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性范文10篇

「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

[摘要]立足"平等性",阐发对现代设计的新思考，从更新的角度重新看待组成设计的相关成分，以体现当代设计的创新性。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设计现代设计平等

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最早的实践行为。这并不因为设计名词出现的滞后而有所改变。由行为催生概念，又由对相应概念的创造、把握和思考，而导致对最初行为的审视和反思，是人类对与自身有关的一切实践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不仅如此，人类还试图通过借助已掌握的知识和理论来不断完善这一过程，以使之体系化。但是，随着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以及理论的不断创新，对这一过程的完善越来越不可能有一个终结。我们对于设计所做的一切，在很大程度已说明这一点。

因此，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中反对单一的理论视角极为有助于我们发现设计的潜在特性，从而在新时期新社会形态下对于设计做重新的思考。

一、设计——一个关于平等的老而弥新的话题

狭义的设计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而广义的设计则是与人的产生相伴生，并且在人类不断的进化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说，设计是人类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人类社会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仅从物质的层面来看，都是通过设计行为产生的相应产物得以体现，这些产物也在特定的阶段和场合被定义为“设计”，因此谈到“设计”的时候，往往包含了行为、构想以及实体化产物，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这种综合性还不仅限于物质化创造的范畴，围绕创造出的设计产物所展开的应用，更是包含了绝对化的综合性，因此，由设计所引发的评价、争论不一而足，并进而影响到人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透过这种种表面的现象，设计真正带给我们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平等。不分时代、地域、种族，设计的人人参与（人人可参与）已使人类一定程度感受到平等的内涵——设计的这种作用，往往通过具体的产物得以达成，比任何理论的说教都来得生动和具体。即使抽象的理论和学术思想借助设计这样一种手段，也往往能够通俗化并得以普及。设计使人在物质层面求得平等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也同样能使人获得平等，至少，在一些抽象理论对人的意识影响方面是这样。更客观的说，“追求平等”是人的一种理想，设计则是这种理想实现的载体。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设计不断的在充当着这种载体——使平等愿望部分实现的同时，又生出新的平等想法，再次将平等的希望投入设计之中，再次收获关于平等的满足和缺憾，这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激发了人的设计创造热情。

一、健康领域

公民健康是衡量和评价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妇女健康和安全不仅关系到妇女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平等，而且也影响到子孙后代以及整个社会及家庭的总体健康水平。

妇女的健康涉及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完好和安全状态，包括享有生命安全的权利、在整个生命周期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权利、享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以及有能力抵御各种传播性疾病的权利。鉴于现有的数据状况，本次对妇女生命健康状况的评估主要从生命安全（生存）、保健服务两个方面进行。生命安全是健康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健康服务的目的所在。健康服务是达到身心健康标准的一个重要条件。

1.全国总体状况概述

从全国的情况看，1995年以来十年间，妇女健康状况得到一定改善，综合指数逐年上升。（见表2）但数据显示，妇女生命安全指数在十年间变化不大，甚至有小幅下降，这与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女童死亡率不无关系，也与孕产妇死亡率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影响有关；健康服务指数有较大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依然很大，尤其应增加各方面投入，提高妇科病检查率。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1995年达到115.6，2000年为116.86.而且呈现出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城镇偏高，农村情况更为严重；汉族高于少数民族；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和西部等特点。

1995年7月，金耀基为《中国文化》杂志写了一段“学人寄语”，以下一些话看来反映了目前萦绕在这位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有年的学者心中的重要问题∶

“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1

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时，“现代”一类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种普遍性、指示一种近数百年、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与否都被卷入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细的阐述、分析、反省和批评。我想，任何一种对“现代”的研究，任何一种对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或“现代性”之独特性的强调，都不宜否认或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在分析“现代”时，不宜如弃敝屣似地匆忙摈弃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畴。

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又是相当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烦恼也无疑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这不仅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换言之，“现代”将越来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所分享和负担，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却可能突出起来。这种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过去。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变，虽然自十九世纪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发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现代”的某些趋势可能在中国内部却早已存在，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学者寻找中国内部固有的“现代”因素的种种努力∶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从宋、明、清，或更早的时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韦伯式问题启发或刺激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乃至东亚发现可以支持工业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念或者某种张力。这些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现代”因素的独特性。因而，他们寻找的东西可能恰恰是虽然“现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相当缺乏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因素和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恰当和全面地理解“现代”，理解“现代”不仅是一个偶然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演变的某种大势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种从中国的内部、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关系的初步尝试。借助于托克维尔考察欧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一个概括，本编试图对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封建世袭制解体以来平等的趋向提出一种概略的描述。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托克维尔以平等的发展来概括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中国与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这一进程，但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也早就发展着这一趋势。

1995年7月，金耀基为《中国文化》杂志写了一段“学人寄语”，以下一些话看来反映了目前萦绕在这位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有年的学者心中的重要问题∶

“在跨世纪之前夕，中国人最应深省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课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是一被变项，也是一自变项，现代化之路是多元的，‘现代性’也可以是多元的。但有没有可能出现‘中国’的现代性？主要视乎中国文化能不能及如何回应现代的普遍性问题。”1

这里指出了“现代”或“现代化”、“现代性”有它的普遍性，2或毋宁说，当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时，“现代”一类概念本身就是在指示一种普遍性、指示一种近数百年、尤其二十世纪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先后不同程度地、不管愿意或抗拒与否都被卷入的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并且，这一过程首先是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并首先在那里得到仔细的阐述、分析、反省和批评。我想，任何一种对“现代”的研究，任何一种对各民族“现代化”道路或“现代性”之独特性的强调，都不宜否认或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在分析“现代”时，不宜如弃敝屣似地匆忙摈弃西方的一些分析范畴。

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又是相当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烦恼也无疑将越来越多地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这不仅对中国是这样，对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如此。换言之，“现代”将越来越多地被全球、被世界各民族和各国所分享和负担，西方的色彩可能淡化，而非西方的色彩却可能突出起来。这种前景又是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植根于过去。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巨变，虽然自十九世纪被西方激起之后，大致到二十世纪才真正发生并初步成形，但是，走向“现代”的某些趋势可能在中国内部却早已存在，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特点。

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学者寻找中国内部固有的“现代”因素的种种努力∶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从宋、明、清，或更早的时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的萌芽；另一些受到韦伯式问题启发或刺激的学者则试图在中国乃至东亚发现可以支持工业化或者民主化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念或者某种张力。这些尝试是有意义的，但可能尚未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现代”因素的独特性。因而，他们寻找的东西可能恰恰是虽然“现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相当缺乏的东西，而中国历史上缺乏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缺乏“现代”因素和倾向，尤其是如果我们恰当和全面地理解“现代”，理解“现代”不仅是一个偶然的产物，而且是人类社会演变的某种大势就更其如此。

我在此也想做一种从中国的内部、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探究中国的过去与“现代”关系的初步尝试。借助于托克维尔考察欧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一个概括，本编试图对中国自春秋战国之际封建世袭制解体以来平等的趋向提出一种概略的描述。这一平等的趋向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制崩溃以后的平等潮流既有相合之处，同时又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托克维尔以平等的发展来概括一个走向“现代”的世界性历史进程，中国与西方相遇以后自然不可能自外于这一进程，但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的内部也早就发展着这一趋势。

中图分类号：D92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99(2007)05-0033-06

平等是合同的本质和根本属性，《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然而，劳动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它仅仅是确立劳动关系存在的一种法律形式，《劳动法》第16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不平等才是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主要区别，看不到劳动合同的这种不平等性，必然产生理论上的不同认识①，实践中的认识模糊，往往是以合同的平等性特征掩盖劳动合同的不平等，从而无法正确适用《劳动合同法》、也无法切实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也就会变成一纸空文。

一、劳动合同的性质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对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但我国当前的劳动法理论和法制实践仍然非常薄弱，使得《劳动合同法》实施的预期大为降低，导致这种薄弱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劳动合同的特殊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

对于劳动合同的性质，目前学术界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认为劳动合同应独立于民事合同；有的认为《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劳动合同，或者说《合同法》是劳动合同的基础性法律规定；有的学者甚至把《合同法》未能在有名合同的种类中规定雇佣合同视为一大憾事。[1]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劳动合同的纠纷不服仲裁起诉至法院的，按规定由各级法院民庭来审理，这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笔者认为，劳动合同确实源于民法的雇佣契约，但劳动合同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内容之一是作为当事人的劳动者须提供自己的劳动，这有别于一般的商品交换，不能简单地将劳动者提供劳动，雇主给付报酬看作简单的商品交换。所以，劳动合同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协议，劳动合同尽管也是由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签订，也体现为一种“合意”，但与一般民事合同有很大区别，劳资双方的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的天然属性，劳资双方在竞争上的天然不对等性，是劳动合同不同于民事合同的内在基因，劳动者的弱者特性决定了劳动合同已不能简单地适用合同自由原则，这是把握劳动合同的本质属性的重要前提。

考察国外劳动合同的发展历史，完全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19世纪以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一直沿用罗马法的体系，罗马法关于劳动给付关系是置于租赁关系中的，当时的租赁关系分为物的租赁、雇佣租赁和承揽租赁[2]，劳动力雇佣完全被作为财产关系来调整。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继受了罗马法的分类，雇佣合同关系被当作劳动力的租赁，是租赁契约的一种，而非独立的契约类型。继《法国民法典》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劳动关系的调整都置于劳动力的租赁之下，如此规定，尽管劳动者人格是独立的，可以自由决定与任何的雇主签订合同，表面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方式，可以随时签订，也可以任意解除，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也不会产生其他任何的附随义务，但却掩盖了在强大的资本支配力下劳动者为了生计不得不接受苛刻的盘剥的无助。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工问题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开始加强劳动立法，并逐步推行社会福利的政策。各国对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开始摆脱了传统民法关于劳动力租赁的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的定位上，开始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有的将劳动合同作为雇佣合同的一种，由民法典来规定；[3]有的将劳动合同完全取代雇佣合同，仍然在民法典中规定；②有的则将劳动合同作为劳动法内容来规定，劳动合同脱离于民法典；③由此不难看出，劳动合同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形式，也随着经济发展的脉搏而发展演变，在当前世界各国，虽然对劳动合同的性质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但大多数学者普遍认识到了劳动合同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从而对劳动合同作出专门规制。

*总书记在接见全国妇女十大新一届领导班子时强调，实现党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最根本的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奋斗，并对广大妇女提出了三点希望，这为妇女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谐社会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倡导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社会当然包括男女两性关系的和谐。两性越平等、关系越协调，就越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就越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一、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

首先，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坚持公平正义。六中全会指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既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准，又是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能否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男女两性社会成员诚信友爱，社会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和条件。

其次，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社会成员，在公共社会和家庭生活中，都能够平等相待，平等相处，良性互动。然而，这种和谐必须是建立在两性平等(权利、机会、人格价值和尊严上的平等)的基础上而不是以一方居高临下、另一方依附、顺从为前提。只有理直气壮地坚持两性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人格权利、机会、价值尊严等方面的平等，才能真正实现两性和谐的理想目标。今天的社会发展，女性在经济政治及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进步已经不可阻挡地要求冲破传统性别文化的束缚，解构原有畸形的两性关系，建构现代社会新型的两性关系。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消除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未来两性的发展趋向将是在保留各自性别特点基础上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性别的互补性将使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发展得更为充分、更为全面、更为和谐。

第三，性别平等视野中的和谐社会，就是男女两性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享有平等权利、拥有公平机会，参与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决策活动。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各种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我们还有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协调和推动，有与妇女发展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法律和机制保障之下，男女共同享有自己的权利、参与决策。

二、和谐社会中的妇女主体作用

「摘要」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是基于法治理念、公共财政理念的现代租税理论的一部分，是确认纳税人权利内容，加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中国税收正经历着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的转变，纳税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需要更新观念和制度，以适应国家税收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纳税人权利中国问题改善「正文」

纳税人权利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法制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误解和和纳税人权利的轻视，已经对国家的税收工作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要研究纳税人权利，就要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因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内。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确定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内容，再与纳税人权利现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针对中国纳税人主体的权利现状的改善建议。本文亦将沿此思路展开。

一、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与纳税人权利

有学者定义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在税收活动中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1]简言之，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关系在税法上的反映。由于参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比较复杂，因此也就有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税权划分法律关系（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纳税人、征税机关与相关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税收权益分配法律关系（主权国家之间）等等。可见国家、征税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其他主权国、纳税人都成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国家赋予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意在指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仅为两面——国家和纳税人。

近些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入，就业机制的改革，产业结构的调整，用工权力的下放，而相应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却没有跟上，给妇女平等的就业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此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我国妇女就业机会不平等的现状

我国虽然已经从立法和行政执法等方面为保护妇女的劳动权益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上的保障，但在现实生活中，各种侵害妇女劳动权益的现象依然层出不穷。妇女就业难目前已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女大学生就业问题、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妇女的就业机会和从事职业的岗位往往比男子要少，较男性承受更大的压力。许多女大学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都会遇到性别歧视问题。据2002年江苏省妇联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曾因性别原因遭到用人单位拒绝，其中34．3％的女生有过多次被拒绝的经历。“性别歧视”成为女大学生求职中的首要的和最大的障碍，[1]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7年3月，《济南时报》与山东人才网联合推出“女大学生求职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认为性别歧视“比较严重”的占52．8％，认为“不太严重”和“不存在”的分别占44．4％和2．8％。[2]许多用人单位为了回避《劳动法》中关于不得辞退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妇女的规定，不愿意雇佣妇女，或者在雇佣时对男女求职者采取不平等的标准。目前，妇女与男性之间在就业状况上有着显著差异，妇女就业率比男性低17％，而失业率更是比男性高1倍。在40至49岁年龄段的妇女中，每3人就有1人失业，就业和再就业形势最为紧迫。而对于处在最佳劳动年龄的30至39岁年龄段的妇女群体，失业或待业的比例高达25．5％。妇女失业出现年轻化的趋势，从学校毕业不久的2l至29岁年龄段出现了14．4％的失业妇女。[3]232。总之，目前我国妇女谋求职业时受歧视的现象相当突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企业竞相压低人工成本，职称论文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加剧，如果没有足以遏制就业歧视的对策，对妇女的就业歧视就会日益严重，这将直接危及妇女的劳动权。劳动权是实现妇女生存权、参政议政权和发展权的重要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是劳动者谋生的手段。如果妇女的就业权不能实现，将直接危及其生存权，生存权没有保障，其他人权将失去根基。[3]234

二、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妇女就业成本比男性高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就业市场的主要矛盾。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国现有下岗失业人员约l300万人，2005年新增劳动力、复员转业军人、高校毕业生等需要就业人员约l100万人，两者相加，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多达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能够安排的只有1000多万人，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是1400万人左右。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日益突出。这几类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相当大。就业机会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使得劳动力“买方市场”长期存在，劳动者由此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男性劳动者来说，妇女劳动者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因为特殊的生理原因，《劳动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在妇女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随意辞退女职工，同时应给予产假，并依法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这样，对雇主而言，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其成本：首先，女工休假期间既不创造价值，却要依法享有一定的工资．这相应增加了其成本；其次，在此期间，原有的职位必须有其他人来填补，这既要付工资，又有可能要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而雇佣男性就不会存在这一问题。所以，为避免成本增加影响利润，企业就会尽量减少妇女的雇佣。[4]150-151

「内容提要」本报告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研究，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指出男女两性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差距，以及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地区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程度与差异等。报告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的改善。

「关键词」性别平等/妇女发展/评估

1995年以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妇女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客观地评估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进展及面临的挑战十分必要，将有助于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状况，明确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和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基于全面小康社会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本报告从健康、教育、经济、政治与决策、家庭和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社会环境六个方面对中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区市）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进行评估。

本报告所理解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辩证统一。“性别平等”强调性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和评价上的平等。而“妇女发展”则主要指妇女各方面状况的改善，也包含为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而采取的积极措施。我们所追求的性别平等应该是发展基础上的平等，我们所期待的妇女发展则是平等前提下的发展。

基于上述对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基本概念的理解，本次评估采用的指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男女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如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及其比率、男女在业人口非农就业率及其比率等；第二类是反映男女两性对资源分享状况的指标，如各级在校生的女性比例、各级决策者中的女性比例等；第三类是反映女性需求满足和权益保障程度的指标，如孕产妇死亡率、再婚率等。考虑到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复杂性和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必要性，在利用上述指标进行评估时，除个别指标外，均以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和妇女需求的充分满足为标准，即以男女在权益享有和资源分享上没有差距为100分。一个地区无论综合指数排名多高，但只要未达到理想状态，就还有继续推动和发展的空间。在构建综合指数时，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对不同方向的指标进行了同趋化处理。为防止出现只要平等不要发展或只要发展不要平等的误区，在评估时对反映两性权益享有状况的指标，采用把女性享有率和两性享有率之比平均赋权合成一个既包含女性发展水平又反映两性水平差异的复合指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