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平民英雄孟子大丈夫

论文摘要朱开山从义和团到老金沟到放牛沟到山东菜馆到山河煤矿的经历，完全无愧于一部伟大的平民史诗。他那种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于一身的大丈夫气概，是孟子学说强势的一面近乎完美的体现。

52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受到观众热捧。最高收视率达11.84％，创下了2007年以来央视电视剧收视率新高。不少观众认为。继《亮剑》中李云龙后，李幼斌又塑造了一个经典角色。有观众表示，李云龙相对简单，而朱开山必须面对更复杂的处境，赤子之心未泯，但人情练达、世俗无碍，压不倒、打不垮、行得正、走得稳，显然是在践行着孟子对于大丈夫的要求。显然，观众喜欢《亮剑》中的李云龙，是因为他身上的那股子劲，面对任何强敌都敢于亮剑的气魄。同样，观众喜欢《闯关东》中的朱开山。也是赞叹他的强势人格，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大丈夫气概!更为可贵的是，李云龙亮相的时候已经身为八路军的一名团长。朱开山出场时却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因此，他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生。他历尽艰辛的英雄之旅，更能给我们今天日趋平淡平凡的生活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再加上观剧时的移情作用，自然而然会引起更多普通观众的强烈共鸣。

故事以清末一户山东人家“闯关东”为主线。故事的第一主人公朱开山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平民英雄。年轻时在义和团运动中崭露头角闻名一时。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朱开山走了上闯关东之路，在广袤荒凉的土地上。领着妻子儿女们历尽艰辛白手起家，一路闯荡。一路拼搏，最后一举成为哈尔滨富商。朱开山从义和团到老金沟到放牛沟到山东菜馆到山河煤矿的经历。完全无愧于一部伟大的平民史诗。

朱开山，这个来自孔孟之乡的平民，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深受孔孟学说的熏陶，尤其是孟子学说强势的一面，在他的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英雄不问出处，正如孟子所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土，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所举的六人，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都是身处逆境。历经磨难，发愤图强，终获成功的大丈夫。孟子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时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段所有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话，用平民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十字箴言。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股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朱开山就有。“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的这段话主要的意思是说，浩然之气就是至大至刚至纯至正的大丈夫气概，浩然之气就是大仁大义无愧于心的大丈夫作为。

作为先秦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学，其思想主张一直有其独特的一面，而作为墨学创始人的墨子，同志曾评价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显贵，因此思想主张里有许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节用”为主的爱惜民力主张，更有其可贵之处，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墨子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2）对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为何此主张在先秦之后渐渐失去声音，也是需要探讨的。

一、墨子正视民众的消费需求

墨子在《非乐•上》里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点是民众的巨患，而解决衣食住行这个问题是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在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期，当时的事实却是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这种极度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墨子从生产资料的来源着手，提出“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者既然付出了劳动，自然应该有消费的权利，应该获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满足，要求统治者正视民众的权利需求，坚决反对“亏夺民衣食之财”，认为这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将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让国君社稷不保，得不偿失；因而，作为国君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让利于民，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取其所需，达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说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二、节用和节葬目的在于开源节流

墨子的“节用”，主要是针对日常用度，必须加以节制。作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奢华，所以觉得当时之国家人民，对于“当用”与“不当用”，没有清晰之观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费，故主张节用。而墨子“节葬”之提出，乃是反对厚葬久丧，造成人民耗费太多之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社会损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丧之法以处理之。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要节省财用，而墨子要求节用要做到去国家无用之费，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而兴利多。墨子认为在财物、时间、心力要用其所当用，去其不当用。那么所谓当用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凡满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为当用，就像充饥止渴之饮食、保温防暑之衣服、避风雨、别男女之房屋、水陆交通所需之舟车，皆为日常生活所需，故为当用。而像雕镂篆刻之美、宫室台榭之乐以及厚棺、修坟墓，则为不当用，因其没有实利。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充满了平民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政治经济理念，从消费的源头开始节流，对于战乱中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墨子在《节葬下》中说道：“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以政权的稳固来指到了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们对节葬的思考。墨子还在《辞过》中提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姦邪。姦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导兼爱兴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贵族不但没有爱惜民力，而且又浪费有限之财，厚葬久葬，奢侈无度。百姓却因遭逢战乱，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会有主张节用和节葬之观点；墨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贵族，能体会百姓生活之困苦，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准，彻底实践简朴生活，则天下之利，才有产生之可能，而额外的装饰或要求，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费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是简朴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爱》中提到“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为政者喜欢的事物,臣下就尽力去迎合,以上带下，如果君主在节用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有效遏制铺张浪费，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乐”是非劳民取乐

呼唤家族亲情的回归

具有家庭色彩的电视剧能够很好地适应电视受众群体的观看氛围，这就是很大一批家庭室内剧被看好的前提。电视剧《大哥》有着极浓的家庭色彩，它向我们展现的家庭，是当代都市中已不多见的三代同堂、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应该说，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少，现代家庭日益趋于小型化，在大城市里，三口之家扮演着主力军，甚至“丁克”家庭也已成为流行时尚。那么，编导者为什么要把故事放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中呢?自然，从戏剧性的需要，大家族里人物集中，关系复杂，矛盾冲突突出，因此容易搞出很强的戏剧性，然而，《大哥》这部连续剧却恰恰不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热闹戏，围绕大哥陈文海结构成的父老兄弟姐妹十几口人这样一个大家庭，它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却是一个自然流畅、朴素无华的故事，它就像我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那样平凡。

《大哥》避开了时髦的环境、时尚的人物，选择了高楼大厦后面的平房小院里的平民生活，选择了一个似乎有点老旧的题材。要在这个老旧的题材里挖掘出点新鲜故事，毫无疑问，编导者们在给自己选了一个难题的同时，也选择了一个至高点，一个风光无限的顶峰——一个亲情的顶峰。

植根于生活土壤里的形象

陈家大哥文海是全家的主心骨，承担生活重担而不辞辛苦，弟妹的大事小情他挂在心上，文涛的家庭纠纷他要管，文宝的事业前途他要帮，就连小妹文慧谈恋爱他也要引导，但惟独忽视了自己的健康，在他得知自己可能患了癌症后，还细心安排家中后事。大哥的无私和宽容，大哥的尽心尽责，感动着每个家庭成员，也感动着电视屏幕前的观众。大哥这个形象是全家的核心，也是全剧的核心，而这个形象所以能感人，不是平地上拔高了人物，而是以其“真”为根基，以其“爱”为动力的。大哥没做惊天动地的事，他的正直，体现在他每一天每一事中，他的责任心，渗透在对全家老老小小的关怀上。中国人的家庭传统上历来就有“长兄为父、老嫂比母”之说，中国人的家庭中，这样的大哥不乏其人，在本剧的编导者中，这样的大哥也不乏其人，这个形象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才使我们感到那样亲切，那样真实可信。

文海身上最可贵的是他的责任心。对文静的劝导，对文宝的关心，对小妹恋爱的指导，无不体现这种责任心。难怪文宝说：“我感觉大哥有时更像我的父亲，家里有什么困难都是他来扛着。”甚至当春芳和文涛已经离婚，结束了她与陈家的亲属关系后，春芳两次住院，文海像对待亲人一样去医院看望。医生问他是患者的什么人时，他仍然说“我是她的大哥”。这就是大哥的人品所在。

按照德国史家尼布尔的说法，罗马平民(plebs)起源于王政时代，主要由被征服地区的移民组成，到王政后期基本形成一个特定等级，与“罗马人民”(PopulusRomanus)相对立(注：尼布尔：《罗马史演讲录》(Niebuhr,LecturesontheHistoryofRoman)第1卷，伦敦1847年版，第48页。)。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HughLast,“TheServian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ofRoman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一、平民与定居地的关系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urbe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摘要：网络文化是一个兼融并蓄的容器。人们既可在“信息超市”各取所需，又能大展自身才华，呈现出创作与欣赏互动交流的新格局。

关键词：网络文化话语权文化寻根诗之写生网络语言平民视域

互联网的出现，全球文化完成了一场范式转变，网络文化也应时而生。网络文化集文字、声音、影像、动画于一身，具有受众自主性、传播无界性、传递交互性、传输多样性等基本特点，是一个兼融并蓄的文化容器。由此，人们既可在“信息超市”各取所需，又能大展自身才华，呈现出创作与欣赏互动交流的新格局，从而为文字传播和全球化文化交流开启了一页新窗。

一、话语权的民间回归

（一）民众作者的多样化

网络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为的生命存在”。“作家”即民众，民众即“作家”，将创作、传播、欣赏与批评建立在平等宽容、开放透明的大众话语平台上，以吾手写本心。原始的欲动、碎细的美味、草根的自娱自乐、精英艺术的扩张力，文化与人文的精神交流，越过了浅显的表象认知模式，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级互动。学术界预言，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标志的网络文化，使现代传媒步入平民化时代。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按照德国史家尼布尔的说法，罗马平民(plebs)起源于王政时代，主要由被征服地区的移民组成，到王政后期基本形成一个特定等级，与“罗马人民”(PopulusRomanus)相对立(注：尼布尔：《罗马史演讲录》(Niebuhr,LecturesontheHistoryofRoman)第1卷，伦敦1847年版，第48页。)。

关于罗马平民的身份问题，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由于观点、方法不同，提出各种不同看法，并且在“平民是否为公民”这一问题上发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根据尼布尔、蒙森、古朗日的看法，只有贵族是原始公民，平民最初不在公民之列，并且不在库里亚组织之内。然而，英国学者拉斯特则认为公民集团自古以来就包含了贵族和平民。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贵族是元老院显贵，平民则是普通大众。(注：拉斯特：《论塞尔维乌斯改革》(HughLast,“TheServianReforms”)，载《罗马研究杂志》(JournalofRomanStudies)1945年，第30—48页。)

有趣的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都能从古典文献中找到证据，说明文献本身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是因为古代罗马史家大都缺乏历史发展观念，没有注意到平民是一个发展、变化的概念，公元一世纪的平民与公元前五世纪，甚至王政时代的平民并不完全相同，所以，他们笔下的早期平民和贵族的身上往往带有后世平民与贵族的特征，以致于使现代的研究者产生误解。这就提醒我们要注意把古人提供的史实和他们自己对历史事实的理解区分开，历史地考察平民在罗马早期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和处境，以便客观评价平民的身份地位。我们主要以王政时代和共和国初期的文献史料为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早期平民的身份地位：

一、平民与定居地的关系

在王政时代，罗马的平民主要来自被征服地区。罗马人往往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集体迁移到罗马，这就使丧失了国土的平民与罗马人民聚居一地，发生了地域联系。

据文献记载，罗马第三位国王图路斯曾摧毁阿尔巴城，把全体居民掠走，使罗马“人口翻了一番”。阿尔巴人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注：李维：《罗马史》Ⅰ，30，1(Livy,Aburbecondita)译文参考穆启乐、傅永东、张强、王丽英译《建城以来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第四王安库斯占领特列涅(Tellennae)，“把战俘迁移到罗马”；夺取费卡那(Ficana)，派兵摧毁城墙，焚烧房屋，“把全体居民迁入罗马”。两地居民都被安置在凯利乌斯山。他又征服波利托里乌姆城，把阿芬丁山分给新来的民众居住。后来又有数千拉丁战俘被安置在阿芬丁与帕拉丁连接之处——阿德穆尔基埃(Admurciae)(注：李维：《罗马史》Ⅰ，33，5。)。

摘要：孔子一生主要是教育上等人，其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比较复杂。孔子认为平民道德教育应主要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平民，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这一思想至今仍有其合理处。而在文化知识教育上，他认为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根本不堪教育，因此完全无法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孔子的教育实践也是如此，他的授业弟子中没有一位是平民，社会弟子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一论断恐怕要重新审视。我们认为，孔子至少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

关键词：孔子;平民;教育思想;教育实践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毕生致力于上等人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其教育思想和终身实践，对后世几千年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其道德教育优先，亦重文化教育的思想；学而不厌，好之乐之的思想；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思想；君子不器，重在谋道的思想；学思结合，行学并重的思想；知之谓知，不知阙如的思想；因材施教，由博反约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但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却颇为复杂，有些甚至非常糊涂，需要认真考察。孔子曾经说“有教无类”（卫灵公，15•39），我什么人都教育，没有贫富﹑贵贱﹑地域﹑夏夷、“先进于礼乐”“后进于礼乐”等等的区别。孔子还说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7•7），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的薄礼，我从来没有不教育的。就因为孔子讲了这么两句话，后世学者便长期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并且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许多理论。这两句话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说明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如果真这么看，我们就犯了以后释古的常识性错误。西汉以来的经师们解读《论语》时，就犯了不少这样的错误。其实，孔子一生主要致力于教育上等人，基本没有教育下等人。他说上面那两句话时，是有一个那个时代的人人人都明白的大前提的。学者们断定孔子具有全民教育思想时，可能仅仅考虑了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忽略了那两句话的大前提；也可能没有对孔子的教育实践作细致的考察，并将其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作比对研究，然后再得出结论。而学者们误解那两句话的根源，则很可能首先是因为误解了“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很可能是因为对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所致。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人”和“民”这两个关键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人民，包括不以人民字样出之，而以君子﹑圣人等字样出之的，大约有两百章之多，占到全书（492章）四成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说明这个问题在春秋时代有多么重要，孔子对这一问题是多么重视。惟其如此，后世学者亦十分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百年，学术界对孔子的“人”“民”“众”“百姓”等概念的看法，大体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人”是奴隶主，“民”等是奴隶。另一类认为，“人”或指所有的人，或指贵族，“民”指奴隶。两类学者都是思想家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其古文字证据都是甲骨卜辞，其社会结构研究理论都是阶级斗争理论。甲骨卜辞对研究西周以前的殷商社会可能十分管用，但对研究先周社会和西周春秋社会就要十分小心。阶级斗争理论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必真地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因此，关于“人”“民”的上述两种理论恐怕都需要慎重考虑。我的学习心得，研究任何问题，都不能有理论预设，都不能随意移植嫁接理论，而应该充分研究原始材料，并且仅仅根据原始材料本身得出结论。只要遍查《论语》《春秋》《左传》，我们便可发现，春秋时代的“人民观”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人”指所有的人，与“鬼”相对而言。二，“人”又可以分为“人”和“民”两个阶级，其中“人”是上等人，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等，但不包括“小人”。“小人”和“民”“众”“庶”“百姓”“鄙夫”“老农”“老圃”等等是一个阶级，但不是奴隶，而是平民。孔子经常讲“使小人”“使民”，在谈到道德问题时，他常常把“小人”和“民”这两个概念混用，可见，“小人”和“民”都是平民阶级。三，“士”是一个很特殊的阶层，讲仁德的便是“君子儒”，“志士仁人”，如果还当了官，就可以归入上等人，是“君子”，但一般不是“大人”，天子、诸侯、卿大夫才是“大人”；不讲仁德的“士”则是“小人儒”，“小人儒”而又没有当官，则仅仅是“小人”，只能归入下等人，属于平民阶级。我有《人论》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为了既方便下文讨论，又适当避免重复，本文只是点到为止，以下不再赘述。

孔子毫无疑问有教育“人”即上等人的思想，这方面的证据非常多，无需论证。但他有没有教育“民”即下等人也就是平民的思想？如果没有，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有，其思想又当如何？这些都需要仔细研究。还有，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也许还应该考察一下孔子的教育实践，看看其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否一致。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都弄清楚了，我们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平民教育思想，有什么样的平民教育思想下结论。只有把平民教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可以就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作出判断。仅仅根据孔子的那两句话就断定他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样做恐怕不太严谨。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史料，我们初步认为，孔子还是有平民教育思想的，不过，他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没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孔子一生的教育实践与其教育思想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一生只对平民进行了道德教育，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下文我将从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简要论述。孔子既然认为平民应该教育，有平民教育思想，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教育平民，怎样教育平民呢？孔子认为，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道德教育，另一个是文化知识教育。下面先谈谈他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认为，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13•26）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13•23）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12•16）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这里所说的“君子”，都是“人”，上等人，而且都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孔子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14•6）也就是说，“君子”当中有仁人，也有不仁的人。孔子一生称赞的大体同时代的仁德君子，有卫国的宁武子﹑孔文子﹑公子荆﹑史鱼﹑公叔文子等等，还有郑国的子产等四君子；他批评的“不仁”的君子，国君有鲁定公﹑鲁哀公﹑卫灵公﹑齐景公等等，卿大夫有季康子等等。可见“君子”中的确有仁者也有不仁者。而上引诸章中孔子说，这些君子们安泰而不骄傲，和谐而不雷同，成全别人的好事而不促成别人的坏事，胸怀坦荡，为做好事而互相团结，可见这些“君子”都是上等人当中的仁德君子，而不是普通的上等人。“小人”则都是下等人，平民，与“民”、“众”、“百姓”是一个意思，属于一个阶级。这些平民，骄傲而不安泰，雷同而不和谐，促成坏事而不成全好事，常因小利而忧戚不安，为干坏事而互相勾结，总之，他们的品行很坏，道德水平很低，没有一点点仁德，真正是“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平民的道德水平既然很低，那么应该怎么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呢？听听孔子与鲁国正卿季康子的话，我们也许就会明白。孔子对季康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12•19）从孔子的这番话来看，季康子必定先对孔子说，鲁国的平民太坏，准备多用刑法，杀掉一批特别坏的平民，以整肃社会风气。他这种看法和准备采取的做法，在晚周可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秦那么多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一句话是说平民好的。弟子们把这番话记下来并收入《论语》，即应与这样的社会现实有关。从孔子的回答来看，孔子认为，季康子这类人才是“君子”，才是上等人；“民”和“小人”都是一类人，平民，下等人。孔子虽然承认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但反对季氏滥杀平民，主张通过教育上等人，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进而影响下等人，提高平民的道德水平，最终改善社会风气。这说明孔子的仁德之心及于平民，他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策略也比季氏高明。又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17•4）（称赞郑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5•16）这两章，上一章说“使小人”，下一章说“使民”，“小人”和“民”明显是同一个阶级，都是被上等人“使”“养”的平民，孔子说得非常明白。“学道”是学仁道，这仍然是道德教育，不是文化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是“学礼”。孔子认为，“君子”“小人”都要“学道”，都要进行道德教育，“君子”还有教育“小人”的义务，其教育方式是“养”和“使”，要求分别是“惠”和“义”。这体现了孔子一贯的平民道德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教育上等人来影响下等人，由上等人来教育下等人。

从总体上来看，上等人特别是上等人中的仁德君子的道德水平很高很高，平民的道德水平很低很低，这不仅是孔子的基本判断，也是周秦几乎所有思想家的一致判断。我们只要随意打开这个时期的任何一部著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叶圣陶等老先生上世纪初曾经编印《十三经索引》，只要查到“君子”“小人”条，就会发现有无数这样的论述，而且其他先贤的看法与孔子的看法几乎完全一致。但是，平民的道德水平为什么普遍非常低下呢？孔子似乎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15•32）“君子”有土地，即所谓“有国有家者”，他们或有国家或有采邑，又大都有官俸“谷”，从无衣食之忧，所以都在操心一些“高大上”的问题，如“德”“刑”“义”“道”；“小人”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没有官职，当然也就没有“谷”来作官俸，常年苦辛而总有衣食之忧，所以只关心“土”“惠”“利”“食”“贫”这些在君子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问题。从孔子所论来看，他本应明白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但当我们研究了孔子的平民道德教育策略之后，我们才发现，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贫困才是平民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在这一点上，孔子远远不如孟子。孟子还知道要给每家老百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他们灾害年景免于饿死，风调雨顺年头过上好日子。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孔子则完全无此想法。因此我推想，孔子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平民道德水平普遍低下的根本原因。平民道德水平低下，应该怎样教育他们，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呢？孔子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劳”，一个是“诲”。爱之，能无劳乎？忠焉，能无诲乎？（宪问，（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19•10）上引许多文献，都有“使民”“使小人”的话，这就是“劳”，主要形式应有三种：让平民交税，让他们为官府修建宫殿﹑道路﹑水渠等，让他们打仗。《国语•鲁语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可见孔子等晚周诸子大多认为，“使民”“劳民”是教育平民，防止其道德水平更加低下的一种重要方式。当然，除了“劳”以外，孔子还想了一些别的教育平民的方法。如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为政，2•3）可见“德”和“礼”都是孔子教育平民的内容，都是上章所讲的“诲”的内容。“德”即仁德﹑道德，“君子”“小人”都要接受道德教育。不过这一章里的“礼”，仅仅特指具有整肃作用的“礼法”，类似今人讲的习惯法，而不是三代文化知识和孔子丰富学问总纲的那个“礼”。至于具体怎么“诲”，孔子的策略是这样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2•19）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13•4）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14•41）（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子张，19•19）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颜渊，12•19）上面的引文中，孔子说要“诲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但怎么“道”，怎么“齐”，总之怎么“诲”呢？原来，孔子并不是要直接“诲”民，“道”民，“齐”民。孔子发现，下等人的道德问题，主要是由上等人的道德问题决定的。上等人中，多有不仁者。应该要求上等人“直”，上等人“好礼”“好义”“好信”，上等人不失其“道”，提高上等人的道德水平，从而像风吹草一样，影响下等人，提高下等人的道德水平。这样，全社会的道德水平都会提高，社会就和谐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创，周秦诸子大多持此观点。这一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其合理性。如今常有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只要党风政风真正好了，民风就会大大好转，甚至会完全好起来。以上是孔子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看法，总起来看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孔子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看法，却相当的糊涂。上文已经指出，孔子曾说“有教无类”，无论什么人，他都教育；又曾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主动象征性地送点礼物他，他就教育学生。因此后世学者们全都认为，无论贫富贵贱“先进”“后进”哪国人氏孔子全都教育，并进而认为，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但是学者们没有考虑到，孔子说这些话时是有个在他那个时代不言而喻的大前提的，就是你得愿意接受教育，而孔子一向认为，当时的平民几乎是没有愿意接受教育的。孔子曾经根据人的智力，把所有的人分为四个等级，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也。（季氏，16•9）“生而知之者”是智力超常的人，天才，其学问本事都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习得的。孔子一生从没有说过谁是这样的天才。这与今人的天才观几乎完全相同，今人也大都认为有天才，但究竟哪一个是天才，又似乎谁都说不清楚。孔子认为自己是三代文化的伟大继承者，周文王之后他孔子最伟大，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天才，而认为自己只是个“学而知之者”。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7•20）说他的学问，都是终生努力学来的。孔子还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6•21）“中人以上”，应指“困而学之”者、“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者”这三类人，跟这些人可以讲大道理。“中人以下”应仅指“民”，这些人“困而不学”，不可以跟他们讲大道理。因此，孔子认为，“民”是无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17•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8•9）“上知”指“生而知之者”，“下愚”则指“困而不学”的“民”。这些“民”，只可以让他们怎么干，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他们智力太低下，又拒绝学习。上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孔子的平民教育思想。根据上文的讨论，我们初步认为，孔子充其量只有平民道德教育思想，而根本没有平民文化知识的教育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一定要说他有平民文化教育思想，那他的思想就是平民完全没有办法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学者们仅仅根据孔子那两句话的字面意义，而不考虑那两句话还有个大前提，就断言孔子有全民教育思想，这是不太谨慎不太科学的做法。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他的教育实践，希望用他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来互证，以进一步搞明白他的平民教育思想，同时也进一步搞清楚孔子有无全民教育思想。孔子教育过的人，我大体把他们分作两类，授业弟子和其他人。下面分别讨论之。

孔子的授业弟子中有没有“民”即平民呢？我的判断是，应该没有。我的主要考虑是，其一，孔子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就是培养教育上等人的，而不是培养教育平民的。孔子教育弟子，也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的主旨是“仁”，文化知识教育的主旨则是“礼”，具体来说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艺”。按照孔子的上述教育思想，孔子是不可能直接对平民进行道德教育的。孔子曾经对子贡讲，他的丰富学问，有个东西“一以贯之”，并不是靠死记硬背的。（卫灵公，15•3）颜回则指出这个把老师无比丰富的学问“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礼”。颜回说，老师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9•11）那么“礼”就是孔子学问的主线和总纲，也是三代文化的主线和总纲——至少孔子自己是这么看的。孔子一生都教弟子仁学和礼学，而礼学本身就只是上等人的学问和事情，与平民没有任何关系，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门如有平民弟子，他们不可能一生跟着老师学这些既没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任何用处，甚至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这是我判断孔门弟子中没有平民的第一个依据。其二，孔门弟子的做派，就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而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收有孔门弟子七十七人，其中“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三十五人，其中澹台灭明和公伯缭两位应该都不是孔门弟子（只要读读《论语》原文就明白，兹不具论），实为三十三人。这些学生，有贵族，有士，但没有平民。士在晚周是个特殊阶层，上文已略作说明。这些弟子中，虽然颜回穷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地步，（雍也，6•11）但这只是因为他坚持不当官所致。孔子曾对颜回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述而，7•11）可见颜回不当官，应与当时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密切相关。颜回虽然很贫穷，但其做派仍不失上等人的身份和风度，包括他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时的“乐”，这分明是一种君子之乐，上等人之乐，真正的平民就无论如何都“乐”不起来。这就如同今天的阔人到深山老林吃野菜觉得很雅致，很“酷”，而多少代在深山老林里吃野菜的穷人却“雅致”不起来，“酷”不起来一样。颜回死后，他父亲要求孔子卖了马车，以为颜回准备外棺。埋葬儿子，颜父既要内棺，还要外棺，这就是典型的上等人的做派，而不可能是平民的做派。孔子自己也是上等人，本来也该如此，但他主张薄葬，反对厚葬，就说我的儿子伯鱼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棺。加上我是当过大夫的人，不能没有马车，因此拒绝了颜父的要求。但孔子的弟子们觉得，安葬颜回没有外棺太不像话，就背着老师为颜回准备了外棺。因为这事孔子还呼告过死去的颜回，由这个呼告我们明白，颜回在世时，也是主张薄葬的。（先进，11•8﹑11•11）这一细节说明，孔门弟子都不是平民，他们的做派都完全是上等人的做派，完全不是平民的做派。另一个弟子原宪也贫困，也是因为不肯当官。孔门弟子中，颜回原宪是最像平民的，连他们两个都不是“民”，别的弟子就更不是“民”了。另外四十二个弟子，“无年及不见于书传”，其中有无“民”，虽不敢妄断，但考虑到上述第一个因素，其大体情况当与前三十三位弟子相似。其三，孔门那些只要愿意当官的学生，全都当了官，而且大多是大官，最小的也是县长，还有一位是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的时代虽然也有小人和平民当官的，但那都是通过经商发财然后买官做官的。孔门只有子贡经商，有钱买官，子贡后来位至卫国国相，但子贡的官不是买来的，而是凭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当上的。孔门授业弟子没有一个买官的。孔门弟子虽然有的是“先进于礼乐”，有的是“后进于礼乐”（先进，11•1），总之都是精通“礼乐”的，他们有的是世禄子弟，有的虽说只是士，但既已精通“礼乐”，且已出仕，就肯定不是平民，而是上等人了。授业弟子之外，通过直接与孔子打交道而得到孔子教诲的人当中，有没有“民”即平民？我曾经学习太史公的做法，遍查《论语》492章，并且把每个与孔子打过交道的人全部清理出来，列成表格，逐一分析，发现这些人绝大多数都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只有两个“童子”一个“鄙夫”可能是“民”。一个是“互乡童子”（述而，7•29），另一个是“阙党童子”（宪问，14•44），后者还是孔子的同乡。这两个人都不好说是君子还是平民，唯一一个可以确认是“民”的，孔子称之为“鄙夫”。（子罕，9•8）孔子教育弟子以外的人，也主要是教“仁”和“礼”，所以这些人也基本上都是上等人。平民要孔子教“老农”“老圃”“百工”的事，孔子也教不了啊﹗以鲁国为例，根据《论语》的记录，鲁国与孔子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有鲁定公、鲁哀公、季平子、季康子、孟武伯、孟懿子、阳货等人，他们要么是国君，要么是大夫。阳货虽然只是个“陪臣”，但这个“陪臣执国命”，可不是一般的“陪臣”。鲁国之外，卫国郑国与孔子打交道的人最多。卫国主要是史鱼等几位“君子”和孔子打交道，郑国的情况也一样，也主要是几位仁德君子与孔子打交道。孔子无论在哪里，都基本不与平民打交道，他在别国的情况也与在鲁郑卫三国相似，我们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孔子的授业弟子不是平民，社会上与他直接打交道的人也基本上都不是平民。孔子一生教育的人，要么是上等人，要么是“士”这一特殊阶层，他基本上没有教育平民，这应该与平民“下愚”而且“困而不学”的特性密切相关。这说明，孔子的教育实践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致的，他一生并没有对平民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平民未受文化教育因而“下愚”，这不难理解。但他们为什么“困而不学”，孔子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重要深刻而又十分简单的问题。孔子的仁政设计中，从未谈到土地问题，他只说要少收税，只能收十分之一的税。但孟子的仁政设计中，最最重要的不是少收税，而是要给每户农民“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说明孟子的时代土地兼并已很厉害，失地农民已经很多了，也说明孟子比孔子更加关注平民的生计。孔子从来不谈土地问题，最多只能说明那时土地兼并还不太厉害，不能说明那时没有土地兼并。中国春秋初期即已开始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一旦私有化，兼并就会开始。这是经济规律，历史规律，无可规避。今天我国设计的土地制度，有这样那样的不合理，但是可以有效防止土地兼并，这是吸取了过去两千多年土地兼并的教训而作的设计。而土地兼并一旦开始，就会有农民无地或者少地，生活就会困顿，他们活命都很困难，怎么会有心事读书做学问？但孔子对这些问题，似乎很少考虑到，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明白过。另一方面，春秋时代周天子衰微，各国国君都想自保，大国之君、中等国家的国君还想灭掉别人，统一天下，于是天下连年打仗，天天打仗，这是要死很多人，花很多钱的。古今中外，打仗都是打人的性命，打钱。春秋时代土地私有化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多收税，为了打仗。土地刚私有化时，各国都还只收十分之一的税。后来仗打多了，打久了，包括鲁哀公在内的很多国君都收十分之二的税，国家还没钱花。土地被兼并了，税收又这么重，由孔子反复说要“使民以时”可以推知，另外可能还有没完没了的劳役，平民的贫困可以想见。在这样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平民的第一需求自然是生存，而不是接受文化知识教育。这才是他们道德水平低下而且“困而不学”的根本原因。孔子家族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他的直系祖先，绝大多数都要么是殷商天子，要么是宋国国君。他们家即使从其九世祖开始衰落，但仍然是贵族，过日子自然没有问题，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孔子似乎不明白，平民为何如此“下愚”，为何如此“困而不学”，他这是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如果说，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FrankKnight）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Noerrorismoreegregiousthanthatofconfoundingfreedomwithfreecompetition），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一

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