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范文10篇

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发展不平衡性和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利益失恒，使得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城乡弱势群体生活窘困的问题十分突出。在惠山区贫困人口中，有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贫困母亲。她们收入微薄，家境贫寒，身体状况令人堪忧……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们默默地承受着一切困苦和劳累，做出的牺牲更多，付出的代价更高，承受的压力更大。可以说，在贫困人口中，贫困母亲的生活境遇尤为艰辛。

惠山区妇联把救助贫困母亲工作作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积极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通过协调社会各界力量，采取有效措施救助贫困母亲。为了更好地把救助工作做细做实，2008年底，区妇联制定调查表，组织全区各级妇联开展了“关于贫困母亲生活现状”的摸底调查。全区各级妇联干部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深入社区，走进家庭，采取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获得基础资料，然后进行分类统计，摸清了全区7个镇（街道）的贫困母亲情况，具体情况综合如下：

一、惠山区贫困母亲现状

全区共有家庭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成年女性620名，占全区妇女总数的3.1‰，占全区总人口的1.6‰。

1、各镇（街道）贫困母亲分布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我区贫困母亲人数分布不均衡，占比最高的是阳山镇，全镇共有贫困母亲101名，占全镇人口总数的3.2‰；列居第二的是前洲镇，贫困母亲人数占全镇人数的2.2‰；占比最低的是钱桥街道，全街道共有贫困母亲20名，占全街道人口总数的0.3‰。

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全县贫困党员的基本情况，研究和解决制约党员脱贫致富的障碍性问题，进一步加快党员致富步伐，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从5月初开始，我们组织了专门课题组，采取发放调查表、个别座谈、走访等形式，调查了全县18个乡镇的156个行政村（社区、居委会）、1个国有林场、90多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重点走访调查了45个行政村、15个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通过专题调研，对全县贫困党员的基本状况、致贫原因、存在的问题、帮助党员解决实际困难的主要做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对贫困党员脱贫致富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贫困党员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同志**年在我县沙田颁布的。**年，**被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总面积1452平方公里，辖3镇15乡1个国有林场，总人口17.1万。全县共有22个基层党委、10个党总支、369个党支部，党员总数7318人。由于**属典型的老、少、山、边、穷地区，因此贫困党员数量比较多。据统计，全县贫困党员有831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11%。其中农村贫困党员747人，占全县贫困党员的89%，城市贫困党员84人，占全县贫困党员的11%。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我县的贫困党员主要分布在农村，反映了我县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特点，而农村贫困党员又主要分布在地处偏远的村组。在年龄结构方面，年龄在50岁以上的705人，占农村贫困党员的95%；在文化结构方面，初中以下文化的有695人，占农村党员的93%；在职业身份方面，农村无职党员有450人，占农村贫困党员的大多数，表现为普通党员多，党员干部少。在城市84名党员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有57人，下岗失业和退休职工党员有55人，年龄大和下岗职工党员占多数。

从我县贫困党员的现状来分析，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年龄老化。全县年龄在60岁以上的贫困党员达654人，占贫困党员的86%，他们党龄长，年纪大，而且多数已丧失劳动能力或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二是文化程度偏低。全县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贫困党员727人，占贫困党员的比重为87%，他们文化知识少，缺乏致富的本领、技能。三是体弱多病。全县体弱多病的贫困党员达714人，占贫困党员的85%。这些党员把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花在治病上，又怎么能脱贫致富呢？四是贫困程度大。从统计结果看，我县全年没有收入的党员56人，年收入100元以下的党员20人，大大低于当地的人均生活水平，起码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活相当困苦。五是缺少致富门路。有的贫困党员由于受客观条件限制，身处致富无门的境地，以致对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生活已经习惯了，变得麻木不仁了。当询问他们想不想脱贫致富时，他们回答：“想又怎么样呢？”话语中表现出相当的无耐。

二、解决贫困党员困难的主要做法

党的十六大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三个代表”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按照这一要求，近年来，针对我县贫困党员的状况，我们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贫困党员排忧解难，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效。

保持农村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一部分农村党员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等原因，陷入了生活贫困的境地，不能发挥“双带”作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先进性的保持和发挥。各级党组织要把关爱农村贫困党员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

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关爱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员的生活贫困问题，客观地分析贫困原因、贫困程度，构建党内服务机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大胆地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帮扶和关爱。

一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党员，采取定期补贴方式进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研究对策，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红河州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多方筹集资金，推出了农村无固定收入老党员定期生活补助制度，对农村60岁以上、党龄在10年以上、无固定收入的老党员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这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贫困党员的实际困难得到了缓解，全州每年补助资金达到380多万元。

二是对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贫困的党员，通过民政、党组织两条途径进行帮扶。农村党员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贫困的，党组织除按照党内有关规定，从党费中拿出一定经费进行帮助、慰问外，还要帮助党员向民政部门申请困难补助。同时，组织其他党员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劳动力等帮助，促使他们生产生活转入正常，并逐步摆脱贫困。

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生活贫困党员，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帮扶。这部分党员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资金、技术和劳力，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织出面给予项目、资金、技术和劳力等方面的帮扶，增强其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健全“造血”功能来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

具体操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有效，一是党委、政府引导。党委、政府在多方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进行农业产业开发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进项目提供给生活贫困党员和群众。二是通过农业专业协会引导，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支部+协会”的模式，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生活贫困党员可以在协会的帮助下确定市场行情好的种植和养殖项目。三是解决发展项目的资金问题。具体操作时有几种做法。一靠组织筹。主要以党员互助基金的方式进行。由县（市）、乡镇党委出面，通过党员干部捐资、党费补助、社会赞助等形式筹集起党员互助基金，再按资金、技术、项目配套的方式有偿提供给生活贫困党员，效益出来后，再将基金返回党组织用于下一轮帮扶。二靠政策引。主要政策是采取小额信贷的方式。乡镇党委、政府按照小额信贷的发放要求，将贷款向符合发放条件的生活贫困党员倾斜。三靠互相帮。党员之间通过垫资、垫物和联户担保贷款互相帮助，解决发展资金问题。对于大额的发展资金，单靠党员个人无法解决，主要通过党员联户担保贷款的方式解决。联保贷款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协调下开展，以党员为主，群众也可以参加，每3至5户组成一个联户担保小组向信用社申请贷款，党员联保小组成员签署联保协议书之后，信用社与贷款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联保贷款合同。四是解决发展的技术问题，通过集中培训和互相传授来解决。近年来，党组织通过“党员素质工程”、“党员电教科技工程”、“绿色证书”、“农广校和农函大”等形式和途径，结合各地的农业产业发展方向，集中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党员中普及实用技术，使农村年轻党员基本上都掌握了1至2门实用技术。五是解决发展的其他问题。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创造了“十户一体”和“党员互助组”等新的做法，将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农户联合为一个小组，党员在其中发挥组织和带动作用。

政和县位于闽北山区偏北处。由于位置偏僻经济基础差多年来未能摘掉贫困的帽子。因此，在不足三千学子的政和一中贫困生人数就高达总数的10％。现作如下调查：贫困生的构成

一、大多数贫困生都来自于农村。家庭成员众多，压力沉重难以担负学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也是一个长期的社会问题，是造成贫困生人数众多的根本原因。

二、贫困生的另一大来源地是下岗职工家庭，由于他们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导致儿女的学业难以继续。这是下岗问题所造成的另一隐患。

三、贫困生的学习生活

政和一中从初中到高中共六个年段。其中大多数的贫困同学是靠学校、县团委、县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发送补济金，设置奖学金，以及减免学费等手段来帮助同学减轻困难。其它的均由亲属或“一帮一”结对子等手段来解决。

在校被列为补助对象的同学大多是学习勤奋刻苦、名列前茅者。

【论文关键词】心理贫困经济困难少数民族大学生

【论文摘要】心理贫困是由于经济贫困以及其他社会压力所导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由于民族生活习惯、经济负担能力、文化与教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给他们的文化适应、人际交往、学业成才、情感需求等造成巨大障碍。了解和掌握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的心理贫困态势,引导他们走出贫瘠的心理困境,这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我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高校贫困生现象已备受社会普遍关注。而贫困生群体中最突出的是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偏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受经济负担能力、生活环境变迁、文化与教育背景以及个人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他们部分人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产生自卑、抑郁、焦虑、孤僻等心理问题,比起其他大学生,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现心理困惑与心里动荡。尽管各级政府和高校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困难,但人们在关注他们经济困难的同时,却忽视他们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以及其他社会压力所导致的心理矛盾和心理困惑,即心理贫困。心理贫困十分内隐,外人无法直接感知,很难体会到那种矛盾、困惑乃至痛苦的内心处境。因为心理贫困,他们难以跨越自己心中的屏障,难以展开自己翱翔的翅膀。

广西民族大学是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地方综合性院校,目前在校生16000多人,学生中少数民族居多,且多为来自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因此,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贫困生为例,了解和掌握他们的心理贫困态势,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走出贫瘠的心理困境,使他们顺利成长成才。

1文化适应的差异性

相对而言,文化的适应性是指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兼容,但无论如何这种兼容都不可能达到完全意义上的融合,其间必然存在着他者的关系因素。由于地处经济比较落后的偏远地区,交通与信息闭塞,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对于外面社会环境的变化知之甚少。从偏远地区到繁华城市,从本民族文化环境到赋有现代气息的城市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局限性导致了人的思维的局限性,除本民族文化语境范围,其余被当作他者看待。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的城市文化相碰撞,文化心理发生了矛盾性冲突,他们心里难以承受文化语境和价值观念的转折,造成他们对新的文化语境的不适应。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加之经济上的困难,他们处于价值观念多元化与多种文化矛盾的冲突之中,甚至是劣势状态,对他者文化缺乏实质意义的认同感,心里产生焦虑、急躁等情绪或排异行为。

1引言

世界银行把贫困定义为人们不能获得最低生活水平。我们常说的贫困主要指经济贫困，及由此导致的生活水平质量低、购买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现了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至2017年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1]。国家统计局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8年末农村贫困人口1660万人，比2017年末减少1386万人[2]。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虽然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显著性成就，但仍有1000多万处于农村贫困线下的绝对贫困人口，反贫困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因此，研究反贫困是时代需要，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关于贫困原因，社会学和经济学提供了多种解释。社会学从结构主义、冲突主义和功能主义角度给予不同解释。结构主义认为权力、财富以及其他资源分配的持续不平等导致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同时认为贫困文化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冲突主义认为贫困是各群体之间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贫困者拥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很少。功能主义认为贫困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必要状态。经济学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资源、市场、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匮乏，还是一种能力的匮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则认为：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3]。贫困是机会不足、权利不够和保障不足所导致。因此，2000年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就认为，减贫战略应该是增进机会、促进赋权和增加保障三管齐下。在知识信息时代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人们对信息的拥有呈现地域分化、阶层分化和群体分化特征，信息大量集中在城市、少量分散在农村地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拥有更多信息，社会高层人员比社会底层人员拥有更多更集中的信息资源[4]。信息分化趋势导致信息贫困，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信息分化趋势。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群体间出现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描述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能力成为知识信息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数字鸿沟”意味着知识资源配置不平衡的加剧,使那些没有机会接入信息网络的人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边缘化人群[5]。数字化贫困是信息与通讯技术作用于社会主体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贫困形式[6]，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贫困往往表现在信息通讯技术使用意识、使用能力和经济能力上的缺失或障碍[7]。因此，信息已成为经济活动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8]，获取和利用信息成为当前时代的一种重要能力。信息贫困既包括信息资源缺失又包括信息获取能力和解读利用能力薄弱。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文章试图从信息贫困视角出发，尝试弄清楚信息贫困对经济贫困产生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基于此形成针对性的反贫困方式和路径，从而为反贫困提供政策依据。正如于2016年4月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贫困群众用上互联网，让农产品通过互联网走出乡村。”

2文献综述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信息贫困概念衍生出“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相关概念。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与信息贫困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的概念更突出了信息化发展的时代特征。为便于信息贫困类型的识别，笔者将缺乏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传统型信息贫困，而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贫困称为数字化信息贫困。对信息贫困的理解，已有研究从多重维度展开：①将信息贫困看作是一种经济、技术资源和社会权利贫困[9]；②认为要从物质贫困、信息能力贫困、信息权利贫困三重不同维度研究和理解信息贫困[4]；③认为要从信息行为、供给需求和经济贫困三个角度理解信息贫困[10]；④信息贫困表现为自身贫困与环境贫困两个方面，其影响因素有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信息者个体因素三类[10]。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受信息接受主体和经济、文化、社会规范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焦雪等认为农民工信息需求表达不明确、获取途径老化、安全意识低下和信息运用被动僵化等方面的信息素养能力不足[11]；刘亚认为青少年在信息检索技能、信息评价和选择,以及从信息中建构和创新知识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青少年信息贫困[12]；张月琴等人通过对凉山州彝族村落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人的信息贫困主要受价值观、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等社会规范要素的影响[10]。由此可见，信息贫困不仅仅是资源贫困，还是一种能力贫困，受到贫困者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什么关系呢？经济学研究早已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因素。信息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拥有的信息不对等，并基于不完全信息条件选择市场行为和进行资源配置，经济主体行为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家阿罗曾指出：“不确定性具有经济成本，因而，不确定性的减少就是一项收益。所以，把信息作为一种经济物品来加以分析，既是可能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信息对经济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演进，在现代社会中信息资源已经替代了物质、能源而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8]，网络信息资源共享是知识经济发展重点[13]，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资源配置方式，产业集聚有信息匹配和选择效应[14]。曼纽尔•卡斯泰尔在《信息化城市》中曾指出：“新的产业空间和新的服务性经济根据信息部门带来的动力组织运行，整个过程最后通过信息交流系统来重新整合。”[15]有研究梳理国内外文献关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诸种效应、促进农村社会创新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并指出农村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扩散和使用正在改造和重塑着农村社会经济[16]。实证研究表明，信息强空间和经济强空间呈现正向耦合性，网络的耦合程度较高，空间节点的信息化和经济化相互依赖性较高。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信息富国与信息穷国的“数字鸿沟”正是它们之间“经济鸿沟”的结果[5]。未来的经济是知识与信息成为经济增长主体要素的经济,贫富的差别主要取决于对知识信息和高新技术手段应用的程度[17]。研究表明，信息贫困对个体同样产生显著性影响。“信息分化”效应导致贫困农户获取扶贫信息的能力较弱,家庭收入水平较低的个体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认可程度也较低[18]；城市融合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获得富有价值的信息源、难以通过信息传输实现信息的有效获取，囿于自身信息能力的制约，也难以对信息进行加工与内化，实现信息与其他生产资料的转化[19]。信息贫困通常与经济贫困相伴而生，信息贫困是经济贫困的原因，经济贫困又会进一步强化信息贫困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20]。但是，已有研究对信息贫困影响经济贫困的机制尚缺乏清晰的解释，未能明确解答信息贫困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文章以此作为研究切入点，试图发现两者间的传导机制，进而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

3.1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在我国，信息贫困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农村地区。由于我国信息发展程度不均衡，为便于考察，将对以图书、期刊、报纸为核心的传统型信息贫困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化信息贫困分别考察。3.1.1传统型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根据《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图书馆在农村地区几乎是空白，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所在地没有任何可供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人均报纸阅读量和人均期刊阅读量均远远低于城镇居民（见表1）。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导致传统型信息贫困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缺乏必要的阅读设施和信息资源，如缺乏公共图书馆、纸质图书、报刊资源。第二，阅读习惯导致信息分化和信息贫困，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相对缺乏阅读习惯。阅读习惯受阅读能力、理解能力高低的影响，同时也与对信息作用的理解差异有关，相对而言，农村居民认为从阅读中无法直接受益，从而减少甚至摒弃阅读。3.1.2数字化信息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表现为“数字鸿沟”现象。美国商务部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在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些人拥有社会提供的最好的信息技术。他们有最强大的计算机、最好的电话服务、最快的网络服务，也受到了这方面最好的教育。另外有一部分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接入最新的或最好的计算机、最可靠的电话服务或最快最方便的网络服务。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差别，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网络服务的好坏是“数字鸿沟”的硬性条件，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软性条件，即处于具备好的网络服务的群体间还存在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数字鸿沟”。硬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信息基础设施的差异。最能反映信息基础设施的一项重要指标是互联网普及率，即网络服务的可及性。根据《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城镇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大（见图1），至2018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8.4%，比城镇地区低近40%[21]，说明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软性条件的“数字鸿沟”表现为掌握信息技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不足，如不懂互联网技术、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无法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搜集和利用信息。《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不懂电脑/网络（占比54%）、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占比33.4%）、年龄太大/太小（占比11.2%）、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占比10%）是导致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原因。这表明个体之间存在显著性的“数字鸿沟”现象。（注：根据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3次中国互联网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自制图）因此，数字化信息贫困主要是由于网络服务不足的硬性条件和掌握信息技术、利用信息能力不足的软性条件所导致的。3.1.3信息贫困的原因。从上述传统型信息贫困和数字化信息贫困可以看出，导致信息贫困的原因具有一些共同因素，只是在不同的信息贫困类型中表现形式不一样。一般来说，人们有效获取信息时要面对从哪里找信息（信息源）、如何找到信息（获取能力）以及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解读利用能力）三个彼此相关又相互独立的问题。因此，文章根据这三个方面将信息贫困划分为信息源贫困、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信息源贫困是指无法解决从哪里找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获取能力贫困指知道哪里找信息、但不知道如何找到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解读利用能力贫困是指知道哪里找信息和如何找到信息、但不知道如何解读和利用信息所导致的信息贫困状态。信息源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的绝对贫困情形，而信息获取能力贫困和信息解读能力贫困是信息贫困中相对贫困情形。具体见表2。3.2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否存在耦合现象呢？数据表明（见表3），互联网普及率、网民规模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即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民规模越大，相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反之亦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是区域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并不能反映出信息贫困导致了经济贫困。其实不然，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内部同样存在信息分化和“数字鸿沟”现象。经观察发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关系，反之信息富有和经济富有之间存在相伴关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图书和报刊资料较多、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等硬性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经济状况也较好。另一个佐证来自于月收入分层的网民群体介入互联网的参与程度及月收入水平的数据。数据显示：收入越高的群体，参与互联网程度越高，反之亦然（见表4）。但月收入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并非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随着月收入水平增加，互联网参与程度增加，但到达一定收入水平之后，互联网参与程度在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平均到月收入是2353.3元。如果以表4中月收入2000元作为贫困分界线，月收入水平低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39.3%，而月收入水平高于贫困分界线的网民群体占60.8%。这进一步表明，信息贫困与经济贫困存在正向相伴性。上述内容表明，无论对区域、群体还是个体而言，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存在耦合现象。3.3信息贫困传导到经济贫困的机制。信息贫困主要存在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类型。那这3种信息贫困状态是如何传导到经济贫困状态，其传导机制是什么？阿玛蒂亚•森认为经济贫困本质上是能力不足。3.3.1从信息源贫困到经济贫困信息源贫困最直接的表现是信息资源缺乏，如图书、报纸、期刊、电视等传统媒介资源，公共图书馆以及互联网资源。这些信息资源缺乏限制了经济贫困者有效地启迪智慧、扩展视野、获取有效的市场信息和最新技术信息等，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摆脱贫困形成难以突破的环境限制。这种信息源贫困导致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够所引致的经济贫困状态。笔者把这种因机会不足和保障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3.3.2从获取能力贫困到经济贫困。获取能力贫困是指知道从哪里获取信息，如公共图书馆和互联网，但由于缺乏阅读、查找和检索能力而无法获得有效信息，这是信息贫困中一种相对贫困状态。这里信息贫困者由于受教育水平、信息查找和检索能力等因素限制，从而未能掌握某种信息获取技术导致缺乏信息优势。在信息就是资源和财富的时代，缺乏信息优势意味着经济竞争中缺乏优势，从而导致物质上的经济贫困。笔者把这种因技术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技术性经济贫困。3.3.3从解读利用能力贫困到知识性经济贫困。解读利用能力贫困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而导致信息贫困，如缺乏常识、管理类知识、文史类知识、经济类知识、社会和政治类知识以及技术类知识。对于这类信息贫困者而言，即使获取到了信息也无法利用这些信息摆脱经济贫困，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仍然无法将有效利用信息转换为经济效益。笔者把这种因知识性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经济贫困类型称为知识性经济贫困。需要说明的是，信息源贫困、获取能力贫困和解读利用能力贫困3种状态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叠加存在，意味着存在多重性信息贫困状态。因此，经济贫困状态也一样，资源匮乏性经济贫困、技术性经济贫困和知识性经济贫困可能单独存在，也可能多重存在。现实中也的确存在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相互叠加状态，如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农村区域的贫困者；而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区域，单独性贫困状况更多。与此同时，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是双向度影响的。信息贫困会导致经济贫困，而经济贫困会反过来加深或固化信息贫困状态。

【摘要】本文调查分析了新时期农村贫困原因，结论认为，自然灾害和环境的恶劣仍然是当今贫困的首要原因，另外，缺劳动力致贫和因上学致贫是新时期下的新的贫困原因。本文还在分析贫困原因的基础上为下一步制定扶贫战略提出了思考及看法。

【关键词】农村贫困原因分析扶贫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扶贫工作。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4年又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2000年底用七年的时间，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在近20年时间里，中国在扶贫开发领域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降到1992年的8000万，再降到2000年3000万人。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扶贫工作仍然任重道远，因为剩下的一部分贫困人口大都是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地区或偏远地区，脱贫难度较大；其次，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只是中国扶贫开发所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胜利。上世纪末脱贫标准低，存在返贫现象；第三，新的历史条件下，贫困原因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贫困原因不断产生，如因上学致贫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是少见的。

为了摸清新的时期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扶贫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安徽省人民政府在2001年七月，组织了省直有关单位在全省范围内抽取了10个贫困县、30个贫困乡、60个贫困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收取了471户的资料。现根据471户的资料，对当前农村贫困原因分析如下：

一、被调查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在扶贫调查收取的471户资料中，人均收入少于826元k的绝对贫困户占有440户。440户贫困户共有人口1834人，劳力792人，外出打工173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劳务收入123.2元，占24.5%，种植业收入254.6元，占50.5%，养殖业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拥有耕地0.89亩，人均占有林地0.64亩，人均拥有口粮239.5公斤。住土草房108户，占24.5%，住土瓦房196户，占44.5%，住砖瓦房及板房104户，占23.6%，住危房31户，占7.01%，住楼房2户，无房户1户。通电384户，占87.3%，未通电有56户，占12.7%。有电视机的有181户，占41.1%，无电视机259户，占58.9%，通广播的仅78户，占17.7%。

保持农村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一部分农村党员由于年龄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等原因，陷入了生活贫困的境地，不能发挥“双带”作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员先进性的保持和发挥。各级党组织要把关爱农村贫困党员作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

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关爱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员的生活贫困问题，客观地分析贫困原因、贫困程度，构建党内服务机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大胆地对生活贫困党员进行帮扶和关爱。

一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党员，采取定期补贴方式进行帮扶。各级党组织要研究对策，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红河州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多方筹集资金，推出了农村无固定收入老党员定期生活补助制度，对农村60岁以上、党龄在10年以上、无固定收入的老党员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给予生活补助。这项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全州16000多名生活贫困党员的实际困难得到了缓解，全州每年补助资金达到380多万元。

二是对特殊原因突然陷入生活贫困的党员，通过民政、党组织两条途径进行帮扶。农村党员由于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因素陷入生活贫困的，党组织除按照党内有关规定，从党费中拿出一定经费进行帮助、慰问外，还要帮助党员向民政部门申请困难补助。同时，组织其他党员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劳动力等帮助，促使他们生产生活转入正常，并逐步摆脱贫困。

三是对有劳动能力的生活贫困党员，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帮扶。这部分党员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信息、资金、技术和劳力，针对以上情况，党组织出面给予项目、资金、技术和劳力等方面的帮扶，增强其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通过健全“造血”功能来解决他们的生活贫困问题。

具体操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有效，一是党委、政府引导。党委、政府在多方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进行农业产业开发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引进项目提供给生活贫困党员和群众。二是通过农业专业协会引导，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支部+协会”的模式，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生活贫困党员可以在协会的帮助下确定市场行情好的种植和养殖项目。三是解决发展项目的资金问题。具体操作时有几种做法。一靠组织筹。主要以党员互助基金的方式进行。由县（市）、乡镇党委出面，通过党员干部捐资、党费补助、社会赞助等形式筹集起党员互助基金，再按资金、技术、项目配套的方式有偿提供给生活贫困党员，效益出来后，再将基金返回党组织用于下一轮帮扶。二靠政策引。主要政策是采取小额信贷的方式。乡镇党委、政府按照小额信贷的发放要求，将贷款向符合发放条件的生活贫困党员倾斜。三靠互相帮。党员之间通过垫资、垫物和联户担保贷款互相帮助，解决发展资金问题。对于大额的发展资金，单靠党员个人无法解决，主要通过党员联户担保贷款的方式解决。联保贷款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协调下开展，以党员为主，群众也可以参加，每3至5户组成一个联户担保小组向信用社申请贷款，党员联保小组成员签署联保协议书之后，信用社与贷款人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签订联保贷款合同。四是解决发展的技术问题，通过集中培训和互相传授来解决。近年来，党组织通过“党员素质工程”、“党员电教科技工程”、“绿色证书”、“农广校和农函大”等形式和途径，结合各地的农业产业发展方向，集中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在党员中普及实用技术，使农村年轻党员基本上都掌握了1至2门实用技术。五是解决发展的其他问题。在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创造了“十户一体”和“党员互助组”等新的做法，将几户、十几户甚至几十户农户联合为一个小组，党员在其中发挥组织和带动作用。

一、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性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自然风光、人文遗迹、风土人情、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及生态环境为旅游吸引物，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休闲、度假、体验、观光、娱乐等需求的旅游活动。因此发展乡村旅游将为我国农村，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一是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乡村旅游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了农副产品及手工艺品加工、交通运输、房地产等相关产业发展。江西省瑞金市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极大带动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增加了农民收人，2010年全市实现乡村旅游总收入高达1．2亿元，旅游收入增幅达147％。二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乡村旅游使得相当数量的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这就为农民增加收入提供了可能性。另外部分农民通过打零工、办旅馆、摆小摊、开餐馆、加工出售纪念品等方式也达到增收目的。湖北红安市着力打造“红色文化、生态家园”名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极大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农宅出租，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到9654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首次超过城质的提高。乡村旅游把城市新信息、新理念带入农村，这对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及乡村文明建设具有积极影响。由于乡村旅游从业的需要，一方面，使得学文化、学技术成了很多农民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很多村民自觉学习普通话、外语和电脑，农民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江西瑞金密溪村发展乡村旅游5年多以来，呈现出村风纯朴、民心顺畅的精神风貌，2010年还被评为江西省先进文明村。四是有利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使得乡村保护旅游资源成为一种必然，一方面增强了广大农民环保意识，促进了乡村环境、生态及文化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乡村旅游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乡村旅游与乡村社措一是缩小了城乡差距。乡村旅游发展，给农村带来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乡村旅游，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费资金转移到农村，增加了农村经济实力，促进了农村产业链的延长。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年均接待10万人次的乡村旅游景点，可直接或间接提供350个就业岗位，为1000个家庭带来经济收入。二是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农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参与乡村旅游开发，还可以自发成立旅游协会、农村经济联合体等行业组织，这就为农民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三是加快了城乡共同发展。发展乡村旅游，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有助于增加农村资金的投入及其政策上的扶持，促进了各种资源、要素流向农村、农民和农业，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此外发展乡村旅游，有利于拉动城乡消费，扩大内需，促进城乡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了多层次、复合型乡村旅游项目一体化建设，加快了乡村城镇化发展进程。

(2)发展乡村旅游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一是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农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丰富。贫困地区农村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需要，加强了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举办各种培训班，增强农民技能，提高农民素质。二是增进了人和自然的和谐。由于乡村旅游消耗资源少，环境成本低，一般不会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直接的硬消耗，这样就有利于改变“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三三昌“资源与环境”的良性互动，既发展了农村经济，又保护了生态环境，达到“双赢”的发展格局。三是推进了农村相关产业之间的和谐。据中国社会科三三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统计数据测算，旅游产业对苎旦相关产业的拉动贡献率一般为1：4，乡村旅游直接三或间接地带动了农副产品加工、手工艺品加工、商贸、运输等产业，并使产业彼此协调发展，“共生共荣”。四是促进了人和人之问的和谐。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越来越频繁，旅游使人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并促进了旅游者与农民之间、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问、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相互沟通与了解。

二、我国贫困地区乡村旅游发展的现实性

目前我国贫困地区乡村，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的乡村旅游发展还较为滞后，尤其在旅游服务、基础设施、接待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许多论述中，人们往往把“贫困文化”和“文化贫困”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两者并不能等同。所谓“文化贫困”，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拥有的文化、知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自身发展的要求而呈现知识不足、文化不济的状况。它主要是从知识层面上来理解的，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的范畴。而“贫困文化”则主要是从文化形态上来理解，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其中的“文化”远非“知识”所能概括。奥斯卡·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指一套穷人共有的规范和价值观，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模型的标签，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现象。从根本上说，贫困文化是长期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审视贫困文化，必须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相对性。今天，市场经济中的社会结构更加开放，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新旧意识形态不断裂变整合，这加速了整体性和同质性社会的解构与重组，社会分化趋势凸显。而当多数人均处于中等及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人固守田园、思想守旧，脱离了社会的主流，从而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了贫困文化。而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虽然很多原始部落和群体对土地很崇拜，在物质上也极为贫困，但由于社会分化不明显，他们并未脱离社会生活的主流，因此不属于贫困文化。

但贫困文化并不能与传统文化简单地划等号。台湾学者林松龄认为，在多数普遍存在着绝对贫穷的传统社会，却很少具有贫困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特性。他更倾向于将贫困文化视作现代社会的一种亚文化。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虽然是历史的结晶，具有遗传性，但也往往表现为强烈的现实性和变易性，并不是所有在历史上出现的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尤其是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格局等，使得传统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尤其在贫困地区，贫困文化更多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影响，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特色。而在发达国家城市“贫民窟”中出现的贫困文化，则不具备本国传统的主要价值及其相关特性。

美国社会学家赫兹拉认为，文化起源于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的满足。刘易斯也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的反应。对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来说，面对父辈们辛勤劳作却无法摆脱贫困的事实，会产生一种“难逃贫困”的预期，并以此构建他们的思维和价值体系。就如包尔生所言：“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这样，在预期贫困的内外部环境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改善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降低贫困标准，即依据自己过去的经历和对幸福生活的理解确立自己的贫困标准，并进而执著于这种自认为有理由珍视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你认为我穷，但我不认为我穷”的主观不贫困现象。通过贫困文化的调节，贫困者满足了自身的心理需求和所谓的做人尊严。但同时，“当这种状态变为一种习惯，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苟且度日”，形成一种不求进取的价值观念，使贫困者陷入“自我设限”的藩篱，从而扼杀了其行动的欲望和潜能，使贫困长期存在乃至出现代际传导。也正因为这样，在贫困者的价值观念即贫困主体的精神状态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单纯靠向贫困者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现象，很容易发生贫困回归。

虽然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人口特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偏离了主文化价值，且有时由于受其影响，贫困者可能与社会其他群体产生隔阂甚至相互敌视。但一般来说，贫困文化的价值、信仰、规范，并不直接与社会的主文化对抗和构成威胁。况且，贫困文化对社会秩序具有一种保守的力量，因为贫民们不希望维持其生存的脆弱平衡被破坏。只有当这种平衡遭到外力严重破坏，且无法恢复的时候，他们才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反对者。也只有在这个时候，贫困文化才可能是一种反文化。因此，任何反贫困政策必须适当考虑贫困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既要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地维持其独立性，又要逐步地引导其变迁和转型。

贫困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效应场。特别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强大的辐射和遗传力。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内控自制的惯性运动，使贫困者从自卑到自贱进而自足，并外化为愚昧的信仰和习俗，形成抱残守缺的固定的心理习性，产生各种不同的社会特征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