人接触文化的途径较少，而去过图书馆的人仅占调查总数的7%，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比较贫乏，公共文化接触率较低。2.2.4文化意识比较淡薄。如表4所示，接受调查的100人中，主动表示愿意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数为15人，绝大多数民众没有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意识。总体来看，全州县蕉江村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状况堪忧，主要限于当地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高，有很大一部分人还处于贫困水平线以下，村民的整体文化意识不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图书馆也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2.3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务缺失的原因。全州县蕉江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缺失有很多原因：首先，当地的贫困人口较多，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这样的环境下图书馆难以建立导向性的目标，难以有针对性地结合社会文化的主体延伸服务；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受人力、物力等因素的制约，不能深入地针对个人进行文化宣传，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更难以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最后，当地图书馆并没有利用农村书屋、文化下乡、技术覆盖等方式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力，在执行力、服务力缺失的情况下导致了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功能逐渐弱化[6]。总体来看，全州县蕉江村是个例，但也代表了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的境况。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坚力量的公共图书馆有责任、有必要立足实际，以点带面分析情况，进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从根源上提高贫困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3改善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的建议

一、样本地区的基本情况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地处豫东平原，总面积1116平方公里，下辖6镇、10乡、1个工业区，总人口83．68万，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3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192．85亿元。嵩县位于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部，因处于嵩山山脉而得名，总面积3009平方公里，下辖9镇、7乡、321个行政村，总人口59．34万。2013年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46．75亿元。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隅，总面积2946平方公里，下辖3个街道、30个乡(镇)、630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173．41万，为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2013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236．22亿元。

二、样本地区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业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近年来，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下，贫困地区党委、政府提高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努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以县文化馆、县图书馆“两馆”为龙头，以乡镇综合文化站为枢纽，以村文化大院(活动室)为阵地的三级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兰考县积极引进社会各界力量，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资8000万元建设的三馆两场(兰宝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体育场、文化广场)目前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其中由深圳宝安市捐资500万元、总投资895万元建设的兰宝图书馆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天津图书馆、天津少儿图书馆援建的兰考分馆也已在焦裕禄纪念馆开馆。嵩县积极争取中央、省、市支持资金，协调县配套资金，建成集文化馆、图书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为国家二级馆。固始县积极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完善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三馆设施，图书馆为国家二级馆、文化馆为国家三级馆，提升了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三县都加大对乡镇、村级文化设施的建设力度。其中兰考县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16个，农家书屋340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支中心1个，458个基层服务点，实现“村村通”，初步实现了基层文化设施的全覆盖。嵩县、固始县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店覆盖率也大大提高。

2．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本项目调查的104户贫困家庭,分布在贵州省麻江、三穗、思南和江口4个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麻江县和三穗县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其中麻江县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80%,三穗县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75%,我们选择了这两个县的台烈镇、下司镇、龙山乡和杏山镇为调查点。思南县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仡佬族、蒙古族为主,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47%,我们调查了宽坪土家族苗族乡和项坝苗族土家族乡。江口县的少数民族以侗族、土家族、苗族等15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比例约54%,我们选取了太平土家族苗族乡和民和侗族土家族苗族乡为调查点。目前,这4个县均属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国定贫困县),区内经济发展非常落后,基础设施建设非常不足,居民人均收入太低,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区域内巨大资源潜力的发挥和民生状况的改善,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本项目的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完善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民生状况的不断改善。

一、研究背景

(一)当前民族贫困地区民生状况的基本特点。

1.民族贫困地区的自然灾害较多,但危害性不大,政府救济效果较好。民族贫困地区基本地处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从调查点来看,常见灾害按严重性和频发性排序,分别为病虫害>旱灾>洪涝灾害>霜冻灾>泥石流①。从救济效果来看,约48%的农户认为政府救济及时,较少损失;29%的农户认为只是受灾后就发点救助金,没别的措施;16%的农户认为预防措施不够,往往都是补救措施。

2.民族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广播电视、通讯、饮用水条件较好,道路、卫生、土地和农田水利条件较差。(1)对于道路条件,有汽车能常年通行的正式公路,但大多是汽车能通行的土路。(2)对于卫生条件,67%的农户认为本村无公共厕所,无统一垃圾堆放场所,但在调查中发现,定期有垃圾车过来收农户堆在门口的垃圾袋,且村里有简陋的公共厕所。(3)对于广播电视条件,61.5%的农户认为收视效果很好,但也反映有线电视收费高。(4)对于电话通讯条件,100%的农户认为效果很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在每个村都可用。(5)对于饮用水条件,57.7%的农户对饮水工程感觉非常满意,能够饮用经过净化处理的饮用水,且取水方便,但也反映水费太贵,水质一般。(6)对于土地条件,调查的4个县人均耕地过少,均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0.8亩的警戒线,且67%的调查户认为土壤质量中等。(7)对于农业灌溉条件,50%的农户认为本村水资源充足,但灌溉设施还不能满足生产需要。28%的农户认为本村灌溉设施与水源均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

3.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较大,乡村集体经济太差,少数民族农民人均收入与全国的平均水平不断拉大。(1)民族地区贫困面较大,返贫率高。贵州省政府将年人均收入1200元以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对其实施扶贫开发政策①,但由于农户脱贫标准低,因病因灾返贫率高,贫困面仍较大。在我们的调查中,58户为贫困户,占样本量的57%,与实际情况符合。(2)调查村均无合作经济组织,无乡镇企业,更无村办企业。(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直接导致农民收入水平非常低。以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80%的麻江县为例,2009年麻江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658元,低于全省11.5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48.41个百分点,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为检验“贫困农户反对改革”的命题是真或者是伪，最近，我们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对106户贫困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改革无论从土地制度、农村教育、农村医疗等基本制度的改革上看，还是从农村道路、饮水、用电等治理方面看，都存在着有待于继续深化改革、完善具体的改革措施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贫困农户全部从农村现有改革中获益，因此都发自内心的拥护改革。由此可见，“贫困农户反对改革”的命题是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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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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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席卷我国的反思改革的思潮始于2004年的“郎咸平发难”，于2005年的岁末开始升级。例如，吴敬琏就曾作出了“穷人反对岸改革”的结论；孙立平提出了“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的论点；新左派们更是利用互联网掀起了持续性的反思改革高潮。2006年3月6日的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参与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发表讲话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之后不久，国务院总理亦公开表明：“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前进中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中央高层两位领导人相继对改革方向阐明态度，当时被视为对相关改革大讨论的回应。但是，反思改革的思潮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加热烈。其中，“穷人反思改革论”就是一个重要的论据。我们之所以选择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沙乐村进行了问卷调查，一是沙乐村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国家级扶贫攻坚乡所属的村庄，农民群众目前仍旧处于贫困之中；二是位于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沿；三是村内以彝族为主，是个多民族聚集的村庄；四是我们于2001——2004年在该村实施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YUEP)”，由于帮助设计并运行社区共管组织、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等，受到村民的信赖，村民们愿意对我们讲实话；五是该村距昆明市约7个小时的公路里程，便于其他研究者重复调查、验证调查，以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与调查难以重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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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在欠发达地区，硬币普遍受到冷遇。商场里找零的时候，顾客一般会对营业员特意说一声：“不要给我硬币”；人们在娱乐、消费、看病付款的时候，身上没有纸币零钱而有硬币零钱，支付时几乎都要小心翼翼地问一句：“收硬币可以吗？”。甚至连各金融机构，在支付客户存款本金和利息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硬币难以给付出去的麻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硬币作为我国法定流通货币的一种形式，本应和其他纸币一样，在市场流通中发挥其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得欠发达地区把它们给冷落了呢？

二、原因探究

欠发达地区硬币流通较难的原因主要有：

（一）硬币本身的特点和其固有的一些缺陷使得持币偏好不高。硬币本身有着其特有的品质，是其他纸币难以替代的。但硬币也有着容易遗失、不方便较大量携带等缺陷，装在身上显得十分麻烦，并且数量不多却占了很多地方。除非是存在一些非用其支付不可的场合，否则一般在消费者中难以得到很高的持币偏好。

（二）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硬币币值设置逐步与社会需求出现距离。目前流通的硬币中币值设置最高是一元硬币，从目前情况看，这个币值设置逐步与社会需求不太适应。由于物价较以前年度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目前几角钱的消费品或消费项目已少之又少，如果没有超过1元币值的硬币，无形中就加大了对1元币的携带需求，增加了麻烦。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愿意使用大面额的人民币，这也是硬币难以在市场流通。中发挥作用的原因之一。

受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影响，欠发达地区虽然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大多数村集体经济都十分薄弱，造成了村级集体财务一直是农村工作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也是干群矛盾的焦点，直接关系着欠发达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发展村集体经济很有必要。

一、村级财务存在的问题

（一）村级收入后劲不足，收入来源主要靠补助。

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都非常薄弱，生产性投入严重不足，当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每年村级总收入中，各级政府补助收入是主要来源，自身的投资收益微乎其微。

（二）村级支出结构不合理，非生产性支出较大。

从支出情况看，除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外，许多村没有自行安排农业发展支出；非生产性支出占很大部分，并呈逐年上升态势。非生产性开支中招待费支出比重大、且增长过快；村干部外出学习考察费支出也有增加趋势。

摘要:对于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而言，艺术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课程质量有待提高。本文从艺术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必要性着眼，通过分析贫困地区艺术教育现状，总结出制约贫困地区艺术教育发展的内在与外在因素，并根据社会现状结合笔者个人的实践经验尝试着对该问题的解决提出“教育主管部门完善艺术教育保障机制”“设立试点组织专家进行关联课程开发”以及“积极开展与各类高校之间的交流活动”三项建议与对策，以期贫困地区艺术教育问题与质量能够有所缓解与提升。

关键词:艺术教育;贫困地区;艺术教育的普及

1艺术教育对于学生成长的必要性

随着当今时代的发展，艺术修养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重要。其原因多种多样，首先是因为社会竞争更为激烈，对于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评价体系特征已从过去的单一化、平面化过渡到全面化和多元化，尤其对艺术素养更为看重。例如，员工招聘时，在同等条件下，雇主普遍愿意招收在艺术方面具备一定特长的员工。这主要是因为有才艺的员工对于企业文化的推进更有裨益，同时在教育全面普及下，公民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好的艺术修养更能体现出受过更为优质的教育。此外，从个人发展来看，社会竞争压力变大使得每一个个体的生存压力激增，而接受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无疑对改善生活质量十分有利。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不少人通过绘画、听歌、看剧等方式排解内心的孤独与阴郁，充当压力的调节剂。以乐器演奏为例，演奏者在演奏过程中融入个人体验。情感得到宣泄，心灵获得安慰，压力得以排解。同时，从学习艺术的过程本身来说，掌握一门艺术技能，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不断练习与提升的。尤其是在艺术学习的初期，可谓是付出与所得并不正相关，然若持之以恒、努力精进，便会逐渐发现获得一门新技艺的喜悦。可以说，这也是一种磨练品格、提升修养的途径。同时，越来越多的科学实践发现，艺术教育对于个人其他技能的提高和培养是极为有利的。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在对多国艺术教育与大脑、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关系进行试验后得出的结论所言：“艺术教育对创新型社会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众多的和重要的思维习惯的开发。最后我们总结说，不管艺术教育存不存在转移成果，其对人类体验的艺术价值足以让人名正言顺地存在于学校的课程表中。”

2概述中国贫困地区艺术教育现状

在中国大多数地区，艺术教育也在不断引起人们的重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我国艺术培训行业的产值已达330亿元的规模，并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迅速增长。未来五至十年，艺术教育市场将发展到上千亿元的规模。”特别是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艺术培训市场规模更是达到十数亿元，被称为“朝阳产业”。而在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艺术教育的普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尽管艺术也会作为一门课程出现在课程表上。在许多农村学校，虽把“艺术教育”算作课程计划，但由于意识匮乏、师资短缺、条件设施较差等原因，真正保质保量地践行艺术教育的贫困学校少之又少。而在2014年国家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农村学校欠缺初级的艺术教育，要求开足开齐艺术课，把提升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作为工作的重点。特别是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坚持促进公平。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突出精准扶贫，面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力度。”同时，亦提到在教育方法和过程中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基层特别是广大学校、师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新体制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因此，支持贫困地区艺术教育是势在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