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方式范文10篇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包括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等六种形式的判决。随着我国加入WTO，现有的行政诉讼判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笔者认为，行政诉讼法目前应当增加以下几种判决形式：

（一）禁令判决

禁令，是一种停止某种行为的命令。禁令制度最早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判例。在英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中，禁令是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特权命令，禁止它们的越权行为。禁令仅适用于作出前和在执行过程中的决定。禁令分为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其作用在于防止、阻止和制止侵权行为。

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第50条中，临时禁令被称为“临时措施”，即“如果认为适当，司法当局应有权在开庭前依照一方当事人请求，采取临时措施，尤其是在一旦有任何迟误则很可能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或在有关证据显然有被销毁的危险的情况下”，也就是指侵害的行为即将扩大，若不制止，将使权利人的权利被侵害范围和程度加重，还有有关侵权证据可能丢失，所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这种临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侵犯任何知识产权活动的发生，尤其是制止包括刚由海关放行的进口商品在内的侵权商品进入其管辖范围的商业渠道，保存侵权的有关证据。要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关键是看能否防止侵权的发生，防止侵权的扩大，制止侵权的继续，因此在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中，禁令判决是一个非常有效和重要的工具。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把禁令制度引入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禁令分为临时禁令和永久禁令。临时禁令是法院为了制止即将发生的或存在着发生的危险性的侵权行为，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作出判决之前而颁布的一项禁止行为人不得为某种行为的强制命令。永久禁令是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后，对案件要作出最后裁决时所作出的停止侵权行为的命令。为了适应入世需要，加大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在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里增设了诉前停止侵权行为的临时措施，这是一种防止侵权和阻止进一步侵权的救济措施。

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等都明确规定了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的措施。“诉前责令停止侵权行为”与“临时禁令”、“临时措施”的称谓虽然不相同，但在实质上都是符合TRIPS协议的执法要求的一项同等的司法措施，具有相同的功能与效力。TRIPS协议第50条规定的“临时措施”是指如果侵权活动发生在即，司法当局有权采取及时、有效的临时措施加以禁止，即明确了临时措施是对即发性侵权的一种制止措施。永久禁令适用于侵权行为已经开始而行为人没有停止侵权行为的情况，临时禁令可适用于即发侵权行为；永久禁令是法院经实体审理、确认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之后判令行为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无需当事人提供担保，并可予以强制执行。因此，临时禁令对即发侵权的救济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中间判决

行政诉讼制度为司法权监督行政权奠定了基础。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四种判决形式体现了司法权的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就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案件而言，维持、变更和撤销判决完全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被告行政机关似乎也无规避法院监督的空子可钻。但行政许可案件则不然，对于许可机关颁发、变更、拒绝、收回、吊销、中止许可的行为，法院通常采用撤销、维持和判令履行的判决形式。然而，法院撤销了行政机关违法的变更、拒绝、吊销许可证的行为，并不导致行政机关自然恢复、返还、颁发许可行为，行政机关也完全可以法院未明确判令其作为而拒绝恢复、颁发、返还原告的许可证。即使运用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形式，对违法变更许可等行为也难以达到有效的监督目的。很显然，对法定判决方式的传统理解和认识已经严重影响了行政许可案件的处理，在日益增多的许可案件中，这一现状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一、行政许可案件的种类和特点

行政许可案件分为六类：一是对颁发许可决定不服提起的诉讼；二是对拒绝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三是对拖延不予答复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四是对变更许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五是对废止、收回、中止许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六是对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对上述六类许可案件，法院目前能够适用的法定判决方式只有三种，即维持、撤销和履行判决。

上述案件中，除第三类案件法院可判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履行职责外，其他许可案件都存在一个对撤销许可行为判决的理解问题。行政许可案件不同于行政处罚等其他案件。违法的处罚决定被法院撤销后不再产生法律效力，除非法院判令其重新作出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否则行政机关不得就此再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原告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并不取决于处罚决定被撤销后行政机关的后续行为。然而行政许可案件往往以原告申请某项许可被拒绝或行政机关限制、剥夺原告已享有的许可为内容，故法院判决撤销行政许可机关的行为，并不自然导致原告获得许可或继续保留其许可，法院不可能代替行政机关向原告发放许可。原告能否取得或继续保有其权益，仍要受被告行政机关后续行为的左右。特别是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变更、废止、收回、中止、吊销、注销许可的行为，法院除判决撤销违法行为外，还能否直接判令被告重新作出许可行为，恢复、发还许可呢？这正是本文需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现行许可案件的法定判决方式及问题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问题，我们不妨从具体案例说起。大观园游览中心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大观园），合资三方为宣建公司、长城公园、华长公司。1993年10月，长城、华长公司与金箭公司签订了注册资本转让合同，市外经委批准了该合同。市工商局也变更了大观园的企业登记并颁发了营业执照。金箭公司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此后长城公司于1996年1月5日向市外经贸委递交了材料，提出要求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的股东地位。市外经贸委经审查，作出批复，批准长城公司收回其在合营公司中的权益，恢复其与华长公司在大观园公司的股东地位。长城公司便接管了大观园经营管理权。市工商局办理了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并颁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金箭公司不服市外经贸委违法批准长城公司收回股权及市工商局违法变更大观园登记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二审法院以超越职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销被告外经贸委的批复，以由该批复批准成立的大观园董事会不是申请变更登记的合法主体，其提交的变更大观园法定代表人的申请不具有合法性为由，判决撤销市工商局的变更登记行政行为。同时法院对于金箭公司要求判令第三人长城公司、华长公司立即交还大观园经营管理权的诉讼请求，以该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为由表示不予支持。判决生效后，金箭公司要求被告工商局执行判决，工商局以法院判决仅有撤销原变更登记行为，而无判令被告颁发营业执照内容为由，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因此，原告在胜诉后很长时间仍然无法进驻大观园，而第三人长城公司也以工商局未变更其登记为由仍然占据大观园。

摘要：新的行政诉讼法中对相关的判决方法的修订内容较多，特点显著，亮点也很多，要以法治国家为依据才能对其进行全方位地剖析。该法经过修改后，能够很好地凸显出我国法治治理的先进性。但是这个诉讼法中有关判决方法的修改仍然不全面，不过经过这次修改，我国在行政方面的审判能够将判决方法的改进作为机遇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判决；思考

一、前言

2014年11月1日召开了人大常委会的第十一次会议，会上表决通过了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而这是该法从1989年颁布后进行的第一次修改。在我党决定促进依法治国顺利实施的情况下，该法的修改受到大量的关注。新的诉讼法中对行政诉讼的判决方法的修改是本次法规修改中最能够体现出发展性与时代性的一大内容，其不但能够把审判过程中的各式判决方法上升成为法律中的强制规定，还最大程度地提升了法律对公民权力的保障力度，同时，其也凸显出了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在今后的发展趋势。

二、新的行政诉讼法中判决方法的特点

1、用对诉讼请求的驳回来替代维持判决

当前，法院结案方式之一的诉讼调解，正逐渐成为人民法院维护稳定、创建和谐的首选。各级各类媒体有关诉讼调解的文章甚多，在此仅从判决与调解在审限方面的比较，探讨人民法院提高办案效率的更佳方式，与各位同仁商榷。

笔者所在*县人民法院，是位于陕西东南角，三面**省的山区法院，具有案件类型少、标的不大、法律关系相对简单、当事人法律知识贫乏等特点。探究办案方式，提高办案效率，对维护山区百姓合法的诉讼权益具有特殊的意义。笔者通过采取查阅本院立案庭收结案登记簿、统计报表、到档案室抽卷查看、走访办案法官等方式，以本院*年1月至2007年6月的结案情况为基数，计算出判决与调解的结案比例等数据，并从婚姻家庭类、合同类、权属类案件中各抽调30个案件，对判决与调解的审限等量化指标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对比分析如下：

一、调解与判决案件审理时限比较与分析

（一）整体情况分析

*年1月至2007年6月，*县法院共审结各类民事案件548件，平均审限42.5天，其中判决结案223件，平均审限66.4天;调解（含调解撤诉）结案321件，平均审限29.1天；其它方式4件，平均审限23.3天。所结民事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402件，其中判决135件，平均审限45.6天；调解267件，平均审限22天。普通程序审结案件141件，判决88件，平均审限130.2天；调解54件，平均审限101.3天。综上可见，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由于法律关系简单，调解结案率高，审理期限短；普通程序案件法律关系复杂，审理期限长，当事人对立情绪相对较强，调解率偏低。但无论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调解案件与判决案件相比，审理期限都短得多，调解案件审限总的来说仅有判决案件的一半左右。

（二）民庭、速裁庭与基层人民法庭审限比较。

[摘要]201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将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在实践中行政协议案件裁判方式并没有统一规定。文章通过一些案例分析行政协议的性质、行政协议行为对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影响，提出审查行政协议案件使用的7种裁判类型思维体系。

[关键词]行政协议性质；行政协议行为；裁判方式类型化思维体系

2015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属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审理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即“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但在新法出台之前，行政协议纠纷是通过行政诉讼抑或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在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中存在争议，致使各级法院审理行政协议做法不统一，裁判方式也有所不同。同时，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和批复答复也没有给予完全一致的解释，造成审理行政协议普遍存在困惑。在最高人民法院对如何审理行政协议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之前，笔者通过对一些案例裁判方式进行分析，研究行政协议的性质、行政协议案件中审查对象与行政协议裁判方式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行政协议裁判类型化思维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一、部分法院审理行政协议的裁判方式与分析

通过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数据库，从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止，输入“行政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二审判决书”等词组进行检索，对137份裁判文书引用的法律及判决方式进行分类。经过整理、比对、排除，归纳分析部分法院审查行政协议案件的裁判方式和适用法律规范。具体分析如下：（一）行政协议的文书裁判方式从文书裁判方式看，在这137份裁判文书中，排除不属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案件14件，各类系列案共79件，折算后符合统计要求的一共有54件案件。其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协议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15件，占27.78%；对行政合同的效力及合同的履行进行审理的案件一共有37件，占68.52%；其他审查为2件，占3.7%。从上面的数据看，虽然《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列入行政案件受理范围，但是在行政审判中大部分审理行政协议的办案思路是按照审理民事合同的思维方式进行审理，即强调围绕原告的起诉请求进行审查，以合同约定条款、双方履约情况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主要依据，强调缔约自由、当事人地位平等和意思自治。以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特许经营协议及行政赔偿纠纷案为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吉林省佰亿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公主岭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范家屯供水项目协议书》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均未能举证证明其在签订协议前履行了法定的各项程序，应属无效协议，自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亦认为涉案的《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城市供水特许经营协议》《范家屯供水项目协议书》为无效合同。（二）裁判文书对民事法律规范的引用从裁判文书中是否直接引用民事法律规范看，这54个案件中有22个案件没有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这22个案件主要涉及受案范围的界定、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认定等程序类问题，占40.74%；有32个案件在文书中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包括适用《民法总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占59.26%。从这些数据看，在行政审判实务中，多数行政协议案件在采用民事审判思维模式进行审理的前提下，导致审理结果也直接适用民事法律法规。比如王某某、陈某某诉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征迁行政协议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陈某某其在杭州市余杭区无常住户口，但其属于王某某户内王某芳结婚三年以上的配偶，依据《杭州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可以计入安置人口。良渚街道拒绝将陈某某列入安置人口，不符合上述规定，依法应予纠正。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将良渚街道与王某某户签订协议第六条第1项中确定的安置人口6人变更为7人，安置面积480平方米相应变更为560平方米。

二、行政协议本质、审查对象之争对裁判方式的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了影响法院民事审判公信力的现状和原因，并就其原因探索了我们提高法院民事判决威信的根本途径和目前要采取的措施，笔者认为根本出路在于提高法官素质，措施目前主要是加强外部监督和改革民事判决书的写作模式。

[关键词]：民事审判，公信力，司法公正

一、我国民事判决公信力的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同时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更多的把解决纠纷的目光投向法院，寻求法律救济。这都是法治进程中令人高兴的进步。但是近几年来政府威信，包括法院公信力的降低都为我们法院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提出了挑战，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一是人民群众不按法律的正常渠道去解决问题，当事人一旦不服判决就通过找关系、找市委领导、上访等非正当的渠道来解决本应该由法院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上访事件频频发生。

二是对生效的判决怠于执行，造成了执行难的问题，当事人常常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使得社会上对于打官司没有安全感，因为官司的输赢并不能最终保证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最终的保护。

一、概念界定

(一)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含义

司法裁判是法院对当事人具体争议的判断和处理，其标志着法庭审判活动的终结。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是指依法作出的司法判决在社会民众之中的认可程度。当然这里的社会民众既包括法律人又包括普通民众。法官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表达对当事人双方争议的理性判断，并且法官作出的每一判断都是有法律作为依据的。但是，一个完全依照法律作出的裁判在现实中却并不一定得到普通民众的接受。诸如几年前的“药家鑫案”，从法律人角度看，药家鑫的却有从轻情节，杀人手段也并不残忍，笔者当时也认为最多会判到死缓。可是当事情在网上闹的沸沸扬扬，网民情绪异常愤怒的情况下，“民意”将药家鑫送上了死亡之路。试想，在风口浪尖上的“药家鑫案”如果没有按所谓的“民意”处理，会不会产生诸如上访，闹事等恶劣的社会后果。总之，司法判决可接受性需要兼顾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

(二)研究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意义

现代公权力的运作，不管司法、立法还是行政中，都应考虑可接受性，公权力运作中应充分建立在商谈理性的基础之上，司法审判也应朝这个方向发展，这适应了国际法律发展的潮流。从现实来看，很多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满意并非处在合法性、公正性的问题，当事人多次上访或申诉，这也要求不得不研究判决的可接受性问题。从理论上看，虽然合法性、公正性是司法重要的价值目标，但不是司法惟一的目标。良善司法应当具有多面向性。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司法要回应这种要求，必须研究司法审判的可接受性问题。合法性、公正性不能涵盖司法的所有价值，合法的前提是严格依法办事，更多的适应了法律形式正义的要求。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立法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在一起的，缺点是优点的延长。如果仅仅以合法性为标准很难使一个案件做到尽善尽美。公正性不能涵盖可接受性，公正本身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公正只是公众最大的公约数而已。

二、修辞在我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发展及其对判决可接受性的影响

「摘要」现代民商事交易以双务合同为典型，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合同当事人自我救济的重要手段，兼具“避免授予信用”及“增施履行激励”双重功能。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我国合同法66条作了明确规定，学界也多有探讨，但在司法实务中尚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相当程度尚仍停留在纸面上。这实际上涉及到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却处于起步状态的一个问题：交换给付判决。

本文以交换给付判决为研究对象，以司法三段论为研究理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循序从大前提——制度分析、小前提——事实分析以及逻辑结论——交换给付判决的程序设计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然后从法院及当事人双重角度对交换给付判决的实现——执行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整个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以实例的解决验证研究的成果。

本文在制度分析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务双重角度着重对对待给付判决的程序设计及执行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被告的抗辩选择与法院的判决方式、诉讼费用的负担、反诉与抗辩的关系以及对待给付判决的执行，尤其是被告申请执行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期通过引进交换给付判决制度，较好地解决涉及同时履行抗辩权案件的裁判方法问题。

「关键词」同时履行抗辩权交换给付判决；执行；反诉

引言

民商事司法实务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甲向乙购买货物A，并且未明确约定各自的履行顺序。甲起诉乙，要求乙交付货物，而乙以甲未给付全部价金为抗辩理由拒绝交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案例，但此时，几个很常见但却不那么好解决的问题摆在司法者面前：如果乙据以抗辩的事实成立，法官当如何处理？是驳回甲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如果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乙提出的抗辩？如果乙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反诉，与仅仅提出抗辩相比，有何不同的法律效果？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虽然我国合同法66条作了明确规定，学界也多有探讨，但在司法实务中尚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相当程度仍停留在纸面上。这实际上涉及到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我国却处于立法和司法真空状态的一个问题：交换给付判决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务双重角度对交换给付判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以期通过引进交换给付判决制度，较好地解决涉及被告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情形下案件的判决问题。

内容摘要：行政不作为案件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和处理程序方面有着重大差异，客观上要求我们对该两类案件予以救济时应当区别对待，选择最合适的判决方式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区分两类案件在诉讼上的意义在于：有利于廓清行政机关应答义务与法定职责的界限，将行政不作为上升到程序违法的高度予以关注。

长期以来，许多法学教科书或其它理论文章，在论及行政机关不作为时，常常称其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相等同。典型的观点如：可诉性不作为是指超过法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不实施一定法定职责的行为。*1行政机关不作为是指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2还有人认为行政不作为分为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不作为，消极的不作为是行政机关延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积极的不作为是明示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3《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四）、（五）项规定：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只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和“不予答复”两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没有对两种行政行为的性质作区分。由于学理上未将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在性质上分开，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将二种不同的行政案件当作同一类型案件，对行政不作为案件适用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判决形式或对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适用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判决形式，使相当多的行政案件在审理上走了弯路。笔者试对行政不作为与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如下辨析，以期与各方有识之士共同探讨。

根据行政行为理论，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是以行政行为存在、表现的形式为标准划分而来的。所谓行政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是行政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可被人所感知的形式，行政不作为与作为都是人们从形式上感知行政行为的结果。那么，在各种各样行政行为中什么可以让人们不通过了解其内容而仅从形式上就能感知结果呢？笔者认为，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申请的应答，是一种典型的仅从形式上就可感知的结果。如，公民向工商管理机关申请颁发营业执照，工商管理机关在一定期间对该申请作应答或不作应答，人们从直观上可以得到感知。无论行政作为或不作为，从形式上就可判断，并不涉及行政行为的内容，人们也不应当从一种形式的东西引伸出具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来-譬如，从行政机关的不应答行为引伸到行政机关应当履行其法定职责。基于此，行政不作为案件可以这样定义：它特指行政主体对当事人的申请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的案件，表现为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或不予答复。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不作复议决定，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行政不作为案件予以受理。所谓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实体行政法律关系。由于它主要反映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调整，这种调整必须通过行政主体的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实现。人民法院对行政主体的这种作为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能为当事人实现实体诉讼利益（取得某种资格、享受某种福利、满足某种请求），从某种角度上说，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具有更多的诉讼意义，更为当事人所关心。由此，笔者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应当是行政主体不履行行政法律关系实体义务的案件。其主要表现为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即通常所说形式作为，实质不作为。这种程序上的“作为”而在实质上的“不为”是行政主体依法享有的处置权的组成部分，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由于行政不作为案件主要解决形式问题，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主要解决实体问题，两类案件在性质、起诉条件、诉讼处理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人民法院在审理两类案件时应当遵循不同的思路。审理行政不作为案件应当注意二个要件：首先，应以法律、法规规定的申请权为前提。如前所述，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不履行应答义务的行为，应答暗含应相对人申请的意思。行政主体的应答义务，因特定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申请而产生，没有申请，何来应答？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规定，应当作广义理解，不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发的法律、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还应当包括规章和其它规范性文件。诉讼中只要相对人举证证明存在申请权，人民法院就应当判定行政主体存在应答义务。其次，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原告还应承担行政主体超过法定期间不作为的举证责任。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的申请，在法定期间延迟、推诿、不予答复，是行政不作为的表现形式，相对人只要向法庭举证证明行政主体存在上述情形之一，人民法院结合第一个要件的审查，就可以判定行政主体行政不作为违法。由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因此，对行政主体任何有关口头或书面的决定、通知、答复，与该决定、通知、答复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时，由于存在一个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围绕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某种法定职责及其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进行合法性审查，举证责任应当由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承担。

无论从概念、审理方式、举证责任诸方面看，行政主体的不作为都不能等同于不履行法定职责，两种行为的界限在于前者是行政主体程序上的消极“不为”，后者是实体内容的“不为”，是否定性行政行为。两种行为如果给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其救济方式各不相同。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看，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大致有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撤销判决（将行政不作为纳入拟制类行政行为加以撤销）、责令判决（责令行政机关为某种行为，但不涉及行为内容）三种形式。适用确认判决确认行政主体不作为违法，可以促使行政机关迅速裁决，以解决不作为的消极违法状态。但判决对行政机关如何作为没有约束力，当事人除据以提起国家赔偿请求之外，仅仅只能不断请求原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撤销判决主要是用于干预行政或侵害行政上，目的在于判决撤销侵害行政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以防止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利遭受侵害。该判决形式只适用于形式上作为的行政行为，而不宜适用形式上不作为的行为。比较而言，在我国目前国情下，撤销判决不适宜作为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方式，很容易使人将行政不作为与不履行法定职责概念混同。责令判决恰好可以适应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申请延迟、推诿、不予答复而被法院判决承担相应应答义务的需要。当人民法院判定行政主体具有应答义务而不作应答时，可以责令其作出应答。只要行政主体作出应答，不管其内容如何，诉的利益便告消灭。只有当由于情势变化，使人民法院适用责令判决行政主体作出应答已无实际意义或要解决因行政不作为给申请人造成损害而产生的赔偿诉讼时，才有必要适用确认判决。

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救济方式，亦主要存在三种：履行判决（法院直接判决行政机关负有做成原告所申请的职务行为的义务）与形成判决（法院对案件的处理享有与被告行政机关相同的地位和权限）以及撤销判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主体明示拒绝履行职责行为，该行为作为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通过人民法院合法性审查后将产生两种后果：维持或撤销。因此，撤销判决（包括重作判决）应当是不履行法定职责救济的最自然的方式。但是，司法实践表明，撤销判决的效能亦较为有限，因其只能解决当前的行政违法行为，撤销之后的后续处理状态，却未为可知，对当事人的权益保护欠积极和实效。即使判决撤销后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也未见彻底，行政相对人极可能再次因不满意行政机关的决定而起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坚决排除法院直接代替行政主体作出某种行为以满足行政相对人需要的形成判决的情况下，应当着重履行判决的适用。履行判决，即法院作出的要求被告履行某种职责的判决，其实质是对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的一种强制。对于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履行判决无疑是最具实效的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判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的内容应当如何呢？目前主要有二种不同观点，即：原则判决说和具体判决说。原则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判决的内容只能是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而不能对行政主体如何履行职责提出要求，否则即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具体判决说认为，强制履行不但应当包括要求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程序内容，还应包括履行事项、履行要求及履行数额等具体内容，否则会影响诉讼效益，导致重复诉讼。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决行政主体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和力度应当作具体的分析。行政主体不同的法定职责需要不同的履行判决内容，通常对涉及给予第三人设定义务或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定职责，应采用原则判决说；对涉及给予相对人受益性的、羁束性的行政法定职责，应采用具体判决说。*4

一、新旧行政诉讼法判决类型的变化

（一）改判决维持为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通过前面的介绍可知，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与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中的判决维持的条件基本一致，除了修改后的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多了“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给付义务不成立”一点。两者只是在名称上有较大差异，而在实质内容和适用上，并无区别。（二）“明显不当”成为撤销判决的理由。修改前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五点导致撤销判决的理由，而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把“明显不当”纳入其中，就使得撤销判决不仅仅在“管辖”上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适用上的范围也有了一定的拓宽。（三）增加了给付判决。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前的规定中并无给付判决这一项内容，而在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中以新创的方式增加了这一项判决类型，此项内容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不履行其给付义务，法院不得不通过判决的方式督促其履行给付义务，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也维护行政机关的自身形象。（四）新增了确认违法判决。在旧的行政诉讼法中，对于例如“不具有可撤销内容”这样的现象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而新法在注意到这些实践中所出现的未被旧法考虑的情况下，新增加确认违法这样一种判决类型，弥补旧法在这一块的薄弱之处，也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适用，使得实践中能够更加轻松地依法行事。

二、判决类型变化的启示

（一）适时调整判决类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理所应当会出现越来越多千奇百怪的行政案件，当旧的行政判决类型已经不能应对丰富多彩的行政案件时，我们自然不可能听之任之，及时做出调整和修改，才是妥善的应对之策。就像新法将维持判决修改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一样，或许未来在更多的实践中，我们也需要将变更判决变做另一种判决类型。做这些改动，一方面，为了促进中国法治事业的进步，更好的维护和保障普通民众的权利；另一方面，与时俱进，让法律能够跟得上甚至超过社会的发展趋势。但是，适时调整并不是说朝令夕改，虽然法律需要能够符合时代的要求，但法律毕竟庄严而且代表着权威，因此，法律修改也应当掌握一个度，一个既不操之过急也不拖拖拉拉的度，这也是“适时调整”的一个方面。（二）符合时宜的新创更多的判决类型。2014年行政诉讼法创造了不少新的判决类型，这就表示我国行政诉讼的判决类型已经十分合理了吗？答案肯定不是，我们都知道法律的创制具有滞后性，它很少能够未卜先知社会发现会出现哪些状况，因此，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行政案件，现在的行政诉讼法所没有规定的类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创制更多的判决类型，就像新法所创的给付判决这样一种类型。但是新创判决类型并不是儿戏，它应当是为应对在大量的实践中所反复出现的问题而必须要做的创制，如果仅仅因为个别案例就对一部法律进行修改调整，这显然是不合乎立法精神和立法理念的。（三）拓宽行政案件的公开方式。从古至今，我国的民众在与“官府”的交往中都有一种畏惧心理，或者说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尽管新的行政诉讼法新创了给付判决这一类型来使民众有途径向行政机关索要自己所应得的东西，但是这并不足以完全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他们也许会由于畏惧在自己向“官府”索要自己应得之后，而依然选择忍气吞声，进而导致这样绞尽脑汁创制的条款成为毫无意义的文字。因此，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在行政案件中地位上的不平等，一方面，在问题出现后，要让案件为广大民众知悉，使得权利受到侵犯的民众能够有所依靠，但是使民众知悉并不是通过无良媒体的方式，这就需要一个类似于法院“绝对中立”的媒体传递行政案件所能够公开的信息，这样才不会导致媒体的无脑瞎说引导舆论导致法院判决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在问题出现后主动站在公众面前，若其行政行为合法，则阐述其合法的理由，使得普通民众也能理解；若其行政行为不合法，则自觉进行改正并向社会大众道歉。

三、总结

行政案件中大多数都是因为行政机关行为的不当造成的，这不是针对行政机关，可以想象，一个普通人在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基本不可能选择去和行政机关作对。因此，要使行政机关的行为变得恰当，更少的出现行政案件，最好的方式就是提高行政机关人员的整体素质，这就要求行政人员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服务意识，不仅要求每个行政人员要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并且要做到心底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要实现这两点，一方面要加强对行政人员的选拔，选拔法律素质较高的行政人员，并且，在选出后要不定期进行学习，毕竟法律是在时常变化的；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具有实质意义的教育提高行政人员的公仆意识，比如最近的“扶贫”事业就是很不错的树立公仆意识实践活动，相比较于那些各种报纸宣传演讲，往往流于形式，实质意义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