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范文10篇

［摘要］《地久天长》以一个孩子的死亡为叙事的中心点，真实再现了两个家庭三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影片中的女性形象特点鲜明，通过对王丽云、刘海燕、沈茉莉这三个同一时代中不同性格与结局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基于中国家庭伦理和时代背景聚焦于中国传统人伦中的女性形象。导演以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通过作者叙事视角将三名女性的不同命运娓娓道来。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分析影片中女性的个人价值与命运。

［关键词］《地久天长》；女性形象；女性主义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便在家庭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女性主义认为，这种性别歧视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社会环境和人的主观思想建构起来的。电影《地久天长》中，三位形象各异、特点鲜明的女性形象使影片更加真实、完整。在《地久天长》中导演通过真实、独立的影像风格展开叙事，在女性主义视角下不加干涉地旁观三个女性的悲剧。

一、父权笼罩下的女性命运与性别偏向

自封建社会以来，“父权”思想就一直是社会秩序的代表。尽管今天在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地位发生动摇，但是社会的秩序体系仍然维持于已有的父权制地位“父法”状态［1］。在影片《地久天长》中，导演通过对男性形象的塑造烘托出其中位居弱势的女性形象，也将影片中受男权压制的不同女性的个人命运展示在受众的视野中。影片中刘耀军这一人物形象是朴素踏实的，对待妻子和孩子认真负责且有担当，对待亲朋好友也真诚亲切，是一名典型的中国传统男性。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奠定了刘耀军与王丽云的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的相处模式。面对王丽云再也无法生育和失独的痛苦，刘耀军夫妇二人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在开启所谓新的生活后，二人的生活已然平静得像一滩死水。而面对他们收养的儿子刘星，在这个重组家庭中，依旧延续了中国传统式的父权制。刘耀军用最传统的管教方式树立了一个“粗暴严父”的形象，对于刘星的教育总是使用暴力和吼叫。在刘耀军和王丽云发现刘星枕头下面的随身听后，三人处在一个三角形构图中，王丽云和刘星站着，刘耀军则坐在椅子上，这个三角看起来并不稳定，而在后面刘耀军与刘星对话的镜头中，刘耀军始终是占画面更多的那一方，这个家始终在他的笼罩下发生着改变，而王丽云依旧在默许着一切的发生。刘星的出走使刘耀军又一次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而他对刘星这种近乎畸形的教育方式既是对亲生儿子的极度思念，也是他对自己父亲权威的强烈欲望。而王丽云的一生则始终生活在刘耀军画好的生活轨迹中，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她的悲喜都被笼罩在刘耀军的“父权”思想中。这也是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的现状。王小帅导演用最片面但也最真实的方式揭露了一个无争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而消弭。影片中的人物对于“男性是家庭传宗接代的根本”这一思想是认可的。刘耀军和王丽云将领养的孩子的姓名改成刘星，又在刘星离家出走后极度愤怒，隐喻着二人内心对儿子的渴望与思念。家族子嗣的延续是影片中每个人物一以贯之的思想，女性则被刻画为“贤良淑德”的隐忍形象。二人回到故乡与远在海外的茉莉和她的儿子视频时王丽云慌张失措，刘耀军在看到桑尼是一个混血而非自己的孩子时，他既庆幸又失落。养子刘星在影片最后的回归毫无征兆，而刘耀军和王丽云在与刘星的通话中也没有任何责怪。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把刘星当成了一个心理慰藉，他能够代替亲生儿子延续香火。刘星最后带着女朋友回家也预示着养子刘星未来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从血缘上讲并不是刘家的孩子，而从人伦关系上讲，刘星的孩子就是刘家的孩子。这体现出影片对代际传承的执念和对女性形象的功能化表达。

二、《地久天长》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性欲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摘要]民族主义是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女性主义概莫能外，故两者能在“兴女学”上形成某种或某些契合，构成互构关系，但由于存在假设主体、存在基础和政治诉求诸多差异，贤妻良母主义成为两者发生碰撞的关节点。

[关键词]女性主义；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晚清以来各种思潮的底色和主导力量，与晚清传入的在西方方兴未艾但仍居边缘的女性主义不期而遇将呈现怎样的图景？戴锦华认为:“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置似乎十分逻辑又不无荒诞”。之所以荒诞，在于两者在理论表述系统中形同水火。从女性主义立场来看，民族主义尤其是其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而从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女性主义或是一种女人的无事生非或奢侈之想，或是一种极端危险、极度可疑的鼓噪，或二者兼有。[1]然而，在实践层面上两者却又彼此介入、相互渗透，“女性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一种策略，在实际行动中提供介入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妇女实际处境不仅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语境加以理解，根本上就是民族/国家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实践层面上的这种奇特的勾连使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纠缠在一起，形成既互构、又碰撞的关系。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两者的内在张力关注尤少，本文选取女子教育作为切入点，以期对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的思考，探究对本文主题展开新的更为深入而全面理解的可能性。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互构

受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召唤，一切现代化运动都不能离开民族主义的保驾护航，否则将难以长久，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亦不例外，它与百年现代化历史相始终，因此，中国女性主义的历史与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既互为前提，又相互依赖。

（一）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互构的动因

关键词：女性主义妇女另类媒介新社会运动

[摘要]：

各种批判研究的探索已证实了资本主义传播体制的缺陷和霸权意识形态的政治建构本质，“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不仅要揭示传播产业与传播制度的种种性别不平等的迷思，更要致力于改变这种不平等的传播情境，具有自反性（reflexivity）的行动主义者创办妇女另类媒介（womenalternativemedia）的举措就是一种突破传播产业资本密集、经营垄断与科技数字鸿沟的结构性压制，为社会公正而抗争的媒介实践策略。本文将论述妇女另类媒介的产生语境与主要特征，以及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关联。从不同种类的妇女另类媒介研究可见其广阔范围和多样性，也会突出妇女另类媒介显著的共性——妇女经营和控制的、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批判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另类媒体/反主流媒体/替代性媒介，英文都以AlternativeMedia统称，具有先锋政治的性质，以弥合主流媒体所遗留的鸿沟为己任[1]，创办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的弱势社会团体，另类媒介的生命力与各种社会运动息息相关，约翰•唐宁（JohnDowning）指出另类媒介属于小规模、集体运作的媒介项目，强调自我管理，表达了“想象的政治（prefigurativepolitics）”（Downing，2001：71）。另类媒介也经常以社群（community）、激进（radical）、进步的（progressive），有时亦以地下的（underground）媒介/报纸，或是替代性媒介相互使用；台湾则以“小众”媒介或地下媒体指称另类媒介，如绿色小组、地下电台、民主电视台等[2]。美国学者大卫•阿姆斯壮（DavidArmstrong）的《战斗的号角：美国另类媒介》（ATrumpettoArms:AlternativeMediainAmerica，1981）论著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另类媒介研究堪称本领域研究的早期典范。作者认为鉴于美国的资讯工业已逐渐成为意识产业,灌输并管理大众的思想与情感，塑造大众的行为归纳起来，另类媒介创办者力图改变现状，重塑大众心智(reform-minded)。美国另类媒介作为社会行动者改变标榜客观、中立的传统新闻观念的产物，欢迎社区民众的参与，采取多元化的方式筹集资金，如广告政党捐助特定利益团体捐赠等，但仍只有少数能自给自足。另类媒介的行动者倡导解放性的（emancipatory）媒介,要求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由使用者来运作,每一个讯息接收者都可被视为潜在的传输者,在这种媒介民主（mediademocracy）中,传播过程远比媒介产品的消费更重要。在美国社会变迁的运动中,另类媒介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推进草根政治的议程弥补民主化社会的某些缺失。英国学者克里斯•阿顿（ChrisAtton）通过对一系列另类媒介的案例分析，归纳出另类媒介的共性：大量普通的、非专业的人士作为管理者、编辑和设计者，负责组织与生产；鼓励自我管理并强调集体组织，以使更多的愿意贡献的人员参与进来；为达到让更多人参与的平等目标，另类媒介激进地重新定义生产一个出版物所必需的组织和写作技能；“业余”、非专业的作者（“本土报道者”）可以通过把自己预设为行动主义者并发展报道技巧，以颠覆媒介中的等级秩序，其不仅表现了对“压迫关系”的激进态度，同时也体现出生产的激进形式；另类媒介能够“为失语者发出声音”，也就是说，它给那些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介中失去话语权的人以进入媒介的机会（不管这些人是在地方团体或是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说抗议运动）；另类媒介的实践表明，一些主流的生产手段可以被调整和重新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和更为民主化的媒介计划一部分（Atton，2002&2003）。

妇女另类媒介涵盖了上述学者对另类媒介的描述，但要充分理解妇女另类媒介的愿景，还得从主流媒介批判和突破传统社会性别约束的另类媒介实践，以及由此衍生的知识构成开始，虽然妇女们创办的另类媒介不会显著地改变主流媒体机构的性质与决策，但她们批评和挑战了主流媒介的权威性，既创造了妇女发声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又共享了妇女之间的生活经验、智力情感，以及被倾听的尊重。从传播理论的拓展而言，提炼妇女另类媒介的参与价值，并在当下中国积累激进学术言论，也是认识主流传播产业局限性且丰富批判传播理论的面向之一。

一、妇女另类媒介产生的语境

摘要：女性主义是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研究转向”使人们进一步从女性主义视角去认识翻译的复杂性，具体表现为对女性主义译者的政治需求和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等研究。然而，由于翻译已从单纯的语际交换方式上升到文化、政治干预层面，所以，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分彰显女性主体意识和性别立场的观念在翻译过程中难免有些偏激。本文立足于女性主义批评观，结合具体实例深入探讨女性主义在翻译领域的影响及其反思。

关键词：翻译研究；　女性主义；　文化研究；　反思

女性主义①翻译研究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加拿大，主要是女性主义思想与翻译理论的结合。它将“性别”看成是文本创作的重要因素，试图通过语言突显译者的性别主体作用，从而在文化上追求女性独立的体验和女性文学自己的传统。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强调译者主体性、关注女性写作文本和语言、彰显女性身份和地位的翻译。其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等。她们提出的很多翻译理论对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广泛的影响。

一、翻译活动中的性别视角

随着反抗压迫和争取平等自由权利的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人们开始关注两性的性别差异，所以“性别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性主义者们常通过“性别”这把利剑抨击父权中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并通过翻译话语抵抗性别歧视。雪莉·西蒙说：“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②那么究竟为什么有学者将翻译自然而然地同女性结合在一起，并且贬低女性翻译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呢？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一直处于原作的“模拟”和“派生”的地位，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在《翻译的性别隐喻》中说：“译文被视为‘贞洁的少女’‘情妇’或‘不忠的恋人’。”③显然，翻译与不同层次的女人的特征相结合，恰恰说明了在两性对立的模式中，男性被赋予正面价值，而女性只是证明男性存在（包括性）的工具。  比如在伊娃·恩斯勒（Eve Ensler）的《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中，男人们痛恨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却又堂而皇之地成为蹂躏她们的禽兽；他们为了极力维持这种二元对立模式，不断地将女性打压和排斥到边缘地位。追根溯源，这种现象还是一种男女在性别文化地位上的不平等，即由“性别差异”造成的。男女两性有着生理、心理和文化上的差异。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被动的，是被阉割过的，这就像翻译较之原作而言是无足轻重的一样。首先，从生理性别属性来说，男性和女性是不可置换的。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具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相应的，从文化性别属性而言，原文和译文也是这样一种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译文就像女性的性别特征一样，只是原文的语言转换，是无法进入经典之流的；而译者也相应地遭到学界排挤，视为低价的工作。所以通过种种比较，一些人就从译文身上找到了女性这个“同等低劣”的对应口。然而，这种强势与弱势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古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古希腊，却在文化上被古希腊征服一样，人们只看到翻译在“复制”，并没有注意到翻译所承担的沟通不同民族文学、文化的桥梁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过滤和再创造都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过程。同理，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会将女性群体的文化和思想传播到大众中，而翻译在此时充当了女性传统和文化交流的媒介。因此，笔者认为，将翻译与男权意识中的女性相提并论是不妥的，因为翻译不会永远处在边缘地位，女性也不会永远处于“失声”的状态。埃莱娜·西苏在其作品《美杜莎的笑声》中就提到女人“甚于男人”的特点：“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男人受引诱去追求世俗功名，妇女则只有身体，她们是身体，因而更多地写作。”④西苏不但提出了“躯体写作”的口号，也赞赏女性这种描写肉体美感的方式。女性通过写作来觉醒，走向真正的心灵上的解放。同样，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时，也会相应地进行改编和再创造，吃掉男性作家笔下扭曲、诋毁女性的话语，呈现出符合女性价值观的译作。所以，翻译并非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属性，虽然翻译出自原文，但经过“再创造”的翻译是具有不同于原作的面貌和价值的。作者列举的这个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抹杀了男女二元对立和翻译的女性属性的模式，从而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思想。

二、女性主义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摘要：本文介绍了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这一学科的历史兴起，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媒介机构、媒介文本和受众，以及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前景。并通过大量经典案例来展示女性主义与大众媒介研究的融合，以及这些理论的发展历程。文章用研究者的眼光，从纵向的历史发展和横向的研究对象来在整体上把握这个领域。

关键词：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机构；文本；受众

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兴起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早在18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并爆发了大规模的妇女运动。这场妇女运动到20世纪初形成高潮，即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再度形成第二次高潮。这时的“feminism”已远远超出了前期“女权主义（运动）”所指涉的政治运动的范畴，进入了对构成社会整体的文化加以批判的女性主义批评时期。因此这一阶段，多被称之为“女性主义”时期。

女性主义凭借这次运动高潮，走进了西方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并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教育和研究领域逐渐开始形成规模。此后，女性主义学者在诸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等领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性别清算，如清算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以及倡议女性写作、重写没有女性身影的历史、探讨人类社会进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等等，与此相关而诞生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各个支流学派，如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历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女性主义研究的视野也继续往其他传统学科方向扩展。她们很快将目光投向由大众媒介传播的通俗文化上，尤其是大众媒介对于女性不平等的文化表现上。“它包括了分析和批判通俗文化与大众媒介如何以及为什么用一种不公平、不公正和利用性的方式，在性别不平等和压制的更加一般的框架内来对待妇女以及她们的表现。”[1]如对广告中所流露的性别陈规，女性读者阅读罗曼司小说所产生的快感，女性观众对于肥皂剧的讨论，等等。但是这些理论零星散布在各个研究领域中，学界通常把这些尚未形成体系的研究统称为女性主义媒介批评。

一在2010年的电视荧屏上，《婚姻保卫战》是一部不得不提的电视剧。该剧由赵宝刚导演，由佟大为、黄磊、马伊琍、袁立等当红明星出演，由于其时尚的造型、诙谐的台词再加上以婚姻这一社会焦点为话题，使之成为2010年度的热门电视剧，被誉为现代已婚男女的“婚姻教科书”。一时之间，保卫婚姻成为街头巷尾以及各种媒体热议的话题。该剧选取了三个比邻而居的现代都市家庭为故事主角，按照这三个家庭中男女双方的地位和势力设置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分别是：男弱女强型——许小宁（黄磊饰）和兰心（袁立饰）夫妻；强强对抗型——郭洋（佟大为饰）和李梅（马伊琍饰）夫妇；“老夫少妻”型——老常（刘金山饰）和陈梦（于娜饰）。故事内容大致如下：证券公司白领李梅和装饰设计师郭洋已经结婚七年，生活平静。后来，李梅在同学杨丹等女强人的影响和鼓动下，开始转变以往的以家庭为轴心的生活方式，转而追求事业，结果导致夫妻之间冲突不断，矛盾重重，婚姻出现危机，濒临解体。还好，由邻居许小宁等人的帮助开解，两人冷静反思与沟通，最后才保住了家庭。皮具公司女老板兰心是李梅大学同学，事业如日中天，野心勃勃要成为行业女王。丈夫许小宁放弃工作，当“家庭煮夫”，在家里做家务和照顾孩子。她们的邻居老常是个再婚男人，妻子陈梦是模特出身，也不愿做全职主妇，羡慕职场女性。而老常却渴望安定的生活，不同意妻子出去工作。后来，兰心在不断索取的欲望下变成了赚钱机器，一直想扩大皮具公司的生产规模，结果却被一家皮包公司给骗了，最后公司还遭遇火灾，多年努力付之一炬。事业失败后，兰心甚至想跳楼自杀，所幸丈夫许小宁以其智慧和能力化解了种种危机。最后，夫妻俩利用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又开了一家小店，家庭生活在两人的努力下继续着。另一对夫妻老常和陈梦也在双方的让步和调试下，也平稳进行着。总之，到最后，几对夫妻在打打闹闹中成长，丈夫理解了妻子成就事业的快乐，妻子也承认家庭的重要性。最后，这三个家庭在经历女人不可遏制的事业心所遭遇的家庭危机后，都成功保住各自的家庭，打赢了婚姻保卫战。

二由于该剧将叙事视角对准了现代都市女性不可遏制的事业心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冲击，围绕女性试图冲出家庭、追求事业所引发的种种危机与矛盾展开剧情。所以，一些研究者认为该剧凸显了女性在现代婚姻中的地位，是一部彰显女性地位的具有新女性主义倾向的电视剧，是新女性主义电视剧的代表[1]。但是究竟该剧是不是能代表新女性主义在电视剧中的崛起，真正体现了女性主义的倾向呢？其答案是值得商榷的。其原因如下：

其一，从剧情设计来看，该剧把婚姻出现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女人不可遏制的事业心，这隐含着一种男权意识形态。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影视作品中，保卫婚姻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一般来说，现代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种：婆媳关系，城乡差距，第三者插足，夫妻双方的沟通困难等。可是，《婚姻保卫战》却把造成婚姻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女人（妻子们）不断上升的事业心导致的家庭和事业无法兼顾，所谓“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以至于引发家庭矛盾，进而危及到婚姻。我们首先来分析该剧的主干故事——李梅和郭洋夫妇保卫婚姻的经过。电视剧一开头，李梅和郭洋的的婚姻虽然正处于“七年之痒”的微妙时刻。但是，由于李梅在证券公司工作，在工作之余把家务打理得还不错，婚姻生活一直风平浪静。可是，看到兰心等同学的事业蒸蒸日上，在平静婚姻生活的表面下，李梅总有种不得满足的心态，是一位表面幸福内心隐藏着“女性的奥秘”[2]的家庭主妇。后来，李梅在同学——女强人杨丹的强势思想和行为模式影响下，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发现自己多年来以家庭为轴心的平淡生活并非所愿，凭能力完全可以像杨丹那样成就一番事业，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于是，李梅最终加入了杨丹的公司，做了其麾下的得力干将。不料，李梅跳槽后，家庭生活立刻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谐，夫妻为了孩子教育和家务分工闹出种种纷争，夫妻之间不是抬杠就是争吵。郭洋意外失业后，当了一段时间“家庭煮夫”。后来，在温柔美貌的女老板张瑾的赏识下，郭洋的内心已经动摇，两人还准备合作开家居公司。结果使郭洋夫妻之间闹出种种误会，夫妻关系陷入绝境，几乎解体。还好，由邻居许小宁等人的帮助开解，两人经过一番冷静的反思与沟通，最后才保住了家庭。另外几个家庭，也同样是由于女人们试图在家庭之外，开创出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天地，因而引发种种家庭矛盾。从以上剧情我们不难看出，该剧有意或无意地在告诉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正是女性内心那股不安于家庭的日渐膨胀的事业心，试图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导致婚姻出现危机，需要保卫。这样一来，该剧确实在同类婚姻题材电视剧中实现了一种“题材突破”[3]，成功地将一场场沉重的婚姻正剧乃至悲剧转化为一出出轻松诙谐的家庭轻喜剧。但与此同时，确实有回避沉重的社会现实之嫌。实际上，众所周知，女人的事业心在现代婚姻危机中的杀伤力远远低于婆媳关系等其他因素。并且，如此一来，该剧实际上落入了男权社会一般肥皂剧的俗套：“女性若是让工作高于爱情，她的婚姻就永远不会幸福；传统的父系家庭是对抗孤独与混沌的唯一壁垒……”。[4]而按照美国学者蒙福德在《午后的爱情与意识形态：肥皂剧、女性及电视剧种》一书中的看法，这些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无一不在维护资本主义父权制，是男权意识形态的体现。这无疑与女性主义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其二，从人物形象的设置与价值导向来看，该剧也与女性主义思想不符。在《婚姻保卫战》中，该剧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兰心、杨丹等在家庭和事业中都很强势的女强人形象。她们有着不亚于甚至超过男人的能力和事业心，干出了一番连男人都喟叹不如的事业。兰心在把丈夫许小宁赶回家做“家庭煮夫”之后，凭着自己的辛勤和蓬勃的事业心把皮具公司经营得风生水起，生意如日中天。在家里，兰心对丈夫也是一个呼来喝去、说一不二的主，显得非常强势。这是一位典型的现代女强人形象。她的同学杨丹的能力也不亚于她，在与丈夫老袁离婚后，她野心勃勃地接过前夫留下的房地产项目——蓝色港湾，力图把它打造为一个一流的商业服务中心。虽然经历一些波折，最终，杨丹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主。在这些女强人的映衬下，兰心的丈夫许小宁一开始显得有些可笑，甚至在男人们看来有些丢男性脸的角色。因为他离开皮具公司后，回到家里，当起了男人们所不屑的“家庭煮夫”。整天就知道干家务，依靠伺候和讨好老婆兰心过着幸福的小日子，俨然是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颠倒为“女主外，男主内”。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些，那就容易把该剧误解为一部彰显女性能力，否定男权传统的女性主义电视剧。然而事实上，该剧在表面上的女强男弱的人物形象设置之下实际上是另有玄机。实际上，兰心等女强人强势的外表下无一不隐藏着一颗脆弱的心。她一心扑在事业上，积劳成疾，遭遇老赖，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是许小宁用他的勇敢和智慧将债要回来。接着，她急于扩大生产，又被一家皮包公司给骗了。在屡屡受挫之后，她万念俱灰，爬上高楼，欲寻短见。所幸丈夫许小宁过去不经意间所买的一份保险给兰心新的希望。后来，夫妻俩用这笔保险金开了一家皮包店，可惜生意十分清淡。又是许小宁想到网上开店，才使皮包生意有了起色。可以说，在整个故事当中，许小宁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和决策者。他是表面软弱，实际上关键时候却不失男儿刚强的本色。加上其出色的厨艺和料理家务的能力以及一副天生的好脾气，简直就是一位堪称完美的丈夫，让现代女性神往。无怪乎，媒体纷纷报道：该剧捧红了许小宁这位完美可爱的家庭煮夫。由此可见，在兰心夫妇之中，兰心的强大只是表面，其内心仍然不失传统女性的脆弱。而许小宁则与之相反，他是表面软弱，而实质上却是一位不乏阳刚之气的男性。另一位女强人杨丹同样在其精明强干的表面下，有着一颗敏感脆弱的心。她与丈夫老袁离婚后，表面平静，内心失落；人前强笑，背地流泪。即使事业再成功，也难以抑制其对家庭、对爱情的向往，渴望得到男人的呵护。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工作之余和男人相亲甚至网恋。这些都足以说明兰心、杨丹等现代女强人们的强势只是表面的，其实质仍然是柔弱的。而这样一种角色设置隐含着一种导向，那就是女人再强大，也是弱的，需要男性来扶持的。这样一种价值导向无疑是与女性主义理念不符的。因为根据女性主义者西苏的观点，女性本身是双性同体的，“每个人在自身中找到两性的存在”[5],女性是独立自足的，根本无须借助男性。由此可见，《婚姻保卫战》在角色安排以及价值导向上与女性主义思想是相左的。

其三，从该剧的故事结局来看，其主题也与女性主义思想相去甚远。在该剧的结尾，为了保卫婚姻，几位一心要冲出家庭，欲在职场上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女性最终都选择回归家庭，承认家庭的重要性。李梅选择了对丈夫的谅解，对事业的淡出；杨丹选择了与老袁复婚，并且决心不再那么强势；陈梦怀孕，离回归家庭的日子也不远矣。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兰心的回归。如上所述，兰心本来是一位一心发展事业，对家庭不屑一顾的我行我素的女强人，也是李梅们羡慕的偶像，是整个妇女解放组织的旗手。可是，到最后，兰心还是屈居在丈夫许小宁之后，对他言听计从。一句“老公，我听你的”，道尽了一个曾经盛气凌人的女强人对男性权威的屈服，让人们深刻体会到再强势的女人最终还得依靠丈夫，还得回到家庭的港湾。这就说明，对女人来说，家庭和事业能够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当然最好不过；如果难以两全，那只有适当收敛自己的事业心，否则的话，就无法打赢这场婚姻保卫战。这样一来，等于又重申了“男治外事，女之治内事。……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6]的传统价值观念，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男权意识形态不谋而合。

三所以，总体看来，《婚姻保卫战》

【摘要】WhiledrawinguponandapplyingthebasictenetsofMarxism,theacademicschoolofMarxistfeministcriticismhasconstan-tlyassimilatedmoderncriticaltheoryandhasenrichedandad-vancedtheMarxisttheoryonwomenwiththegendertheoryasthebreakthroughpoint.Thisarticleexploresthelogicalexte-nsionofthebasicconceptsoftheMarxisttheoryonwomeninfeministcriticism.Imperfecttheoreticallyandmethodologica-llyasitis,Marxistfeministcriticism,asthearticleindica-tes,isstilladeveloping,highlyvaluableacademicschoolthatmeritsourattention.

【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贞操，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多种根源都离不开私有制，而其中经济因素是关键。

摘要：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发展的同时，因其在应用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际情况，显现出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社会的误解与非议。女性主义批评日趋保守的状态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了误区与困境。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第一章历史的回溯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女性主义的产生是和历史上女性争取选举权、平等受教育权、同工同酬等权利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的，这些运动成为女性主义思潮的历史基础和理论背景，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女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内涵与意旨也不尽相同。本章主要追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流变的历史背景及其与本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相结合的现实语境。

第一节放逐边缘外的真实存在

——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流变脉络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候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被提出来呢？

——丁玲《“三八节”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