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决范文10篇

当初建立先例判决制度的目的不过是规范一下我们法院内部的判决，使法院工作更能够体现出公正和效率。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关注和讨论，始料未及。鉴于许多同志对先例判决尚不十分了解，有必要予以澄清，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先例判决制度的产生和构筑

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判决”对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应当参照。它不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先例判决制度中的先例判决首先是根据成文法的规定做出来的，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参照该先例但并非援引该先例，而是应当根据成文法的规定做出后来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所以，先例判决不是法官造法，更不是法的渊源。该项制度能最大程度地解决目前成文法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吸收判例制度的精髓部分，摒弃判例制度中与我国现行法律冲突的部分。

1.案例遴选。先例判决的范围应确定为经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对人民法院有指导意义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典型案例。具体包括：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审判技巧、运用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本院审理的新类型案件或者法律规定不明确容易产生歧义的案件；审理中较成功地把握住相关立法原则和法律精神的案件；其他对本院审判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件。各个审判业务庭定期挑选符合条件的优秀的裁判文书报法院的研究室初审。

2.审判委员会的审核。一个案例是否作为我们的先例判决，应当由审判委员会决定。一旦案例通过审核，就由案例转变为先例判决，并在本院范围内公布，成为本院的先例判决。

3.先例判决形式方面的统一。实行先例判决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因此，一个先例判决，要重视实体部分的分析和说理。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该裁判文书的点评，阐明该案件得以做出该裁决结果的要旨，这才是对此后同类案件指导的重点之所在。

2008年5月至9月，锡山法院被告缺席判决的民商事案件达330余件，占已结民商事案件的19.5%.被告缺席判决率的居高不下导致法院的调撤率持续走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和再审的几率增大，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审判质效。锡山法院对此进行专项调研并提出相关对策。

一、被告缺席判决率居高不下的原因：1、当事人的原因：一是对于一些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标的额较小的经济纠纷案件，被告在收到法院送达的法律文书后，知道自己肯定会败诉，因此不愿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诉讼。二是某些当事人负债较多，考虑到偿债的压力和应诉的成本，他们索性躲避在外，消极应诉的心理较为突出。2、审判人员原因：随着人员流动性的不断增大，送达的难度日益凸显，而在民商事案件数量大幅增长、审判压力空前膨胀的背景之下，审判人员分配在每个案件环节上的精力大不如前，对于一些初次送达失败的情况，承办人很少有精力再像以前一样逐个的亲自核实，从多种途径想方设法的进行送达，这也导致了被告缺席的现象频频发生。

二、被告缺席判决存在的问题：1、证据审查的力度不够导致审判质量下挫。被告的缺席导致法庭辩论和证据质证过程无法如常进行，某些法官在缺席判决中容易对原告的证据审查放宽标准，以形式审查代替实质审查，在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力都没有进行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就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裁判，这导致被告缺席判决的案件被二审及再审法院改判的风险大大增加。2、对应诉材料送达情况核查机制的缺失造成程序瑕疵。在目前法院最常采用的邮寄送达中，一方面被告很少在收到送达材料后寄回送达回证，另一方面，邮局对于投递失败的邮件不能及时退给法院，在缺乏必要核实的情况下，大多数法官认为被告已经收到应诉材料而未出庭，故当作缺席判决来处理。这就导致被告极易以“未收到诉讼文书”为由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3、被告缺席理由提出的不及时导致缺席判决易反复。按照法律规定，只要被告在收到传票后及时提出正当理由，法院就可以通知延期开庭，而不是做出缺席判决。但实践中的问题在于，被告在收到传票后即使有合法正当的理由也未必在开庭之前提出，而在法院做出缺席判决后，被告又会以缺席有正当理由为由提出再审请求，这就于无形中拖延了诉讼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4、公告送达的不规范易造成当事人被动缺席。一是适用条件掌握的不够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在被告下落不明、以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而实践中对这一条件的审查有过于宽松的趋势，尤其是在邮政部门退回邮件并批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不经过进一步的查证和尝试其他的投递方式就进行公告送达。二是公告送达方式流于形式，不能保证实体目的的实现。经调研发现，法院的公告通常采取在专业的法制报纸上刊登的形式，但是当事人阅读专业法制报纸的概率很小，这就使得被告可能因为不知道诉讼的存在而被动的缺席。

三、相关对策：1、严把审前准备关，确立事前风险告知制度。以应诉材料送达阶段和开庭准备阶段为两大关口，及时对被告进行风险提示，告知其缺席可能面临的诉讼风险，敦促其积极应诉，从源头上防止被告缺席现象的频繁发生。2、重塑缺席判决中的证据审查理念，以实质审查保审判质量。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虽然无法通过被告的质证和辩论对证据进行审查，但是为了使法律事实最大程度的接近客观事实，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官的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以现有证据为基础做出裁判。3、探索送达新模式，提高送达效率。改变由各庭室的案件承办人员、书记员自行送达的分散局面，探索建立专人统一送达机制。将诉讼文书的送达与案件审判相分离，一方面缓解一线工作压力，保证其有足够精力专司审判，另一方面也通过送达的专人负责制提高送达的效率。4、加强与邮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送达结果主动核查机制。针对目前邮递送达较为普遍的现状，法院应当加强与邮政部门的沟通协调，完善法院对邮递送达的监督和建议机制。以“前期培训”和“后期监督”为两大抓手，通过提高投递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责任心提高送达成功率。另外，建立应诉材料送达后的核实机制，鉴于被告主动寄回送达回证的比例比较低，相关承办人可以在开庭前通过电话核实，防止因投递延误等原因造成当事人被动缺席。5、规范公告送达程序，保证公告送达的有效性。一是准确拿捏“下落不明、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适用条件，以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和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不知下落证明为适用公告送达的根据。二是规范公告送达的方式，防止公告流于形式。采取报纸公告方式的，应当尽可能在被告可能阅读的报刊上登载，采取张贴公告方式的，除了法院公告栏、户籍所在地外，还应张贴在其以前经常生活、出入、工作地段、其原居住地等，力求在实现程序意义的同时也实现实体目的。

一、对现有法律判决形成模式的反思

关于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长期以来曾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推论模式，即法律判决是以演绎的三段论为推论工具，从认定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范两个前提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结论。具体而言，其推理的大前提是某个相关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是关于案件事实的描述，即关于案件“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作为结论的法律判决是关于某类或某个特定行为事实“应当或不应当”承担某种特定法律效果的断定。在疑难案件中，为了能够使演绎顺利进行，这种推论模式会运用传统的四解释方法，以明确大小前提。由此，有的学者把这种推论模式的方法概括为“解释+演绎”的方法。[1]随着人们研究的深入，该推论模式遭到了许多批判。最早对这一模式进行的发难是由一种在法律领域反逻辑的立场引发的，持这种立场的学者认为演绎逻辑在解决法律问题方面是有限度的，甚至有的学者非常蔑视逻辑推理在审判中的作用。[2（]P151）另外，认为推论模式不能的观点还源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观念。自休谟问题提出以来，事实与价值二者被分属不同的领域，这种分立的意义在于：事实是客观的，它以是否为“真”作为判断标准，而价值是主观的，他依循“善”或“恶”、“应当”或“不应当”的评价体系。[3]因此，事实与规范不可相互推导，从一个“实然判断”不能推导出“应然判断”，如从损害事实推导不出应当赔偿，二者无必然的联系。所以，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可推导，推论模式的正当性就受到质疑。我国学者郑永流教授对批判推论模式的以上根据进行了讨论，同时他指出，法律结论的大小前提不是分别形成的，而是在相互适应中产生的。据此，他认为，“法律判决形成的核心不在于从大前提到小前提的推论，而在于如何处理事实与规范以获得大小前提，这是法律应用的最困难之处。如此看来，推论模式难以独立承担法律应用的重任。”[4]接下来，他把如何获得大小前提作为思考对象提出了一种新的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这便是所谓的等置模式。依郑教授之见，等置模式集中表现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进行等置，等置的一般路径就是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也就是“目光在大前提和生活事实之间流盼”。[5]在等置的过程中，设证、归纳、类比、演绎等各种工具可以被用来服务于构建大小前提，包含传统四解释方法和把其他许多因素考虑在内的解释和诠释发生在应用上述各种工具的过程中以涵盖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

这样，通过等置，当确定的大小前提形成以后，就可以通过演绎得出具有必然性的判决结论。[6]由此可见，等置模式并没有完全要抛弃推论模式，只是强调不能仅凭推论做出判决，在推论之前还有一个确定大小前提的等置过程。基于此理解，这种等置模式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形式：先等置后推论。[7（]P148）通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关于法律判决的形成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传统的推论模式，这种模式以“解释与演绎”为法律判决的形成方法；二是新兴的等置模式，其把法律判决的形成理解为一种的“先等置后推论”模式。笔者认为，两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说明并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对于这两种模式还应该进一步思考。第一，传统的推论模式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在做出法律判决的过程中务必重视既有的实在法律规范的作用；而对于等置模式而言，其毋宁是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具体的事实情况也同时决定着对规范的解释朝何方向进行，另一方面，被解释的规范，对于哪些事实情况最终被确定为是相关的起着标准的作用。[8]另外，为了确立得出判决结论的大小前提，法律发现和适用在开放的体系中得以进行。由此看来，我们应当追问，对于现代法治语境下的法院来说，法律判决的形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对国家的实在法才被认为是合理的？第二，对于推论模式而言，如何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支撑来应对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观念的责难？实际上，等置模式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在经过等置过程后确立的大小前提仍然要经过推论得出结论，尽管等置模式已表明其坚持的是事实与规范的一元方法论，但是事实与规范的截然二分之合理性毕竟已经得到人们相当程度的确证，一元方法论对它的质疑还并没有根本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基于以上思考，本文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法律判决形成的模式，并期望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使以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得以回答，另一方面又能比较清晰地反映出法律判决形成的过程。笔者认为，在面对一个待判的案件时，判决者首先应当从案件事实出发来评价事实，通过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来确立有关事实情况的描述，然后以此有关事实的描述为基础做出与有关法律规范相同的价值评价与义务评价。由此，法律判决的形成可以被看成是实在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

二、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之内涵：黑尔可普遍化理论的引入

可普遍化理论原本是元伦理学中的一种理论，是用来保证道德判断的正当使用的一种理论，其中英国哲学家R.M.黑尔的可普遍化思想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借用他的理论来对“可普遍化”的内涵做出界定。在黑尔的理论中，他在研究道德语言的基础上，对道德语言中的描述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作了区分，然后，他把描述性陈述的可普遍化作为出发点来论证了人们在使用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时应遵守的规则。具体言之，黑尔认为，描述性陈述的可普遍化是指下面的事实：一个命题如“a是红的”,负有某种责任，对在所有相关方面类似a的任何其他对象同样可以说“它是红的”。由此，评价性陈述由于它的描述性意义也就具有可普遍化性：当一个人把a称为“善（好）的”时，就意味着他负有责任，对任何也拥有a这样特性的对象要称之为“善（好）的”；[9（]P82）同样，当一个人说‘我应当R’时，那么他就负有责任，对完全处于相同情况下的任何人也要说应当R。[10（]P366）至于为什么要使人们负有这种责任，黑尔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基础，否则，人们就是不正确地使用了“善”和“应当”这样的词语，人们所做的评价就是自相矛盾的。我们知道，法律规范作为国家立法者制定或认可的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其调整机制就是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善（肯定）的或恶（否定）的评价，并指示人们应当怎样行为或不应当怎样行为，从而实现某种良好的秩序。法律规范若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表现为在其适用的过程中要对同样的情况给予同样的善恶价值评价和做出同样的义务判断。因此，基于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的这种相通性，笔者认为，立法者创制的法律规范作为一种有关评价性的陈述，享有道德判断的这种可普遍化性特征。因此，法律规范在适用的过程中，法律规范的可普遍化性使司法者负有某种责任，对与立法者创制的法律规范所预设的对象和情形在所有相关方面类似的任何对象和情形，要做出同法律规范要求相一致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由此看来，司法者所形成的法律判决乃是对法律规范中对一定事实情况所做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可普遍化。由上述可知，把法律判决看成是对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的可普遍化，实际上是让司法者延续了立法者对一定事实情况所做的价值判断和义务判断。法律适用的过程首先是适用国家制定法的过程。笔者认为，这样做有其合理的根据。基于现代国家宪政的理由，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应当受到立法机构的制定法的约束，作为司法者应当在适用制定法的基础上做出有关的法律判决。很多学者以此角度来研究法官受法律拘束之意义，他们要求，“法院应尊重立法者塑造法规范的优先地位，并且在寻求正当的裁判时，应该借法律论证及其说理的手段，使宪法预定的法律功能得以确实发挥。”[11（]P42）另外，麦考密克在讨论“是什么使得演绎性证明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时也指出，“法院的基本责任，是适用那些在技术上有些成立的规则例如那些名正言顺颁布实施的规则，同样，对法院提出的这一要求也是一项规范。”[12（]P55）

三、法制度内评价的可普遍化之内在机制

××××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民特字第××号

申请人……（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籍贯、职业或工作单位和

职务、住址）。

申请人×××要求撤销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一案，本院依法进行了审理，现已

「摘要」现代民商事交易以双务合同为典型，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合同当事人自我救济的重要手段，兼具“避免授予信用”及“增施履行激励”双重功能。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问题，我国合同法66条作了明确规定，学界也多有探讨，但在司法实务中尚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相当程度尚仍停留在纸面上。这实际上涉及到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我国立法和司法却处于起步状态的一个问题：交换给付判决。

本文以交换给付判决为研究对象，以司法三段论为研究理路，运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循序从大前提——制度分析、小前提——事实分析以及逻辑结论——交换给付判决的程序设计三个层次进行阐述，然后从法院及当事人双重角度对交换给付判决的实现——执行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对整个研究的成果加以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以实例的解决验证研究的成果。

本文在制度分析和事实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务双重角度着重对对待给付判决的程序设计及执行问题进行了探讨，在被告的抗辩选择与法院的判决方式、诉讼费用的负担、反诉与抗辩的关系以及对待给付判决的执行，尤其是被告申请执行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期通过引进交换给付判决制度，较好地解决涉及同时履行抗辩权案件的裁判方法问题。

「关键词」同时履行抗辩权交换给付判决；执行；反诉

引言

民商事司法实务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甲向乙购买货物A，并且未明确约定各自的履行顺序。甲起诉乙，要求乙交付货物，而乙以甲未给付全部价金为抗辩理由拒绝交货。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案例，但此时，几个很常见但却不那么好解决的问题摆在司法者面前：如果乙据以抗辩的事实成立，法官当如何处理？是驳回甲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如果支持甲的诉讼请求，如何处理乙提出的抗辩？如果乙以同样的理由提出反诉，与仅仅提出抗辩相比，有何不同的法律效果？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虽然我国合同法66条作了明确规定，学界也多有探讨，但在司法实务中尚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我国合同法中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相当程度仍停留在纸面上。这实际上涉及到在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已经比较成熟而在我国却处于立法和司法真空状态的一个问题：交换给付判决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务双重角度对交换给付判决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以期通过引进交换给付判决制度，较好地解决涉及被告提出同时履行抗辩情形下案件的判决问题。

摘要：维持判决作为现行行政诉讼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判决形式，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因而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必要分析当时的立法背景和制度中的不足，并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全面代替维持判决。

关键词：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立法背景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重作判决五种行政判决；2000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补充规定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些判决形式，在行政审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理论，特别是维持判决理论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本文将分析当时的立法背景和现行制度中的不足，并提出要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全面取代维持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为何仅在我国有维持判决制度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维持判决。维持判决，一方面意味着法院对就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肯定，另一个方面，也意味着驳回了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可以说，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维持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因为，不管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行政维持判决制度［1］。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不存在维持判决制度，而在我国却有这一规定呢？是否当初立法时，我国存在着什么特殊的历史背景？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是中国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使私人对政府、政治权力“从事实上和观念上都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行政诉讼使得民意得以宣泄，错案得到纠正，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从制度上实现了对私人的权益保障。然而，在某些地方或领域，实现权益保障的现实渠道还相当坎坷。sO100

例如，在陈三易房屋所有权案中，且不说一起“民告官”的房屋所有权案件历时5年，官司从市里打到省里，费时费力，无形中提高了行政诉讼的成本，单说“终审判决下达近一年后，湖北省安陆市有关部门一直拒不执行，并阻挠胜诉者施工建房，致使75岁高龄的退休干部陈三易至今栖身窝棚”，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而且损害了市政府的形象。

一、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

为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判决、裁定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很显然，对于当事人来说，拘束力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对于一方当事人来说是有利的，对于另一方当事人来说则是不利的。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规范确立了当事人在法院依据公正程序，为获得对自己有利的判决而进行辩论和质证的权利和地位，并且亦从制度上确立了公正的程序保障。因此，承认和服从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具有其正当化和合理化基矗既然我们已经确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政府就应该率先垂范，充分尊重并认真履行法院判决。

二、行政诉讼判决的拘束力和赋义务诉讼

然而，实践中却存在着行政机关“不买法院账”的现象。

【摘要】刑法是裁判主体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及其实现方式的依据，在刑事司法裁判活动中具有根本性的作用。近年来，刑法的调整范畴尤其是微罪立法涉及范围不断扩张，加之信息传媒和社会公众对个案判决的不同解读使得刑事判决游走于各种价值观之间，并时常表现为司法判决与国民预测可能性之间的紧张态势。本文以修正案所呈现的扩张表象出发，从社会公众对刑事判决的不可接受性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司法判决的理性解读有所助益。

【关键词】谦抑性；扩张性；判决可接受

一、刑法的扩张与谦抑

受经济社会发展和风险社会法益保护前置化需求的影响以及传统犯罪与高科技犯罪相互交织对社会司法治理带来的挑战，我国刑法的修正方向已经从传统的围绕罪状与法定刑展开转向犯罪圈的扩大和刑罚权的强化，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相互渗透，刑法的预防功能被置于空前重要的位置。从单行刑法到当前十个刑法修正案的修正过程看，修法速量并进、关口适度前移以及入罪门槛降低成为刑法扩张的三个主要方面。如《刑法修正案（九）》通过增设犯罪、扩充罪状、降低门槛等多种方式将刑法的防线前移到暴恐犯罪、网络安全、社会诚信等新领域，使得刑法近几年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主动扩张的姿态。与刑法的扩张相对的是刑法的谦抑，它要求“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1］。从这一角度看，刑法的扩张似乎与现代法治社会中刑法应当保持谦抑的价值意蕴背道而驰。但从整个刑法发展史来看，刑法的扩张与谦抑对立且并存于同一个部门法中，有增有减、有张有弛只是常态。如《刑法修正案（九）》中，对准备恐怖活动犯罪的实行化、对网络犯罪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独立入罪等，均是刑法扩张的重要方面；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并针对贪污受贿罪规定专门的从宽处罚规定等，又是刑法谦抑的重要表现。

二、判决的不可接受性的主要原因

（一）封闭与开放。共同的专业知识、特定的专业技能、一致的法律职业道德标准让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等成为法律共同体，并形成了区别于社会公众的相对独立自治的知识体系，使法律规则不再融合于一般社会经验与常识之中。与之相较的社会公众则一般通过常识性的生活认知经验来看待判决的结果，这种认知经验因受个人宗教信仰、生活经历、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开放性因素影响，在对刑事判决的意见表达上也因个人差异而呈现出个体话语形态。这种封闭性与开放性不仅造就了法律共同体与社会公众在专业逻辑和价值判断上的分殊，也造成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不完全契合甚至完全相对的结果。（二）全面与片面。刑事司法判决在作出之前，必须由法官对经过法定程序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法律评价。一般而言，法官对“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出法律评价时，要遵守诉讼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对在案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和判断。既要判断这种行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又要审查是否具有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及具体影响，同时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来审查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否符合认罪认罚的程序规程要求，并将判决结果最终以判决书的形式面向社会公开。相较于建立在对案件全部事实和证据的分析、判断基础上的“法官认定的案件事实”，一般的社会公众通常在案件审判之前没有机会和渠道接触全案证据，也缺少直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表达的场合，而是凭借自身对于正义的道德直觉形成主观性较强的“公众认定的案件事实”。同时，一般的社会公众由于缺少法律专业训练，法律专业理性不足易导致对与案件相关的法律知识产生误读和曲解，在盲目的从众心理驱使下更容易对片段、孤立的案件事实信息进行片面评价，从而影响对判决的可接受性。（三）理性与感性。理性的法律共同体更加关注判决作出的过程，而社会公众对判决的接受更多的是出于对判决结果的情感需要，因为社会公众都有可能会成为类似案件的当事人，这种身临其境的自我代入使得公众想从判决中知道什么行为是不能做的、做了之后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从而愿意对刑事判决发表意见。一旦受同情、憎恶的情绪影响，严格依罪刑法定原则作出的判决有可能不被接受，这在合法与合（情）理相冲突的刑事司法裁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司法个案只是公众表达其自身社会要求的一种藉托。对个案讨论的参与则是公众渲泄社会情绪的一种契机”［2］，一旦某个个案反映出了公众所关注的社会矛盾，那么社会舆论的基础往往就脱离了案件本身的事实与情节，在本身欠缺判断的基础上进行非理性的“比较式评判”。

内容提要：现行行政判决书样式由于其制度、法律层面的缺陷，已经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行政判决书改革应该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以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为核心，从立法上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从制度层面重构行政判决书的结构模式，并注意借鉴刑事判决书、民事判决书改革的成功经验，在文书结构、诉辩内容、证据写作、判决理由等方面提出完整而具体的制作要求，以体现行政判决书的基本法律价值。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摘要：暂缓判决制度符合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符合世界性的刑罚发展趋势。但在暂缓判决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和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完善。本文从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条件;提起的主体和程序;明确暂缓判决人履行的义务;对暂缓判决案件实行听证制度;健全暂缓判决人的帮教制度;明确暂缓判决人的考验期间;监督法官暂缓判决权的行使等诸多方面论述了对暂缓判决制度构建完善。

关键词：暂缓判决听证制度帮教制度

目前在我国很多地方的基层人民法院试行暂缓判决,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刑罚效益,但对于暂缓判决制度如何具体的实施,缺乏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应该系统总结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院试行暂缓判决的经验教训,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做到有法有据。

一、扩大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

目前各地基层人民法院适用暂缓判决的对象主要是未成年人犯罪,而将成年人及单位犯罪排除在外。笔者认为,将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限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做法,似有过窄之嫌。其理由是:

第一,背离了设置暂缓判决制度的初衷。人民法院适用暂缓判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节约诉讼成本,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资源的浪费,而实践中将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限定为未成年人犯罪,人民法院还必须综合考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具体情节,决定对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用暂缓判决,则法院适用暂缓判决的案件会很少,那么也就达不到设置该制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