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范文10篇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一种利用经济激励手段解决环境污染的新兴制度，中国正在对这一制度进行实验。排污许可是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环境容量资源所有者的身份通过许可证的形式授予相对人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行为。通过行政特许取得的权利是私权利，具有可交易性。

关键词：排污许可排污权交易特许

我国正在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这种制度是首先确定一个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总量，然后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的方式授予排污单位排污权，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治理再将节余的排污指标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排污许可证的颁发是排污许可的外观，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一、排污许可的性质

可转让的排污许可证是政府实施财产权利转让许可的表现形式。在建立排污权交易体制的情况下，排污许可证就是排污当事人享有并可以行使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证明。我国当前实践中出现的排污权交易尝试也是通过许可证的转让而完成的。“排污权”的本质是特别法上的物权“环境容量使用权”，其在功能、形态上与其他的特别法上的物权，如水资源使用权、采矿权等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环境容量使用权在取得上也可以借鉴现有特别法上的物权的取得形式，采用行政特许的方式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权利，以使被许可人有权利用“环境容量”这一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污染物排放。这种特许是通过公法或者公权介入的方式协调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冲突问题，解决自由与公平的矛盾的一种措施。因此，明确自然资源的生态属性与经济属性是进行特许物权制度设计的前提。我国现行法上特许的对象除了包括水资源使用权、采矿权等有形财产外，还包括无线电频率占用许可等无形财产，而且特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被许可人所取得的特许权一般应当支付一定费用，所取得的特许权依法可以转让、继承。这就为排污权的交易消除了法律障碍。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容量使用权作为特许物权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特许只是从权利的取得角度来对这种特殊物权加以界定：环境容量使用权的取得需要行政机关的特别许可，权利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类似于物权法上权利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划分意义。而物权则是这种权利的本质属性。不管权利是如何取得的，只要权利归属于权利人，权利人可以排他性地支配特定的物，那么权利人所拥有的就是物权。排污者通过行政许可行为获得的环境容量使用权也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经过申请由行政机关审查后对相对人赋予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排污权人获得的一种具有使用收益内容的民事权利。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公法色彩的私权，是特别法上的物权。

有环境法学者认为，目前由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所确认的排污权，是一种行政性的个人公权利。这种认识并不妥当。在现代社会，政府通过特许的方式创设财产权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财产权的整个形式和内容是由国家加以定义的。财产权的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已不再仅仅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体系，只要是国家正式赋予的财产性权利，均为实质意义的财产权。政府通过行政特许而创设财产权利不仅是公权私权化的过程，也应理解为是传统权利形态的再生。特许物权是国家直接赋予相对人的私权，其产生虽然不能脱离行政机关公法上的意志，但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权利无疑具有可观的市场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特许物权的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也当然可以参与民事活动。特许物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只存在于权利的取得方式上，在权利取得以后作为一种私人权利和利益仍应在民法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和保护。从权利的行使来看，排污者通过国家的行政许可而有权使用环境容量资源以为生产和经营提供必要条件，这显然是一种私权利。

摘要：基于科斯定理产生的排污权交易是对传统庇古理论的扬弃。从理论上排污权交易克服了排污收费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弊端，但其在中国的应用却遭受到来自市场、技术、法制、政府和交易本身的现实困境限制。由此，应辨证的看待排污权交易，逐步探索。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理论，现实困境

完整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1999年由美国环保协会引入中国，南通与本溪被确定为首批试点城市。2002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开始在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项目的第二阶段实验，选取了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华能发电集团作为试点，简称为4+3+1.如今这项实验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试点由第二阶段试点地区的点状分布转向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三个地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实验。[1]

排污权交易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洋为中用”，它是否能为中国的环境价值的保持做出积极的贡献，它如何克服其自身特性和我国国情的种种不适和差距，而自然的衔接统一起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追求理论应用的现实意义。

一、“科斯定理”对“庇古手段”的扬弃

（一）、庇古手段在环境资源配置上的缺陷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灵活地管理环境的一种污染控制方法。这种灵活、高效的环境治理政策逐渐受到各国重视，而为了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需要建立国际排污权交易体系，开展排污权的国际交易。本文对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排污权交易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宪政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一）环境权理论所谓环境权，是指公民及其相关主体对影响其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环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从权利的内容上来说，环境权是一个包含有多项子权利的权利体系，如环境使用权，即主体有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进行生产的权利（李爱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类正常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完全无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减少人类活动中污染物质的产生。因而，要进行正常的生产活动，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环境权的内容之一，即对环境容量资源的一种利用。在环境容量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保证环境质量必须对排污行为实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确认排污权并通过排污权的交易以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保障人们环境权的要求。（二）法律价值理论博登海默（1999）说过：“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基本价值”；“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说，价值是一个法律制度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两个基本价值，是法应当促成实现的价值。法的效率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以较小的社会资源投入，获得较大的社会实际效果；法的公平价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则或自然权利的正义。这两种价值可以和谐共存，但又经常处于深沉的张力之中，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制约的法律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致从根本上损害效率。这就需要运用各种机制来衡缓平价值，尽可能和它们之间的张力，扩大它们之间的互补性。排污权交易是以经济手段刺激企业减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环境容量资源，它既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又同时具有公平的价值取向，涉及到在社会成员间公平地分配经济和环境的费用以及利益。首先，通过排污权交易，可以实现对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合理负担，使生产活动的外部性问题得以公平解决。如排污者由于超量减排而剩余排污指标，出售排污指标而获得的经济利益，就是市场对有利于环境的外部经济性的激励。如果排污者无法按政府要求减排，则需支出的费用以购买排污指标，就是市场对不利于环境的外部不经济性成本的内部化。因此，排污权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总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环境资源。其次，通过排污权交易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个获得排污权的较为公平的机会，并在竞购排污权时可以公平自由地竞价；再次，排污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必然会采用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并不断地开发更加有效的技术，由技术进步而带来的排污权节余又会为企业带来收益，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王育红，2009）。因而，排污权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品质，又具保障公平促进效率的价值取向。

水排污权交易的主体是自然人、法人、政府、环保组织等社会组织。美国水排污权交易的主体主要有美国环保署（EPA）和州政府（许可当局等），点源污染企业，非点源污染企业，中介经纪人以及其他组织（如环保组织、流域组织等）。NPDES对于交易参与方的角色做了如下描述：（1）EPA或者州政府通过管理方案，推动各个企业之间的交易，并建立标准来规定交易在哪里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此外还负有监督责任。（2）许可当局的参加至关重要。负责书写和发放NPDES许可的人员必须保证，水质交易条款与NPDES方案的贯彻执行和执行框架是一致的。（3）点源污染企业可能是最受激励去寻找交易机会的实体。若是达不到许可排放限制，他们将面临严重后果，而当处理成本过高时，他们参与交易则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4）非点源企业选择去参加交易的原因可能是对于自愿参与污染物控制所带来的经济激励。（5）一些水质交易方案设计经纪人作为交易的第三方实体，主要负责匹配买方和卖方以简化交易和降低交易参与方的交易成本。（6）由于可以将其作为一种实现流域环境效益的辅助方式，流域机构和环保组织也可能参与交易。在美国，交易内容是将受损水体和未受损水体分开考虑的。因此，交易情况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针对于受损水体，实行TMDLs（TotalMaximumDailyLoads，最大日负荷总量，是指在满足水质标准的条件下，水体能够接受的某种污染物的最大日负荷量）计划；第二类针对于未受损的水体，交易必须维持目前的水质标准。具体来说，EPA支持以下情形中所形成的交易：（1）对于受损水体来说，将一个潜在的TMDLs计划发展成适合受损水体运用的可行方案，该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主体交易的需要或改善当前的水质，并最终能减少水污染物排放量。（2）对于未受损水体来说，目的在于维持未受损水体的水质标准和保证水质不会退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出现了新的排污企业或者现存企业增加了排污量）的交易。但是，以下情形中出现的交易应该禁止：（1）由于污染控制的最低标准是NPDES基于技术对特定的工业排污者所规定的污染排放限制，而技术又受到具体的科学水平等因素限制，因而最低标准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企业交易的动机仅仅是满足污染控制的最低要求的交易将被禁止。（2）交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水质，如果交易使得同一个流域的特定区域污染负荷超过EPA规定的水质标准，该类交易也将被禁止。EPA的交易政策阐明了哪些污染物适合于水质交易。除了总氮、总磷和沉积物以外还有其他的污染物，比如温度，基于个案可能适合交易；交易政策也支持两个与需氧相关的不同的污染物参数交叉污染的交易（cross-pollutanttradingparametersrelatedtooxygende-mand）。但是，除了极少数的先前案例之外，交易政策不支持PBTs（persistentbioaccumulativetoxicants,持续的生物聚积性毒物）的交易。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把排污权的初次分配逐渐从无偿转向有偿（通过拍卖、奖励等方式），还出台了排污权交易政策，意欲使排污指标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流转。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为美国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第一阶段，在该阶段，排污权交易只在美国部分地区进行，而且交易量少，补偿价格要比预计的低，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从90年代初至今为第二阶段，有了在第一阶段多种排污权交易制度实践的积累，美国政府逐步放开了行政干预力度，使得交易权在市场上更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在市场上的流动也更加自由，排污权市场逐渐活跃了起来，后来由于出于不同目的的投资者、投机者、环保主义者的加入，也使得该市场的参与主体多样起来。

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和发展

早期，我国的上海地区曾经做过探索：1985年上海在黄浦江上游实行了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1987年实行了排污交易。1988年国家环保局（现为环保部）颁布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可以在本地区的排污单位间相互调剂”。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相关的法规，如1985年上海市为了保证居民自来水的水体质量，颁布了《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划定了从淀山湖到龙华港、面积为1058平方公里的上游水源保护区，规定新建项目增加的排污量必须控制在保护区允许的排污总量指标之内，总量指标可以经环保部门同意在企业之间有条件地调剂余缺、互相转让[8]。这一规定，类似于美国在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初期实行的“气泡（Bubble）”政策。但是，由于地方法规受到区域特征等条件的限制，很难成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关于水排污权交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对于主体的界定一般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如杭州将COD交易的市场主体定为经市环保局核准进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排污单位，以及经市环保局委托从事公共资源排放权交易、储备、回购等工作的杭州产权投资有限公司[9]。在水排污权交易中的客体是排放权，该排放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商品性，排放权的产生之初虽然是为了赋予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但是在水排污权交易中，该项权利已经被商品化，而在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其商品化程度越高；其二是多余的排放权，因为只有多余出来的排放权才能实际用来交易，否则排放权只能用来行使排放水污染物这一基本功能。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水环境容量、排污总量、排污权初始分配和可进行交易的排放权量的确定；水排污权交易的原则和模式、价格和交易程序；监督和调控力度[10]。其中容量控制、水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和模式以及监督较为重要。容量控制是实行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控制的目标可以针对某个水域，也可以针对流域的一部分。容量控制目标的制定必须以实现流域的水环境功能或提高水环境质量为目标。在制定容量控制目标过程中，应对现有所有污染源的污染情况、流域的水力特点、区域特点等有充分的了解[11]。由于水排污权的一般商品特征，其交易原则包括一般市场交易原则，同时又由于水的特殊性导致的水排污权这个商品的特殊性，因此“总量控制原则”也应被列入法律[12]。目前列入我国国家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中的污染物质总共有9种，实践中有水排污权交易的化学需氧量（COD），其它几种还未有涉及，说明涉及到交易的排放权的种类还很少。但是水排污权的客体是会随着经济技术、法律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13]。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是1999年由美国环保协会引入的，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为首批试点城市的是南通与本溪；第二阶段从2002年开始，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开始在江苏、山东、河南、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试点，该阶段的特点是针对同一家集团下属的企业进行多地试点；目前试验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从第二阶段试点地区的点状分布转向了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长三角区域。在我国多阶段、多地区的试点中，取得过一些效果，以上海和太湖为例，自1985年至今，我国上海市陆续在黄浦江上游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1987年实行了排污权交易，即黄浦江流域水排污权有偿转让。1987—2004年交易37笔，涉及60多家企业，交易价格也从每日每公斤COD0.7万～0.8万元上升至1.5万～2.0万元，并淘汰了一些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14]。尽管目前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环境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是企业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很多环境交易所建立多年以来，连一单排放交易都没有。因此，总体而言，我国发展排污权交易困难重重。

水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在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在各地方试点之处，运用的都是总量―交易模式[15]。纵观一些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相对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我国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如下。尽管在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已进行了数年，但至今还没有制定出全国统一的相关法规。国家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等虽已提到了排污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证制度，但尚无相配套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部分地区根据当地条件，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排污权交易条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中提到了可以进行排污指标的有偿转让，但无具体的操作规范；另外，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企业的罚责过低，使得某些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购买排污权或者治理。在我国，排污权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生产中的污染物向自然界排放。从这种行为看来，人们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与生俱来，如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很多市民不理解排污权需要购买这一行为。此外，我国企业对排污权的了解程度非常低，很多企业的态度也比较消极。一个完善的交易市场需要具备几项基本条件，例如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完备化、相关服务的流程化等。对于排污权交易市场来说，其还处于起步阶段，是一种新兴的市场。此外，我国摸索阶段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主体主要是部分排污企业，尽管在多年的实践和调研中，政府已经积累了不少建立排污权市场的经验，但是对于现状来说还远远不够。虽然国内各地建立了多个环境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企业自发地进行市场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采取的多是运用行政手段挤压市场空间。然而，这种交易不具备广泛性，没有流动性，没有市场，达不到任何效果。政府行政手段的使用与市场本身存在的规则抵消了相互的正面效应，导致了多重标准、多重管制、多个路径，也造成了制度的不配套、不协调、不统一，最终致使交易无法展开。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要建立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存在市场需求不足、地方保护主义、排污企业存在寻租行为、企业对于排放权的“惜售”行为、地方政府对于排污权交易与在当地排污的关系的认识上有偏差等问题。

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关于水排污权交易的法律法规的健全程度、公众对于环保和排污权概念的认识、政府行政手段放宽的力度，以及市场的完备性等条件，我国现阶段应该实行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导、市场力量为辅助的方式，使得总量控制下的削减排污的目的得以实现。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各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相关的环保组织的力量，例如政府部门可以采取投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和交易信息系统建设、建立政策激励机制以促使买卖双方参与交易、引导成立各类中介组织并激发其作用等举措，来降低交易费用，促使更多的企业来参与交易。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以及公众对于环保和排污权的认识加深以后，再逐步开展和健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水排污权交易市场。

环境问题是当前国家发展中受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问题屡禁不止，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甚至危及人的财产、生命安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问题的特点决定的。

人类所处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个外部世界都可称之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环境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同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资源所能允许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大小，即环境所能允许的人类需求的最大限度。

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在环境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时，环境能够通过自己的净化功能清除这些污染，但是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就无法彻底地净化人类造成的污染，从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因而人类进行的排污行为也要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在环境的有限容量内进行，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竞争，争夺有限的污染排放资格。

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所谓公共物品，根据萨缪尔森定义，是指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物品确定了所有权之后就限制了其他人对于此物品的占有和消费，而公共物品无法将某个人排除在外，或者可以排除但需要巨大的成本，产生极大的不经济。自然环境就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负外部性，进而导致现实生活中污染问题严重。所谓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斯蒂格利茨指出：“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了某种有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那些给其他人带来了效益的行为；负外部性则是指给别人造成了损失，从而把成本强加给别人的行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是环境违法的内因。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任意无偿地开发共有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获得全部正效益，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产生的负效应则分摊给其他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人。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这就是环境的外部不经济造成的“共有物的悲剧”。

在经济学中，对于稀缺资源和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有多角度的论述，形成了相关的理论观点，其中著名的有庇古有关税收的理论和科斯产权定理。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当前对污染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解决方法——环境经济政策，也产生了一项当前备受关注的环境政策——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灵活地管理环境的一种污染控制方法。这种灵活、高效的环境治理政策逐渐受到各国重视，而为了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需要建立国际排污权交易体系，开展排污权的国际交易。本文对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一、排污权的产生背景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摘要：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总量控制为基础，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灵活地管理环境的一种污染控制方法。这种灵活、高效的环境治理政策逐渐受到各国重视，而为了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需要建立国际排污权交易体系，开展排污权的国际交易。本文对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