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主义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应是总体性的；对于确定性而言，会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平均主义，由这种确定性产生的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派生的平均主义，其中影响确定性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不确定性而言，有大多数人倾向于平均主义，对于这种来自不确定性的平均主义，我们可称之为本能平均主义或原始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既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何逐步消除平均主义，手段应是总体性的。

关键词：平均主义研究

所谓平均主义，就是指对生产的最终成果进行平均分配的一种思想。纵观历史，平均主义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种意识形式。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看，平均主义倾向仍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表现，并在深层次仍然不同程度的制约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分析并研究平均主义问题意义仍然十分重要。

一、为什么会产生平均主义

为什么会产生平均主义？国内较多学者认为根源是小农经济。笔者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对小农经济的两点新思考》一文中指出：生产力水平落后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根源。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平均主义产生的根源应是总体性的。

首先，从人性的角度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是产生平均主义的人性前提。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面对两种局面：一种是确定性；一种是不确定性。对于确定性，有一部分人，会倾向于平均主义。对于不确定性，有更多的人会倾向于平均主义，因为这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条有效途径。假设一个社会由n人组成，每个人一生的总效用水平分别是U1、U2、U3、……Un。其中，每一个人的总效用水平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确定性，分别记为Q1、Q2、、Q3、……Qn；另一部分来自不确定性，分别记为B1、B2、B3、……Bn。则有：

【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实质等方面分析了公平理论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理论渊源、实质等方面分析了公平理论和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通常认为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但有学者[2]认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渊源应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尊道贵德，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认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以及以等级名分为主要特征的礼制规范是有为的表现，它只会带来人心迷失吗，贫富不均与社会动乱。有为即有欲，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拨乱返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在老子看来只要返朴归真，万事万物就能自化自正。基于这种认识，在经济上老子否定社会等级占有制度与孔子及儒家的等级分配观，主张实行平均主义。老子及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

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他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论文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论文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它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摘要：较系统、具体地论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正观,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同时,的公正观中存在着重整体而轻个人、或过于理想化、或过于注重实用等局限。的公正思想对中国社会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

【关键词】;公正观;评价

基于特有的理念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曾经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曾经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的发展进程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梳理有关公正问题的思想,总结其中的得失,对于确立中国现代

的公正观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一、贡献:六个方面的内容

比较具体的论述了现代意义上公正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内容提要】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果势必导致收入差距的存在。由于实行两种分配方式而形成的收入差距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公平的，因而能够调动劳动者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增长。

【英文摘要】Theoreticallyspeaking，theresultofincomedistributiOn（distributiononworkandonproductionfactors）leadstoinevitablegaps.Thepaperholdsthatthisgapisfairandreasonable，anditcanarousetheenthusiasmandcreativityoflaborsandownersofproductionfactorshencepro-pellingthegrowthofcommercialefficiency.

【关键词】收入差距/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经济效率incomegap/distributiononwork/distributiononproductionfactors/commercialefficiency

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分配都会拉开收入差距，甚至扩大收入差距。这一方面是由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内在规定和内在要求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和基本要求决定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因而都要通过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得以实现。由于在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由按劳分配所得的部分收入以及按生产要素分配所得的收入必然要转化为个人财产，并由此获得财产收入，将会进一步扩大差距。

一、按劳分配与收入差距

（一）按劳分配与平均主义格格不入

加快激励机制建设是现代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事业高速度、可持续发展的必需手段。

一、目前激励机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建国以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缓慢、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使许多人在思想深处形成一种误解，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要平均，如果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收入比较多，出现了较大的差别，就认为是两极分化，背离社会主义。这种平均主义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观点是完全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不等于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先富与后富不等于两极分化。如果把共同富裕错误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搞平均主义，不敢按贡献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只会滋长懒汉作风，打击贡献大者的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损害社会主义的形象。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更大的不公平。

反对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就是要在初次分配阶段，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将个人收入与贡献直接挂钩，拉开分配差距，体现多劳多得，允许所有生产要素都参与分配，激励人们拼命工作。在再次分配阶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建立有效的财政调节机制，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科学的人力政策，缩小收入差距，缓和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经营不讲效益，投资不讲回报，盈了不敢多拿，亏了不敢惩罚。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不管盈了多大的利，个人一分不能多拿，多拿了就要犯错误；亏了由国家包着，个人一分也不少拿，不用承担任何风险。因为缺乏激励措施，经营者收入与企业盈亏脱节，经营者缺乏扩大生产的内在动力；因为没有约束机制，经营者没有责任心，他可能会通过膨胀企业规模来扩大权力基础，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或者通过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达到个人享用的目的。长期以来，许多企业盲目加大投入，扩大外延，在膨胀规模上做文章，却不考虑提高效益、增加内涵。更严重的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投资决策完全靠“拍脑袋”，导致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3.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贡献极不相称。根据有关部门对中央直属大型企业的调查，内地36家企业的老总平均年收入与职工收入相比，最大的6倍，最小的只有1.3倍。而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是普通员工的60倍，有的甚至高达100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收入与贡献极不相称，必然缺少最大限度提高企业经营业绩、促进企业发展的足够动力，其潜在能力也就不可能被充分发掘出来，不但企业效益最大化难以实现，甚至会出现短期行为、在任过度消费乃至“59岁现象”等问题。

摘要: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主义建设时期都产生过重要。它包括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人与人间的平等，个性解放、基本人权、民主，革命的功利主义，国家、社会和个人三兼顾原则和反对平均主义和两极分化以及独立自主、平等相待的国际正义原则、着眼于社会可持续的代际公正思想和平等权利，等等。认真梳理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的公正观，建构市场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把社会公正的探索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一个理想追求和实践原则，那么的社会公正思想的探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正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认真厘清关于社会公正的思想，总结其得失，对于确立当代中国的科学公正观，建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关于社会公正的主要思想

第一，农民的命运与出路问题是社会公正的首要问题。

8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也与中国的兴盛息息相关。而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和实践问题。在革命时期正视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制定中国革命的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26年，驳斥反动派污蔑农民运动时，就在《向导》杂志上发表了《浙江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农民受地主压迫所遭受的贫困状态。并指出农民暴烈行动的根源在于地主对农民的暴烈行为，这才能公正地评价农民的行动。他指出农民对地主的好坏都心中明白，谁应该从严惩办，都很公正，因而要充分相信农民。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于1937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明确地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更是对中国这个历来的主要社会基本群体权利和命运的关注。1945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中国的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②]他还指出说：“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③]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革命任务始终是与农民的命运和出路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解决农民出路问题是与当时革命需要及其历史命运结合起来的。首先解决农民的生存条件问题，因此把土地问题当作农民出路的根本所在。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因而1935年《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指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是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与扩大新的苏维埃区域，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主要前提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土地问题的解决“才能大大地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更进一步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吸引他们整个的力量与热忱，卷入苏维埃领土的民族革命战争之中。”[④]由此可见，这时党已经不仅从中国革命一般意义上，而且能够把农民阶级本身的命运和出路这一关乎社会制度公正的首要任务结合起来，认识解决农民土地公正问题的基础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