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范文10篇

什么方面平等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籍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毕业于加尔格答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他曾经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并且当选过1982年的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86-1989年届的国际经济学会会长，1994年的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在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院长。199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他为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数项贡献。森的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经济、政治、哲学等学科，对不平等的研究被视为其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在平等问题上，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为什么平等？”看成是争论的关键。以为一旦谈论平等，首先必须表示是赞成平等还是反对平等，进而为之辩护。可森坚信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因为平等观念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1)为什么平等？(Whyequality?)，(2)什么方面平等？(Equalityofwhat?)，后者才是平等问题的核心。

为何这么说呢？森指出，那些探讨如何安排社会才是合理的各种规范理论，其实在方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寻求着某方面的平等。收入平等主义要求物质收入或财富的平等，福利主义要求福利水平的平等，功利主义要求平等地衡量个人效用，法学家们要求法律程序上的平等，罗尔斯正义论要求“基本善”持有的平等。而且，不仅仅赞成平等优先的理论如此，甚至那些被视为反平等的理论也同样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例如诺齐克的个人权利至上体系，尽管强烈地反对效用平等和分配平等，可却要求自由权利方面的平等——无人有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自由权利。事实上，许多反对经济平等的经济学家，在政治和法律上却坚决地捍卫平等。所以，“假如我们成功地证明了x方面的平等（无论x是什么——某种成就，某种权利，某种自由，某种尊重等等），那么我们就已经以这种形式——x作为比较的标准——证明了对平等的赞同。”依次类推，即便我们反对x方面的平等要求，也只是表明反对把x作为比较变量，并不意味着反对平等本身。虽然各种理论所要求的平等内容不一样，但他们至少都坚定地赞同每个人应该在某一重要方面获得平等对待，它们都体现为一种“平等主义”。一种理论也许在很多方面要求不平等，但是，当它为此辩护时，最终不得不求助某一方面的平等。如果这是事实，“什么方面平等？”自然要比“为什么平等？”涵盖更为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来得更为重要。深入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把“什么方面平等？”当成核心问题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可谓纷繁众多，而“什么方面平等？”是区分和理解他们的关键。因为它们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把何种变量作为平等量度，每个理论在坚持基本变量方面平等之时，必然容纳了次要变量方面的不平等。当自由和结果发生矛盾时，一个要求自由权利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结果平等，而一个要求平等衡量每单位效用的功利主义者，不会同时坚持要求自由权利的平等。于是，只有通过考查不同理论对“什么方面平等？”的回答，才能够看清各个理论把什么当成评价的基本方面，什么当成次要的方面。假如我们把这些理论之间的争论，只是看作“赞成”平等和“反对”平等两大阵营的事，就会忽视平等问题中的那些重要内涵。

第二，“什么方面平等？”是解决“为什么平等？”问题的必由之路。肯定“什么方面平等？”为核心问题和争论焦点，并不意味着问题“为什么平等？”毫无意义。只不过合理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借助对前者的回答。我们无法在不知道究竟谈论什么平等的情况下，就赞成或反对平等，亦即我们不可能在没有回答“什么方面平等？”之前，就对平等表态。“为什么平等？”其实在这里转换成，为什么要求“某方面”的平等，亦即需要对被选的评价变量进行辩护。为各种规范理论都要求平等这种共性进行辩护，本身就说明了平等的重要性。既然那么多理论都以不同方式要求平等，表明平等确实是一种实质要求。不关注平等，将使一个关于社会安排的理论没有合理性，平等要求是一个社会合理与否的体现。

摘要：新中国已经走过四十年的历程。四十年来，它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法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的国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主权平等的角度对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作一简要说明。本人认为，主权平等构成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由于国际法是门世界性学问，有必要做一点纵向的回顾和横向的比较。这对认清中国国际法的地位及面临的问题有益。关键词：主权平等；国际法；对外开放Abstract:NewChinahasgonethrough40yearsofhistory.40yearsago,itestablisheditsownsystemofinternationallaw,hasaccumulatedawealthofexperience.Theseexperiences,forbetterimplementationofthenationalpolicyofopeningtotheoutsideworldisofgreatsignificance.FromtheperspectiveofthesovereignequalityofthenewChineselawtheoryandpracticetomakeabriefdescription.Inmyopinion,thesovereignequalityofinternationallawconstitutethecoreofthenewChina.Asthedoorisaworld-wideknowledgeofinternationallaw,itisnecessarytodosomethingtorecalltheverticalandhorizontalcomparison.ThisisaclearunderstandingofChina’sstatusofinternationallawandtheproblemsfaceduseful.Keywords:sovereignequality;internationallaw;openingtotheoutsideworld一、历史的遗产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起源于近代欧洲，是在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中由条约和国家实践逐渐演变形成的国家行为准则，起初只适用于欧洲所谓基督教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扩大，传统的欧洲国际法传到了外部世界，但同时又遇到了危机。国际关系新主体的出现，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使传统的欧洲国际法的效力成为疑问。按传统理论，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家同意，而传统国际法在未得到“新国家”承认前，显然不具有普遍效力。两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传统国际法的重要内涵，主权遭到践踏，暴力代替和解，而破坏的力量恰恰主要来自欧洲的所谓文明国家。世人不禁怀疑，国际法在大国的强权和扩张的贪欲面前，是否真正具有“法”的权威？然而，与危机并存，国际法又不断出现新的生机。战争摧毁了和平的梦想，也更激励了追求和平的渴望。国际法作为和平、安全和秩序的工具，二次大战后再度受到重视。1945年，五十一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建立了以维持和平与安全为首要宗旨的联合国组织。宪章特别强调了国际法的作用，要求尊重条约和国际法的义务，依正义及国际法的原则，调整或解决国际争端，并专设国际法委员会，负责编篡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工作。本世纪四十年代，是国际法重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国际法在危机面前必须改进和发展，以适应新的国际关系的需要。在变革的进程中，国际社会的新成员，包括新国家和新政府，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它们的同意是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具有普遍效力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们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法的未来。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赞同的《联合国宪章》，作为一个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基本法，为检验传统的法律原则、规则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也为国际法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历史为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一个以宪章为框架包括传统法律原则、规则的国际法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不断由各国的实践加以检验、解释和创新。二、外交政策的召唤1949年，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经历了半殖民地屈辱历史、饱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来自不易的革命成果，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任务。这一点在1949年9月2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得到确认。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新中国在外交上面临一系列重要问题急需解决，这些问题无不与国际法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新政府如何继承旧政府在国际上的各种权益？这主要是新政府继承旧政府在国外、境外的财产问题，以及新政府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这些问题都以国际法的形式出现。第二，新政府如何对待旧政府同外国缔结的条约？这实际上也是个继承问题。不过，鉴于旧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新中国面临的条约，都为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也需要从国际法的角度，阐明对这些条约的态度。第三是承认问题。新中国同外国交往、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涉及国际法上的承认问题。承认虽然首先是政治行为，但又会带来法律后果。第四是领土主权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面临历史遗留的许多边界争议，有香港、澳门问题，还有海上和空中边界的确认及管辖问题。这些都需要国际法。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研究国际法，表明对国际法的态度，是维护独立主权的需要，是外交政策的召唤。新中国必须对二次大战后的国际法体系进行检验和评价。赞同什么，反对什么，主张什么。作为一个大国和新型社会制度的国家，新中国的态度将直接影响国际法的发展。三、主权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核心早在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就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仅是外交政策的表述，同时意味着新中国对于国际法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表明了新中国所主张的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这就是平等、互利和主权。此后，新中国在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中重申并发展了这些准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4年4月29日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一项条约。这项题为《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条约序言，首次完整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新中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所以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新中国的教科书一直是这样论述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中，尊重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原则，其他原则都是引伸或补充。不侵犯原则主要是针对领土主权而言，是尊重主权的一个方面。不干涉内政指不干涉主权管辖下的内部事务，是主权对内最高性的体现。和平共处乃是尊重主权的必然结果，只有相互尊重主权才能和平共处。主权和平等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主权意[1][2][3][][]味着独立，互不隶属，必然要求平等，而平等只能是主权者的平等。新中国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实践，基本上是围绕主权平等而展开的。首先，国际法的性质向题。新中国的理论普遍认为，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更高的立法权威，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协议。国家通过条约和习惯，参与国际法的制订和承认，并因此而受到约束。国家之上也没有一个更高的司法和执法权威，国际法的实施依靠国家本身。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际法学界盛行个人也是国际法主体甚至是基本主体的思潮，认为国际法的基本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国际法扩展到了个人，个人享有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因此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新中国反对这种主张，认为个人与国家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不能独立参加国际关系，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权利和义务，因而不是国际法的主体。个人主体资格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到现代国际法性质的根本问题，承认个人的主体资格，势必会动摇现代国际法主权平等的基础。第二，承认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中国始终坚持三个原则，即：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以此作为承认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在所有的中外建交文件中，都重申了这三个原则。四十年来，新中国同世界上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认为，承认是会导致法律效果的，其中有两个主要效果。首先，承认新政府意味着断绝与旧政府的官方往来。据此，新中国反对任何建交国与台湾发生官方关系，并把这种关系视为干涉中国的内政。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谴责，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1981年，荷兰政府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建议两国外交关系降格。第二个效果，承认意味着承认国同意新政府对旧政府在该国财产的继承。1986年，中日之间发生了著名的关于“光华寮案”的争端，日本法院对于光华寮的归属问题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中方的主要反驳论点，就是光华寮属于新政府继承旧政府的中国国家财产，日本承认新中国政府，导致原属旧政府的光华寮转移到新政府手中。第三，继承问题。从广义上讲，新中国主张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新中国把自己的继承看成是政府的而不是国家的继承。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没有变，新中国仍然是古老中国的延续，关键是谁有资格代表中国。如前所述，新中国政府始终把自己视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理应继承旧政府在国外的一切财产和权利。1949年，中英之间发生了世人瞩目的两航公司资产事件。港英当局扣押了旧中国的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在香港的资产，随后，英国法院又对这些资产进行了审理和判决。为此，中国发表声明指出，两航公司在港的资产属于新中国中央政府所有，英国的作法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以及新政府继承国家财产的权利，完全违反了国际法关于国家财产的继承原则。新中国在权利上的继承，突出地表现在为恢复在联合国及其组织内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9年以后，台湾仍窃踞着中国在联合国及其系统内的席位。如何在国际组织中捍卫国家主权，是新中国面临的重大外交课题。新中国从政府继承的角度出发，提出新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是恢复固有的合法权利问题，而不是重新加入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理应继承旧政府的权利。新中国的这一主张，维护了主权统一完整，避免了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恶果，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同和支持。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把台湾当局驱逐出联合国，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新中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合法席位也陆续得到恢复。在对旧政府的条约继承上，新中国采取审慎的态度。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的规定，旧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缔结的条约，都必须接受新政府的审查，然后才能决定其效力。这表明，新中国对于旧政府签订的条约，既不认为当然有效，也不认为当然无效，而是审查后再作决定。新中国是坚决反对外国通过破坏中国主权的战每或武力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的效力。这一立场的法律基础是：非法的行为不能产生合法的结果。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之前，新中国曾多次阐明了中英历史上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和非法性，拒绝接受三个条约的约束。第四，国家豁免问题，这是目前国际法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1982月中美之间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争端，以及中日之间的“光华寮案”，都涉及这一问题。新中国采取绝对豁免的理论，主张国家及其财产不受外国主要是外国法院的管辖，不得被起诉和强制执行，这一理论的基础是主权平等，即：平等的主权者之间无管辖权。本世纪，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采取有限豁免的理论，把国家的行为分成公法的行为和私法的行为，国家在外国的豁免仅限于公法行为，私法行为则不免除管辖。据此，这些国家相继制定了国内法，对外国的所谓私法行为实施管辖。新中国对于有限豁免论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一理论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在“湖广铁路债券案”和“光华寮案”中，中国政府分别向美、日两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两国撤消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并拒绝直接出庭应诉，表明了新中国绝对豁免论的立场。第五，领土主权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尊重领土完整作为主权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强调出来，表明了新中国对于领土主权的重视。在实践中，新中国为维护领土主权的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重大胜利。新中国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新中国始终认为，香港，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并为在两地恢复中国的主权同英国和葡萄牙政府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终于与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97年7月1日起陆续恢复中国在港、澳的主权，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着边界问题。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新中国分别同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缅甸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确定了各自领土主权的界限。然[][][1][2][3][][]而，由于印度、越南等国采取领土扩张的立场，新中国与它们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新中国被迫采取《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所规定的自卫措施，收复了被侵占的领土，表明了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在与印度、越南的边界争端中，新中国基本肯定了传统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一项原则，这就是先占。新中国所主张的领土要求，主要是以最先发现、最先占领并控制为依据的。新中国也十分重视领空和领海主权，把它们视为领土完整的重要部分。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曾对美国飞机入侵我国领空多次提出严重抗议，并给予坚决的回击。早在1958年，新中国就了领海声明，主张对中国的领海及沿海岛屿行使主权管辖，规定了十二海里的领海界限。新中国同意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海内作无害通过，但规定外国的军舰通过中国的领海必须事先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军舰是否享有无害通过权是新中国与一些海洋大国在领海主权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二次大战后海洋法出现的新概念。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加以确认。新中国自始自终地参加了该公约的讨论和制定，并第一批在公约上签字。在实践中，新中国坚持主张对于自己的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力。目前，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东海、南海大陆架问题上存在着争端，争端的焦点在于采用什么原则划分彼此的大陆架。新中国认为，划界应以建立在自然延伸基础上的公平原则，而日本等国却坚持等距离线的划法。第六，主权管辖的内政问题。对内的最高性是主权的一个基本含意。新中国坚持对于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最高权威，这一主张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规定了主权平等，并宣布联合国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第2条第7款）。然而，国际法并没有列举本质上属于主权管辖的内政范围，也无法列举详尽。根据各国的实践，内政包括一国的立法、行政、司法制度，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目前在内政问题上的一个最大争论就是人权问题。西方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由于《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规定要尊重和保护人权，一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已不再是该国的内政问题，而是成为国际法的问题，国家负有国际义务尊重和保护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根据这种理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频频指责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侵犯了人权。最近几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了人权并指责中国在函藏侵犯了人权。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对于上述指责，新中国驳斥为违反国际法的干涉内政行为。按照中国的观点，一国公民的权利问题，属于宪章规定的本质上为一国国内管辖的内政问题，由该国的法律特别是宪法加以规定，并由国家机构加以保障。这在各国都是一样。新中国并不反对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反，而是通过加强民主和法制促进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然而，国际法根据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把人权问题交给了国家，人权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各国自己的力量。新中国尽管反对基本人权的国际化，但不认为所有的人权问题都属于内政范围。新中国主张，凡是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灭绝种族、实行奴隶制、歧视妇女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各国都有权谴责。因此，新中国一贯反对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政策，坚决支持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主权的最高性还体现在对于外国人（不包括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者）的管辖上。在旧中国，外国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种种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立即废除了外国人在华特权，依中国法律对外国人进行管辖。1982年中国宪法专门规定了对待外国人的两个原则，一是要保护外国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外国人要遵守中国的法律。1986年，中国又制定了《外国人入境、出境、过境、居留和旅行管理法》，具体规定了各种管理办法。第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新中国一贯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平共处原则就包含着和平解决争端的意义。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为国际上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然而，关于解决争端的途径，新中国则更强调依靠主权国家自身，也就是说通过双边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国际机构，因为这样更能体现主权者的意志和平等的原则。新中国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基本途径。新中国虽然在国际法院有了自己的法官，但至今未接受《国际法院规约》的住择条款，不受国际法院对于四类案件的强制管辖。在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中，新中国一般都对强制管辖条款提出了保留。不过，在近年的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了仲裁条款，表明新中国朝着利用国际机构解决争端的方向，迈出了谨慎的一步。四、我们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国家和新政府的大量涌现。它们积极参加国际法律活动，检验传统的原则和规则，创造新的原则和规则，大大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使之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联系的密切，国际法的内容日益增加，出现了外空法、国际经济法等新的分支。然而，国际法领域内始终存在一场尖锐的斗争，焦点就是人权问题。这实质上是以个人主义为中心和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两种不同价值观的碰撞。西方企图借人权增进自己价值观在更大范围内的接受和实现，而主权是东方抵御进攻的坚强屏障，人权的国际化则成为穿透这道屏障的武器。这场斗争的结果将决定现代国际法的性质，是平等的主权者之间的国际法，还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尽管西方极力主张人权的国际化和个人的主体资格，但是，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这种主张只是愿望而不是现实。当代国际体制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主体，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国家参加国际法的制订，个人是没有这种能力的。在国际司法领域，个人的地位也无法与国家等同。国际法院只接受国家之间的诉讼，个人只有通过其本国，才有可能与外国对抗。在人权方面，还没有一个普遍性的国际机构有权审理个人控告国家的案件。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自己的国内法体制来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在国际上高喊人权的美国，至今仍未参加1966年两个关于基本人权的主要国际条约，也还是通过国内法对本国公民的权利加以规定。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们探讨平等的宪法依据。

平等是作为人所应当拥有的一种资格，而平等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合法公民依法所应当享有的一种原始权利。平等不仅体现着人与人之间在这个社会上的人格尊严，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不被排挤和歧视。而平等权作为一种原始权利，基于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和地位更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因为只有通过平等权的实现才能保障平等的客观存在，平等权也是公民实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法律例证，因为这种例证它证明的不仅是公民的生存状况，更有效的证明应当是公民基于生命的最初意愿-----平等而且享有尊严和保障地位的存在着。这种理解，更加有助于我们廊清迷雾，准确把握平等及平等权的内在意义和原始意义。

平等必须通过平等权的实施来实现，而这种实现的途径不能仅限于宪法的文字规范，当然，文字规范是得以实践的唯一合法根据，我们的平等需要宪法规范性文件加以载明并宣告，但不停留于此，它必须长途远行。

从宪政言，享有平等和行使平等权的宪政主体不仅包括公民，还包括各种社团，但主要是对于公民言平等和平等权的。这里有一个前置，即只要是一国合法公民，则毋论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地位、出身背景、宗教信仰、教育背景、贫富状况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国家元首、普通民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干部、群众、妓女、乞丐都享有平等和平等权。毋论其行为合法、非法、守法、违法都必须依据法律享有平等和平等权。

但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平等在宪法实践中却被无情地践踏，任何一个非眼盲的公民都能读懂立在施行宪政面前的国情，这个国情，是一种对宪政最蛮横、最无知的刁难。

平等权的行使和平等的实现，必须有真正体现平等的良性法律来保障，必须有真正能够居中裁判的司法机关来保障，这种保障，必须有能够权衡把握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的法官来操作。

一、平等的概述

平等作为当今社会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已被提升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在我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成员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时代背景下，高举平等旗帜、反对两极分化已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当务之急。平等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虽然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但平等理念的践行却始终存在价值取向的分歧，即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的对立问题。形式平等，又称为法律上的平等，即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将平等权确定下来，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不问具体的实践问题。实质平等，又称为事实上的平等，即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正视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并且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尽量缩小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因此，如何使得平等这一概念深入人心、如何让每一位公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平等成为了当今社会的重大挑战。

二、平等权的概述

“平等权”相较于“平等”而言，是法律化、规范化的平等，使得平等更加有序可言。平等权充分见证了人类发展史的整个过程，从远古时代进化到如今的文明时代，平等权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通常来说，越重视平等权的国家，其文明程度就越高，社会秩序则越好；反观之，平等权得不到充分维护的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则越缓慢，公民幸福指数也相应地低下。由此可以看出，平等权的重要程度对于国家与社会治理而言是不可比拟的。世界各国关于平等权含义的研究数不胜数，举例来说：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公民作为个人具有两类不同的权利：第一类是平等分配的权利，这是某些机会、资源或负担的平等分配权利；第二类是作为平等的个人而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即与其他人受到同样的尊重和关心的权利。可见，平等权俨然成为世界所公认的基本权利，为世界各国法学界学者研究探讨。《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国宪法将平等权认定为保障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不仅为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规范化的理论支撑，而且和世界平等权理念接轨，与其在世界各国宪法中的地位相契合。

三、一般平等权与特别平等权

平等权涉及范围广阔，存在抽象和具体之分，分为一般平等权与特别平等权。平等权因无具体内容，必须与具体权利结合起来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通常借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加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广义上的平等权，无法对其他实体法中的平等权提供可行的法律规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般平等权”和“特别平等权”对其进行进一步释明。（一）一般平等权。一般平等权作为宪法中提及的基本权利、作为与平等原则相近的基本法律规则，为宪法法律提供了整体意义上的意识向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公民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2）在法律面前，任何人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也平等地受法律制裁，不允许任何公民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3）公民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和基本权利，不因外在条件存在差异而产生任何形式的不公与歧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该一般平等权条款鉴定了我国遵循平等观念的法律基石，为各类实体法中凸显平等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他下位法在该一般平等权条款的基础上，对平等权作出了更加细致的延伸，为公民的平等权提供了进一步的正当化保证。（二）特别平等权。平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有赖于对其进行规范化、系统化，从而涉及到特别平等权这一概念。特别平等权是在符合一般平等权要件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实体法关于平等理念的相关法律条文所衍生出来的特别条款，是一般平等权条款的细化，更为规范地呈现出一般平等权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施的问题，对平等权在司法实践中的深入贯彻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将着重阐述如下两个特别平等权：1．生命权。虽然宪法并未明文规定生命权，但生命权的重要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没有生命权，其他任何权利都无从谈起。其中，生命权的平等问题乃权利的重中之重，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值得被同等对待，即“同命同价”。按照民主与平等理念，在界定生命价值赔偿时应当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同命要同价”。在2010年以前，我国在推行死亡赔偿金法律规定的实践中，“同命不同价”现象大量存在。为了维护公平，促进社会和谐，2010年7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其出台无疑是我国死亡赔偿金制度的一大进步，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统一了交通事故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国家对平等权的重视，对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肯定，实属立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受教育权。当今社会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受教育条件的逐步改善，受教育权这一概念已然普遍地存在于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确认并加以保障，主要是指公民有获得科学文化知识以及不断提高思想觉悟与道德水准的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十六条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以上条款直接规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对义务阶段受教育权的平等保护是针对教育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然而我国受教育平等权未能得到充分落实，主要是因为国民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经济落后地区师资力量较弱以及国民整体受教育观念普及程度有所欠缺。受教育平等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国家和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提供充分的教育资源，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让公民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

摘要：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一直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的主流，但自从古典自由主义诞生的上百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理论鲜有新的理论建树。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理论问世，政治自由主义又萌发了勃勃的理论生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个体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它所指的“平等”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平等。罗尔斯对“平等”概念重新阐释，赋予传统的“平等”观念以实质性的含义，这一观点使得古典自由主义上升到了新的理论水平。

关键词：平等；个人主义；正义;罗尔斯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学思想其特征可归纳为几个方面：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改良主义等。其中个人主义可以被视为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灵魂，其它特征都要以维护个人主义这一思想作为其主旨。个人主义意味着：（1）个人是道德价值的最终单位；（2）社会拥有作为恰当目标的对于个人的益处，不存在超越或凌驾于个人益品之上的社会益品;（3）个人的福利需要人们尽可能地作出自己的选择。［1］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对个人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的关于社会集体事务的公共理性，个人拥有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个人首先必须是平等的单元和价值的终极。所以对“平等”的诉求是实现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自由主义的思想具有某些极端性色彩，并遭到其它政治理论的批判，但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内部在不断变革创新，企图将其思想日臻完善。尤其是20世纪末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使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正义”成为自由主义的新主题

以罗尔斯正义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兴起为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自由，而新自由主义关注的主题是正义。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2］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评价现代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内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就已经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平等也是一种权利，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资产阶级尤其强调“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是指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在强烈的权利意识下，自由也被纳入权利范畴之中。由于基本权利为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每个人都要求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原则，又是权利原则，同时也是平等原则。

摘要：宪法中的平等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是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其他一切权利实现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文首先从平等权的概念出发，解析了平等权的内涵:其次解读了平等权的基本内容，具体包含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禁止差别对待和允许合理差别等内容;分析了对公民平等权的保护。

关键词：平等权基本权利差别对待合理差别

1平等权的基本概念、性质

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指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主要的、必不可少的权利。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体系中，包括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等。

平等权既是宪法的一项基本权利，又是宪法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则。关于平等权的性质，胡锦光教授认为其不但具有综合权利体系的性质，同时又有作为宪法指导原则的性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宪法中有所反映才能彰显自己的地位。确立了其作为宪法基本权利是确立其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基础。同时，如果平等权仅是一个基本权利而不是一项基本原则，就无法保持其完整性，也会影响它在众多基本权利中的指导意义。总之，对于权利性和原则性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何一个都会造成对平等权性质的错误理解。

2平等权的基本内容

[论文摘要]“平等”是人们孜孜不倦追求的美好愿望，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标准。教育平等是社会平等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教育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应切实贯彻教育平等的理念。

[论文关键词]平等；教育平等；社会平等

教育平等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概念，教育平等的实现受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制约，离开社会发展的现实抽象地谈论教育平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平等之所以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除了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教育平等的内涵

关于教育平等的含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认为，包含四个要点：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它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体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在发展社会的同时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体的天赋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所以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获得最大利益。

当代著名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对教育中的“平等”作了界定，指出了三个条件：首先，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其次，平等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在对待上。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各种不同但都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不论其人种和社会出身情况。再次，在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时应列入一些措施，促使入学机会更加平等，进而使学习成就的机会更加平等。在这一意义上，平等被视为一个目标而追求。

我国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先是由于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后是基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考量，我国的教育平等权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种种教育歧视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严重障碍，有些关于教育的歧视性规定甚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有鉴于此，本文拟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教育平等权进行研究。

一、教育平等权及其内容

教育平等权即受教育的平等权，或称“教育方面的平等权”。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权利，有人权与公民权的双重属性。作为人权，它的价值依据是人的尊严与人的价值，规范依据是国际人权法；作为公民权利，它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平等权的权利主体是公民，特别是作为青少年的公民，义务主体是国家以及国家授权的实施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学校）。教育平等权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双重属性的权利。作为消极的权利，权利主体有权要求国家及其国家授权的主体（以下简称国家）承担不作为义务：不得制定任何在教育方面的歧视性规定，不得有歧视性的决定或判决；作为积极权利，公民有权要求国家积极作为，为教育平等权的实现提供物质保障。

教育平等权是十分重要的权利。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将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作为“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强调“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平等制约的”。他们同时强调教育是关乎人类未来的大事。可见教育平等权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早在1866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的工人阶级政党争取的政治目标之一。

受教育的平等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于权利主体，它的作用表现在：首先，教育平等权是公民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低层的人士；其次，教育平等权为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提供可能。现代知识型社会中知识是竞争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受教育的歧视必然使公民无法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使表面上向他敞开的机会失去意义。教育平等权对于社会也是同样重要的：只有平等的教育才能培养良好的公民，教育平等权有利于社会的团结，防止社会分裂。经验证明，歧视的教育将养成公民对社会的不信任甚至是仇视心理，对于社会和谐极其不利。

教育平等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由于受教育需要经济支撑，早期人们从来没有将受教育作为权利来认识，更不用说作为一项平等权来认识。受教育作为权利在19世纪才开始流行，马克思恩格斯在推动受教育的权利化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以教育对于工人阶级的重要性为基点来论证教育是一项需要政府保障的权利。[4]平等权向教育权的扩展更要晚得多。西方早期实行赤裸裸的等级教育。

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已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而永久地逝去了。

经历了当时的痛快淋漓、欣喜异常的狂热，品尝到了“资本主义头啖汤”的唾余，见识到了资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真实嘴脸，再以较为公正与冷静的心态来回顾曾经经历过和熟悉的却已永久逝去的一切，却发现，原来感觉不堪忍受，力图摆脱的种种禁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某种保护。

从历史的一般经验来看，各个方面对人们禁锢得最为厉害的社会同时也就是在各个方面对人们保护得最为严密的社会，当然肯定就是人们最为厌恶，极力要摆脱的一种社会了。

最终，我对那些高尚正直，为了至高、至美与至善的理想与事业奉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一切——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的人们恢复了敬意。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权势之中，摆脱了低级欲望，永怀自由与平等、博爱亦博恨的信念，为之浴血奋斗，一往无前。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他们的伟大理想与壮丽事业因人性与智慧的限制而不可行，但岂可因此而痛加诋毁，而忘了所有幸存的人，所有后来的人都因他们的奋斗与牺牲而深受恩惠？

道德理想的破灭，难道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力提倡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理想吗？！

摘要针对已有平等效率理论所隐含的平等与效率无条件负相关的假设，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证明：即使不考虑机会不平等，仅结果不平等对效率的作用也是正负双向的，而正负两种作用综合所得结果不一定总是对效率有利。只有当刺激效果超过破坏效果时，增大不平等指数或牺牲一定程度的平等才能使效率提高。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平等与效率的两难冲突并不存在。

关键词平等效率不平等指数平等效率关系曲线

已有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讨论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平等程度的提高一定会导致效率受损，或通过降低平等程度来提高效率总是有效的。本文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并试图使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将其证伪。

1平等的含义

有人将阿瑟·奥肯的著作《EqualityandEfficiency：TheBigTradeoff》中"equality"一词译为"公平"，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因为汉语中"公平"一词意为"公正，不偏不倚"，这正是实现效率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与效率并无重大两难冲突(TheBigTradeoff)。国内有学者因此误译而将"公平与效率"问题斥为伪问题，不但连累奥肯在中国声名受损，而且造成研究和争论的混乱，降低了学术研究的效率。根据《美国传统词典》，"equality"的解释是"Thestateorqualityofbeingequal"，指"相等、相同的状态或特性"，这与汉语中"平等"一词更为契合。因此我同意王奔洲先生的译法：《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平等"是较为合适的译法，但对其含义仍必要做进一步廓清。奥肯所言的"equality"，指的当然不是机会的平等，那属于公平的范畴；但也并不就指结果的平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结果平等，迄今为止尚未在任何社会中实现过。一种从未出现的现象，当然不能对效率产生任何损害。对效率可能产生损害的是人类从未停止过的缩小人与人之间分配差距的努力。虽然真正的平等从未实现过，但这种努力的结果无论大小、显隐，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破坏效率。因此我理解"equality"在奥肯著作中真正的含义应当是:"在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下文中的"平等"，除有特殊说明外，均指"结果平等化的努力下所达到的结果平等的程度"。显然，这里的"平等"严格的说来是一种"不平等"，一种消除不平等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