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范文10篇

摘要作为前驱先路，率先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问题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目标、动力、战略重点、方针、模式等方面的艰辛探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观偏向。这些探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发展观偏向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提出了“施仁政的偏向”这一总体思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们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施仁政的偏向”体现了他发展观的偏向。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用这句话来审视发展观的偏向，可以说，没有界限的偏向很容易导致偏离、忽视、替代甚至偏废、扭曲，这正是发展观的偏向在当时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的表现。探索发展观的偏向表现，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推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上，忽视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

一方面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由于“把国家利益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并把中央政府看成是单一的利益实体，从而忽视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说忽视个人利益并不是指主观上不想改善人民的福祉，在看来，为人民谋利益首先要解决人民群众眼前的物质利益问题。他强调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建国后，更是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论断：“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这些都显示出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为民”的思想和价值取向。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封锁包围的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国，为了能够迅速地集中全国的物力、人力、财力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维护新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其结果必然是在发展的偏向上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与此同时，个人的社会角色政治化，社会从舆论上更多强调的是奉献，个人不敢主张自己的利益，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消灭私有财产，“私”是万恶之源。包产到户的出现，其实质是中国农民在利益分享领域讨得的国家和集体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权让利，它给了中国农民一个计较个人利益的可能性空间，从一个角度佐证了中国曾长期忽视、否认个人的社会独立性，过分强调集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为国家和集体奉献的事实，这是对自己倡导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的背离，其结果当然是损害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其思维及认知能力上是存在着某些局限的。人类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大多会受到认知偏向的干扰并犯习惯性错误。新闻记者从事的是“拟态环境”建构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记者除了受自身文化背景、媒体立场的影响外，其自身的无意识因素，也会导致记者在新闻采制过程中出现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向。这些认知偏向，会影响记者对客观公正的专业追求，使新闻作品存在不同程度的非客观、非公正的倾向。

一、偏见与偏向

本文所指的偏向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偏见。偏见是指针对特定群体及其个体成员的不公正的、否定性的社会态度。[1]它是个体的认知与社会认知和社会现实不符所产生的偏见。[2]这种认知偏见多是源自其所处社会环境的要求。而偏向，不是在认知、报道事实或观点时故意的偏颇，它更多是一种无意识的，但却经常存在于人头脑中、影响人们对客观事物实然性判断的一种几乎是人本身固有的认知倾向。传播学者麦奎尔（McQuail）认为，偏袒某一方或某种立场的媒体偏见，有四种类型：公开但无意的“记者偏见”，如新闻记者选择消息题材无意间形成的偏见；有意但隐藏的“宣传偏见”，如利益集团对新闻界的信息等；有意且公开的“党派偏见”，如政党言论等；无意又隐藏的“意识形态偏见”，如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某种世界观等。[3]本文讨论的主题非常类似于麦奎尔所说的第一种情况。为表示其与另三种情况的区别，本文称之为“偏向”。其实，偏见与偏向都是一种歧视，我国心理学会会长杨宜音认为，歧视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外显的歧视；二是微妙、内隐的歧视；三是隐蔽的歧视。[4]所以，“偏向”即是一种“微妙、内隐的歧视”。这种歧视最具隐蔽性，它的存在几乎连主体本人也很难觉察，所以，对它的认识更显重要。

二、记者思维方式与新闻制作中认知偏向的几种表现

1.先入为主的思维惯习会影响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解释。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说：“我们一直带着我们既有的态度、假设、偏见、恐惧、渴望、倾向和刻板印象在看问题。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父母、朋友、学校、同一族裔、同一宗教社区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5]这种先入为主的认知倾向在影响人们解释和回忆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时会产生令人惊奇的效应。记者对新闻的采访报道，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活动，受到认知图式的影响。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以及关于这些知识如何被运用的信息都组成一定的单元，这种单元就是图式。由于新闻报道需要对庞大复杂、变化不定的各种信息作出处理，很多情况超出了采访对象直接的经验范围，超出了记者既有的图式。尽管记者在认识活动中也会不断修改原有的认知图式，但记者在处理外界信息时更倾向于运用既有图式对信息做出处理，已经形成的社会刻板印象就会在认识主体无意识、未察觉下影响对当前信息的认知和处理。[6]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来说，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如何去推论原因，也并不真正了解那些能够并且常常干扰推论的心理误区，结果，记者在扮演“解释者”时就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

2.“信念固着”及确证偏向可能引导记者趋向证明自己的已有观念。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往往会去寻找那些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这是一种验证性偏见，是一种无意识的确证偏向。事实上，当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时候，该观点就开始看起来是正确的了。[7]因为，引起我们注意或让我们记住的东西总是那些让我们个人感兴趣的东西，或者与我们相信的东西正好吻合的事物。[8]这种心理会影响记者对信息的选取，而记者对信息的选取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使用，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日常态度与行为。比如，由于记者怀疑事件甲是导致事件乙的结果，他可能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希望报道这样的新闻故事。于是，他可能去采访某个同意这一观点的专家，并且接着采访由这一专家推荐的其他人。所以，一旦你形成了某种信念，它就会影响你对其他所有相关信息的知觉。一旦人们为错误的信息建立了理论基础，那么就很难再让他们否定这条错误的信息，这种现象被称为“信念固着”，它是我们在面对与自己信念相反的证据时，仍然要固执己见的一种倾向。[9]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种偏向：当人们遇到他们喜欢的假设时，他们会去寻找对这个假设有利的证据，而忽视那些对这个假设不利的证据。[10]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说话或行动时，他们是带着一些相关的观念或事物，并在评价的等级上给出它的位置。[11]而这一切活动往往是下意识进行的，记者也许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客观地考虑一个问题的所有方面，然而事实上他们不过是以证实所期望或所相信的方式来处理信息罢了。

一、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这一观点着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界没有废物每一个健康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完善的食物链和营养级，秋天的枯枝落叶是春天新生命生长的营养。公园中清除枯枝落叶实际上是切断了自然界的一个闭合循环系统。在城市绿地的维护管理中，变废物为营养，如返还枝叶、返还地表水补充地下水等就是最直接的生态设计应用。

第二、自然的自组织和能动性自然是具有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能力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系统当向外界开放，吸收能量、物质和信息时，就会不断进化，从低级走向高级。进化论的倡导者赫胥黎就曾描述过，一个花园当无人照料时，便会有当地的杂草侵入，最终将人工栽培的园艺花卉淘汰。Gaia理论告诉我们，整个地球都是在一种自然的、自我的设计中生存和延续的。一池水塘，如果不是人工将其用水泥护衬或以化学物质维护，便会在其水中或水边生长出各种水藻、杂草和昆虫，并最终演化为一个物种丰富的水生生物群落。自然系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为的设计能力。与其如此，我们不如开启自然的自组织或自我设计过程。如景观设计师MichaelvanValkenburgh设计的GeneralMills公司总部（位于Minneapolis，Minnesota）。的项目中，设计师拟自然播撒草原种子，创造适宜于当地景观基质和气候条件的人工地被群落，每年草枯叶黄之际，引火燃烧，次年再萌新绿。整个过程，包括火的运用，都借助了自然的生态过程和自然系统的自组织能力。

自然是具有能动性的，几千年的治水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对待洪水这样的自然力，应因势利导而不是绝对的控制，古人李冰父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设计的成功之处，也在于充分认识自然的能动性，用竹笼、马槎、卵石与神为约，造就了川西平原的丰饶。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和自净能力，维持了大地上的山清水秀。生态设计意味着充分利用自然系统的能动作用。

第三、边缘效应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生态系统或景观元素的边缘带，有更活跃的能流和物流，具有丰富的物种和更高的生产力。如海陆之交的盐沼是地球上产量最高植物群落之一。森林边缘、农田边缘、水体边缘以及村庄、建计之中。在城市或绿地筑物的边缘，在自然状态下往往是生物群落最丰富、生态效益最高的地段。然而，在常规的设计中，我们往往会忽视生态边缘效应的存在，很少把这种边缘效应结合在设水系的设计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水陆过渡带上生硬的水泥护衬，本来应该是多种植物和生物栖息的边缘带，只有曝晒的水泥或石块铺装；又如在公园里丛林的边缘，自然的生态效应会产生一个丰富多样的林缘带，而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又如，建筑物的基础四周，是一个非常好的潜在生态边缘带，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则是硬质铺装和单一的人工地被。除此之外，人类的建设活动往往不珍惜边缘带的存在，生硬的红线把本来地块之间柔和的边缘带无情地毁坏。所以与自然合作的生态设计就需充分利用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缘效应，来创造丰富的景观。

第四、生物多样性自然系统是宽宏大量的，它包容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生物多样性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含意，即：生物遗传基因的多样性；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多样性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和高效，因此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与自然相合作的设计就应尊重和维护其多样性，"生态设计的最深层的含意就是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为生物多样性而设计，不但是人类自我生存所必须的，也是现代设计者应具备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根本是保持和维护乡土生物与生境的多样性。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城市绿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后堡垒。曾一度被观赏花木和栽培园艺品种和唯美价值标准主导的城市园林绿地，应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最重要的设计指标。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的今天，乡土杂草比异国奇卉具有更为重要的生态价值；五星瓢虫和七星瓢虫是同样值得人们珍爱的，勤于除草施肥、城市绿地管理者的形象不应是打药杀虫的小农。通过生态设计，一个可持续的、具有丰富物种和生境的园林绿地系统，才是未来城市设计者所要追求的。

科学技术、医疗、教育及环境诸多领域财政支出领域偏低，且相关领域发展落后2011年我国财政支出109247.79亿元，其中教育支出16497.3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15.89%，科学技术支出3828.0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3.5%，医疗卫生支出6429.5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5.89%，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为2640.98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2.42%。尽管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方面来说，我国仍是个资源困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以与民生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保等领域发展落后，通常表现为相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体系的不健全，基础设施不足以应对突发事件，导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社会问题及事件。

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对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影响

财政支出是一国或一地区政府活动的资金来源，政府部门主要通过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事业等民生事业或政府活动事业支出资金得以实现预期目标。财政支出结构状况与一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展侧重点及政府职能相关，并且财政支出结构的长期发展及演变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因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显示出的经济特征、产业布局或民生需求的不同重点决定了不同阶段的财政支出结构。因此，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财政支出结构可以实现资源的优良配置，增加就业，极力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满足社会经济阶段需求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也在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需求不断地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但是长期以来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存在的问题却难以从根本上转变，其对我国外贸竞争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财政制度与政策难以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应对全球化不稳定因素的抗风险能力差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出不断的扩张。我国的农产品、纺织工业产品、石化产品、钢铁贸易产品等面临着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使得我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下降，降低了进口产品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享受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优惠待遇增加了我国出口产业的销售数量与数额，实现各国的产品交换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力地促进国球分工带来的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间较短，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经济环境复杂、动态、多元化，而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政策仍在实践、摸索中前进，在应对各种贸易问题或事业中逐渐成长趋向完善，但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与制度目前难以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结构，应对全球化经济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承受能力极其低。

2.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覆盖面不广，面对财政支持对象难以建立形成公平、透明的共享制度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宏观调控、政府监督等方面，而财政支出结构的外贸偏向主要体现在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直接或间接的资金补贴或优惠政策。财政支出结构对外贸出口的偏向主要目的在于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或本土产业的发展，鼓励其出口并发展壮大得以促进本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覆盖面不全面，且申请机制难以实现公平、透明，申请程序、条件颇为繁杂，往往符合要求或急切需要国家政策支持或资金补贴的私有企业或中小型企业难以享受到各种优惠机制。

3.财政支出偏向方式单调，长期的财政支出偏向致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最低端政府部门主要对对外贸易或事物通过投入资金或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来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或本土产业的发展。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对有效的生产资源实现分配，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规模的需求。但是面对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日益复杂、多元化的全球经济，我国的财政支出偏向方式单一，主要通过直接资金补偿或税收退换的方式给予支持，对外贸易状况并未优化。此外，我国财政支出的资金分配缺乏计划性，一般预算的财政支出通常表现为程序化、形式化，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对于资源分配的作用也显得尤为低效率。长期的财政支出偏向致使我国长期处于国家产业分工的最低端，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对教育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基础，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先导性作用，而学前教育作为教育的基础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

一、和谐幼儿教育的内涵

我的理解和谐幼儿教育是与幼儿教育有关的各个方面，如：教师、家长、教育部门等，完美的配合、协调和多样的统一，和谐幼儿教育能使幼儿身心愉悦、感到满足、并能唤起幼儿对生活的热爱，和谐幼儿教育不是单指家园和谐教育，而是社会大环境共同协作、内外统一和互相渗透的成果。

二、影响和谐幼儿教育的因素

（一）尊重幼儿、公平的教育是和谐幼儿教育的基石。美国教育家爱默生说过：“教育的秘诀是尊重学生。”在幼儿园中尊重学生，就是尊重幼儿的人格，尊重幼儿的感情，保护幼儿的自尊心。幼儿教师每天常听到的话就是孩子的互相告状，如：“xx小朋友打人了”，作为教师通常是警告打人的孩子下不为例，很少有教师询问孩子打人的具体原因，这样的教育很明显没有做到尊重幼儿。在幼儿园中公平的教育是指每个幼儿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平等和公正的对待，教师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时一定要照顾到全体幼儿，不能为了保持教学秩序就把淘气、爱动的幼儿分流出去，这样的教育是不公平的也就没有使幼儿教育走向和谐。

（二）诚信、活力的教育是和谐教育的灵魂。和谐幼儿教育的深层基础在于诚信，没有诚信，幼儿教育就失去了灵魂。所以教师要对幼儿进行诚信教育，自己也要讲诚信，做不到的事情从不轻易许诺，让幼儿从小就树立起做人要诚实、讲信用的观念。在教学中我发现有一些活动提问好像是一个个思想圈套，在幼儿一次次回答中修正答案，慢慢引入教师自己预先设定的答案，表面上看课堂气氛非常活跃，重视启发式教育，实质上幼儿的精神主体正在慢慢消失。因此我们要办充满活力的教育，在教学中注重对幼儿思想的开发和激发，培养幼儿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培养幼儿的创造性，发挥幼儿比宇宙还要辽阔的想象力，这样才能使幼儿教育走向和谐。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一、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由来及决定因素

现存国际经济秩序是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制约因素，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演变来的。

第一个阶段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当时国际经济秩序确立的理论基础是重商主义，形成的决定因素是领土争夺以及财富掠夺，而掠夺是建立在被掠夺者自愿接受掠夺者规则的基础上的，于是就形成了欧洲民族国家相互制衡的均势体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由英国缔造的开放和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指导国际经济秩序的理论基础是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的理念。这时的国际经济秩序运转，是维持在强国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之上的。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来自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国际生产体系的演变及世界经济中心权力的转移、英镑体系的确立。

第三个阶段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至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是霸权稳定论，即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的“霸权稳定论”、A.F.K.奥根斯基(anski)“权力转移理论”及乔治?莫德尔斯基(GerogeModelski)的世界政治历史的“长周期论”为依据，形成了美元霸权下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决定因素，是全球化、一体化、区域经济、美元霸权，而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黏合，凸显了美国的霸权效应，强化了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及不公正性，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失衡。

二、全球经济失衡下制约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演变的因素

公共信息标记(以下简称公共标记)是依照国度规范，应用图形、颜色、文字或其组合为特征的视觉符号，用以指明公共区域或设备的用处和方位，提醒和指点人们行为的标记物，包罗各类导向标识、图文信息指示和公共信息标记等。作为世界局限通用的“城市手刺”、“世界言语”、“无声导游”，它的效果是跨越言语文明妨碍，直观简明地向人们传递精确的公共信息。为进步城市档次，提拔形象，完美城市功用，便利旅客出行，保证第七届全国农人活动会在我市成功举行，特制订本方案。

一、设置局限

全市公共场合、公共设备、建立工地，首要包罗城乡公共交通、市区路途交通、会议(会展)中间、旅行景区(点)、星级宾馆饭铺、社聚餐馆、商场(量贩)、火(汽)车站、飞机场、体育场馆(体育设备)、公厕、病院、加油(气)站、银行、黉舍、电力、电信、邮政、消防设备等。以上设备都必需依照国度规范要求设置公共信息标记。已设立的公共信息标记牌，若有严峻破损、歪曲、污渍、褪色等影响功用性和美观性的，应实时更新维护。

二、职责分工

各级当局有关本能机能部分担任本系统公共信息标记标牌的规划、设置和施行任务。详细责任划分如下：

(一)国道、省道交通标记，市内旅行景区(点)交通指向标记，汽车站、公共汽车站牌指向标记，由交通、公路部分担任。

人们往往会依据具体的环境，辅之以有限的理性作出选择，得到让其“满意”的结果。Kahneman和Tversky教授在“有限理性”理论的基础上，在怀疑的前提下研究出了传统经济理论中一贯使用的理性假设和进行判断之间偏差的原因。得出了3种最有代表性的启发式偏向：代表性偏向、可得性偏向、锚定效用。认为人们对于陌生事物的判断通常都不充分。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自发的依据一些既得经验作出判断，而这些作为依据的经验有时与现实情况存在很大差别。个人经验的多少对于我们的判断过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不熟悉、不了解、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方式，通常会依据经验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然后利用阶段得出最终判断。启发代表着人们的认知能力，准确又迅速的对某个事件进行判断基于好的启发。然而，因为人脑的能动性导致收集和处理信息的不同性，最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

一、启发式认知偏向对项目管理的启示

1代表性偏向“代表性偏向”所表述的人们用类比的办法直观的去判断。比如，某事件与另一事件相类似，那么两个事件之间就画上了等号，归结为同类事件。相似度越高，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Kahneman认为依赖代表性的这种直观判断方法，会出现几类系统性错误，包括：人们对先验概率不敏感、不能正确理解统计样本大小的意义。对做预测的难易程度不敏感、不理解向平均回归的意义等等。这些信息对于作出正确判断有重要的影响，当人们忽略了这些影响的时候，就会发生系统性偏向。尽管在Kahneman的文献中对该类偏误出现在企业管理中的情况没有明确的文字描述，但是偏误现象在管理工作是事实存在的，而且比较常见。举这样一个例子：公司对正在实施的某项目工作人员施行奖优惩劣的激励机制，对绩效水平高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反之则进行处罚。项目经理注意到，有些项目人员因为在前期工作能力突出、表现良好而得到公司奖励，但在下一期的工作中却表现平平，甚至业绩下滑；而与之相反的是，有些前期表现欠佳受到惩处的人员进步明显，在后面的工作中绩效水平提高。因此，得出直观结论：该激励机制对高绩效员工激励效果不佳，对后进员工有效。也就是说，施行惩罚措施的效果优于奖励激励。以上这个结论貌似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忽略了回归均值，这是系统性错误的一种，如果得出如上结论，是不正确的。回归值规律显示：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员工的工作绩效会出现偏离，围绕某均值水平上下波动。在时间跨度不大的情况下，如果出现极端偏离状态，会迅速回归。也就是说，如果工作人员在一个时期内工作表现优异，那么在此之后可能会因为精神高度紧张之后的松弛，也有可能是因为智力体力等方面的原因出现工作表现的回落。如果一个人在某工作段爆发出过于超常的水平，出现一个极值点，那必定无法持久，之后的回归可以预想得到。所以，项目经理对此要有明确的认知，不要忽视可能出现的回归均值作用，在实施具体激励制度前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避免因贸然下结论而出现“偏误”。2可得性偏向在人们必须对某个事件进行判断时，人们总是根据既有的东西或脑海中最先反应的信息，而不会主动去搜集更多的信息。人们运用“可得性”进行判断时，大脑中最先反应出来的信息总是会成为判断的依据。在实际的工作中，当对于未来形势的判定较弱的时候，人们容易低估风险，反之亦然。因此在进行项目可行性和投资分析时，需要注意到这种风险的存在。尽管一般情况下人们主要依靠理性分析而非直观判断，但理性分析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候项目的优劣差距并不能明确的反映在所看到的投资分析报告中，面对其中的不确定性，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往往需要敏锐的直觉判断。如果此时对于这类项目并不很了解，缺乏足够的经验，那么就可能对项目的后果估计不足，从而犯下过于乐观的错误。3锚定效应锚定效应是指当有必要定量估测某个事件时，会设定一些起始值，这些数值的设定具有特定性，使估测值始终局限于这些起始值引领的范围，就像“锚”。一旦这些“锚”定的方向不正确，那么估测就会产生偏差。在连续和独立事件中，预估容易出现偏差。有调研发现，对于连续发生的事件，人们一般会对其存在更高的心理预期，而对于独立发生的事件，则会降底相应的估计值。对连续事件存在较高的心理预期，意味着会对某个连续发生的计划有非常乐观的成功预期，而一旦在进行这个计划中，有一个小环节出错，就会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与之相对的，一旦我们预估失误认为独立性事件发生的概率不高，就会更大程度的忽视在项目运作时出现的问题与风险，必然不利于计划的进行。项目中常常出现各种问题，如在进度控制的过程中，前期工作完成后需要紧接着后续环节，如果在前期出现了延误，那么后续工作也就不能如期展开；又如项目的完成一般属于联合事件，项目计划、进度、控制这些所有的环节都必须保证成功。根据之前的系统性偏误分析，如果人们以锚定效应对于项目结果作直观判断，则可能会过高估计项目成功的可能而低估项目风险。因此锚定效应对于项目管理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结论

因为管理工作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所以除了正规的理性分析外，直觉判断也必不可少。Tversky和Kahneman对于启发式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各种直观判断的行为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可能出现的认知偏误。项目经理可以吸收和运用有关启发式认知偏向的知识，需要留有充分余地去化解项目中的不可控风险因素。规划执行需要有保障，要以人为本，制定合理的人员管理策略，考虑人员分工时要有全局观念，综合考量人员能力互补状况，尽量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这些对于提高项目执行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

作者：戚炎君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