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范文10篇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理论界和决策者普遍认为，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增长速度快，本国贸易顺差多，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利，否则，对本国的经济发展不利。为促进本国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很多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笔者认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一系列正效应，但并非全是正效应，评价出口增长与贸易顺差增多的效果应视国际金融环境和各国的国内环境决定，笼统地讲出口增长快、贸易顺差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从国际贸易看，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之所以会发生，一是互通有无，二是各国发挥本国的生产和资源优势。人们常坚持的看法是，出口增长有利于增加本国的产出，有利于促进本国的就业，等等。笔者认为，在出口问题上，也应充分考虑本国的资源特点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果一国的出口增长建立在充分利用本国的可再生资源的基础之上，并且出口的增长并未危及本国的生态环境，那么，在用于贸易结算的国际货币币值坚挺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越好的看法。但当一国的出口增长更多地是建立在大量耗用本国的不可再生资源、本国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糟的基础之上时，我们却很难得出该国出口增长越快、贸易顺差越多对该国经济发展越有利的看法。不可再生资源愈用愈少，在替代性能源的开发技术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稀缺程度的上升，其价格在总体上呈逐步上升趋势。在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偏低时大量出口，而在其以后价格高涨时可供出口的数量却不断减少，这种出口战略从长远看很不经济，对这个国家的后代人来说，也很不公平。

出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境况，但当随着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而国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越来越糟时，我们认为出口导向就没有建立在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之上，这种出口导向必然难以持久，建立在这种出口导向基础之上的出口增长并非越快越好。笔者认为，发展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是多向别人出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最关键的是为了改善国内人的福利水平。当一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快，该国所获得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该国人民的物质条件明显改善，城乡的空气越来越混浊，饮用水质量越来越差，沙漠不断扩张，沙尘暴肆虐的范围不断扩大，肆虐的次数不断增多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出口增长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因为空气、水、土地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当一个国家的人们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基础面临的危胁不断增多时，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出口中获得的福利价值就会不断贬值。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笼统地讲出口越多越好，不应笼统地讲贸易顺差越多越好，只有将出口和贸易顺差建立在充分兼顾生产环境的承载能力，兼顾合理利用资源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导向才具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出口和顺差增长才越快越好。

〔摘要〕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的生育偏好取决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经济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论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解释农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为，但是无法解释当今农民“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选择。社会解构模型则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今农民的生育偏好和行为，经济解构、文化解构、需求解构从反方向侵蚀、消解农民的传统生育文化，从反方向影响、冲击农民的传统生育偏好和行为。

〔关键词〕生育偏好；生育行为；生育文化；生育逻辑；社会解构模型

对于农民的生育动机与行为，专家学者都从农民生育偏好，即农民“生多少”、“生什么”、“什么时候生”三个方面考察，现有的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是围绕着“生男而多生”、“生男而早生”的偏好及行为而建构的，如功能论、效用能、文化论、需求论等都是如此。但是20世纪末期以来，部分地区农民的生育偏好及行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农民从“多生”转向“少生”、从“生男”偏好转向“男女无所谓”。这种偏好与行为变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现在以“生男、多生、早生”为问题意识所建构的生育理论与分析框架无法解释这种相反变化。本文借鉴吉登斯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经济学的成本约束理论，建构“社会解构模型”，以此解释中国部分地区部分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的新变化。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归纳起来大约有四大理论系列：生育效用论、生育功能论、生育文化论和生育需求论。

(一)生育效用论

摘要：偏好是指人们的需求，教育偏好是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偏好作为人们的心理反映，向来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难点。教育论文影响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本文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分析它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希望能引发新的观点，引导人们教育的偏好。

关键词：偏好教育偏好个人资本社会资本

偏好是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传统理论的偏好是指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人类的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偏好也会发生变化。人们的偏好不仅仅基于基本的生理需要，还要取决于其他非生理因素比如心理、文化等。

在偏好的研究上，诺贝尔经济学家GrayS·Becker做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偏好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在《口味中的经济学分析》中，GrayS·Becker将偏好分析扩展到与经历和社会力量效应有关的方面，将个人的习惯和迷恋(沉溺)、同辈的压力、父母的影响、广告、爱与同情和其他常被忽略的行为纳入到个人偏好的范畴中。GrayS·Becker的这一扩展建立在文化的、生物的心理的基础上，对于解释一系列的行为包括习惯性、社会性的和政治的行为十分有效。

教育偏好就是对教育的需求。影响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收入、价格、习惯、社会传统、广告等等。本文基于GrayS·Becker扩展的偏好概念分析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对教育偏好产生影响。

一、个人资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

民营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成因分析

（一）宏观因素主要有：（1）监督制度不健全，民营上市公司更乐意采用股权融资方式。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我国的证券监督机构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方面的制度建设力度还不够，导致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罚不力等问题。目前，对配股资格的审批没有以新项目的收益率作为依据，而是以上市公司过去经营业绩为依据。熊鹏和方先明（2005）认为股权融资偏好可以游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制度建设尚不完善所致，这造成上市公司在利用配股所筹资到的资金时，没有谨慎的考虑。同时，当使用长期债务融资时，不论是向银行借款，还是在沪市或深市进行债券融资，主要依据仍然是新项目的预期收益率，但对新项目的审查非常严格，使得资金投向非常明确，随意性程度大大降低。由此可见，民营上市公司更乐意采用股权融资方式。（2）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民营上市公司被迫偏好股权融资。由于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离发达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得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长期筹资管理时，很少采用公司债券的渠道。根据财务管理理论，债券融资与股票融资相比，具有十分显著的正面效应。首先，企业债券是企业的债务，具有税盾的作用。由于债券利息是企业的一项费用，在税前扣除，而企业要从税后利润中支付股东股利，所以债券融资能够合理地避税，从而增加税后利润，使股东财富增加。其次，债券同其他债务一样，也具有十分显著的财务杠杆作用。从财务杠杆发挥正效用的视角来看，如果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利息率，那么企业可以通过债券融资来增加税后利润，从而增加股东财富。最后，股权融资分散企业控制权，而债券融资有利于股权控制。只要企业具有到期偿债能力，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已有股东仍然掌握企业的控制权。虽然如此，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以及其它种种原因，这使得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被迫偏好股权融资。（3）机构投资者没有发挥有效作用，民营上市公司强化股权融资偏好。上市公司股东可分为实质控股股东、机构投资股东和投机参与股东三类。从公司治理视角来看，实质性控股股东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决定了它的基本特征，而且虽然机构参与股东的影响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其价值取向和行为标准也决定了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施金影（2008）研究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后，发现控股股东经常利用所掌握的大额投票对公司施加压力，攫取更多利益，从而侵占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在其公司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与此对照，机构投资者在其公司治理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中机构投资者以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自营基金和私募基金为代表。首先，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目前主要投资人是中小散户，具有投机的本性，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与国外机构投资者相比，我国现有机构投资者，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规模小。最后，机构投资者在公司发言权方面影响小，使得其参与公司治理的能力有限。机构投资者大多只有有价证券管理人员，但相关管理专家的数量则微乎其微，因此，其本身的缺陷就限制了机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行为。这使得股票价格中包含更多的是投机性因素，投资者的行为被误导。特别在二级市场上形成较差的投资风气，建立了一些有利于融资者群体行为的基础，加强了股权融资偏好。（4）银行对中长期信贷控制严格，民营上市公司长期资金偏好股权融资。一方面，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银行愈来愈重视风险防范，尤其对中长期信贷控制非常严格，使得民营上市公司获取中长期信贷的困难增大。另一方面，由于近一两年来我国贸易顺差的扩大、消费物价指数的攀升和金融机构信贷总量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央行通过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平衡与紧缩当前过剩的流动性。自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央行已累计1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共计调整8个百分点，到达1985年以来的最高点17.5%。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了银行的可用资金，控制了贷款增速，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本市场的资金供给。这些都导致债权融资的渠道不畅，也是民营企业，包括民营上市公司和民营中小企业长期负债占企业总负债的比例明显偏低、负债结构以短期银行借款和商业信用为主的重要原因。（二）微观因素从微观角度分析，影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因素主要有：（1）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股权集中度高是民营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内在动因。沪深股市A股市场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股权高度集中，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公司股权集中度。从统计来看（表2），52.55%的样本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超过30%，持有相对控股权，股权集中度高。因为深圳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中A股市场的民营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因此这增大了大股东利用市场的二元结构特点，通过股权融资获取额外收益的概率。（2）股权融资的大股东成本低。民营上市公司被大股东控制时，真正影响其融资成本的是大股东选择融资方式带来的资金成本。因为如果股权融资比债权融资对大股东有利，大股东就会选择股权融资，反之亦然。此外，因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二元结构，这使大股东股本价值变化与二级市场股价变化不一致，导致大股东融资成本与中小股东相应成本并不相同。股权融资的大股东成本低是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之一。（3）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企业在利润约束下追求规模最大化时，企业获利能力越强，扩张规模的愿望也越强，而内源融资往往不能满足企业扩张规模的愿望，企业就会寻求外部资金实现规模扩张，肖泽忠＆邹宏（2008）发现获利能力的系数在检验股权融资偏好的模型中显著为正，说明中国赢利的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能更容易通过发现股票筹资资金。此外，处于高速成长期的企业，增长速度快，资金需求量大，内部资金往往难以满足业务扩张的需求，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部筹资。而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成长性良好，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呈同步趋势，且其增长比率更大，不过民营上市公司成长的稳定性不够。这是它更偏好股权融资的另一重要原因。（4）企业规模因素。大企业通常从事更多的经营活动，且不轻易出现财务亏空，因此，企业规模因素对债务融资的供给产生积极作用。同时，由静态权衡模型可知，和小企业相比，规模较大的企业有较强的债务融资能力，更容易进入债务融资市场。但根据融资优序理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因此权益融资的成本较低。此外，规模因素同样能够影响外部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从而影响企业的股权融资。（5）股权融资软约束特质。企业经营者在进行债务融资决策时，除了考虑到期偿债能力外，还必须考虑和破产成本这两个重要因素。并且只要实施债务融资，这些因素将对企业形成硬性约束。与此相反，对于股权融资来说，事实上，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极低，对股东的股利分配没有构成很大成本。结果是，股权融资由于其长期性、较少的约束条件和能够提供更多的自由现金流，成为中国上市公司管理者的战略性选择（Gao，2000）。与此同时，在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上，其一市场弱式有效，其二投资者投资理性不足，这些造成了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股权融资过程中间接交易成本的缺失，进而强化了它的软约束特性。

民营上市公司融资完善对策

（一）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只有完善资本市场结构，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规模才能公正、有效，更加有利于其保持健康的融资结构。主要包括：（1）发展并完善多元化信贷市场。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国有商业银行的独占鳌头的情形已经成为往事，打破了其一统天下的格局。一方面，从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银行逐步进入我国银行业，这打破了我国银行业的封闭体系；另一方面，非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获得迅速发展的机会，这使得我国银行业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即使如此，企业贷款难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以上分析中得出的启示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发展并完善多元化信贷市场，而且要培育中小型金融机构，从而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创造公平、公正、有序的金融竞争环境，这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尤为重要。在公平、公正的融资氛围中，国内不同性质的银行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竞争，强化内在机制建设、增强实力这些问题迫在眉睫。此外，随之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地方性、区域性、合作性的金融机构，但是对我国金融业的贡献非常小，因此国家应该对其提供优惠政策，使其实力得到提升，更好地为我国金融业服务。因为只有在公平、公正的氛围中，信贷市场的效率才能得到提高，银行才会关注其资产质量，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业绩，形成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良性循环。（2）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大力发展并完善债券市场，一方面，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才能有效增加债券这种融资渠道，达到优化其融资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能更好的激励并监督管理层、股东，进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券融资对公司来说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债券融资额通常是股票融资额的3-10倍，并且这个比例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还在不断扩大。例如，在美国，1999年企业债券融资额突破2，500亿美元，是同期股票融资额的5.8倍。反观我国国内的资本市场，相对于股票市场而言，企业债券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两个市场的发展比例尤其失调，形成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短板”现象。所以，大力发展我国债券市场迫在眉睫。与股权筹资相比，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债券筹资的激励作用更大，道德风险更小；从成本和融资成本视角出发，债券筹资的成本和资金成本更低。因而，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中，势必大力拓展企业债券市场，提高企业债券筹资比重，使得公司融资结构更加合理。（3）股票市场的规范与发展。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证券管理体制至关重要。而我国股票市场要想得到更好的发展，完善证券管理体制同样尤为重要，笔者建议从以下四点入手：一是培育分层次的市场交易体系。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只有上海股票交易所和深圳股票交易所，这两个交易所的容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我国交易市场体系来说，应立足于长远的视角，形成分层次的市场交易体系，其中场外交易市场是基础、国家和地区两级证券交易所是主导。二是扩大股票市场的规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股票市场虽然初具规模，但仍存在非常大的融资潜力。参照欧美国家的证券化效率，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这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因而，为了缩小这个差距，有必要进一步扩容我国股市。三是改善投资者的结构。就我国股民形成的结构来看，中小投资者较多，机构投资者较少；短期投资者较多，长期投资者较少，造成了我国股市的投机性比较强，投资者缺乏监控企业的激励。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要建立规范运作的投资基金，要放宽机构投资者（包括各类保险基金）入市的限制条件。四是加强股票市场监管，健全市场运作机制。从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这个视角来看，市场机制越健全、市场监管越有效，这些越有助于规范企业的融资行为、提高股票市场运作效率、完善市场秩序。（二）规范自身融资行为为使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具有比较理性的融资偏好，提升其经营业绩、资源配置效率，那么，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认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应该采取的措施如下：（1）强化股东监督功能。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如何完善并健全其治理结构、有效提升其企业价值？答案是一定要切实增强股东发挥监督功能的作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负债和负债约束弱化的现象，而这个现象的根源却是“内部人控制”引起的。因而，要想达到优化融资偏好、提升名义上市公司价值的理想效果，就必须强化股东约束。此外，由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委托关系，管理层普遍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愿望，而很少自觉地执行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所以优化融资偏好的根本动力是股东利益。股东只有切实强化其监督功能，管理层才会真正考虑优化融资偏好的对策。（2）优化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而言，不仅股权集中度同样对其偏好股权融资具有正效应，而且其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大，这使得控股股东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上更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更容易决定公司的融资决策，侵占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所以，如果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要想实现理性化，那么必须优化其股权结构，对大股东行为进行规范，从而避免“一股独大”的问题。此外，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融资决策等重要问题上，需要有效约束大股东行为，这有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3）加强短期资金筹集管理。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短期融资额明显偏高的现象，而这势必加大公司运营风险，因此这些公司应对短期资金筹资加强管理，具体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实现风险———收益的最佳状态，应设置合理的营运资金管理政策，适当调整营运资金的持有量，使其保持在短期资金支付水平之上。另一方面，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建立配合型营运资金融资政策，调整内部融资结构，使商业信用和短期借款的比例合理化，达到临时性负债融资额满足临时性流动性资产的需求，长期负债、自发性流动负债、权益资本和留存收益的融资额满足永久性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的需求，从而避免不能偿还到期债务情形的发生，并尽量降低债务成本。

本文作者：郝以雪工作单位：西华大学

【摘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城市化不仅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支撑点,也是增进国民福利的重要手段,若处理不当则会成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障碍。本文在回顾公共物品理论发展的同时分析了当前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领域的现状,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公平与效率

一、城市公共物品定义

城市公共物品现在普遍被定义为:范围局限在一个城市内,以实现城市发展为目标,保证城市居民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为前提,为城市化社会进步和发展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例如地方教育、公安、消防、公路、桥梁、供水供电网络,污水处理等。城市公共物品区别于一般公共物品主要体现在他的区域性,虽然具有一般公共物品的特征,但主要作用在一个城市内。由于城市公共物品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加之当前我国户籍制度的适度松绑以及城市化政策的推行,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变得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国内研究

国内学界当前对城市公共物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即供给主体与供给模式。对于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现状学界争论不大,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之制度缺陷,我国大陆地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当前来看,无论是资本性公共物品还是消费型公共物品,供给都无法满足市民需求。截止2007年,我国大陆地区城市化率超过40%。按照当前预测,到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7亿。加之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届时对城市用水、用电、燃料管道、教育、司法等公共物品的需求将呈几何增长,如不能有效解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我国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必将受到严重制约。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方来说确定何种供给规模才能在满足需求与充分效率两个方面达到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寻找合适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早期的针对公共物品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非纯公共物品”概念的提出,人们意识到不同“纯度”的公共物品应该由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供给。

一、投资介绍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当今我国的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政府投资更是目前经济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中主要的动力源。政府投资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何在经济环境多变的不确定条件下做出切合公众利益，反映公众需求的准确合理的投资决策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

通常情况下当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时，私人投资者不是根据投资的预期净现值最大进行投资，而是依据风险调整后的净现值最大进行投资决策。那么同样条件下的政府投资决策是否同私人投资一样呢？对此学者们做出了一些验证，比较经典的结论有两个。HirshlEifer（1966）证明了使用国家层面的偏好方法做出不确定性下的政府投资决策，与确定性预期净现值方法不同，此时对政府投资使用净现值方法会导致次优的结果。

即使是政府投资也不可避免地面对不确定性以及风险调整问题。Arrow和Lind（1970）认为个体偏好与政府投资决策是相关的，并证明了政府投资可以将风险广泛地分散化，同时投资受益人数众多时，投资决策近似于确定性下的投资决策。本文在Arrow和Lind的理论观点基础上，假设个体偏好与政府投资决策是紧密相关的，并利用市场所处状态的不同描述市场的不确定性，重点分析了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基于公众风险偏好的政府投资决策。

二、不确定性下政府投资决策的预期净收益分析

首先假设在不确定性下完全竞争市场存在，使投资风险均衡化，投资的预期净现值等于适当贴现率折算的确定性情况下的预期净现值。

关键词：控股股东；非理性融资偏好；过度股权融资偏好

提要：本文对控股股东与非理性融资偏好的特征及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一、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偏好的特征分析

（一）拟上市公司强烈谋求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但资金并未有效利用。自证券市场建立以来，首次公开发行IPO已经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模式，出现了许多企业争过“独木桥”的现象。有的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标准，不惜进行过度的包装、甚至造假。但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强烈谋求发行股票的同时，资金并未有效利用，拟上市公司成功上市后，往往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导致公司出现了大量闲置资金，并出现了委托理财的现象。袁国良在《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融资能力实证研究中》对深沪两市411家拟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有12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改变募集资金投向问题，上市公司因募集资金投向改变问题造成的资金闲置高达120亿元，且据相关资料显示，由募集资金更改投向所导致的闲置资金并没有停留在上市公司的账户上，而是由控股股东通过其他应收款项或购买资产的形式转走，这更加让我们对拟上市公司的融资动机产生怀疑。

（二）已上市公司热衷股权再融资，虚拟融资项目或夸大融资项目数额。根据现代财务理论的观点，当企业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债券融资成本时，企业可以适度地增加负债，2006年中国证监会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历年财务报表的分析发现，有些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已经很低，甚至个别公司没有负债，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依然选择了股权再融资。这说明上市公司把股权融资当成了“无成本的午餐”，即使在有条件进行债权融资时仍偏向于股权再融资。同时，已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时，往往不是按照“需求决定供给”的模式确定融资量，而是按照“可供给决定需求”方式确定融资量，即按照政府规定的上限倒推出其项目所需资金。结果导致了上市公司在融资前虚拟融资项目或者夸大融资项目数额，融资后又更改募集资金投向或者募集资金项目数额。根据对2002～2007年680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有265家上市公司曾有过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现象，187家上市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数额进行了调整，其中有27家上市公司既有募集资金投向变更，又有募集资金数额变更，上市公司因募集资金变更闲置的资金总共达到6，349.28亿元，这严重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是一种非理性的融资。

二、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偏好的不良后果

摘要：在当今的世界各国，决策者和理论界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普遍给与了高度的关注，笔者将其概括为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本文对这两大偏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作者的一些观点。

关键词：经济增长偏好出口偏好可持续发展

在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理论界普遍已形成两大偏好，即经济增长偏好和出口偏好。在决策者和研究者看来，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较快，表明经济发展呈现出好的发展态势，否则，就表明经济运行出了问题，政府应设法扭转经济增长和出口增长下滑的局面。笔者认为，判断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好与坏，应根据国内的实际状况予以确定，特别应依据国内需求、资源和环境的状况而确定，不宜简单依据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速度的快慢而决定。

一、经济增长偏好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许多学者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时，表明社会的生产潜力已被充分利用，社会已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经济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当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闲置的社会资源增多时，则表明经济运行不佳，政府宜干预经济，促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就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而言，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通常认为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收入政策调节需求结构，增大弱势群体的收入，增加其消费需求；通过产业政策调节供给结构，压缩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高中高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尽管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影响有所扩大，但纵观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明显占据上风，在各国的经济实践中居于统治地位。要求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地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差距尽可能缩小的经济主张是否很正确呢？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未充分考虑需求的科学性。就人类的需要而言，可以说其需求具有无限性，然而，可供人类利用的自然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决定了人类的需求不可能无限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扩张。就人类的生产能力而言，其能力呈现出由低向高转化的趋势，但受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的生产能力也不可能无限性的扩张，而只能是有限性的发展。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而言，人口的扩张受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人类的需要受资源、环境的制约，只有将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将人类的需要尽可能地定位于科学化的目标，才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潜力，不能仅看社会的生产能力，也要看人类的需要是否科学。当人们的社会需要普遍处于科学合理的范围，而人类也有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而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看，资源也能支撑经济更快地发展，环境对更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承载能力也较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运用宏观经济杠杆，促进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增长。其二，未充分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对不可再生资源，当代人宜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如果当代人不充分考虑后代人的利益，对自己的需要不进行科学化定位，满足自己的需求耗用了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发展模式属于非理性发展模式，建立在这种发展模式基础上的发展速度就不是越快越好。在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可再生资源闲置率较高，这时，政府应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措施，促进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尽可能接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在可再生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资源已耗用较多，社会生产设施、能力又大量剩余的情况下，我认为此时政府尽可能不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实际经济的增长，而应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理性看待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缺口，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社会需求科学化和社会资源利用科学化的水平之上。其三、未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评价人类的生活质量不能仅看人类拥有多少物质产品和服务，还必须考察环境的质量和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社会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缺口，社会的生产设施、能力存在一定数量的闲置，而空气、水的质量严重降低，况且耕地沙化严重，沙漠不断扩张，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就不宜再大量运用宏观经济杠杆缩小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缺口，此时就不是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越快越好，而应着眼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着眼于全面、合理地评价生活质量，使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出现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不宜简单强调启动宏观调节措施提高实际经济增长率，而应在社会需求科学化、资源利用科学化、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和谐化的基础上启动宏观调节杠杆，使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建立在理性化、科学化和可持续化的基础之上。

二、出口增长偏好

[论文摘要】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已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战略。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名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到名牌就是市场，名牌就是财富。

[论文关键词】企业名牌战略；CI企业形象识别；CS顾客满意经营；心理透视

本世纪是名牌竞争的时代，名牌打天下，坐天下的商战格局已见端倪。有关资料表明，产品的市场份额正向名牌产品集中，约20％的名牌企业控制了80％的市场份额。可见，名牌就是市场，名牌就是财富。在世界市场出现了跨国名牌企业的兴起，如：可口可乐、IBM、索尼、奔驰、松下、波音、飞利浦等世界名牌大企业，年销售额较低者约100亿美元，较高者达到700亿美元以上。名牌产品畅销不衰。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加人世贸组织，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新的经济格局。许多企业认识到名牌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打造，我国已涌现出一批知名品牌，如：“海尔”、“健力宝”、“五粮液”、“雅戈尔”、“娃哈哈”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以名牌战略为武器，一马当先，成为市场潮流的王者。那么何为名牌?名牌为何有如此魅力?如何打造名牌?让我们透视企业名牌心理，看看名牌的庐山真面目。

一、名牌的含义

经济界普遍的共识为：名牌是名牌产品，名牌商标，名牌企业三个层次的总和。名牌产品以高品质、高特色性、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市场占有率为特征；名牌商标就是名牌产品的商标，是现代企业驰聘商场的巨大无形资产；名牌企业是名牌产品和优秀企业素质的统一体，它拥有高素质的员工队伍，较高的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卓越的企业文化和独特的良好企业形象。

摘要：性别偏好反应人们对生育子女性别的认识和期待，是生育意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以及人口发展的数量和结构有着重要影响。从社会·lt~91,1的视角出发，以性别偏好为桥梁，着重分析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说明社会性别意识是如何通过生育偏好对人口发展过程产生影响。

关键词：社会性别性别偏好生育行为人口发展

性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自然性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生理性别；一类称为社会性别，它是社会基于生理性别的差异，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男女两性的行为、角色进行不同标准的规范和塑造的产物，是后天注入的，是家庭、社会长期教育和影响的结果。在生育行为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可以使我们认真审视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两性关系的规范和对人们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控制，从而揭示社会性别意识在人们生育行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背景

性别偏好是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行为中的直接反映。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根深蒂固，影响着成千上万个家庭。如何通过倡导社会性别公平消除人们性别偏好，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背景。

从经济地位来看，男性在经济上的主导是传统社会性别意识形成的经济基础。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发展生产主要依靠增加劳动力投入。由于两性生理差异而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工，使农业劳动主要落在男性身上，男性承担着生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