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权范文10篇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该法条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为中立性的司法机关，享有批捕权无可非议。然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同时享有批捕权，本人以为欠妥。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普通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制定相应的法律，其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是，在宪法的有关批捕权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们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基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权的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追求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和谐统一的目的。首先，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制。当法律赋予控方以批捕权时，就是将控方明显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予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辩护方既没有法律赋予的控方实行强制的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是一种社会不正义，当事人平等是人们通过诉讼寻求社会正义，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律对当事人诉讼地位和条件的同等对待，就不会有司法公正，诉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基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方式的无妨害性这一正当性标准。在控辩双方的诉讼对立中，法律理应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方通过对其诉讼职能的充分有效行使，合理实现其预期目的。如果允许用妨害他方行为的方式赢得诉讼，就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和对另一方正当权益的损害，归根到底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样的诉讼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官滥用批捕权恶意报复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是控辩失衡的极端表现。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该法条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作为中立性的司法机关，享有批捕权无可非议。然而，人民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追诉犯罪，同时享有批捕权，本人以为欠妥。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

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摘要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得以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全面贯彻,颇受争议的刑事和解也随之试水。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社会整体危害性不明显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部分领域中达成了一定共识。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和解主持者的角色冲突、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的冲突以及公权力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的冲突并存的局面，这些冲突凸显出刑事和解制度的若干不足。在推进制度的同时通过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程序和模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弥补这些不足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检察机关机制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为之前国内倍受争议的刑事和解试水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随后，浙江、江苏、山东、海南、湖南等地纷纷以这些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制定了相关轻伤害案件处理规定并试点适用刑事和解[1]。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试点尚不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虽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大都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形态，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2]刑事和解制度自舶来之始就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在改革动因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广泛发展，改革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因水土不服暴露的不足尤为明显。

1、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摘要：为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得以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全面贯彻,颇受争议的刑事和解也随之试水。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并在一些社会整体危害性不明显和未成年人犯罪的部分领域中达成了一定共识。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实践中，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与和解主持者的角色冲突、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的冲突以及公权力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的冲突并存的局面，这些冲突凸显出刑事和解制度的若干不足。在推进制度的同时通过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程序和模式以及相关配套制度弥补这些不足显得至关重要。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检察机关机制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为之前国内倍受争议的刑事和解试水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随后，浙江、江苏、山东、海南、湖南等地纷纷以这些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制定了相关轻伤害案件处理规定并试点适用刑事和解[1]。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试点尚不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虽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大都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形态，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2]刑事和解制度自舶来之始就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在改革动因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广泛发展，改革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因水土不服暴露的不足尤为明显。

1、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大力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进行检察体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检察院的刑事检察部门，作为检察院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检察院各职能部门的改革中始终处于前列。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试行、侦查监督部门的成立，都打破了旧有的办案模式，体现了新的办案理念。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转变执法理念，对检察体制进行宏观规划，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刑检部门的一些现象入手，对刑检部门的进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办案效率低下

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

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完善

1.拘传。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拘传与传唤之间不同的适用对象和条件，因此修正案应明确拘传仅适用于经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或者根据案情应当直接进行拘传的。明确规定每次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应当在12小时以上。

2.取消监视居住，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不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轻微强制措施，一般应在被监视人家中执行，但由于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人员生活基本范围的扩大以及通讯技术的发达，对于在家中进行监视，控制其与外界的联系几乎没有可能。

论文百事通而且，在大中城市，在大量的外来人员中适用监视居住显然不太现实。而且，原规定的“指定居所”含义过于模糊，又极易演变为变相羁押。衡量利弊，不如取消监视居住，转而加强取保候审。要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可以借鉴国外的保释制度。建议修正案中规定：除严重暴力犯罪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在取保候审期间有可能犯罪的，有可能干扰证人出庭作证或严重影响诉讼程序进行的，不能按时到庭受审的情况以外，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取保候审。并规定保证金的上下限及缴纳方法。

3.拘留时限。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现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而不应对被拘留人长期羁押。因此，笔者认为在刑诉法再修改中应取消“延长至30日”的规定，或者“延长至30日”须经检察机关批准。

4.逮捕制度。现行逮捕制度本身完全包含了整个羁押制度，从加强人权保障出发，应引进国外通行的“人身保护令”制度或逮捕后的羁押复查制度。逮捕后的司法审查，不涉及批捕权变动的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批捕权仍可归检察机关掌管。在此，笔者不赞同事先的批捕也一律须经法官审查，由法官掌握批捕权、签发逮捕令的做法，而只是主张在逮捕羁押后增加一道事后司法审查的补救措施，以避免体制上的伤筋动骨，使改革较为稳妥而有效。在侦查阶段全面推行司法审查制，实行逮捕权转移，恐怕不合国情，难以奏效。

各位代表：

现在代表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政协委员、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意见。

工作回顾

年，院在旗委和上级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旗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紧紧围绕前旗经济发展大局，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主线，以争创全区先进检察院为目标，立足检察职能，着重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着重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着重拓宽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民生的方式方法，着重提高检察队伍的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各项检察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一、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首位，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化解社会矛盾。

提要：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庭审方式的改革，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愈显突出，公安、检察机关则成为事实上的控方。对犯罪指控的成败将由公安、检察机关共同承担，法院作出的任何判决都决定着公安、检察机关的工作成效。因而，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只有通过双方相互依存并经常性地发生，形成合力，才能使整个司法体制充满活力。而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就是双方合作的模式之一，在刑诉界也是一个有待探索和的新课题。

关键词：公诉机关公安机关自侦机关引导取证介入模式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今年最高检察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各级检察院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前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当然，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其建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待论证。本文就建立以及完善检察引导取证机制的必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与方家。

一、公诉引导取证制度的涵义

公诉引导取证，细言之就是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指检察机关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公诉质量，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需的证据，而采取规定的诉讼手段，加强与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的配合，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从而确保公诉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诉引导取证符合刑事诉讼任务的要求，是由刑事诉讼的任务、目的决定的。①任务的相同性，促使公安、检察机关必须着力于配合。刑事诉讼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共同担负着这一任务，只是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公安机关以发现、收集、固定证据为主，检察机关以审查、鉴别、运用证据为主，查明案件事实，就是要查明犯罪的动机、手段、过程、后果等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展现。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定罪的关键。正确适用法律是为了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起公诉，以利法庭适度量刑。②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诉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是从查清犯罪事实和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为追诉犯罪提供事实依据。而公诉权的行使，是从指控犯罪、追诉犯罪的角度，运用证据，促使追诉犯罪的实施，保证检控成功。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必须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上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公诉引导侦查正是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的切入点。

各位领导、评委:

大家好！我来自昆山市检察院。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豆绿亮丽映党旗》。我们昆山市检察院共有干警93名，共产党员74名，占干警的79%。74名共产党员就是74颗赤诚的忠魂！他们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洒汗水、写春秋、铸利剑，豆绿因他们更加亮丽！党旗因他们更加鲜艳！我院控告申诉检察科科长宋福昆同志便是其中的一名杰出代表。宋福昆同志79年底从部队退伍进院，当时年仅？岁，那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年轻的他带着一股朝气、一股激情和许多两鬓斑白的老政法一起汇入到检察事业的洪流中去，他在检察这个岗位上一站就是20余个春秋。如今，他的两鬓已生出了华发，然而，他无怨、他无悔。“能为党的检察事业工作着！再苦再累都值得！”他总是这么说。自古道：天道酬殷勤！多年来，在院领导的关怀下，他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检察官”，1999年被昆山市政府授予“昆山市劳动模范”称号，2001年被评为“昆山市十届优秀政法干警”、“昆山市优秀共产党员”、“省人民满意的检察干警”……令他尤为难忘的是2000年他作为苏州检察系统唯一一名个人代表参加了苏州市政法系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一串串闪光的荣誉啊！是多少辛勤的汗水缀结而成！

心如细丝的好科长

1996年底，宋福昆同志从刑检一科副科长调任批捕科科长。1997年，新的《刑法》、《刑诉法》相继颁布了，为此，他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抓紧学习《两法》的新规定，很快进入了新角色。同时他经常告诫自己和科室同志：审查批捕工作中的任何失误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幸，甚至是终身痛苦，因此千万马虎不得。记得98年初，在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盗窃犯罪嫌疑人曾某一案时，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在盗窃数额的供证方面存在重大出入，当即引起了宋福昆同志的高度重视，经分析有关证据后，他与承办同志一起认真制订了提审方案，并作进一步调查核实，得出结论：现有证据只能证实曾某扒窃140元人民币。据此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防止了一起错捕案件的发生。他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心如细丝的好科长”的赞誉，他听后却淡然一笑：我们检察机关肩负着法律监督的神圣职责，心不细，能履行好监督权吗？”

在批捕科二年多时间里，他直接承办批捕案件150余件，同时每年都要审核疑犯四、五百人之多。面对十分繁重的工作，他坚持认真审核案卷的全部材料，有时工作时间忙不过来，晚上、节假日到单位加班加点是常事。遇有凶杀案件，不管是休息日，还是夜里，案情就是命令，风雨无阻。98年7月某晚，我市城北镇一河道内发现一具他杀被抛女尸，接到通知后，在分管检察长带领下连夜赶赴案发现场，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一起勘查现场，了解尸检情况，当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疑犯被初步确定后，又及时介入提审犯罪嫌疑人，最终在批捕环节仅用二天时间就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赢得了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时间。由于审查批捕工作的繁重，他曾经在一个月内二次因劳累过度而引发咽喉炎，导致吐血，期间，院领导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由于办案任务重，他只是到医院吊二瓶止血盐水，吊针一拔掉，就直接回院里工作，没有因此而休息半天。朋友们！“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是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宋福昆同志他以自己的言行为我们作了最好的阐述！

做一项爱一项的好榜样

[论文关键词]逮捕超期羁押批捕权

[论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