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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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欧债危机的策略研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源于冰岛。2008年10月,美国金融海啸的严重冲击,致使冰岛三大银行均资不抵债,并陆续被政府接管,由此银行的债务升级为主权债务,冰岛濒临“破产”。随之过后,IMF主导了对冰岛的救援措施,才使得冰岛债务危机暂时告一段落。中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一直以来都比较高,2009年初,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促发了中东欧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但随着西欧强国对其在东欧资产救助的开展,中东欧债务问题没有引发新的系统性金融动荡。2009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其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达到12.7%,是欧盟允许的3%上限的3倍多,2009年12月,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同时把希腊公共财政状况前景展望调为“负面”,其后,标准普尔和穆迪也都相应地调低了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此为契机,大肆爆发。同一期间,欧洲央行相继警告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紧接着,爱尔兰、意大利、德国、法国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乃至整个欧盟都卷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中(见图3,图4),使欧盟陷入有史以来最艰难困境之中,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正在逐渐复苏的世界经济。图3图4数据来源:转引自: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总体可控,上海金融报2010年3月12日第B10版。
80年代拉美国家债务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1.外部经济环境恶劣。(1)西方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这两次债务危机的爆发都与全球经济危机密切相关,由于受到国际经济低迷的重创,西方世界发达国家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除了高关税以外,还设置了多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导致债务国出口大幅下降,外汇收入锐减。(2)高利率加重了债务负担。国外银行的高利率从两个方面导致了债务国的负债加重。首先,受国外银行高利率的诱惑,债务国国内拥有大量资金的企业或个人追逐高利率,纷纷把资金存入到国外银行以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其次,由于外国贷款的利率较高,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上调贷款利率,利息支出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就使得原本还债能力有限的债务国更是雪上加霜,加重了债务负担。(3)全球经济低迷导致跨国融资履步维艰。全球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国外投资者越发慎重每项投资。由于债务国已使负债累累,外国投资者对债务国的经济前景不看好,纷纷撤资导致资金大规模流出。2.债务国深刻的内在原因。(1)脆弱的经济结构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拉美地区多数国家是以出口少数几种农矿产品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市场的农矿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暴跌,导致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入不敷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对农产品出口带来严重冲击,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下滑,旅游业更是陷入萧条时期。这样单一的经济结构导致债务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很高,极容易受到国际经济大环境的影响。(2)各国政府出于不同目的大量举债导致债务负担过重。战后,拉美许多国家为了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纷纷制定了一些过于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实行高目标、高投资、高速度的“三高”方针,其资金需求远远超出了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由于各自的不同目的,债务国都需要靠大量举借外债来弥补国内的巨额资金需求。(3)国家政府政策上的失误。拉美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了许多限制性措施,只有依靠举债来发展本国经济,并且外债规模严重失控。欧洲许多国家则是推行赤字财政的政策来刺激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稳定本国的政治当局。这些国家所借外债很大程度上没有或者没有适当地用于发展经济,而是直接用于弥补国有企业亏损或支付公共福利。当然,拉美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背景有很大的差异,其国家经济实力,国内政策等也大有不同,所以其爆发债务危机的原因除了上述相似之处外,还有一些其自身特有因素的部分,这里不加以详细阐述。
走出欧债危机的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对两次债务危机的成因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欧洲国家可以借鉴拉美国家应对危机的措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找寻应对此次主权债务危机的对策,走出危机泥潭。1.制定“欧洲‘布雷迪计划’”。为了解救当时深陷债务泥潭的拉美国家,1989年3月美国提出了“布雷迪计划”。它的核心是削减债务国的债务,主要包括:(1)在调节账务和税收等方面,债权国政府应制定出鼓励商业银行参与削减债务计划的具体措施。(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债权国政府应向债务国提供资金,以加快削减债务的过程。(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向那些尚未同商业银行达成协议(包括重新安排债务、削减债务和提供新贷款等方面的协议)的债务国提供信贷,以帮助其进行结构性调整。2011年10月26日,欧洲各国已经达成协议,对希腊的债务进行了50%的减免,接下来仍可以按照布雷迪计划的要求做下去,这必将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有效途径之一,至少在目前来看可以缓和债务危机的严重性。2.欧盟国家荣辱与共应对债务危机。拉美债务危机时期,拉美国家曾联合起来应对债务危机,一起站出来解决债务问题。欧元区国家甚是整个欧盟都应该站在同一立场。欧元区国家在享受了统一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益之后,也要共同面对其带来的弊端。欧元区外的国家也要为了整个欧盟的共同发展,荣辱与共一起度过危机难关。3.采取财政调整措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就要从危机爆发国自身的原因着手。仿照拉美国家,欧洲国家也要采取一定程度的财政调整措施,进行适度的经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降低危机爆发的风险。4.严格控制外债规模合理规划外债用途。不论是拉美国家还是欧洲国家,外债规模都过于庞大。鉴于欧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应该将外债大部分用于发展本国的支柱产业,尤其是可以出口创汇的产业上。在此基础上,统一外债的管理与控制,强化外债的风险管理。拉美国家尚可能够顺利地度过债务危机,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与制度等方面都比拉美这些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只要欧洲国家荣辱与共,站出来一起面对主权债务危机,制定出合理的救助计划并予以实施,那么摆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困扰则指日可待。
解析欧债危机的演化及干扰
2011年8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临时访华,市场猜测,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游说中国进一步购买欧元区债券,支持欧元区的恢复。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看,主席对萨科齐表达了两点:一是中方关注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影响,希望欧洲经济保持稳定,希望有关国家财政金融改革取得成功。二是中方将继续把欧洲作为主要投资市场之一,也希望欧洲采取措施确保中方对欧投资安全。很显然,中欧对欧债危机的前景感到担忧。为此,本文在跟踪研究最新事态发展的基础上,对欧债危机的演化进程及其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欧债危机的形成和演化
欧债危机的直观表现,是部分欧洲国家遇到了主权债务可能违约的困境,已经显现出问题的是希腊、葡萄牙,但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也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目前欧债问题还存在继续恶化的趋势,规模也远大于几个月前。迄今,希腊、爱尔兰及葡萄牙迫于压力已先后申请国际援助贷款来渡难关。但市场认为更大的问题在于意大利与西班牙。希腊的GDP仅是欧元区GDP总量的2%,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为欧元区第三和第四大经济体,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出现债务违约风险,问题远比希腊、葡萄牙严重得多。
欧债危机仍然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欧债危机虽然表现为欧洲国家财政的风险,但根源则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本质上,这些国家是以负债的方式提前享受了经济成果,但经济增长却不能支撑这样的消费水平。说白了,就是有些国家不好好干活,却耽于享乐,还享受着很高的福利水平。欧债危机则告诉它们:这种寅吃卯粮的游戏不可持续。实际上,也正因为这种原因,勤奋工作的德国对于伸手搭救懒惰的欧元区兄弟存在很大的争议。
欧债危机的复杂性与欧元体制有关。欧元区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统一以欧元为货币、实行统一的利率政策等,但财政政策却分散在欧盟各国政府手中,这被认为是目前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机制下,欧盟各国为推动本国经济而大量发行以欧元为记币单位的债券,但各国央行却根本没有发行欧元货币的能力。一旦有些国家在财政上不能自我约束,其债务规模就会失控,超出该国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流动性充裕的时候,借债消费的游戏还能玩下去,当金融危机出现之后,游戏立刻遇到危机。
在统一货币机制下,欧洲央行(ECB)应该承担最后担保人的能力,即对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兜底。然而,这种最后担保人的作用只在理论上存在,现在欧洲央行可以伸手救助,但并不愿意担当这个角色。有分析人士认为,其原因在于,提供这种保证会给欧洲各国政界传达错误的信号,会创造一个新的诱惑,促使各国政府继续过度发债,因为反正欧洲央行都会埋单。于是,欧洲央行拿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该基金拥有4400亿欧元的资金能力用于购买欧债危机国家的债券。
欧债危机对欧洲经济发展影响及战略
一、欧债危机的背景和由来
欧债危机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关系紧密,进一步证明了今天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依托的。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了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也导致了雷蔓兄弟的破产,导致了全球贸易遭殃。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随后,这场危机在发达经济体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受到的影响最大。同时,这也是一场货币危机,欧元陷入严重困境。欧元是非常年轻的货币,目前只有10年的历史。27个欧盟成员国之间,通过单一的市场,资本、商品、服务和人员建立了单一的市场,其中有17个国家使用共同的货币。从经济角度上讲,这个过程非常必要,同时,这也有很强烈的政治意愿支持,这也是政治家们非常关注,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危机的原因。
二、欧债危机的现状和前景
1.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和不均衡。我们在2011年下半年已经预计全球经济复苏速度将会减缓,但是,没有想到经济下降速度会这么快。世界贸易在迅速下降,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也是如此。PMI是一个先行指数,这个指数预示着整个制造业的未来走势。从PMI指数来看,新兴市场经济状况好于发达国家市场。美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这体现在消费者信心以及私人投资和消费方面。日本情况非常糟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有所放缓,但这是软着陆,不是硬着陆。中国经济增速很有可能会放缓到8%左右。
2.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开始走向稳定,但依然非常脆弱。主要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已经开始逐渐走低。现在公众很关心希腊问题,希腊问题很重要,但需要考虑希腊的经济规模。希腊只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只占到欧元区经济总量的3%,占到整个欧盟的2.3%。意大利的债券收益率在去年秋季危机加剧时有所上升,从那时开始,意大利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变革措施。新一届政府承诺改善经济状况,降低赤字,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西班牙没有很高的债务,但失业率却非常高。与其他国家情况不同,西班牙需要增强产业竞争力,缩小房地产市场规模,同时还要努力降低失业率。西班牙目前的青年失业率已经达到5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西班牙新一届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强硬的措施,也获得了一些成绩。欧盟还是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人们的信心在下降,很多经济指标在去年下半年有很大下滑,可能在几个月之后才能判断何时到达拐点。去年第四季度欧盟经济呈现负增长,如果连着两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就可以认为进入衰退。我们预计,欧盟经济在2012年第一季度已经进入衰退。
三、欧盟各国采取应对措施促进经济增长
略谈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出现了罕见的两次逆差。第一次是在2010年3月,逆差额为72.36亿美元。第二次是在2011年2月,我国的进出口额都降低到了一年中的最低点,约为1000亿美元,并存在少量逆差,逆差额为73.06亿美元。这与我国人民币升值抑制出口、欧元贬值促进我国进口是分不开的。之后在3月我国的进出口额又都迅速回调,经常账户余额也一直保持着顺差。虽然目前我国的整体贸易余额并未发生大规模的逆转,但有关部门仍该继续保持警觉。因为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贸易形势也会愈发恶化。我国想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就必须拉动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一国经济发展对出口贸易的依赖。
一、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债务结构
我国应该尽量避免过度负债,并要保持合理的债务结构。首先,政府应量入为出,使本国的政府债务安排留有余地。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和地区爆发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不对称冲击都有可能引发本国的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动荡。而过高的负债率很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下诱发主权债务危机。其次,还要合理地安排和规划本国的债务结构。在期限结构方面,要尽量减少短期债务的占比,并避免在短时期内集中偿还巨额债务。在利率结构方面,应减少浮动利率债务的比例,以降低利率的波动所带来的额外负担。
二、提升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1.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各个危机国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力发展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导致虚拟经济过热。因此,为避免我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就必须构建我国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因此,我国应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吸取教训,通过出台相应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使其资产泡沫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有效打击投机性购房行为并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减轻虚拟经济波动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将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以增强本国的偿债能力,提高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稳定性。
私人部门债务通缩的欧债危机新解
危机前的欧洲金融生态
欧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根源却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格局的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浪潮有着莫大联系。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逐步放松金融管制。在发达国家,监管自由化的标杆之一是银行体系从分业经营模式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无论是1986年英国《金融服务法案》的颁布,还是1988年美国首次尝试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1,都在监管层面顺应了银行向混业经营尝试的趋势。银行集传统信贷、保险及证券业务为一体。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业务与产品的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从“发起-持有”模式(originate-to-hold)向“发起-分销”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转变。在“发起-持有”的传统模式中,商业银行吸收存款,以此为主要资金来源发放贷款,银行持有贷款直至到期收回。像住房抵押贷款一类的资产,年限长,流动性低,占用银行现金多。而在“发起-分销”模式中,银行可以将这类资产通过“证券化”(securitiza-tion)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这一过程中,银行不承担贷款损失的风险,增加了资产流动性,还可以从中赚取手续费。因此,这一模式倍受青睐,迅速被整个银行系统所采用。如果说混业经营为金融创新产品从制度上松绑,那么欧美金融市场成为全球资本集聚中心则为证券化产品提供了资本来源。全球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一个结果是,欧美金融市场流动性极为充裕,推动了证券化产品的大发展。从1998到2005年,欧洲证券化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5%,2005年更是实现了78%的同比增长,市场规模从1998年的400亿欧元发展到2005年的3200亿欧元。庞大的证券化市场“通过杠杆化创造了不透明而且极其复杂的金融工具”(BankofEngland,2007),将各国借款者、投资者、消费者串联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资金关系网与借贷关系网。与此同时,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杠杆率不断上升。根据巴塞尔协议,证券化等衍生产品的风险系数要低于传统银行贷款,尽管证券化产品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但对银行资本金的要求并不高,导致的后果就是银行杠杆率迅速上升。欧洲银行业的杠杆率从1995年的24倍逐渐提升到2007年的39倍(Citigroup,2009)。监管自由化、金融一体化、证券化及伴生的杠杆化,构成了本次危机爆发前欧洲金融生态的主要特征。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看,美国金融体系以市场为主导(market-based),欧洲金融体系更偏向于银行主导(bank-based),但“证券化时代模糊了这两种金融体系的差异,银行经营模式与资本市场发展已息息相关”(Shin,2007)。
欧债危机的演变机制:债务通缩效应
1933年IrvingFisher提出债务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用以解释大萧条。其核心思想为:当经济体债务存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债务的“泡沫”破灭,债务人(银行、企业或个人)将面临债务清算(debtliquidation),表现形式为银行遭遇挤兑或无法再融资,企业与个人无法实现债务展期,此时往往只能通过大幅抛售资产来偿还债务。这会导致银行收紧信贷,企业减少投资,家庭缩减消费,进一步引起货币流通速度与价格水平的下降,进而导致需求下滑,利润下降,产出与就业减少。严重时,会发生大规模破产,经济整体的信心崩溃,并陷入恶性循环,这即为债务通缩过程。图1债务通缩理论的内在逻辑债务通缩理论解释了债务泡沫破灭后经济如何陷入萧条。1980年代,HymanMinsky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Financialinstabilityhypothesis)进一步完善了债务通缩理论,它重在解释债务泡沫的形成过程,指出私人部门不可持续的债务累积是导致经济发生危机的内在机制。对应2007年以来欧洲各国的危机演变,其原因、特征与表现形式均可用债务通缩理论加以解释。下文将通过危机的演变过程,具体阐释其中逻辑。2007-2008年,危机的震中是商业银行。2007年7月德国工业银行IKB首先出现融资问题,之后众多欧洲大型银行接连陷入危机,账面亏损、遭遇挤兑、股价暴跌。银行体系面临债权人(存款者、票据持有者、债券持有者等)的债务清算风险,也即遭遇了流动性危机。根据Brunnermeier与Pedersen(2009)的划分,流动性包括融资流动性(fundingliquidity)与市场流动性(marketliq-uidity)。融资流动性指专业投资者与套利者获得融资的难易程度,特别是以所持有资产进行担保而进行的融资。市场流动性指通过出售资产而获得融资的难易度。Kyle(1985)根据以下三类指标来衡量市场流动性:(1)买卖价差(bid-askspread):指如果所有交易员同时将一单位资产卖出并迅速购回,会有多大比例的交易员亏钱。亏钱的交易员数量越多,买卖价差越大,则市场流动性越差;(2)市场深度(marketdepth):交易员以现价买卖资产而不会导致价格的变化;(3)市场弹性(marketresiliency):当资产价格下跌后,要经过多长时间价格才能回到原位。因此,当市场流动性较差时,银行只能通过大幅抛售资产(fire-sale)进行融资。可见,当银行面临融资流动性危机时,自救途径之一就是出售资产以获取现金。但若同时面临市场流动性危机,只能被迫降价出售资产,而降价套现和资产减值均会冲销利润,严重时甚至会导致资不抵债(insolvency),流动性危机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破产危机。极端情况下,市场流动性完全消失(evaporate),银行无法找到交易对手以出售资产,此时虽然仍具备清偿力,但银行无法解决债务偿付问题。以2007年德国工业银行IKB所遭遇的流动性危机为例。IKB是首家由于旗下SIV投资次贷市场而遭受流动性危机的欧洲银行。RhinelandFunding是IKB的管道投资基金(conduit,为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中的一种),IKB虽然是其出资方,但双方在法律上存在所谓的“破产隔离”(bankrupt-cyremote)安排,两者的资产负债表相互分割,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即使RhinelandFunding出现财务问题,也不会影响到IKB。与其他SIVs类似,RhinelandFunding的运营模式为:发行以ABCP(assetbackedcommercialpaper,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为主的票据2,用以投资次贷相关的证券化产品,其中一部分是其出资银行(又称为发起行,originator)所证券化的资产。ABCP是批发融资市场(wholesalefundingmarket)的主要产品,其期限短、利率低,而证券化产品收益率高,这一利差即为SIVs的盈利。只要ABCP市场能够持续为SIVs提供债务展期,该经营模式会源源不断地带来高收益。为了提高SIVs的信用评级,降低其票据融资成本,发起行通常对SIVs提供信用额度(creditline),称为流动性支持(liquidityback-stop),这成为发起行的或有负债。但根据巴塞尔协议,发起行无需对这一授信提供资本金。引发流动性危机的导火索是2007年2月次贷违约率的上升,表现为CDS价格上涨。2007年4月评级机构穆迪将21起次贷交易的产品定为“降级观察”,直接导致次贷证券化产品价格下跌,投资者对次贷违约的担忧直接蔓延到ABCP市场,SIVs的短期债务展期出现困难。2007年7月,RhinelandFunding资产负债表上存在近200亿欧元的未偿票据,当其无法顺利展期时,要求发起行IKB提供信用额度,但后者同样无法提供资金用以偿还到期的票据,RhinelandFunding的流动性风险转移到了IKB的资产负债表上,这就是IKB向德国央行提出救援申请的背景。欧洲其他大型金融机构也出现类似的流动性问题。英国北岩银行(NorthernRock)的经营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非零售融资(non-retailfunding)渠道,尤其是批发融资市场。2007年6月到2007年12月,NorthernRock所吸收的批发融资贷款数量从267.1亿英镑骤减至114.7亿英镑,导致该行面临融资困境并向英国央行救助,并直接引发了9月的挤兑事件。2008年,爱尔兰六大银行3同时面临融资流动性危机。爱尔兰银行业的平均贷存比处于欧元区最高水平,且不断上升,2008年已达到220%,融资缺口同样来源于债券发行与批发融资市场。2006底,六大银行的资金来源中39%依赖于批发融资市场。西班牙与葡萄牙银行体系4也因批发融资市场紧缩出现再融资问题,但相比欧洲其他国家,两国银行体系并没有过多复杂的结构性投资产品,因此所受的流动性冲击幅度相对较小。由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大量欧洲银行偏离了传统的经营模式与融资渠道,转向过度依赖证券化市场与批发融资市场,而这种经营模式本质上建立在充裕的流动性和短贷长投的实体项目之上。2007-2008年大量债权人撤离批发融资市场5(主要是ABCP市场),流动性的骤然紧缩导致资产负债表期限错配的银行无法借新还旧,面临债务清算,进而蔓延到整个欧洲银行系统。在各国央行与金融监管机构迅速采取注资、国有化等应急措施后,银行的存款流失现象逐渐平息,批发融资市场的融资功能也逐步恢复。但是,银行体系过高的债务杠杆已不可持续,提高贷款门槛,缩减信贷规模成为银行的理性选择。2008年12月,欧元区银行体系的信贷总额出现了自1998年统计以来的首次月度环比下降。例如,意大利银行对私人部门的信贷增速从2006年11%下降到2008年的3%,爱尔兰银行甚至从29%迅速下降到5%。银行对私人部门的贷款相当于后者的负债,因此,信贷规模缩减意味着危机逐渐过渡到第二阶段———非金融类私人部门的债务通缩。2009年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但各国高负债的原因和结构并不一样。以2009年底各国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债务比重为例。除去希腊,其他三国的政府债务水平并不高6,但问题在于私人部门积聚了大量的债务泡沫(图2)。爱尔兰的非金融类企业债务水平为欧元区最高值,金融部门、家庭部门债务水平远高于欧元区平均值。葡萄牙非金融类企业债务比例仅次于爱尔兰,家庭部门债务水平也达到当年GDP的100%。西班牙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类企业债务过高。另外,各国的海外负债净头寸占比均在90%以上,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意大利:25.3%,英国:21.1%,法国:9.4%)。在各国银行体系信贷收缩与去杠杆的背景下,债务通缩从银行体系传导到非金融类私人部门,迫使后者也开始去杠杆过程,两者的叠加引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下文对各国私人部门债务泡沫的堆积与破灭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图22009年底公共部门与非金融类私人部门债务占GDP比重、IIP数据来源:Eurostat。自本世纪以来,爱尔兰、西班牙与葡萄牙经历了私人部门的债务膨胀过程。其中,爱尔兰与西班牙以房地产泡沫为核心,带动整体经济的债务上升。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两国房价上涨幅度分别在300%与200%以上。2000年爱尔兰房地产与住房抵押贷款占总贷款的比重尚不到40%,2005年这一比例已接近60%。与之类似,过去十年西班牙银行体系向房地产市场的敞口迅速扩大,建筑与房地产开发的贷款年增长率从16%升至30%,并于2006年底达到45%的峰值,相比同期总体贷款增长率高出近20个百分点。在银行资产规模膨胀并且不断向房地产业倾斜的同时,家庭部门与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务水平也随之不断提升。2008年底,爱尔兰非金融类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为168%,是欧元区最高水平,家庭部门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从2002年底的110%左右大幅上升至2008年末的210%。西班牙非金融类企业与家庭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分别高达128%与94%。与此同时,两国对外竞争力却逐渐减退。2000年以后西班牙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扩大。爱尔兰出口部门曾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样在2000年以后经常账户从盈余转为赤字,且趋势不断恶化。从2002-2008年,爱尔兰外债占GDP比重从398.7%上升至1009.1%,西班牙从92.6%上升至153.7%。葡萄牙虽然并未出现房地产泡沫7,但过去十年其非金融类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也迅速攀升,家庭部门负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从2000年的不到90%上升到2007年的135%左右,非金融类企业杠杆率从2000年的80%上升到2008年的130%。这里的关键在于,自2000年以来葡萄牙投资储蓄缺口一直维持在23%以上(2003年的最低值为23.4%),1999-2009年其海外负债净头寸IIP占GDP的比重从-33%扩大到-110%,为欧洲最高水平。这表明,该国经济竞争力持续恶化,新增债务主要用于消费而非投资。欧洲国家私人部门债务杠杆不断攀升的原因主要来自两端:(1)由于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或者主导产业衰败,实体经济丧失竞争力,为维持高福利而不断对外举债,例如葡萄牙;(2)房地产等泡沫经济驱动债务上升,由此带来的是短暂繁荣,但无法在未来生成足以偿还债务的现金流,例如爱尔兰和西班牙。2007-2008年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中断了债务的上升进程。高杠杆的银行在债务清算压力下被迫对资产负债表进行重组,对房地产业的过度倾斜成为这一纠偏过程的主要对象,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大幅减少。从2007年开始,爱尔兰购房信贷增速从30%的高位开始迅速下滑,2010年已转为负值。西班牙银行向建筑业与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增长率从2006年底的45%下降到2009年底的-4.2%。同样,国外债务链条的断裂也直接影响到作为链条中介的葡萄牙银行,对非金融类企业的贷款增速从2008年的11.2%迅速下降到2011年6月的-0.1%。由于整个经济体的私人部门债务水平都过高,因此,在内部信用紧缩、外部融资枯竭的情况下,非银行部门的债务通缩机制体现为:(1)违约大面积出现,坏账率上升,冲销银行利润。2009年爱尔兰银行业的资产减值损失高达220亿欧元,2012年一季度,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5.4%。西班牙、葡萄牙银行也情况类似(图3);(2)银行为维持资本金比例,不得不进一步缩减杠杆、缩减信贷规模,而这一过程则加剧了(1)中情况的恶化;图32007-2011年西班牙与葡萄牙银行业信贷质量与银行利润说明:葡萄牙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008与2011年的数据。数据来源:各国央行。(3)企业投资活动锐减(图4),个人消费下降,私人部门储蓄率上升,整体经济需求、产出与就业均下滑。实体经济的通缩效应负反馈于(1)、(2),形成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的恶性循环。“从宏观经济会计恒等式来看,债务的偿还意味着储蓄的增加,因此,私人部门储蓄率的上升意味着去杠杆化的进行8(CentralBankofIreland,2012)”。由于短期内储蓄率的上升较慢,而经济下行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更大,相对银行而言,家庭与非金融类企业的去杠杆化幅度较小,过程也会更缓慢。至此,整个私人部门的债务通缩效应已十分明显。图42007-2011年各国投资率的变化数据来源:Eurostat。有学者指出,IrvingFisher提出的债务通缩效应特征之一是货币流通速度与价格水平的下降。爱尔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通胀率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下降,但从2009年四季度开始回升,这一事实与债务通缩效应的特征不符。但这恰恰反映出本次危机与1930年代大萧条的不同之处:从2008年底到200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最后贷款人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这部分抵消了私人部门去杠杆所产生的通缩效应。因此,在2010年各国逐步退出刺激政策后,存在时滞效应的通胀指标于2011年中期开始再次出现下行趋势。可以预期,随着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进行,债务通缩效应将会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抑制整体经济需求,最终导致价格水平的走低。图5爱尔兰、西班牙与葡萄牙月度通胀率走势数据来源:Eurostat。最后,由于银行、家庭与非金融类企业去杠杆对经济的冲击大小有别,银行对整体经济的广泛影响迫使政府实施紧急救助。为此,银行体系的去杠杆过程伴随着政府部门的加杠杆。政府债务迅速攀升后不久,爱尔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浮出水面。
回顾危机前欧洲金融体系的生态变迁,可以看出:监管自由化、金融一体化与资产证券化重塑了整个金融行业的版图,直接结果是银行体系加杠杆,表外资产迅速膨胀,私人部门债务攀升。固然,南欧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和高福利制度是债务危机的经济根源,但不可否认金融自由化在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作用。美国次贷危机不过是引爆了已存在的问题,成为欧洲各国进入债务通缩的触发点。在银行业爆发出流动性危机后,银行的信贷收缩导致高负债的非金融类私人部门也被迫去杠杆化,并通过坏账的形式又影响到银行体系。最后,对私人部门的救助使得政府部门被卷入危机,通过政府债务的攀升表现在主权债务危机之中。这就是2007年至今欧洲各国债务危机的演绎过程。对危机背后逻辑链条的梳理,可以从中提炼出对中国现实经济的借鉴之处。第一,应及时稳妥处置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过去两年中国的货币创造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之一是影子银行体系的迅速膨胀,货币供给不再限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不论是银行通过信托这一“通道”转移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降低贷存比,还是所谓的“资金池”,究其本质都只是欧美金融体系证券化经营的变体。尤其是信托公司,往往依赖滚动债务的融资方式来投资长期产品,这一点与欧美金融风暴中受创深重的SIV如出一辙。因此,中国的金融监管者应警惕这类投融资形式的潜在风险,及早全面规范影子银行体系,消除系统性风险。第二,警惕隐性担保造成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务转嫁。对中国债务持乐观态度的观点认为,相比美日欧,中国政府部门的债务比例处于较低水平9,不会发生欧洲四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然而,从欧洲各国危机的演变得知,私人部门的债务紧缩往往部分通过公共部门被迫加杠杆得以实现。动态来看,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正急剧下滑(刘煜辉,2012),静态来看,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尚未明确的大环境下,国内企业面临产能过剩、需求疲软、成本高企等诸多不利因素。无论是利润端还是成本端都难以对企业的未来增长构成有利支撑,但当前中国企业部门却已累积了巨额债务,据国内咨询公司龙洲经讯(GKDragonomics)的估计,中国企业债务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108%上升到120%。因此,需要警惕与正视由隐性担保所造成的企业-银行-政府这一债务转嫁链条。第三,加强银行业审慎监管,保障银行业的安全运行。在危机前,欧洲各国均对银行业进行过压力测试,尤其是西班牙与爱尔兰,两国银行信贷严重向房地产业倾斜,但这类结构性问题均未充分反映在压力测试的结果中,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未引起监管者的足够重视。的确,在流动性充足、房价上涨的环境中,银行的经营指标往往表现良好。但从欧洲银行业危机的爆发与升级过程可以看出,一旦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环境出现逆转,银行业整体的坏账与不良贷款会迅速“无序”扩大,在缺乏充足资本金及再融资乏力的情况下,银行资不抵债现象会大规模出现。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体金融系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加强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保障银行业的安全运行,对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意义重大。第四,注重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文作者:高弘工作单位:复旦大学
试议欧债危机下的进出口贸易
一、湖北省对外贸易的结构特点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所以对湖北省影响这么大,与湖北省对外贸易的特点分不开。
1.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为辅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是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湖北省一直以一般贸易为主,加工贸易发展缓慢,这是造成湖北省对外贸易总量、规模小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湖北省加工贸易虽然不断发展,但是比重还是较小。2007年到201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22%、21%、28%、30.5%、30.3%。其中,2010年加工贸易进出口增幅明显高于一般贸易,高出同期全省进出口增速11个百分点,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5%。
2.武汉市为主,其他各州市为辅长期以来,湖北省对外贸易以武汉市为主,周边地区所占比重较小,这种分布上的不均衡制约了湖北省对外贸易的发展。2007年到2012年,武汉市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7%、68%、66.6%、69.7%和68%。
3.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为辅如表2所示,2009年以前,湖北省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缓慢。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首次超过国有企业,并且在随后几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不断增加,逐渐取代过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4.欧盟、美国、东盟、日本为主,其他国家为辅如表3所示,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是湖北省稳定的前4位贸易伙伴,贸易总额占同期湖北省进出口总值的将近一半。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和欧洲出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贸易伙伴的单一使湖北省的对外贸易遭受重创。
货币系统革新思考
2010年初,为应对金融危机,希腊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导致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上升,引发市场恐慌。特别是在希腊加入欧元区的时候,在赤字问题上做了一些手脚,在市场上暴露出来后影响了希腊政府信誉,希腊债务危机正式爆发。2010年9月底,爱尔兰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耗资巨大,财政赤字将大幅攀升。到11月,爱尔兰债务形势急剧恶化,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引爆了新一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到2011年下半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着手系统解决欧债危机,因为欧债危机出现了向法国等核心国家蔓延的势头,法国现有AAA评级存在下调可能,欧洲银行业受到了严重威胁。德国2011年11月23日发行总值约6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结果仅有39亿欧元被市场投资者认购,此次发行是欧元问世以来德国最不成功的一次国债发售。德国作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和世界经济强国,其长期国债一直是全球各国热捧的优质资产,此次遭受冷遇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悲观。
一、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欧债危机对外需的冲击欧盟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我国对欧洲的出口约占出口总量的20%,而本次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复苏,对我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外需下降,出口受到抑制。此外,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人民币因此被动升值,这就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企业方面,来自浙江、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家们有的已经感受到了债务危机的影响。对浙江的纺织服装企业来说,欧美市场一直是企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随着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这些外贸企业的“脆弱性”逐渐显露出来。此外,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从而间接地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这种机制主要表现在危机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的影响,进而间接地影响了我国的出口。
(二)欧元表现不稳定,会影响我国储备资产安全近几年伴随着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的改革,有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投向了欧洲。在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经济仍享受着增长的快乐,欧元作为一种新的国际性货币,对美元表现得十分强势,被视为有朝一日可能替代美元的强势货币。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外汇储备多元化的进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目光转向了欧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加大了对欧洲的战略性投资,先后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国债,资产种类从基础设施到金融资产。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的国家外汇储备余额已接近3•2万亿美元,持有欧债达6000亿欧元。虽然目前中国持有的欧洲各“问题国家”国债和金融机构的资产有限,受到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如果危机持续蔓延,中国面临的风险敞口势必扩大。[1]相对于疲弱的美元、信用评级被降的美债,欧债更不能让人放心。靠欧元串起来的欧元区经济比美国经济有更强的复苏动力吗?面对金融动荡,欧洲各国五花八门的债券比美债更有价值吗?目前看起来情况并不乐观。
(三)由欧债危机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将显著影响我国跨境资金的流动2011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普遍以紧缩为主,利率水平处于高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差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再加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受阻,流入中国的短期资本将大量增加,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四)本次欧债危机可能产生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极有可能推出QE3,危机中的欧洲也只能跟随,其结果是全球流动性会因此而长期保持“过剩”,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长期在高位运行,全球通胀压力会因此而居高不下,国际大宗商品会因美元贬值而不断走高,届时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增大。
日本核危机震散股市透析
日本经济恐陷衰退
核泄漏危机将日本日经225指数从10000点上方最低砸到了8220点附近,最大跌幅高近两成。随着日本央行不断向金融市场注资,加上政府承诺入市购买股票,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市场的恐慌情绪,日本股市得以反弹,回到9000点附近。
不可否认的是,此次突发事件将沉重打击疲弱的日本经济。法国巴黎银行预计,2011年前两个季度,日本经济将大幅萎缩,但在第三季度有望恢复正增长。但这一预测是以福岛核危机能够得到控制、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轮流停电措施在4月底结束为前提。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表示,日本经济恐陷入短暂性衰退。但长期来看,除非再爆电厂问题,否则强劲的复苏可期。
对股市,投资者恐慌情绪难消。但乐观者也不少。花旗表示,从历史经验来看,本轮恐慌性抛盘不会持续。如果股市进一步下挫,将增加逢低买入的机会。不过,该行指出,如果东京和周围地区遭受严重的辐射危害,将迫使更多投资者趋向避险立场,短期市场仍将面临震荡。
日本野村证券认为,日本股市不会面临深度调整的周期,理由是:首先,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市场的下跌时间仅有一个月左右;其次,日本政府很可能向受灾地区提供大规模财政支持。其预计,建筑、金属制造(包括桥梁、建材和房屋设备等)及玻璃和陶瓷制造等行业将从日本灾区的重建工作中受益。
信用违约互换产品问题及解决方法
摘要:目前财务风险管理是全球企业关注的重点之一,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swap,CDS)已普遍成为评估信用风险的重要参考依据,CDS的不同功能不仅受到企业的重视,也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对象。CDS主要活跃于我国债券市场与信贷市场。现阶段债券违约已经常态化,而由于国内债券市场成熟度低,相关规则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CDS合约在定价设计和发行监管等方面缺乏理论支撑与制度保障等多方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CDS认可接受度偏低;另外,CDS并没有降低整个市场中的风险。由于目前国际CDS整体风险较大,市场上存在海量投机者,反而让风险更加难以控制和管理。因此,为了更好发挥CDS的作用,同时规避其带来的风险,我国CDS市场亟须做出改变。CDS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时间较短,相比之下,美国与欧洲的CDS市场发展更为成熟,其在规范CDS市场过程中采取的各种措施值得正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CDS市场借鉴。本文则根据相关的举措对我国CDS产品与市场提出了发展性的建议。
关键词:信用违约互换;金融衍生工具;欧债危机;债券市场
一、信用违约互换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情况
为了解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swap,CDS)在我国发展的情况,我们从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发展状况、监管及监管主体现状、信息披露现状、交易对手方主体及信用问题现状四方面来分析。
(一)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发展状况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editRiskMitigationWarrant,下称CRMW)是指由标的实体以外的机构创设,为凭证持有人就标的债务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可流通的有价凭证。CRMW在我国作为一种较为年轻的金融工具,2010年10月出台,其发展大致可以以2018年8月为界,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至2018年。由于该阶段刚性兑付作为一种普遍共识存在于债券行业中,许多金融机构拒绝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借贷请求;又加之经济增速的放缓,包括贸易战在内的我国贸易环境的恶化,许多中小型民营企业出现流动性不足的情况。在这一阶段下,即便交易商协会在2010年发布《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指引》及配套文件,于2016年发布修订后的《银行间市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试点业务规则》,希望通过推动CRMW的发展,从而缓解中小型民营企业窘境,但也难以达成所愿。最后,因为在这一阶段内发生的实质性违约几乎没有,造成债权方对CRMW的需求近乎为0,在第一阶段内,仅有9个CRMW产品被推出。第二阶段则为2018年9月至今。之所以将这个节点作为分界点,一方面是因为在2018年9月,中证CRMW重新出现;另一方面是2018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基于民营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委托中国银行依法为民营企业发债提供增信支持,CRMW随即成为市场热点,短时间内成功发行3支产品。2018年结束前,CRMW相较于此前也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截至11月末便发行26支产品,将近此前所有产品的3倍。
国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
2011年是“多事之年”,世界经济遭遇多重风险和障碍,向下滑行,但是,并没有“二次探底”,跌入2.5%以下的衰退线。那么2012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如何呢?国内外学者对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判断的基调是仍将下行,然而对下滑程度的判断和认知不尽相同:第一种看法是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3%或3.5%,其依据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2年1月24日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及年初美银美林全球投资研究委员会的预测报告;第二种看法是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5%或2.6%,依据是世界银行2012年1月17日的《全球经济展望》和联合国同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第三种看法是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2%,依据是渣打银行2012年1月17日的《全球经济形势展望》,而联合国《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的预测是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降至0.5%。从目前情况看,第二种预判占多数,第一和第三种预判为少数,但所有报告给出的预测值均低于此前的预期判断,其主要原因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发达国家高失业率与财政紧缩措施导致经济困难重重;发达国家总需求疲软,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出口锐减,难以维持强劲经济增长;中东地缘政治引发全球油价激烈振荡,等等。对于2012年世界经济走向的几个关键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第一,欧债险情和危机趋于缓解还是走向恶化?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都已超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的规定,因而出现债务险情和主权债务危机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但过去两年来欧债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欧盟和欧元区已经和正在采取多项短期性和长期性的措施,包括:弥补欧元区一体化存在的“先天不足”,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起来,建立欧元区财政管理体系;严明内部纪律,严格执行加入欧元区的“五个趋同”标准;改革各成员国财政政策,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欧盟、欧洲央行、IMF和各国主要银行等坚持联手救援,建立足以应对更大经济体爆发危机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并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以扩大救助能力;欧洲央行购买欧元区风险高的债券;开源节流,扩大税种和提高税率,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提高经济和企业竞争力和活力,等等。特别是2012年1月30日召开的欧盟峰会,又将一些措施推向清晰化和具体化,包括欧盟25个成员国通过了“财政契约”;于2012年7月提前一年启动ESM;在评估基础上扩充EFSF和ESM资金规模;敦促希腊尽快完成与私人投资者的债务减记谈判,并签署相关协议,等等。这些措施尽管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程序问题,但毕竟有助于推动欧债向缓解方向发展,而不是离这一目标“渐行渐远”。
国内外议论已久的欧债前景问题,有三种情况:一是债务危机国能忍受“瘦身计划”带来的“长痛”和“短痛”,逐步兑现减少财政赤字和收缩债务规模的承诺,最终将赤字和债务规模降至占GDP的3%、60%或以下。二是债务危机国是扶不起的“阿斗”,最终被迫债务违约或债务重组。三是欧元区解体和欧元崩溃。从现实层面考量,欧洲已推出多项措施旨在避免第二和第三种情形的发生,而争取第一种前景的出现。从各方面的反应看,多数人已排除了欧元区解体和欧元消失的可能,究其原因:第一,欧盟25个成员国通过的“财政契约”说明欧洲经济一体化又向前跨越了重要一步。第二,所有欧盟成员国都在实施结构性改革,削减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然而,市场对第一种前景给予的正面关注不多,总认为它们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降不下来,希腊等南欧国家势必陷入债务违约困境,债务危机还会向欧洲核心国家扩散。主权债务危机有其严格的定义,欧洲核心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概率并不大。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于2012年2月17日已将冰岛的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从“垃圾级”上调到“投资级”,此举表明冰岛作为第一个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金融机构的重组得到了推进,财政紧缩见到了成效,主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降至65%左右,经济开始走向复苏之路。西班牙、爱尔兰等国经济形势也有所改善,既便是希腊等国债务违约亦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波。第三,欧洲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缓解了银行业的压力,使欧元区成员融资成本下降,因而尽管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下调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信用等级,但汇股市反应平淡,显示出市场对欧元区信心增强。
欧债对世界经济的现实影响是,欧盟和欧元区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必然造成经济滑坡。预计2012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将陷入零增长或轻微衰退,远不如2011年1.5%的增长率。经济衰退和长期艰难爬坡是应对危机和削减赤字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下拉作用,使201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IMF总裁拉加德多次警告说,主要发达国家不要过于紧缩,没有经济增长,就难以削减财政赤字,因此,年内欧盟和欧元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既要控制债务,又要刺激增长。由于欧元区短期内不可能摆脱债务困境和走出债务危机,业己出现的积极信号并不意味着欧债危机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但在反复曲折中利好因素将会增多,欧债险情将逐渐趋于缓解,而不是愈益恶化。
总理在第十四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后答记者问时指出,中国支持欧方应对债务问题的意愿是真诚坚定的,对欧元和欧洲经济抱有信心。中方支持欧盟加强财政纪律,希望欧方向外界继续传递明确、有力的积极信息。国家副主席在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亦表示,目前欧盟虽然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世界上也不乏唱衰欧洲的声音,但欧盟在克服困难,战胜危机,维护和推进欧洲一体化成果方面有着高度的政治共识。中国不赞成唱衰或做空欧洲。上述领导人的表态都是基于对欧债问题的准确把握与判断。第二,美国经济继续向好抑或“昙花一现”?2011年美国经济利空因素远多于利好因素,然而,自第二季度开始,利好数据增多,第一季度到第四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4%、1.3%、1.8%和2.8%,全年经济增速远低于美联储预期的2.7—2.9%。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12年2月2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时指出,过去几个月美国的开支、产出和就业等数据指标出现了改善迹象,但经济复苏步伐慢得“令人沮丧”,前景依然难以确定,美国经济容易受到欧债危机等不确定因素冲击。因此,1月25日伯南克就已宣布将“超低利率”从维持到2013年中期延长至2014年底。这一延长决定引发争议,有些人担心长期低利率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美联储维持较长时间的“超低利率”是基于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其理论与实践依据是:第一,美国经济复苏力度难以将失业率降至危机前6%以下的水平;第二,经济增长是减赤和偿债能力的基础,美国经济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复苏;第三,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现已面临通缩风险,因而有条件将长期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以利于经济持续复苏。在持续宽松政策的作用下,美国存在已久的三大“痼疾”,即高失业率、高房地产止赎率、高财政赤字已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改善。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报告,2011年12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53.9,2012年1月又上升至54.1,高于上年的平均水平,商业活动和新订单指数已连续30个月高于50%,表明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处于扩张状态;另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提供的数字,2011年12月美国消费信心指数升至64.5,亦好于市场预期。PMI和消费信心指数持续上扬,出口增加,对外贸易逆差减少,带来了失业率下降,2012年1月,美国失业率降至8.3%;2012年2月1日,奥巴马公布了提振住房市场的新方案,旨在帮助贷款购房人利用当前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重组抵押贷款,避免违约和房屋止赎。高盛公司预测,由于美国楼市供给下降,房价跌势将趋缓;美国国会两党尽管对减赤规模及减赤领域意见相左,但两党都主张削减赤字,随着美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赤字占GDP比重将趋于下降。奥巴马于2012年2月13日提交国会的财政预算报告指出,未来10年美国财政赤字累计削减4万亿美元,2013财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5.5%,将比2012财年的8.5%减少3个百分点,2018财年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有望降至3%以下。
美国三大“痼疾”虽然出现了改善迹象,但经济走势呈现较为缓慢的“U型”变化轨迹,依然在制约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IMF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8%,世界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值分别为2.2%和2.3%,而美联储的预测为2.2—2.7%。各方面的预测均显示2012年美国经济沿着向好趋势运行,经济增速高于2011年的1.6%,但仍难以摆脱低速增长态势。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已从抗震救灾转入灾后重建,在日本政府不断追加灾后重建费用的情况下,日本经济亦向好的方面发展,2012年经济增速将超过2%。美国和日本2012年的经济表现将强于2011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欧元区对世界经济的下拉作用。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继续增长还是发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