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介范文10篇

为了推进国内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本刊自创刊号开始即开设“当季英文佳作推介”专刊,以“介绍加评论”的方式向本刊的中文读者重点推介若干篇精心选择的国际著名期刊学术论文。本期专栏特意从PolicySciences、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Governance和PolicyandSociety选取了四篇佳作,予以评析,以飨读者。它们当中既有新颖的理论探讨可以帮助广大同行扩宽理论视野,又有精妙设计的实证研究让青年学者管窥“时髦的”实验研究法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应用。衷心希望本文能带给广大公共政策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不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

一、论文一:理解“政策不作为

”McConnelA,HartP.2019.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J].PolicySciences,52(4):645-661.自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传统肇始,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主要立基于对政策活动(policyactivity)和政策干预(policyintervention)的研究。无论是著名的多源流模型、倡导者联盟框架,还是政策学习与政策扩散理论,都有意无意地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换言之,现代公共政策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一是研究可观测的、有目的性的、真实的政策行动(policyaction)(Peters,2019)。最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AllanMcConnel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Paul􀆳tHart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PolicySciences发表的一篇论文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在这篇题为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的论文中,两位作者聚焦政策不作为(policyinaction)概念,系统梳理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脉络,提出政策不作为的类型学,并提倡:要深化对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解,可以更深入地关注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为什么政策制定者有时什么都不做(donothing)。在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学家中,戴伊(ThomasDye)曾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著名定义: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Dye,1972:2)。不过,后来的理论发展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到政府选择不做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所谓的政策不作为常常出现在公民的日常话语中,并往往同疏忽、懒政、惰政、卸责等负面标签相联系。在社交媒体发达、社会观点多元化的时代里,西方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难、跨国难民危机、控枪等棘手政策问题时的踟蹰不前和进退失据也常常被诟病为政策不作为。因此,这一现象本身并不新鲜,反倒俯拾皆是。然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现象很少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呢?两位作者指出,这缘于政策不作为现象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本质给学术研究造成障碍(McConnelandHart,2019)。换成俗话来说就是:你说政府什么都没有做,但政府可能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因此,判别什么是政府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成为理论分析的关键。在这里,作者借鉴了政治学思辨中的“可能性原则”(thepossibilityprinciple;MahoneyandGoertz,2004),即: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时,排除掉极端的政策场景,政府通常都有一系列现实中可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选择什么都不做时,就可以被认为是主观上的政策不作为。两位作者进而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对于决策者个人、公共组织、政府和政策网络来说,当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问题有若干可能的政策干预予以应对时而没有做出干预,即为政策不作为。为了更好地分析政策不作为的原因和后果,AllanMcConnel和Paul􀆳tHart对这一现象做了类型学划分,分别包括:蓄意不作为(calculatedinaction)、意识形态性不作为(ideologicalinaction)、被迫不作为(imposedinaction)、勉强不作为(reluctant上述的分类对政策不作为的可能类型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作者随后又对各种不作为的成因做了归纳,包括个人驱动型、公共组织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网络驱动型。论文对不作为的类型学、驱动力、后果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证,受本文篇幅所限,笔者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这篇纯理论推演型的学术论文对于公共政策和管理学者如何进行理论的演绎和归纳从而开拓全新的研究视野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对于公共政策理论脉络的把握非常精深,并展现出高度的敏锐性和创新能力。假以时日,相信本文会吸引很多各国同行开始关注各自国家和政策领域内的政策不作为现象。在中国的场景下,公共政策中的不作为并不罕见,本文或许可以启发很多国内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来分析在中国大陆的体制背景下,公共政策不作为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简单而言,若干中国特色很有可能让中国场景下的政策不作为表现出和西方不同的特征,包括: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条块分割并存、官员晋升锦标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财政分权与再集权、治理懒政惰政问题等等。当然,对政策不作为进行深入分析,需要一套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并突破方法论的障碍。首先,如何捕捉现实世界中的政策不作为?没有政策干预是不是一定导致负面后果?有意维持现状是不是等同于政策不作为?其次,对政策不作为现象进行解释,少不了“因变量—自变量”的思维框架。因为实证研究的缺乏,学者们一时尚无法用量化研究的途径进行假设检验。那么,首先从探索性的扎根理论和扎实的个案研究开始,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如果能够经由质性研究归纳出若干可以解释政策不作为的因素,便可以将它们作为命题进行更大样本情景下的检验。最后,公共政策是一门“入世”的学问,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解释这一现象,同时应该带着现实观照,试图评估政策不作为造成的后果(McConnelandHart,2019)。

二、论文二:行为公共管理的“助推”

在现实中效果如何?LinosE,QuanLT,KirkmanE.2020.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39(1):243-265.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理论(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把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公共部门管理的场景中,对政策客体和行政对象的行为能够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预测,尤其是在政民互动领域,行为公共管理学可以帮助提供更为科学的对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公民体验。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中,助推(nudging)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假设就是,面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公共管理行为,公民个体并非全然没有遵从的动力;事实上,在胡萝卜(经济诱因)和大棒(行政强制/惩罚)之外,还有一套介于中间的政府工具,它们既不像胡萝卜那样诉诸于物质利益以图实现人们行为的改变,也不像大棒那样给人生硬粗暴之感,这类被称为“助推”的柔性工具从细微处着眼,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把戏”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自发地调整行为模式,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标(ThalerandSunstein,2008;John,2018)。近年来的发表的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简化行政流程、减少繁文缛节(red-tape)不但能够节约行政资源,而且可以“助推”行政对象改变行为、改善用户体验、提高合规遵从(compliance)(JakobsenandSerritzlew,2016;Möllenkampetal.,2019)。最近,在政策分析的国际顶尖期刊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发表了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lizabethLinos、LisaQuan和英国行为洞察力团队(TheBehaviouralInsightsTeam)ElspethKirkman联合发表的论文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把握,还是在实验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属上乘。不但验证了关于助推的一些重要理论解释,还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对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这篇论文中取得很大收获;即便对于并不专攻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而言,精读本文的导言和文献回顾部分也可以学到很多:教给你如何整理和把握浩如烟海的理论叙事,发现其中的不足,进而言简意赅地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文献回顾。三位作者首先对遵从合规理论(compliancetheory)做了简要的回顾。早期理论认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遵从行为主要取决于其对遵从收益和不遵从成本之间的权衡。后来的研究发现,公民的情感反应、社会规范乃至个人价值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遵从行为。最近十多年来遵从理论转换角度,主要聚焦为何有人不遵从公共政2019—2020)207　策?这些研究认为,不合理的行政流程和法规设计给公民造成了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burden),进而提高了学习成本、心理成本和遵从成本,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致使很多政策和政府服务得不到目标群体的响应。这篇论文站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指出,良性的政民互动不是简单的胡萝卜或者大棒的问题,而是要同时减少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学习成本和遵从成本(Linosetal.,2020)。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社区私人房屋的建筑标准合规问题。文中提到,美国社区存在很多的住宅僭建和危房问题,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公共卫生、人身安全乃至治安问题。当年著名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巨大伤亡,也与不少房屋结构不合规有关。然而,原有的“督查—警告—整改—再督查—验收”的行政流程旷日持久,为政府财政和人手分配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业主的遵从合规也效果不彰。三位作者用行为公共管理的思路对现有行政流程进行检视后发现,站在公民的角度,其实这些看似缜密的流程存在不少缺陷,客观上增加了业主合规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优化现有流程可以很好地降低上述成本,从而鼓励自愿遵从(voluntarycompliance),实现政府和公民的双赢。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新颖,研究团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这三个城市展开了现场实验。实验选址基于地方政府的兴趣意愿和配合保障,而实验的内容非常简单:重新设计违建通知书的内容、形式和寄送时间点。这看似简单的实验干预背后却隐含着一系列重要的行为公共管理技术,包括文本易读性、量身定做、心理暗示、时间点等。总体来说,上述三个干预实验虽然针对合规执法流程中的不同节点、不同类型的业主,但实验内容都深入参考了行为公共管理的技术方法,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入手,优化政民互动模式,以期降低公民的合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在三个实验中,研究团队均使用了随机对照实验(randomcontrolledtrial)来增强随机性和因果推论的效力。实验结果显示,上述的实验在新奥尔良市、路易斯维尔市和查塔努加市将房屋合规率分别提高了14.7%、3.3%和9.2%,为当地政府节省了6%至15%的行政预算,效果可谓非常显著。这篇研究还与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对话,指出优化行政流程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减少行政环节,事实上,在新奥尔良市和查塔努加市的实验证明,创造性地增加一个行政环节非但没有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反倒让整个流程更加优化(Linosetal.,2020)。可见,行为公共管理“助推”的很多创见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维做出很大发展。正如评介开头所言,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和技术的把握还是实验方法的使用,都为广大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样板。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地方政府创新场景中,类似的实践并不罕见,很多行政部门流程再造的改革乃至小小的“便民服务”本质上都可以从“助推”的视角来理解(张书维等,2019)。诸如门诊网上挂号和网上预约、“一站式服务”、政务APP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帮助提升了政府的回应性和政民互动的体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深入研究这些创新,不但可以更好地总结在“助推”上的中国经验、向国际同行讲好“中国故事”,也能够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角度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改革建议,帮助它们更好地使用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技术,用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亲民的方法,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绩效。

三、论文三:跨国的政策扩散和政策转移

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人教版）第20课《昌盛的秦汉文化》（121页），对我国西汉哲学家董仲舒有一段文字评述。原文是：“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扬迷信思想，他说，天和人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风调雨顺来赞美他；皇帝无道，天就降灾害来警告他。”这段评述，作为向初中学生介绍一位古代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似嫌片面。上述从董氏原著译述的那段话，就是董氏所创立的“天人感应”学说，这种学说，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权至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当时，“天人感应”说给皇权施加一种天的监督作用，对人民是有利的。因此，对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评论，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苛求古人。

（一）董氏思想理论的时代背景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增长较快，国力日见强盛，武帝刘彻穷兵黩武，连续对匈奴，西域发动战争，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很大；同时贵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许多农民论为流民，社会矛盾日见尖锐。原楚、齐、燕、赵等地出现农民暴动，反抗豪门地主的剥削压迫，而汉武帝仍然连年用兵，挥霍无度，加剧了西汉初期的社会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决汉初的社会矛盾，为汉王朝谋求一条长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关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义》，以下只注篇名）。这里所说的天，实际上是神，并且是世上众神的首领，但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天，纯属唯心主义的观点。又说：“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无父而生，未之有也。”（《顺命》）提出天的重要性，这和殷周时期人们对天的理解与崇敬一样，实际上是继承了过去的天命观，但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顺命》）又说：“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王道通三》）这和前面“天者，百神之君也，”有所不同，指出世上万物靠天才能生存，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物质成分。他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施。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光，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天之行也。”（《离合根》）这里所说的天，成为一种实体，他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天，它高高在上，但又能化生万物；它隐藏起它的形状，但又能现出光明，这说明天是客观的存在，在认识上有所进步。但又说：“藏其形，所以为神。”又陷入了神秘主义，这是时代的局限性。

本文作者：徐振华胡苷用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赡养父母的条件根据《赡养父母法》，年老的父母申请赡养令的条件是，必须居住在新加坡，并且是新加坡的居民，年龄在60岁以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该法规定，只有符合“如果他的所有的收入和其它财产，都不足以满足其基本的需求时”，父母才属于“生活不能自理”。《赡养父母法》还规定，救济不是依据经济需要给予的，甚至即使子女有这种能力。考虑到“请求人已经花费了其经济资源”，《赡养父母法》规定的赡养条件只是基于“公平正义”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因此，对于那些挥霍浪费的人是不能依法要求其子女承担其赡养之责，法律规定可以抗辩的因素，集中在年迈的父母没有完全履行照顾子女义务的过错上。《赡养父母法》规定:“如果法庭查明有证据证明，原告遗弃、虐待被告，法庭可以驳回其起诉，或者可以减少赡养的费用，以达到公平正义之目的。”没有尽到父母之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要求其子女赡养的。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可能性平衡”标准，子女应承担证明父母有遗弃、虐待等行为的举证责任。

父母提起赡养之诉的人的范围一般而言，老年父母都是自己申请要求赡养，但《赡养父母法》规定允许在以下二种情形下由他人代为提起诉讼。第一，由于生理、心理或其他原因，父母不能自己提起诉讼时，赡养诉讼可以由以下组织或个人提起:任何家庭成员之一;和他居住的照顾他的人;或者是任何已经获得批准代为提起诉讼的其他人。第二，根据《赡养父母法》成立的赡养父母委员会，在原告年满60周岁以上时，可以代为提起赡养之诉。允许他人代为提起诉讼，这保证了那些没有诉讼能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赡养令的期限在决定赡养的程度时，《赡养父母法》规定法庭应考虑的情形:应当考虑原告的经济需求，包括住房和医疗等合理开支;原告的收入、赚钱能力、财产以及其他的财产资源，原告花费其存款或消费其他财产的方式;原告在生理或心理上是否正常;被告的收入、赚钱能力、财产和其他金钱上的财产;被告扶养其妻子或子女的开支;被告在经济或其他方面为原告所作出的贡献。并且，《赡养父母法》明确规定，对于子女及配偶的扶养应当优先于父母的赡养。赡养令的颁发只是给予父母经济上的一种补充，如果不是一个人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法庭就会根据公平原则在各义务人间进行分配。为老年人签发的赡养令，可以是一次性支付，也可以是按月支付或是以其他固定的期限支付。款项的数额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支付，将财产信托的，赡养费可以从财产的收入中支付。法庭也可以指令原告，到银行存一定数量的存款或者向保险公司投保。除非赡养令期限非常短或是已经被撤销，赡养令的期限取决于是否得到履行。如果赡养令已经执行，则至老年父母死亡时到期。如果没有被履行，赡养令在子女或老年父母任何一方死亡时到期。如果赡养令适用于多个子女，其中一个子女的死亡并不影响其他子女继续履行赡养义务。但是，法庭可以在现有子女间进行责任的重新分配。(五)赡养之诉的类型及其审理模式根据《赡养父母法》的规定，两种类型的诉讼是可能的。第一，父母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其子女赡养。在父母无法或不愿意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时，该法规定可以由他人代为提起诉讼。第二种类型的诉讼是由第三方提起间接诉讼，例如由照护机构或医院，诉请老年人的子女补偿因其承担扶养照顾老年人的责任所产生的费用。当然，对于此类案件，只有经过批准的个人或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法庭根据《赡养父母法》所判定的扶养费，必须支付到以其父母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里，或法庭指定的账户。但个人或组织要取得此诉讼身份，必须向社区发展与运动部门申请，并由部长签字批准。此外，新加坡还注重舆论导向增强子女的家庭观念，使其自觉承担起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同时，政府还以利益为导向，把赡养老人同购买或租赁组屋挂钩，规定年轻的单身男女不得购买或租赁组屋，如与父母或四、五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同住，条件可适当放宽，如三代同堂可优先解决住房问题。建屋局还特意设计了三间一套和一间一套的新组屋，便于新婚夫妇照顾老人。

赡养父母的责任范围《赡养父母法》规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收养的子女、继子女”对于其年迈的父母承担扶养责任。值得指出的是，该法规定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男女平等，因为该法规定的子女包括儿子、女儿(出嫁和未出嫁的)。在新加坡有学者认为，法律要求继子女承担赡养继父母的义务，这似乎超出了正常人的期待范围。因为一个人决定与一个小孩的父或母结婚，并不一定意味接受这个小孩。在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案件中，非血亲父母缺少抚养继子女的自愿义务。新加坡的继承法明确拒绝事实收养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为承认事实收养的效力将会破坏法定收养的整个制度。还有，新加坡《赡养父母法》中的“子女”，没有明确包括女婿或儿媳。但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女儿嫁入豪门，则其女婿也可能会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同样的问题在中国也是可能存在的。在某种意义上，《赡养父母法》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子女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是因为父母曾经抚养了他们。因此，女婿或儿媳就不用承担赡养岳父母或公婆的义务。

赡养义务的相互性承担《赡养父母法》强调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承担赡养年老父母的义务是一码事，扶养妻子或子女的义务又是另一码事，都要同等考虑父母是否对要求赡养的子女给予了足够的抚养。在新加坡的一案例中，法庭认为“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形，法庭相信存在该行为或其可能存在时”，就已经可以被证明了。虽然《赡养父母法》规定，父母如果有遗弃、虐待等行为，子女可以作为拒绝赡养的抗辩事由，但法庭仍然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在法庭起草这样一份较详细的标准之前，子女受到虐待的事实必须要有确定的事实，至少应当达到能够有效抗辩的程度。

1两种不同性质的政府干预措施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政策选择，但这是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的。当这些条件不存在时，对贸易实施政策干预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幼稚产业保护论、最优关税论、经济机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预论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政策都是基于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贸易政策主张。当然，它们都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张都暗含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

80年代初，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释，并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主张。现实经济中，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一国经济运行并非处于最佳状态。适当的政策干预可改善经济运行。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预性政策之一，又称策略性贸易政策，主张对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和垄断性的行业，在同国外厂商竞争时，采取关税或对本国厂商补贴等措施，使本国厂商企业获得“垄断租”（rent）。它之所以称作“战略性的”，是因为这种干预政策把市场竞争看作一场竞赛成博弈，双方的反应都具有“战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产品、计算机、飞机制造等知识密集性的高技术产业，存在外部经济，若一国对其扶持，将有利于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这种国家干预性的政策也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但这种干预政策基本上属于国内产业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与贸易政策相关，还存在很大争论（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详述。要注意的是，战略性贸易政策主张的干预是以市场不完全竞争和产业规模经济递增为前提的条件的，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干预政策主张。

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目的：争夺垄断租金

2.1理论分析

在一些产业里，只由几家大公司垄断和控制，它们获取的利润远高于存在充分竞争情况下的利润，即存在垄断租金。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各国都竞相角逐垄断租金。假定目前该垄断租金由国外公司所有，那么，从理论上讲，本国政府可以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诸如征收关税，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等，把垄断租金从国外企业转移到国内企业，从而使本国总福利水平改善（当补贴或关税额低于垄断租金时）。

一、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是中世纪欧洲人教希腊语、拉丁语等死语言的教学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学校虽然开设了现代外语课，但仍然沿用语法翻译法，当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书面语。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德国语言学家奥朗多弗等学者总结了过去运用语法翻译法的实践经验，并在当时机械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给语法翻译法以理论上的解释，使语法翻译法成为一种科学的外语教学法体系。语法翻译法是为培养阅读能力服务的教学法，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然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语言技能的培养，语音、词汇、语法与课文阅读教学脱节。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是古典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德国外语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学法构想的先驱人物。十九世纪语音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直接法提供了语音教学的科学基础，直接法主张采用口语材料作为教学内容，强调模仿，主张用教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的方法，“通过说话学说话”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教学过程是一句话一句话听、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养成语言习惯。教学中只用外语讲述，广泛利用手势、动作、表情、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段，要求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绝对不使用本族语，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译，语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语言，特别是在培养口语能力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直接法比起古典语法翻译法是教学法史上一大进步，成为以后的听说法、视听法、功能法等现代改革派的发端，但它是完全针对语法翻译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难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对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强调幼儿学母语和已掌握了母语的人学习外语之间的共同规律，而对两者之间的差别未曾注意到或没有充分估计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两种有一定区别的语言学习问题，在教学中偏重经验、感性认识，而对人的自觉性估计不足，对文学的修养不够注意，对许多语言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听说法

听说法产生于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美国。外语教学家弗里斯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批判了语法翻译法，倡导了口语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学法家称之为听说法。弗里斯严格区别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认为method是指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技巧，而approach则是指达到教学目的的途径、路子和理论，由此可见听说法或口语法是一种目的在于掌握口语的教学法体系。听说法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的理论，提出以口语为中心，以句型或结构为纲的听说教学法的主张，教材用会话形式表述，强调模仿、强记固定短语并大量重复，极其重视语音的正确，尤其强调语调训练，广泛利用对比法、在对比分析母语与外语的基础上学习外语的难点，并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听说法把语言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外语教学中，使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的安排具有科学的依据。这对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加速外语教学的过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和进步。但听说法过分重视机械性训练，忽视语言规则的指导作用，过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语言和内容和意义，存在流于“造作”的语言倾向。

一、语法翻译法

语法翻译法是中世纪欧洲人教希腊语、拉丁语等死语言的教学法，到了十八世纪，欧洲的学校虽然开设了现代外语课，但仍然沿用语法翻译法，当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还是书面语。人们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阅读外语资料和文献。德国语言学家奥朗多弗等学者总结了过去运用语法翻译法的实践经验，并在当时机械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下，给语法翻译法以理论上的解释，使语法翻译法成为一种科学的外语教学法体系。语法翻译法是为培养阅读能力服务的教学法，其教学过程是先分析语法，然后把外语译成本族语，主张两种语言机械对比和逐词逐句直译，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语法翻译法重视阅读、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语法知识的传授，忽视语言技能的培养，语音、词汇、语法与课文阅读教学脱节。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的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是古典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德国外语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学法构想的先驱人物。十九世纪语音学的建立和发展为直接法提供了语音教学的科学基础，直接法主张采用口语材料作为教学内容，强调模仿，主张用教儿童学习本族语言的方法，“通过说话学说话”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教学过程是一句话一句话听、模仿、反复练习，直到养成语言习惯。教学中只用外语讲述，广泛利用手势、动作、表情、实物、图画等直观手段，要求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绝对不使用本族语，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译，语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语言，特别是在培养口语能力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直接法比起古典语法翻译法是教学法史上一大进步，成为以后的听说法、视听法、功能法等现代改革派的发端，但它是完全针对语法翻译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难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对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极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它的积极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强调幼儿学母语和已掌握了母语的人学习外语之间的共同规律，而对两者之间的差别未曾注意到或没有充分估计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来解决两种有一定区别的语言学习问题，在教学中偏重经验、感性认识，而对人的自觉性估计不足，对文学的修养不够注意，对许多语言现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听说法

听说法产生于第二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美国。外语教学家弗里斯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批判了语法翻译法，倡导了口语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学法家称之为听说法。弗里斯严格区别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认为method是指教学方式、方法和教学技巧，而approach则是指达到教学目的的途径、路子和理论，由此可见听说法或口语法是一种目的在于掌握口语的教学法体系。听说法根据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言语，不是文字"、"语言是结构模式的体系"的理论，提出以口语为中心，以句型或结构为纲的听说教学法的主张，教材用会话形式表述，强调模仿、强记固定短语并大量重复，极其重视语音的正确，尤其强调语调训练，广泛利用对比法、在对比分析母语与外语的基础上学习外语的难点，并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听说法把语言结构分析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外语教学中，使教材的编写和教学过程的安排具有科学的依据。这对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加速外语教学的过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贡献和进步。但听说法过分重视机械性训练，忽视语言规则的指导作用，过分重视语言的结构形式，忽视语言和内容和意义，存在流于“造作”的语言倾向。

当代西方官僚制理论探讨的问题可大致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官僚（注：官僚（bureaucrat）一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的法国，最初指所有的政府官员。而在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它一般指非经政治选举的、经考试进入政府、不受政府更迭影响的政府官员。本文即从这一意义上使用该词。）与政治家之间，官僚是仆人还是主人？二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官僚机构与私人机构相比，是否更有竞争力和效率？三是，官僚机构内部关系较其它组织，是否更具合理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就是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discretion）问题。所谓官僚自主性，是指官僚机构或个人超越其法定的地位和职能，超越政治家的控制，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现象。

官僚自主性现象由来以久，可以说它是伴随着政府的产生而产生，但在现代民主制建立之前，它合理而自在地存在着，而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在西方则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因其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的背离而受到关注的，近几十年已发展成为所有现代政府面临的普遍而又难以克服的问题，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政治学研究官僚自主性问题的主要动因在于揭示官僚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悖论问题，即官僚制因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而建立，但其发展本身实际上又损害着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

代议制民主奉行的人民主权原则，决定了政府政策必须代表多数公民的意志，决定了政府机构的运行必须完全控制在民选代表（政治家）手中。只有这样，当人民对政府政策不满时，才能通过选举等方式有效地撤换其不满意的政府官员，才能保证政府的工作能满足多数公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对西方国家正式建立常任文官制度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决定政府运转的权力重心并非想象中的那样落在民选政治家一边，而是相当程度上旁落到官僚机构一侧，公民主权所必需的政治家主导体制已让位于官僚主导状况。这主要表现在，民选政治家只能对政策作出原则的、抽象的决定，而政策的解释和执行则完全操纵在官僚手中（注：美国佐治亚州众议员S.Levitas曾说，在美国，官僚以行政规章形式为国会制定的每一项法律制定80多条规章，这些规章并非法律的技术性细化。“引自JohnSheridan，”CanCongressControltheRegulators?"IndustryWeek,march29,1976,P.25—26.）。而且，这种解释和执行往往是发展性的、甚至是曲解性的。官僚日益脱离或超越了议会和行政领导的控制，已经成为“独立的、准行政、准立法和准司法机构”（注：Wilson,JamesQ.,"TheRiseoftheBureaucraticState."InFr

ederickLaneed.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4thed.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0.）。为此，已有学者发出“官僚已成为现代国家的核心”（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36.）、“官僚国家”（administrativeorbureaucraticstate）（注：这一提法最早见于Waldo,Dewight,TheAdministrativeState,NewYork:RonaldPress,1948.）时代业已到来的感叹。那么，这一状况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对政治生活及公民利益的影响如何？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怎样？本文拟从公共选择学派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官僚自主性的形成机制

公共选择学派中，系统而又全面论述官僚自主性成因及影响的学者首推威廉·尼斯坎宁。他于1971年出版的《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注：Niskanen,William,Bureau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一书，是该学派研究官僚机构首屈一指的代表作，按尼斯坎宁自己的话说，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一些误解以及一些有价值的后续研究。”（注：Niskancn,W."BureaucratsandPolitics"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InRowley.C.eds.PublicChoiceTheoryⅢAnElgarReferenceCollection.1993P217-243.）可以说，公共选择理论整个学派对官僚制的研究都是在讨论和发展尼斯坎宁此书的基础上展开的。尼斯坎宁在此书中分别阐述了官僚自主性形成的主客观因素。

一、部门理论

部门理论是对传统区位理论的一种扩展，所揭示的是在技术变化条件下区域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也即区域不同产业部门的转换规律。该理论系根据大多数欧洲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总结出来的，它认为任何区域的发展都存在着“标准阶段次序”，这种标准阶段次序可以表述为下列几个过程：

（1）在大多数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往往是自给自足型的经济。在这一阶段中，当地居民几乎完全与生活必需品的供给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没有贸易上的投资，人口是按照维持自给自足经济所必须的资源基础而分布的。

（2）随着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贸易往来和地区专业化生产也在区域中发展起来了。第二阶层的人口开始出现，他们进行着简单的手工业生产，为当地农民服务。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全部是由农业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业分布与基本阶层农业人口分布直接相关。

（3）随着区际贸易的日益发展，区域也开始趋向于从原来粗放的畜牧业转向发展系列农作物产品，如种植水果、生产日用农产品和发展蔬菜农场等。

（4）随着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生产效益的下降，区域被迫开始实现工业化。区域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立足于建立在农林产品的基础之上，主要发展食品加工、木材产品加工和纤维纺织业等。工业化的后一个阶段则出现了诸如冶炼业、金属材料加工、化学工业、建材工业等。

摘要：首先针对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层次进行分析，其管理层级共为三层，分别是机构档案信息管理层、机构档案信息传播管理层和机构档案信息能力管理层。其次对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资源进行分析，包括原存纸质档案、原存数字档案和新归档档案三个方面。最后对智慧的档案管理系统安全认证、档案信息的存储、档案信息的组织、档案信息的简缩语传播、用户评介与互操作服务等几个功能设计进行分析。

关键词：智慧档案；管理系统；层次分析；功能设计

智慧档案是一个具有层次管理模式的档案管理系统，从层次分析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个管理层面所负责的内容，这样就能够使得档案管理人员根据各自职位级别进行相应的管理，以保证各层级管理质量，做到环环相扣，相互监督。结合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资源掌握更全面的管理内容，明确管理方向，并不断优化现代档案管理功能，实现智能化、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智慧档案管理系统中各项功能对管理水平提升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推广。

1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层次

1.1机构档案信息管理层。机构档案信息管理层主要是针对本单位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资料进行集中、处理、使用以及保存等工作，属于档案工作中的基础工作，而这一道工作的质量直接影响后续工作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意义价值。1.2机构档案信息传播管理层。是以基础管理层为铺垫，对档案信息实施传播的工作，将知识信息以及有使用价值的信息通过传播渠道转换成具有生产力的可利用信息，进而发挥档案信息的价值，提高档案工作的重要性，这一层次管理对捕捉信息、审核信息以及信息归档具有及时性的特点，并对机构以及相关部门中应用档案信息给予最大化的支持。1.3机构档案信息能力管理层。这一层次的档案管理主要是针对信息资源全面分析，如：信息收集的需求、信息应用价值、信息管理方法、相关信息、竞争发展等多方面的分析，通过这个层级的管理能够让档案信息充分的深入到现实生活、生产中，体现价值，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做出相应的信息决策、信息指导以及参考建议等。同时档案信息能力管理层级还需要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如现实生活生产中对信息种类的需要，各类信息之间蕴藏的关联与影响，存在信息不能满足需要信息的原因，各机构信息对照以及信息应用价值判断等多方面的分析，将信息正确的投入到使用中，发挥应有的价值与作用。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设计实际上可以根据各机构的应用需求而合理设计，以保证档案信息在机构中能够以有利用价值的地位出现，进而提高档案管理人员对自身工作岗位重要性的意识，承担结构有保存价值的信息收集、归档、使用等工作，并有效的将档案信息传播与开发，充分的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与作用意义。

2智慧档案管理系统的资源

在近几年国产大片的创作追求中，观众在经历了多次期望、不满、再期待之后，2007岁末出现的《集结号》终于让观众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评论界对此有过不少分析，从繁荣创作的角度看，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深层启示。

首先，大片要有精神内涵，但仅有精神也未必就行。影片《英雄》不能说没有精神内涵，可秦王很严肃的一句为了“和平”，却令影院响起一片哈哈笑声。秦王的这种思想让观众觉得太不着边了。《集结号》的精神内涵完全是来自人民的，是许许多多普通人内心深处都向往的一种人的价值。谷子地为四十多个牺牲的战士不能被追认为烈士，为自己的革命经历不能正名，悲愤地说：“这不公平！”他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寻找，使影片从故事的趣味层面，上升到人的价值层面，触及到社会价值观的核心。正是这个对于“公平”的讨问，其实碰到了几乎每一个人内心都曾遇到的问题，碰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只能不断改进的问题，从而形成观众有同感、有共鸣的一种精神。

与此相联系，影片刻划的人物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是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精神追求。影片以淮海战役我军牺牲二十余万人，仅有二万余人留下姓名的史实为背景，塑造出谷子地和九连英雄集体，说明千千万万的小人物不仅创造了历史，而且他们也有高尚的思想精神，他们因为对正义的追求而成为大写的人。因此，大片不仅需要有精神，而且更需要有贴近人民的思想精神，要说出人民想说而没有艺术表现出来心声，指出社会应该关注这些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集结号》的情节也有争议。争议的主要点在于：是否应该这样表现领导牺牲九连战士的做法，以及对谷子地英雄经历认定的“遗落”。但是,众多观众看完影片后对这些情节报以的掌声，这就是很好的回答。一些淮海战役老战士对当时战斗之激烈，以至多少战友牺牲了竟找不到遗体的回忆，又给影片情节的真实性以有力的佐证。而从创作的生态环境来说，《集结号》情节上这种对革命战争的表现既不从俗，又立足生活，既坚持传统，又敢说新话，深入挖掘、视角出新，恰恰体现了有作为的艺术家对社会生活仍然保持了敏锐的反思空间，体现了艺术最需要保持的思想解放精神。对于文艺作品，人们都期待艺术创新，而最根本的艺术创新就是艺术思想、艺术表现内容的创新，艺术还远远没有穷尽对生活和人的有价值的表现。观众对《集结号》的掌声正反映了人们希望从艺术中对生活、对历史不断得到新的认识，在新的认识中进步。为此，艺术家需要永远保持解放思想的姿态。《集结号》所表现出的对生活的新的认识正是我们需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态度的艺术反映。

《集结号》的成功还体现了来自思想文化的支持。媒体和评论界对《集结号》给予了较好的宣传评介。这个事例体现了文艺作品最需要的支持也许不是物质的，而是人文的、政策的支持。有了思想文化和政策的良好环境，艺术家就将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动力和艺术灵感。这也给文艺组织工作以重要启示，怎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关键是作为艺术的生产关系不能僵化，要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学习，尊重规律，尊重艺术家，尊重群众，对方向正确、勇于创新的作品加大评介，创造有利于艺术生产活力竞相迸发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