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法范文10篇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欧盟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

1．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世界经济史表明，每当世界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就要盛行，通常，反倾销案变化比世界经济趋势滞后一年。也就是说，全球反倾销案增减是受上年世界经济状况影响的，或者说世界经济状况是国际反倾销的超前指标，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全球通货紧缩，国外对我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一步增加，欧共体也不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贸易额已呈十几倍地增长，2003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且欧中贸易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欧洲的经济事务官员在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坦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产品大量涌入欧洲，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增多也在意料之中”，“欧洲国家需要中国产品，中国的产品成本较低，在欧洲市场具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的确给欧洲企业带来不少压力”，随着关税额普遍降低反倾销因为其使用方便、任意性、不易遭到报复性等特点而越来越成为各国用来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欧盟也不例外。

1．2欧盟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欧盟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倾销规则时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虽然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排除出去，但是以符合其提出的严格的市场经济标准才能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规则。实践证明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寥寥无几，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因此，“类比国制度”、“一国一税制度”仍然是适用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一般规则，用这些办法来衡量中国的产品是否构成倾销导致了许多我国没有倾销的产品被裁定构成倾销或本来之轻微倾销的产品被裁定存在高幅度倾销，目前，俄罗斯已经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市场经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俄罗斯。

2我国出口产品的自身问题

摘要：通过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欧洲宪法条约》的具体分析，包括对其形式结构和具体内容的分析，认为欧盟法从国际公法最终会演化为国内法。欧盟法的演变最终会把欧盟带入联邦制国家的未来。“欧洲宪法”虽然现在还没有欧盟各国完全通过，但最终肯定会被欧洲和世界所接受。欧盟法将会是引领国际法向国内法演变的先驱，甚至对世界法的出现是一个佐证。

关键词：适应；市场；加强；财务；管理

1《欧洲宪法条约》概述

1.1产生背景

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的演讲率先提出欧盟制定宪法的问题，菲舍尔认为，联邦和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主权分割的前提条件是签订一项《欧洲宪法条约》，他说，“从合作的加强走向《欧洲宪法条约》——《欧洲宪法条约》正是完全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这个步骤需要我们有意识的重新建设欧洲。”随之，引发了一场“欧盟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的大讨论。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TreatyEstablishingaConstitutionforEurope）。条约规定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立宪程序批准后方能生效。如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条约将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1.2新条约谈判

摘要：通过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理论分析，以及对于《欧洲宪法条约》的具体分析，包括对其形式结构和具体内容的分析，认为欧盟法从国际公法最终会演化为国内法。欧盟法的演变最终会把欧盟带入联邦制国家的未来。“欧洲宪法”虽然现在还没有欧盟各国完全通过，但最终肯定会被欧洲和世界所接受。欧盟法将会是引领国际法向国内法演变的先驱，甚至对世界法的出现是一个佐证。

关键词：适应；市场；加强；财务；管理

1《欧洲宪法条约》概述

1.1产生背景

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洪堡大学的演讲率先提出欧盟制定宪法的问题，菲舍尔认为，联邦和民族国家之间进行主权分割的前提条件是签订一项《欧洲宪法条约》，他说，“从合作的加强走向《欧洲宪法条约》——《欧洲宪法条约》正是完全一体化的前提条件——这个步骤需要我们有意识的重新建设欧洲。”随之，引发了一场“欧盟是否需要一部宪法”的大讨论。2004年10月29日，欧盟25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在罗马签署了《欧洲宪法条约》（TreatyEstablishingaConstitutionforEurope）。条约规定欧盟全部成员国根据本国立宪程序批准后方能生效。如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条约将于2006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1.2新条约谈判

本文作者：王文华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金融诈欺的犯罪化过程中，一个常常要面临抉择的难题就是在金融侵权行为、金融行政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行为之间作一定夺。显然，有些国家的金融犯罪，在其他国家可能只属于金融违法的范畴。例如，虽然各国对内幕交易行为都通过立法进行调整，但具体法律责任的设置不一，有些采用刑法加以规定，有些只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例如新西兰。①而法国早在1970年就已有专门的内幕交易法。②英国“严重经济犯罪部”一位多年从事内幕交易犯罪侦查的警察提出，他曾经将内幕交易视为最严重的犯罪，但在多年工作、反复思考以后，他的这一观点发生了动摇，他认为，刑法确实具有“应急”的作用，但制定这种“应急法”时，必须同时考虑它对民商法可能会带来的影响。③笔者认为，内幕交易和其他一些违反金融监管的行为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监管和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的设立和执行，至关重要。例如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电子交易，更主要的问题是技术方面的。又如，信用卡恶意透支现象在我国发生频繁，但是在欧洲国家的刑法中，几乎没有关于恶意透支的立法。这并不是因为欧洲国家没有信用卡犯罪的规定，相反，德国、俄罗斯、瑞士、意大利等国的刑法典、单行刑法或附属刑法对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规定，条文繁多，罪名、法定刑的规定一般都比较详尽。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犯罪态势、个人信用制度的约束，以及观念的差异。例如德国即认为即使是恶意透支，由于行为人是真实的持卡人，其透支是银行允许的，是合法的，只是在数额、期限上超过了约定，属于信用卡滥用行为，追究其民事责任足矣，无须动用刑法。④但如果能证明其诈欺银行的罪过心态，并给银行造成损失，德国可以适用滥用信用卡罪，英国则适用诈骗罪的规定。更进一步看，欧盟许多有关金融犯罪的指令，都授予成员国选择设置不同的法律责任的权力。例如1991年10月1日生效的欧盟《反内幕交易公约》明确规定对内幕交易行为，各国应当“采取适当法律措施进行处罚”，各成员国有选择权，可以采取民事、行政或刑事手段来规定其法律责任。⑤换言之，对内幕交易行为，欧盟成员国也可以不设置刑事责任，不将它规定为犯罪。这当然是欧盟成分考虑了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差异作出的不得已的抉择。但它发给我们的信号是——内幕交易等犯罪，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可以规定它，也可以根据情况不规定它，不将它犯罪化。那么，不同国家的刑法对金融犯罪（犯罪学上的）是否犯罪化，边界究竟在哪里？是依据什么让一个国家可以将它进行犯罪化，另一个国家又是依据什么，可以让这些行为人逍遥“刑法”之外？笔者认为，其边界，在于以下因素在不同国家，表现程度不同。

一、不同法系国家的犯罪圈界定的差异

从犯罪发生的领域讲，金融犯罪是全新的；但从其性质讲，它又离不开传统刑法、侵权法；从各国的不同特点来看，它与本国所属的法系、该国历史上如何对待犯罪、刑罚、非刑罚处罚、法律救济等问题密切不可分割。归纳起来，各国分别从下列几个角度认识、解释犯罪概念：一是伦理角度；二是刑法角度；三是刑法与社会角度；四是社会角度；五是犯罪的本质、阶级性的角度。在此我们仅取其刑法角度的犯罪圈为例，英美“道德•刑法”模式的刑事立法，“犯罪”的可谴责性就比之大陆法系要弱一些，“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特点使刑法的边界更接近于道德的边界，例如价值极小的盗窃，例如大量违规犯罪，有时也更接近于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意大利、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对犯罪的危害性、犯罪概念的定位更为抽象概括，定位也更高。马克思指出：“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①立法者在划定法定犯罪圈时，实际上不能不受诸如实际的不法行为态势、民族文化传统、政治组织方式、经济运行体制、刑事司法能力、公众的社会化的自觉程度以及对于不法行为的社会承受力和容忍度、社会文明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直接决定了立法者对犯罪行为与道德违反行为、民事违法行为、行政不法行为的界限的主观界定标准。另一方面，在金融犯罪与金融违法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模糊地带”。例如绝大多数金融犯罪需要以金融文书、票据、证券、信用卡、信用证等金融工具作载体，需要通过复杂的金融交易完成或掩盖其犯罪行为，对这种犯罪的侦查与破获，可以说是一种金融活动的“反向研究”，需要在大量的金融工具中识别出作为犯罪而使用的工具，需要在大量的金融交易中分离出具有犯罪性质的一种或多种。虽然我们都认为，公法能够为私法提供观念和制度上的支持，少了公法作基础，很难想象私法的发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刑法首先是以民法、金融法为基础的，这些金融犯罪，是“犯罪”，但首先是经济行为或民事行为，只是“严重违法的”经济行为或民事行为，即金融犯罪具有混合行为的性质，金融刑法也具有混合法的特点。这给这类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定罪都带来困难，相反，却给被告人及其律师带来契机——将本来已经是混水的金融犯罪进一步搅浑。美国有学者认为，白领犯罪“非驴非马”，②我们认为，金融犯罪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特征。虽然金融犯罪具有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但我们不能因此掩盖或削弱对危害性的认识，对金融犯罪的打击。刑事法要做的，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力图找到相对确定的因素，作为金融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加以明确。与那种将更过的行为进行犯罪化相比，将已有的刑事立法作进一步的明确，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更为迫切。个人认为，作为受大陆法系影响更大的国家，并鉴于我国刑法的历史发展，以及金融犯罪成因的复杂性，我国金融刑法不宜将犯罪圈的边界划得太大。但刑罚的设置应有足够的威慑力——威慑力不是“重刑”的代名词，更多地应当体现在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公正（罪刑相称）等方面。我国在借鉴、移植别国金融刑法时，更要考虑不同法系刑法的传统特点，例如犯罪圈大小确定标准的不同的因素，不可盲目照搬。

二、金融经济、法律概念的变动性

经济发展的变动性，直接影响着法律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变动性，首先体现为金融经济的变动性。①与此相适应，金融刑法不仅较有关普通犯罪的刑法多变，甚至比其他经济犯罪也更为变动不居。对那些原来不是犯罪的金融违法行为，刑法将其纳入调整领域，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而对那些有些原先规定为犯罪，后来进行了非犯罪化的金融不法行为，人们更显得好奇。其实这两种变化都很正常，因为经济行为在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危害性有所不同，最典型的莫如我国刑法对“投机倒把罪”的非犯罪化，以及加拿大1986年《竞争法》对垄断和兼并的非犯罪化，后者的原因是，政府的观念在就经济人士的广泛抗争下改变，认为处在竞争中的企业偶尔有违规的经济行为并不足为奇，政府既要抑制垄断，又要保护稳定、可预测的经济环境，应当将经济繁荣定为反垄断的主要目标，不可以轻易给企业贴上犯罪的标签。②这对整个经济行业，对金融行业的竞争，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风向标。故此，我们对法律概念、规则更应当从工具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承认法律的可争论性、可修改性和可变化性。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陈兴良教授曾经指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心理和生理诸种因素互相作用的产物，其存在具有某种社会必然性。不仅如此，从功能分析的意义上说，犯罪的存在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为社会提供一种张力，使社会在有序与无序、罪与非罪的交替嬗变中跃进，“当社会体制或者价值规范后于社会生活的时候，作为违反这种社会体制或者价值规范的所谓犯罪往往成为要求社会变革的先兆，以其独特的形式影响社会的发展，最终引起犯罪观念的变化，并将自身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犯罪桎梏中解脱出来，完成从罪到非罪的历史性飞跃。”③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犯罪具有排污和激励两项促进功能，犯罪是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并认为微观上犯罪本身有害社会与宏观上犯罪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④法律概念的变动性，除了经济发展的影响之外，也有其自身的复杂因素。例如“诈欺”在许多国家都是一个“天然弹性的概念”（“inherentlypliableconcept”），有关诈欺的理论与规则是最具争议，最混乱的领域。⑤诈欺在不同国家法律中含义有所差别，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也不一样。例如美国诈欺市场理论，在其他国家就不一定适用。这对其刑事诈欺——诈骗的概念与法律责任同样带来影响。刑法中有关诈欺罪的概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用于非法财产的取得犯罪和欺骗政府的犯罪，将诈欺概念适用到商品交易领域是后来的事情。换言之，刑法最初只处罚侵犯他人所有权的诈欺行为，而处罚那些侵犯占有、使用和收益、处分等不完全的财产权的交易行为的诈欺，是后来发展的。值得一提的是，伪造类（forgeryandcounterfeiting）的金融犯罪，例如伪造货币、伪造金融凭证等，具有不同于上述两种类型金融犯罪的特点。虽然都有诈欺的性质，但是普通法与罗马法对它的认识完全不同——普通法上的诈欺最初不是犯罪，但是伪造货币或公文书的行为却是犯罪行为。这种认识与罗马法也有所不同。原因何在？与罗马法不同，早期英国普通法将伪造类的犯罪（centralcrimenfalsi）视为性质更为严重的叛国罪（treason）的行为，而不只是玩弄雕虫小技的诈欺行为，因为发行货币和官方文书一向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政府独有的权利，而伪造货币和官方文书威胁到国家主权，因此其性质接近于叛国罪。从这种不以诈欺为基础的理论出发，对早期英国法律将伪造货币和公文书行为犯罪化，而将通过虚假陈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排除在外，并提出“买者当心”的原则，就毫不奇怪了。但英国法后来的发展方向，却是罗马法那种更为广义的、以诈欺为基础的理论与实践。英国在联合市政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皇家银行信用证诈欺（UnitedCityMerchantsInvestmentsLtd.v.RoyalBankofCanada）一案①的判决中指出，刑事诈欺与侵权的诈欺标准非常接近，因为侵权包含的三个要素——知道陈述的虚假、不相信其真实性、对其真实性采取轻率的方式对待，都存在于刑事诈欺中，只是程度不同。然而信用证民事诈欺的成立依然需要“实质性的虚假陈述”（"Materialmisrepresentation"）才能构成，因为法院始终在寻求这样的平衡，既保障国际贸易中单证自治、自主原则，又要防止诈欺的发生。从促进经济的角度看，有关信用证诈欺的规定，应当以符合促进其合理适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但它与刑法中的虚假陈述的界限如何划分呢？尤其是在刑法定性不定量的英美法系国家，这种界限越来越让人感到困惑。总结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美法系国家有关信用证欺诈的立法规定，我们发现，从商业角度看，无非是为了促进信用证适用的效益，从法律角度看，普通法中对欺诈犯罪成立的“过分的诈欺”标准失之过于严格，而推定的诈欺犯罪标准又过于宽泛，在实践中会导致滥用，因此应当采取折中的做法。而这个标准具体每个不同的金融诈欺犯罪，其罪状、犯罪构成要素又有不同，因此因罪而异，该标准只是起到一个原则性的指导作用。

内容摘要：欧洲共同体（EuropeanCommunities,EC）作为是一个独特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有超越国家的特征。这就使得法律在全球范围内的统一化，各国的法律逐步趋同，或者是各国法律之间不断加强的深度协调化，或者是几者的多元的综合，首先在欧洲成为可能。它首先借助于欧盟内部统一体的力量，通过区域化立法的形式扩张。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欧盟法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通过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形式得以体现，而当欧盟法律与全球法律出现矛盾和冲突时，欧盟法律又极力推行其法律制度，在多边贸易体制务实的劣性中得以实现。欧盟法律进行统一的计划性、法制化调节，对中国有借鉴和指导意义，尤其是法律对经济发展的保护功能和高度的能动性，对中国建立排它性的济济保护秩序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趋势影响

TheStudyontheGlobalizationTrendofthe

EU''''sLawsandtheAffection

InthesightofChina''''sGovernmenttoAccess

totheHuageInternationalPrivateLawsReference

TurkeyforjoiningtheEUtomakeof

Aseriesoflawreform

土耳其为了加入欧盟所作的

一系列法律改革

徐青

【摘要】土耳其在为加入欧盟做努力的时候，自身的制度和法律系统的滞后限制了它加入欧盟的进程。为了迎合欧盟的法律、人权、社会、文化等等标准，土耳其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革，改革的力度也是近年来所进行改革中最大的。它的改革是全方位，土耳其的改革措施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视线。在近年来从根本大法――宪法的修改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民法、刑法、税务法等等的改革，此文仅仅将宪法、民法、刑法的改革做一介绍。

摘要:行业协会既可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来作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工具,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本文介绍美国和欧盟有关行业协会行为的规定和判例,意在为竞争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反垄断法行业协会外国法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影晌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第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例如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生产能力等方面),帮助其成员制订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采取更为有效的市场策略,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确定产品标准、进行产品研发等手段帮助企业提高技术。第三,行业协会可以促使其成员在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更好地遵守政府的规定,使政府的管制更加有效率。第四,行业协会可以利用团体优势帮助其成员开拓新的市场,而单个企业做起来则可能相当困难或效率较低。

但行业协会也可能被用来作为固定价格、在成员之间分配销售机会或联合抵制交易等限制竞争行为的工具。一方面,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行业协会,都是一个能供其成员讨论价格的天然场所。成员企业或者在行业协会里直接商定某种商品的价格,或者利用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达到事实上控制价格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已经结成价格卡特尔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了解哪些企业没有遵守卡特尔的规定,从而可以有效地惩罚这些企业,以保证卡特尔的稳定性。

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竞争的两面性,向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法显然不能也无法禁止行业协会的存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然而,由于商业社会的错综复杂,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的功能区分开来?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惩罚那些固定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等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为国内有关类似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本文作者：张磊王燕工作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

欧盟于2003年通过了2003／87／EC号指令并于2005年1月正式启动了欧洲温室气体排放体系（EU－ETS），期望通过灵活的市场机制，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量化指标。按照2003／87／EC指令附件一的规定，纳入减排的行业包括能源、有色金属、石油提炼、建筑材料、纸浆、造纸等经济部门，但不包括航空运输。依照《京都议定书》第二条的规定，缔约方应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谋求限制或减少航空舱载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由于通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进行的协商并不顺利，欧盟于2008年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架构外单独制定了2008／101／EC号指令，要求所有从欧盟机场起飞或降落的商业航班均需依据航班全程所消耗的燃油量来缴纳碳排放配额。由于欧盟各经济部门年度碳排放的总量是限定的，指令所规定的机制也被称为碳限额交易（CapandTrade）措施。欧盟当局会在指令适用的初期阶段无偿分配一定比例的碳配额，其余的额度需由航空公司在EU－ETS市场上自行购买。欧盟2008／101／EC号指令的适用将对运营欧洲航线的中国航空企业造成巨大的影响。GATS是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最为重要的多边贸易规则，而芝加哥公约是民航运输领域最主要的国际公约。本文拟对欧盟航空碳限额交易措施在GATS和芝加哥公约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多边法律体制内的合法性展开研究并为中国航空企业的应对策略提出建议。

一、欧盟法院判决及相关概念辨析

2009年12月，美国航空运输协会、美利坚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及联合航空公司联合在英国高等法院对英国能源及气候变化大臣提起行政诉讼，该诉讼虽然是针对英国国内法提出，但实质性的要求是对欧盟2008／101／EC号指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查的理由是该指令违反了欧盟在《芝加哥公约》、《京都议定书》及《天空开放协定》等国际条约中的条约义务并与若干国际习惯法原则相抵触。由于该案涉及欧盟指令合法性的问题，英国高等法院向欧盟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就该指令的合法性进行裁判。诉讼程序开始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加拿大全国航空公司协会（NACC）以及五个环境组织分别作为支持原告与被告的诉讼参加人（Intervener）加入了诉讼。欧盟法院于2011年12月做出裁判，认为欧盟2008／101／EC指令并未违反欧盟的国际条约义务及相关国际习惯法原则，因而确认有效。欧盟法院的判决意味着从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洲提供运输服务的航空公司，包括在非欧盟国家注册的航空公司，均被强制性的纳入了EU－ETS体系。这些航空公司必须在EU－ETS市场上购买足够的碳排放配额（EUAllowance，EUA），否则将面临罚款甚至被取消经营资格的处罚。对于欧盟法院的判决，世界各新闻媒体均做了广泛的报道，但各个媒体对欧盟碳限额交易措施的具体描述却不尽相同，有的称为“碳关税”，有的称为“碳税”，还有的直接称为EU－ETS措施。五花八门的称谓反映了人们对于上述碳限额交易措施的法律性质并不明确。碳税（CarbonTax）是针对化石燃料使用的税，旨在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避免由此引起不良的气候变化。从性质上讲，碳税就是一种庇古税（PigovianTax），实际上就是根据化石燃料中的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产品消费税。关于碳关税，有学者认为，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就是碳税作为国际税的一种表现形式（白彦锋，2011）。还有学者认为，实际上，碳关税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关税，而属于一种边境调节措施。它不对进口高碳产品构成额外负担，而是保证国内外高碳产品的同等税赋（沈木珠，2011）。对于碳限额交易措施的性质，欧盟法院在其判决中认为，2008／101／EC指令所规定实施的排放权限额交易体系与对燃油征收的能源税性质不同。限额交易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公共财政创造收入，航空器所消耗的燃油与其经营人所需承担的财产义务之间亦不存在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关联关系。因此，碳限额交易措施在性质上不属于政府征收的税费。①笔者认为，欧盟2008／101／EC指令所规定的碳限额交易措施具体适用于航空运输这一服务贸易部门，因此，将该措施归类为碳关税显然不合适，服务贸易通常不涉及关税问题。航空公司为满足该措施每年所付出的购买碳配额的费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EU－ETS体系内的碳配额市场价格所决定，而这一价格时刻波动。航空器经营人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能从限额交易中获得利润。因此，碳限额交易措施与传统税收概念中税收法定特征相去甚远，把该措施定义为碳税亦不合理。严格来看，2008／101／EC指令所规定的碳限额交易措施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类似于许可证制度的由国内法规所设立的服务贸易环境壁垒。

二、在GATs框架内的合法性研究

虽然2008／101／EC指令所规定的碳排放额度是根据航班全程消耗的燃油量为依据来计算的，但碳限额交易措施所针对的并不是燃油的进出口贸易，而是航空运输这一服务贸易部门。因此，我们必须在GATs的框架内讨论碳限额交易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在GATs规则体系中，航空运输属于特殊的服务贸易部门而由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专门加以约束。考虑到碳限额交易措施扩展到其他服务贸易门类的可能性及GATS框架下新一轮空运服务谈判的进展，本文拟从GATs协定正文及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两个方面来讨论碳限额措施的合法性问题。（一）GATS协定正文从GATS协定的正文分析，碳限额交易措施与GATs若干规则存在着冲突。1．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是WTO规则中非歧视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服务贸易领域，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相对于货物贸易领域而言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其依然是所有成员均需遵守的一般义务和纪律。GATs第二条规定，对于本协定所涵盖的任何措施，每个成员要立即地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人以在优惠上不低于它给予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人的待遇，除非该措施列入“免除第2条义务附件”并符合该附件的条件。欧盟2008／101／EC指令序言第十七款规定，如果第三国实施了与欧盟EU－ETS效果相同的排放权交易体系，那么经过欧盟内部讨论和双边协商，欧盟可以修改指令，将从该第三国至欧盟间往返的航班排除在指令的适用范围之外。指令的上述规定使得欧盟可以对不同的国家区别性的适用碳限额交易措施，应当说是与GATs协定所秉承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及非歧视原则相违背的。此外，欧盟2008／101／EC指令中的上述规定还与GATs第七条关于承认的规定相冲突。该条规定，一成员给予承认的方式不得构成在适用服务提供者获得授权、许可或证明的标准或准则时在各国之间进行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例如，美国有以自愿交易为特征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机制（CCS），中国也有进行排污权交易机制。这些机制是否会被欧盟承认为具有与EU－ETS相同效果的排放权交易体系，完全由欧盟决定，从而构成一种在各国之间进行歧视的手段，并演变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2．市场准入与数量限制的禁止。从关贸总协定开始，数量限制就是各缔约国努力要禁止的一项贸易壁垒（赵维田，2000）。而对数量限制的禁止在GATs市场准入条款中也有具体体现（JoelP．Trachtman，1995）。GATs第十六条规定，在已做出市场准入承诺［服务］门类中，每个成员方除非在其承诺表中列明，不得在它的全境或某个区域保持或采取如下措施：…（c）以数目配额或规定经济需求标准的方式，限制服务作业的总数或以指定数目单位的表示来限制服务产出总量。欧盟2008／101／EC指令并没有直接对外国服务提供商做出数量限制。但由于EU－ETS体系每年对航空运输部门的总碳排放量确定了限额，而在使用波音与空客飞机的条件下航空运输每公里的碳排放水平是基本稳定的，因此就实际效果而言，2008／101／EC指令相当于间接的对每年欧盟市场上的航空运输总量确定了数量限制。这种措施的实施可能造成外国航空公司无法获得碳排放配额以进入欧盟市场或者因为碳排放配额的价格过高而使外国航空公司进入欧盟航空市场不再具有经济上的可能。由此可见，碳限额交易措施的间接效果是与GATs市场准入条款相互抵触的。3．国内法规的纪律与一般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国内法规所制定的各项阻碍服务贸易的措施是妨碍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壁垒（NancyJ．King＆KishaniKalupahana，2007）。因此，GATs第六条对国内法规所规定的为保证有关资格要求和程序、技术标准和许可要求的各项措施做出了约束，要求这些措施不得成为不必要的服务贸易壁垒，不得比为保证服务质量所必需的限度更难以负担。欧盟2008／101／EC指令所规定的碳限额交易措施显然超过了保证服务质量所必需的限度，但其是否违反了GATs规则，还要看这项措施能否在例外条款中豁免。与GATT类似，GATs也规定了一般例外条款。该条款规定，在此类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类似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的前提下，本协定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任何成员采取或实施以下措施：…（b）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因此，如果欧盟希望成功援用该例外条款，需要首先证明其碳限额交易措施不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其次要证明该措施是为了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从WTO专家组以往对一般例外的判例分析，争议措施是否是必需的，是否还有其他替代措施将成为专家组判断其合法性的核心问题之一（IremDogans，2007）。（二）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由于民航运输服务高度国际化并且牵涉到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因此，WTO各成员专门签署了关于空运服务的附件，将适用GATs协定的空运服务范围做出了限制。现行的国际航空管理体制与以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GATs协定之间存在着无法协调的冲突。现行航空运输的管理体制是按照芝加哥公约的领空主权原则，将飞入、飞出、飞经一国领空的权力分成六种业务权，并由双边航空协定的双方当事国按六种业务权在航路上作对等交换，以形成全球航路由2000多个双边航空协定织成的航空运行网（赵维田，2000）。由此可见，WTO各成员把同意适用最惠国待遇的空运服务内容以附件的形式纳入了GATs体系，并且随着新一轮空运谈判的展开，GATs协定所适用的范围将越来越广。但是，关于航空业务权的核心内容依然会被排除在GATs体系之外，芝加哥公约所确定的领空主权原则和与之相配套的双边运输协定将依然成为调整关于航空业务权的国际航空运输秩序的基础。GATs附件条款二规定了GATs协定不得适用的范围，包括航空业务权及与航空业务权的行使直接有关的服务。附件条款三则规定了GATs协定可以适用的范围，包括航空器的修理和保养服务、空运服务的销售和营销、计算机预订系统（CRS）服务。欧盟2008／101／EC指令所规定的碳限额交易措施既不属于条款二所规定的航空业务权及与航空业务权的行使直接有关的服务，亦不属于条款三所规定的范围。因此，欧盟碳限额交易措施是否适用GATs协定需要在启动争议解决程序后由专家组做出判断。但由于附件条款四规定，本协定的争端解决程序只有在有关成员己承担义务或具体承诺、且双边和其他多边协定或安排中的争端解决程序已用尽的情况下方可援引。因此，即使能够在WTO体制内对欧盟的碳限额交易措施提起争议解决请求，也必须在用尽了多边和双边协定中的争端解决程序之后才能够进行。中国与欧盟各国签订的双边航空协定基本上以外交磋商作为争端的解决方式，因此，中国必须在穷尽了芝加哥公约中的争端解决程序之后，方可在WTO体制内对欧盟碳限额交易措施提起申诉。

【关键词】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产品质量法

【摘要】立法模式的选择根源于社会实际生活。欧盟与我国产品责任法立法模式存在不同特点，其中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我国产品责任立法模式应随着实际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立法模式通常是指对于某一特定法律问题，一国选择在哪些法律中、以怎样的结构来对相关权利义务、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对于同一法律问题，可以采取单独立法，制定专门的法律，也可以在其他部门法中用相关条文加以体现；在层次上，法律规范的形式既可以以法律为主，也可以主要体现为法规或规章。如果采取专门立法，专门法内部的结构分布更是多样，依照各类别法律的体例和实际需要，立法者有较大的空间加以规划和设计，其构架对于该立法是否能有效达成立法目的至关重要，成为衡量立法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

一、欧盟及主要成员国与中国产品责任立法模式的比较

1、欧盟及主要成员国的产品责任立法模式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是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了统一各成员国产品责任法，于1985年由欧共体理事会全体通过的一部法律。其明确指出：“生产者应对其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说明该法是调整产品的制造商与消费者、受害人之间因产品缺陷发生损害而形成的损害赔偿关系的专门法律规范。其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缺陷的定义、举证责任、损害的赔偿范围、时效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欧盟有关条约及主要国家的共同特点是明确了产品责任的性质为侵权的民事责任，并建立一整套解决产品侵权责任的法律规则。

内容提要：根据欧盟条约中司法与内务合作事项条款制定的第一部规则之一，欧盟理事会2000年审议通过了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并于2002年5月31日在除丹麦之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生效。该规则规定了一整套跨国破产按顺序清偿的细则，涉及规则的宗旨、效力、调整范围、各国对破产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主要破产程序和附属破产程序以及协调等问题，旨在合法、合理地妥善处理跨国破产案件，为统一欧盟跨国破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

关键词：欧盟跨国破产国际私法统一规则

2000年5月2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第一个以《阿姆斯特丹条约》为基础的统一国际私法的规则———有关破产程序的规则（1346／2000），于2002年5月31日作为欧盟成员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适用，预示着欧盟统一国际破产法制度的形成和确立。它改变了以往只能通过普通法国家所谓的“礼让”规则和欧洲大陆法国家法院颁发的“执行令”来解决跨国破产的重大冲突。该规则的付诸实施使成员国现有国内法有关集体破产程序中存在的差异得以协调，从而有效地促进了欧盟跨国破产法的统一化进程。

一、欧盟跨国破产规则———40年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在进行经济、政治与文化一体化的同时，也开始了统一法律的立法进程，其重点放在国际私法（包括冲突法和诉讼法）上。欧盟开展统一国际破产法运动肇始于上世纪中后叶，1957年3月25日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判决的公约在《欧盟经济共同体条约》（罗马公约）第220条已有所反映，即：“各成员国在必要时应进行谈判，以便保证对它们的国民……简化关于相互承认和执行司法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手续”。公约的谈判最终以1968年9月28日签订欧共体《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的执行公约》（布鲁塞尔公约）[1]而告终。但有关法院的破产裁定或者破产公司的清算不适用该公约。此后在1970年通过的《欧共体破产公约初步草案》中又重新提出和包括这些问题。然而，当时的公约草案因过于理想化的单一破产制度和普及破产主义的思想，成员国未能在公约上签字而最后于1985年不得不放弃。[2]

20世纪80年代，欧洲统一破产运动的中心由欧共体转移到欧洲理事会，后者于1989年通过下设的欧洲法律协作委员会起草了《关于特定国际性破产的欧洲公约》（简称“伊斯坦布尔公约”），于1990年7月5日开放签署。该公约的主要特点是建立主要程序与附属程序相协调的破产宣告制度，即主要程序所在国的法院对破产案件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同时那些对土地享有权利的、有担保的债权人以及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在依公约条件有管辖权的他国法院发动附属程序，后一程序应以主要程序中的破产宣告作为依据。[3]尽管该公约改变了以往破产公约草案采取的严格的单一破产制及普及破产主义的做法，采用比较宽松的折衷方式，更容易为各国所接受，但由于其本身存在某些缺陷与不足，注定其实际效果欠佳。公约规定自三个成员国批准后，公约在批准国之间生效。实际上，目前只有一个国家批准该公约，迄今为止公约仍无法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