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法范文10篇

摘要：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少代表提议要修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纳入《国家赔偿法》（1），以适应日渐昌明的民主社会保障人权的需要。这触发了笔者写作此文。本文即从《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入手，逐步探讨完善相应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了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精神损害国家赔偿完善

作为与公民等主体的人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部法律，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起颁布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其在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督促国家机关依法办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对于民主社会的建设亦是功不可没；同时，由于本法已颁布十余年，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条文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需要及时予以修改，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对与物质损害赔偿制度相适应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甚少，存在诸多缺漏。针对此问题，笔者拟从对《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入手，来谈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国家赔偿法》中的完善。

一、《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分析

精神损害，指对民事主体精神活动的损害。侵权行为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身权，造成公民生理、心理上的精神活动和公民、法人维护其精神利益的精神活动的破坏，最终导致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精神活动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2）

根据导致精神损害的原因行为不同，精神损害可大别为民事侵权精神损害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3）。民事侵权精神损害存在于平等地位的民事主体之间。而国家侵权精神损害则发生于具有命令—服从关系的公权力活动中，指因国家侵权行为侵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权等权益，致使其产生精神痛苦或精神利益的丧失或者减损。

国家赔偿法的刑事赔偿规定是依据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加以规定的，而且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司法实践中对国家赔偿法的刑事赔偿规定认识不一，把握的标准不一致，显露出了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赔偿的立法不足。笔者在此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拘留涉及的刑事赔偿规定的不足

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这项规定包含着二层意思：一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拘留的"；二是"对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第一层意思比较明了，容易把握。但是第二层意思就比较难理解，关键是"没有事实证明"中的"事实"两字。"事实"是指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客观存在的状态，它只有运用"证据"来予以证明。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拘留的七种法定情形所表述的都是有"证据"证明被拘留人有重大犯罪嫌疑，而不是由"事实"证明。据上分析，说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项"对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表述上存在不足。

二、关于逮捕涉及的刑事赔偿规定的不足

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此项所规定的"错误逮捕"仅指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作出逮捕决定造成无罪羁押的行为。但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是指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客观存在。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必然要以一定的载体反映出来。据此可以看出，"有（没有）犯罪事实"与"有（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显然不同的概念。那么在确定是否是"错误逮捕"时，是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没有犯罪事实"确定呢，还是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确定。"没有犯罪事实"是否包括"没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这给具体执行国家赔偿法带来困惑。此外，对于"错误逮捕"还有几种情况国家赔偿法未予明确规定：一是对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人予以逮捕，但逮捕后又查明被逮捕的人没有犯罪事实的情况；二是审查批捕时现有证据完全符合法定批捕条件，但逮捕后却因种种原因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发生了变化的情况。

三、关于疑罪涉及的刑事赔偿规定的不足

国家赔偿制度是借鉴了部分民法、诉讼法等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公法制度。在许多国家，广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是由宪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或其他特别法及判例确立的，狭义的国家赔偿制度是由规定国家赔偿责任的国家赔偿法、冤狱赔偿法、公职责任法、王权诉讼法等确立的。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国家赔偿制度是就广义而言的。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及体制的差异，国家赔偿制度的确立模式也各具风格。从各国赔偿制度发展历史看，一般性规律是：先由判例确定赔偿责任，尔后由成文法逐步发展，在成文法的发展中，先由宪法或特别法及一般法中的个别条款调整，尔后由统一的立法确立，但判例及司法解释仍是成文法的重要补充。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最初是从宪法、民法、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零散规定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由极不稳定的政策及判例调整，目前迫切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国家赔偿法。

一、国外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规律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可以追溯到1873年法国勃朗哥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通过判例形式确立了三项原则：一是国家应当

为其公务员的过错负责；二是行政赔偿责任应当适用不同于民法的特别规则；三是行政赔偿责任的诉讼属于行政法院管辖。在其后的许多案件中，法国行政法院依据独特的公法理论，逐渐发展成一套以判例法为中心的完整赔偿法体系。英国虽为普通法国家，但其传统判例制度并没有像法国一样创立起国家赔偿责任。而是通过1947年的成文法《王权诉讼法》实现了取消国家豁免权的最终愿望，但必须看到，1946年的亚当斯诉内勒案和1947年的罗伊斯特诉卡维案则是《王权诉讼法》出台的直接起因。①德国虽然素以成文法为其主要法律形式，但有关国家赔偿责任的立法却零乱分散；80年代初联邦试图通过立法统一赔偿制度。但这种努力终因违反宪法关于权限的划分规定而告失败。而法院判例和散布各处的法规是建立国家赔偿责任的基础。美国在1946年《联邦侵权赔偿法》公布之前，一直依赖普通法院有关私人侵权赔偿原理解决范围很窄的国家赔偿问题。而判例是法院在该问题上表明其观点和原则的重要形式。直到，《联邦侵权赔偿法》实施后，美国最高法院依然认为，该法并设有创设新的责任，它的效果仅仅是放弃对侵权责任的豁免。②可见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单纯依靠成文法确立国家赔偿制度的。那么，各国在确立国家赔偿制度时有无一定规律呢？回答是肯定的。

（一）先判例后成文

在国家赔偿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判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以成文法著称的法国，确立赔偿责任的不是成文法，而是行政法院的判例，其中布朗哥案件开国家赔偿之先河，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典范。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国家，许多重要的判例成为引发赔偿立法的直接动因。如英国法院关于亚当斯诉内勒一案的判决，引起舆论哗然，国家最终迫于压力放弃了指定被告的办法，促成《王权诉讼法》出台。美国国家赔偿制度是沿着官员个人负责到政府负责的发展轨迹逐步确立的。在1891年著名的米勒诉霍顿案例中法院适用了普通法原则，即政府官员对未按法律授权而作的行为必须自负其责。但该判决有着明显挫伤政府官员主动性的危险，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导致政府官员负责的趋势，也促成了《联邦侵权赔偿法》的最终面世。③即使在原英国殖民地也不例外。如印度1882年的国务秘书诉哈里邦吉案被视为限制国家豁免范围的重要里程碑。④德国可谓是立法严密、思维严谨的国度，但有关国家赔偿的许多制度却孕育于法院判例中，如德国特有的"准征用"赔偿制度就是在1952年6月9日的一个判例中确立的。⑤日本虽以成文法为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但判例法仍起着不可低估的奠基作用。如大正时期（1912-1926），日本发生的德岛游动圆木事件，确立了日本对国家公共营造物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⑥

279.什么是国家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在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条可知，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

280.什么是行政赔偿？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而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

281.什么是司法赔偿?

司法赔偿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因其行为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司法赔偿又分为刑事司法赔偿与民事司法赔偿、行政司法赔偿。刑事赔偿是指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刑事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违法实施侵权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则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的过程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赔偿责任。

【内容提要】

国家赔偿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对国家责任的肯定与确认，我国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执行。本文就我国国家赔偿法所具有的特色进行了论述，总结了其四个鲜明特色，一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违法原则，二是纳入赔偿范围的司法赔偿，三是国家赔偿法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四是国家赔偿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文章着重论述了归责责任的违法原则及司法赔偿纳入赔偿范围存在的特点，基于国家赔偿法是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初期制定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赔偿工作的开展，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本文结合我国现行国情提出了一些立法的笔者观点。

【关键词】

违法归责原则司法赔偿赔偿范围

国家赔偿是指国家依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通过赔偿义务机关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造成的损害给予的赔偿。赔偿是国家赔偿，国家支付费用，国家赔偿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是对国家责任的肯定与确认，而国家赔偿法则是公民获得国家赔偿的重要的途径，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的具体实行。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制定，经过多年实践积累，广泛借鉴了世界各国已有的国家赔偿制度，吸取了国外有关赔偿法理论的优秀成果，也充分注意了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体现出不少我们自己的特色。

一、我国国家赔偿法确立了违法原则

（一）前言

行政赔偿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当中，因为违法行政给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的合法利益造成了损害，而由国家进行赔偿的法律行为。

行政赔偿是建设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必然产物。

我国有关行政赔偿的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一九八二年《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一九八六年《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一九八九年《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一九九四年《国家赔偿法》以第二章的篇幅就行政赔偿作了详细规定。一九九六年《行政处罚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伤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一九九九年《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申请人在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00三年《行政许可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可以说，在过去二十年先后颁布实施的上述法律，在我国当代立法体系上逐步完成了我国行政赔偿法律制度从法律理念到法律的初步规定直到在法律上具备可诉性和操作性的过渡，就目前而言，我国立法已经在实体上、程序上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

从改革开放特别是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进步，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法律体系也不断发展完善，依法行政取得了很大成果同时也还存在需要我们继续研究和发展的地方。

「摘要」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内容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导致国家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笔者论述了宪法支撑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一体两翼”：国家赔偿取得权，人权保障条款和政治文明的规定。从宪法第四十一条出发，提出了国家赔偿取得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不仅仅是救济性权利的观点，因此国家赔偿制度应当以保障国家赔偿取得权为重点。进而围绕第四次修宪所特别突出的“人权保障”和“政治文明”这两个核心价值理念，进一步分析了“人权充分保障”理念下完善国家赔偿制度的若干建议（包括国家赔偿应当类型化并相应细分归责原则）及政治文明对国家赔偿取得权保障程序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提出了系列制度构建。

「关键词」国家赔偿制度发展国家赔偿取得权人权保障政治文明保障程序

1994年5月1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标志着我国从“权力政府”到“责任政府”的转变，成为我国宪政和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已近十年，在保障依法治国和公民权利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其实施效果距立法宗旨与民众期望相差甚远。《国家赔偿法》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如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较低、违法归责原则不完善、赔偿程序不公等，学界已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可以这样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势在必行。

国家赔偿制度作为宪政和法治的重要环节，其完善程度和实施情况的优劣，是一国民主与法治水平高低的标尺，因此，国家赔偿制度的修改和发展必须体现宪法和宪政的理念和要求。万众瞩目的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无论是“三个代表”入宪，还是私产保护，抑或人权保障，乃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等等，均涉及一系列重大而敏感的民生及民权问题，无不体现了保障人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核心理念。“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一部“更人本、更文明、更民主”的宪法，寄予了人民厚重的期许，必将渗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挥其至上的影响力，将更加充分的维护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状态，这也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终极目标。在《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中，准确的把握并体现宪法尤其是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精神，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回顾

为论述问题集中起见，兹且以行政赔偿为主线来考察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现状。

[论文摘要]：我国赔偿法作为我国国家赔偿的专业立法，自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不足，诸如精神损害缺少物质赔偿、刑事赔偿的范围较小、赔偿数额较低、关于疑罪的争议以及赔付程序不尽合理等，这些极大的和制约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和可操作性，对该法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消极影响，应该加以修改。为此，在本着赔偿和损害相适应、赔偿范围与实际发生的损害相适应，以及赔偿程序与赔偿实现相适应的原则，提出了以下相应的对策，第一是增加精神损失的物质赔偿，主要是金钱赔偿；第二是适当扩大刑事赔偿的范围，主要是把轻罪重判列入了赔偿范围；第三是适当提高赔偿的数额；第四是按照“疑罪从无”的思想解决疑罪的赔偿问题；第五是简化赔付程序，主要是简化赔付前的确认程序和改革赔偿委员会的职责，确保赔付的及时和公正。以上对策既是对我国赔偿法的完善，也是对我国赔偿事业的扩充和，同时也是发展和进步的实际要求。必将会为我国国家赔偿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赔偿法不足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简称《国家赔偿法》）是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依法予以赔偿的。该法于1994年5月12日通过并公布，自1995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国家赔偿的专门法。它的实施，使我国国家赔偿法规构成了一个较完备的体系，为我国国家赔偿的具体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第一部专门法，该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不足和遗憾，只有合理地解决这些不足，才能使我国的国家赔偿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国家赔偿法存在的主要不足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进入有法可依的实质性阶段，也是我国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体现。但作为此领域的首个专门法，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影响，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一）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未包含物质赔偿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及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难以依法得到确认；经过依法确认的行政及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难以进入法定赔偿程序；行政及刑事赔偿案件审理难度大；小结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相关的赔偿请求就不能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依法保障、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受理并审结了一批赔偿案件、个别案件的损害后果难以查清、充分认识实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大力培养、造就一支机构独立、人员稳定的高素质赔偿工作队伍、从人民法院做起规范刑事及非刑事司法侵权行为的确认工作、以审理案件为中心环节,全面推进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工作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贯彻实施工作的过程中存在侵权行为难以依法得到确认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及赔偿案件审理难度大等问题,充分认识实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规范刑事司法侵权行为的确认工作,大力培养、造就一支机构独立、人员稳定的高素质赔偿工作队伍,使得我国国家赔偿法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难点问题措施

自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近15年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工作从开始到发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工作中尚有一些难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妨碍着国家赔偿法的贯彻实施。因此,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文尝试对我国国家赔偿法在实施工作过程中的缺陷进行论述,以期对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行政及刑事司法侵权行为难以依法得到确认

在公安、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及刑事司法侵权行为未经依法确认,其相关的赔偿请求就不能进入法定赔偿程序,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依法保障。有些赔偿请求人不知道司法侵权行为必须经过依法确认,其赔偿请求人才能进入法定程序的有关规定,在未经依法确认的情况下就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赔偿。即使有些赔偿请求人晓得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提出了确认司法侵权行为的请求,但是有些被请求确认的机关往往久拖不决,致使赔偿请求人得不到及时答复。“确认难”已经成为妨碍国家赔偿法贯彻实施、影响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工作展开的突出问题。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是有的赔偿义务机关尚未充分认识实施国家赔偿法的重要意义,面对赔偿请求怕承担责任,怕损害声誉,怕影响政绩,明知其司法行为违法侵权,却拒不作出确认决定。由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不享有确认司法侵权行为的权利,对不予确认的案件就无能为力。

以行为的合法、违法与否作为区分赔偿和补偿的标准，不仅是大陆行政法学界的通说，在其他国家的行政法理论上也曾经占据主要的位置。但是，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彰显，赔偿、补偿的范围和程度的逐步扩大和加深，这一区分标准开始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赔偿与补偿逐渐融合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赔偿与补偿的界限，并且对《国家赔偿法》的发展方向作出展望。

一、界限消弭的表现

（一）对违法性的重新认识

传统对于“违法性”的认识，都是从行为的违法性开始。这在大陆《国家赔偿法》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该法第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然而，这里究竟是指“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还是“违法行使职权的结果”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呢？根据该法第3、4条列举的“违法行使职权”的情形以及“兜底条款”来看，均指向“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违法行为”。显然，大陆立法的原意是指前者，在学理上，一些学者也倾向于“行为违法说”。但是，随着行政救济范围的扩大，“行为违法说”的一些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行为违法说”容易将一些实定法上未予规范的、但却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首先，由于现代国家出于控制行政权，保障人权的必要，往往对一些典型的、具有法律效果的、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行为进行细致化的规定，除了在实体法上规定严格的构成要件，还通过程序法规定其行使的步骤和要素。从而使对这些行为的违法性的判断转化为对其是否符合实定法的判断。这就是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理论”。但是，现实中，行政机关除了作出这些高权性的、型式化的“行政行为”以外，还可能作出不具有权力性、强制性较弱的行为，如行政指导、制定行政计划等等，也可能做出不涉及法律关系、也就是不为了产生、变更或者消灭一个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仅仅是产生了“事实效果”的事实行为，如交通机关修筑道路、卫生机关进行预防接种等等。这些行为由于高权性较弱或者由于不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而没有受到实定法的“典型化”，那么对于它们的违法性的判断，就不能仅仅依靠是否符合实定法来判断。为此，日本法学界就曾有所探讨，发展出诸如狭义违法说、广义违法说和最广义违法说等理论。其中狭义违法说就是指违反实定法而言，包括违反明文的实定法或程序法。广义违法说不以违反成文法规为限，尚包括违反诚信、信赖保护、比例、公序良俗等原则，对于传统的属于合法性范畴的行政裁量行为，也认为如果出现逾越裁量权限或者滥用裁量权限者，以违法论。最广义违法说不仅认同广义违法说的各项标准，甚至认为，裁量行为如属不当，也以欠缺客观上的正当性而违法。从而，完全消弭了合法与合理、违法与不合理之间的界限。狭义说显然系一种过分形式化的观点，不符合实质保障人权的理念，同时，即使是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看，现代行政法也不局限于“依法律行政”的框架，尚包括法律精神、法律原则等实质的法在内。最广义违法说将即使具有轻微瑕疵的裁量也认为违法，似乎有过分限缩行政机关的裁量权的缺陷，但是，《国家赔偿法》毕竟不同于《行政诉讼法》，并不以违法性为着重关注，而在于填补受害人因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只需认识其欠缺客观上之正当性，即属之，而不问其系违法或不当。虽然如此，最广义说仍然存在与传统的行政便宜原则的矛盾，因为正当性不等于正确性，联系到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具体环境的干扰，即使公务人员作出具有微小瑕疵的行为，也是应当允许的，否则，将使公务人员行使职权的积极性大打折扣。因此，对于行政行为之外的无法依据实定法判断违法与否的行为，采实质的违法含义-即广义违法说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其次，“行为违法说”只关注行政机关或公务人员的积极作为，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或公务人员的消极不作为产生的侵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后果，国家是否提供救济，无法予以合理的说明。为此，德国学界发展出“违反对第三人之职务义务”的认定违法性的方法，认为，公务人员依法负有执行职务的义务，因而公务人员于执行职务时，应注意维护人民之权益，若公务人员于执行职务，违反对第三人之职务义务时，其行为即属违法。此处的第三人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此，如果行政机关或公务人员负有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作为义务，而行政机关或公务人员怠于履行该项义务，自然属于违法，国家应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此所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将“违反对第三人之职务义务”作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有利于保障人权，但是，对此处的“义务”的理解仍然存在究竟是“法定义务”还是“一般义务”的分歧。如果限于明文的法定义务，则无异于再次陷入“狭义违法说”的窠臼。为此，德国学界认为，除特殊的、单个规范设定的职务之外，存在一般的职务。也就是说，主权任务应当在不侵害第三人特别是无关的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的情况下予以执行。由是，显然，即使公务人员作出行为的过程合法，但结果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时，也可能因为违反了一般的注意义务而遭受违法的责难。因此，违反对第三人的职务义务的标准已经使“行为违法说”发生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