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范文10篇

“我寻求一朵花，期待用更加艳丽、更加美丽、更加令人沉思、让能打开神秘之大门的花儿去替代心灵之花的位置。在这朵花里凝结着最伟大的真实但却不能倒下、即使被扔弃了也于心不忍、为生命注入生命的神奇;从花的时代以来，她经受各种历程，一直忍受了自由的渴望和情感的磨难，她的枝是笔直的;在火红的花蕾里隐藏着理想之林，在她的每个细胞里喷洒着生命的火种。你们认识这朵花，这朵花就是妇女。”①妇女文学是以描述妇女题材、妇女生活为目的的，其主人公几乎都由妇女形象组成。她们冲破维吾尔古典文学创作中的传统模式，表现出思想深度、性格的复杂性等多样化。本文就常见的几种类型做一分析和探讨。

1．传统的妇女形象。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将“忠女”“贤妻良母”“纯洁无暇的姑娘”等“好女人”作为维吾尔族妇女的传统标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在偏僻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的城市、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在生活哲学上、在世界观、价值观、举止言行等方面，维吾尔族妇女都将这个传统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社会和公众也将这个传统的标准作为法律依据;女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在观察妇女生活和妇女形象时，也总被这个传统的标准所制约。维吾尔古典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正属于这种价值观的代表。在维吾尔人的生活中，没能超越这个传统的标准而想象妇女问题，于是，妇女形象最早作为这种传统的不同反映而得到了展示。纵观女作家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为了这个传统而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有小说《昂格利特湖》中的佐赫拉，为了成为不辜负母亲的希望、履行自己职责的“孝敬母亲的好女儿”，她用自己的婚姻来打赌;《沙漠之梦》中的艾维孜罕为了保持自己的贞洁，牺牲了自己的婚姻生活;热孜万古丽•玉素甫的短篇小说《露珠》中的吐尔逊尼亚孜罕，为了忠于爱情和男人，以好像“就要到来似地”自信将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等待了七年，甚至当她得知丈夫不可能回来的消息以后，还仍然以各种借口为他辩护;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她可能一生在等待那个男人中熬过;小说《多雪的冬季》中的米赫热阿依，将维护充满伤心和不幸的家庭作为她的使命;《石城女人》中的祖勒阿雅特以传统的女性意识拯救了濒临破裂的家庭。总之，这些女性为实现做“好女人”的愿望而忍辱负重，默默吞咽着苦果。她们以自身的女性意识，随时准备为家庭、孩子和丈夫付出更多，甚至甘愿牺牲自己的终生幸福乃至生命。在维吾尔族传统意识中，为家庭、丈夫敢于牺牲自己并能忍受侮辱和折磨的女性被视为“女人之品德”。她们崇拜男人，依赖于男人生活。这些妇女们就像《轨道》中的阿斯雅、阿斯演的母亲及她的祖母一样，一切都听天由命，忍辱含垢地在痛苦和折磨中生活。“算了，佐赫拉，女人怎敢和男人比呢，你还是忍了吧……”(《昂格利特湖》)这些妇女是愿意这样生活还是出于无奈?从祖母到母亲、从母亲到女儿遗传的“优良品质”为什么仍然不能给她们带来幸福?难道她们是为永远付出牺牲或代价而造就的吗?她们的生命不也只有一次吗?为什么同样的生命对于女人却那么残酷?女作家们从两种不同的角度塑造了遵循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一种是在现代化的影响下为维护和继续自己的道德传统为目的而塑造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以自身的优良品质和传统的女性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深深感染着读者(因为这种形象在大多情况下是以悲剧性的生活画面而出现的)，但在总体上还能够让读者喜欢和得到读者的尊敬;另一种是为唤醒和拯救自己和周围的、在超越传统道德标准的影响下而困惑和迷茫的妇女为目的而塑造的形象。她们始终围绕着不能摆脱落后于时代的妇女意识中的悲惨的“轨道”，不能摆脱在个人解放、争取自由、平等、尊严、独立生活和为自己生活的欠缺。直到今天，女作家笔下所塑造的大多是超越传统道德标准的女性形象。女作家们通过塑造这类形象，一方面表达了她们对不幸女同胞的同情;另一方面则强烈控诉了裹着“忠贞的女人”“贤妻良母”“贞女”等漂亮的外衣，不断去折磨和吞噬妇女们的幸福、精神世界和生命的陈旧、落后的所谓“传统”的准则和标准。

2．女英雄形象。

提起“女英雄”，我们不禁想起在历史上曾出现的“诺祖古姆”“热孜莞古丽”等巾帼英雄的形象。这里说的不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女英雄，而是为现实生活而斗争的英雄，是那些为生活而奉献自己的女中豪杰。自古以来，除了个别现象以外，大多是将妇女描写为脆弱、担忧、愁苦的群体;但是在当今维吾尔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妇女及她们的生活，塑造了一批坚韧不拔、不畏艰难困苦、敢于面对生死抉择的崭新而又光彩夺目的女中豪杰形象。请看以下例举的女杰们的壮举:小说《沙漠之梦》中的艾维孜罕为自己纯洁的爱情、自由婚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最终以自己的勤奋、顽强而获得了幸福。然而，最终因自己的尊严受到无法忍受的伤害，她亲手杀死了艾穆拉罕。虽然她成了“凶手”，但人们仍能接受她，因为，她自尊自爱的人格符合当代人的价值观。尽管她的这一行为超越了保护自己爱情的界限，但她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的精神在果断的拒绝和勇敢地选择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凝练和重生。像艾维孜罕这样有尊严地生活，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而勇敢地面对死亡，对于人类、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是非常可贵的英雄壮举。热孜万古丽的短篇小说《绿色愿望》中的祖穆来提，因丈夫的无情无义和背叛，她被迫离开家庭、儿子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当她身处绝境时，幸福又重新向她走来。然而，正当她为自己的婚礼做准备的时候，因其父亲和继母的虐待而被赶出家门的儿子出现在了她面前。“可爱的宝贝，我们会生活在一起的，我们不会分离。爸爸不要你，我要你。”于是，祖穆来提毫不犹疑地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幸福，与两个孩子生活在了一起。“我只知道自己是一个母亲，我感到我的生活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任何时候我都感到，母性的情感、母亲的职责都高于一切。每当想起孩子们，作为母亲，我的情感就会不停地激荡、膨胀;一种最美好、最神圣、最纯洁的爱就会在我心中闪烁。这让我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作为母亲的职责。”为了两个孩子，母亲放弃了重新得到幸福的权利，将孩子们紧紧拥抱在怀里。这是一种英雄的母亲形象。人类不是以自己的身躯、相貌、威望、声誉和财富而伟大，而是以自己的尊严、人格、信仰以及在生死选择中的果敢、慷慨、奉献和牺牲精神而伟大。在女性文学中，女作家们超越妇女自身的高度塑造了一个个极富人性的光彩夺目的妇女形象，赞颂了妇女的伟大、顽强和勇敢，同时也证实了妇女们不是只依赖于男人供养和保护的弱势群体，而是一个值得尊敬、热爱和崇拜的英雄群体。她们的这种英雄行为绝不亚于可歌可泣的创造人间奇迹的英雄人物。

3．在现代与传统中迷茫的妇女形象。

一、美国黑人女性作家的生存以及文学创作环境

在美国，尤其是在20世纪以前，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同样，在美国文坛上黑人女作家是不被承认的，黑人女作家长期处在文学创作的边缘。甚至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黑人女性文学是不存在的。而白人女作家是被文坛以及社会所接受的，比如斯托夫人、玛格丽特?富勒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些黑人女性作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但是她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写作，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作家。这种非职业化的写作，也对她们的文学作品被认可造成了阻碍。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也是她们文学创作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美国文坛评论界一些评论家对黑人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在这些评论家中不仅包括白人同行，也包括一些黑人男性评论家。但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不如同为黑人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受重视。原因有两个:第一，在美国文坛有两种文学批评主流:一是白人文学批评(包括以白人男性为主流的文学批评和以白人上层社会女性为主的女性文学批评)为主导。这些批评家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身份、种族。他们也就无法正确客观的讨论分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更有甚者他们连讨论黑人女作家文学作品的意愿和企图都没有。二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更倾向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强调女性主体意识，他们不愿屈服于现实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而文坛的批评又大部分以男性为主流，评论家对她们文学作品的评价自然也不是很高。三是黑人女权运动发展的缓慢，同样制约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美国黑人女作家由于自己的黑人身份与女性身份，深受社会各种不平等待遇。社会上的一些出版商，对黑人女作家态度很不友好。种族歧视制度限制了黑人女性受教育和实现自我的机会。黑人女作家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很难摆脱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学环境的影响。黑人女性文学要想有所发展，就必须提高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20世纪末期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使美国黑人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上为黑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和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二、黑人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种族运动的兴起，黑人的人权意识得到苏醒，他们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斗争，人们也从一些黑人文学作品中加深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意识。这是一个黑人文学的繁荣发展时期。黑人女性也用文学创作的方式，也就是职业化的写作来表达她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这时候黑人女性创作群体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也标志着黑人女性文学正式地产生了。同时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出现了，这一流派的出现，预示着黑人女性文学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成就突出的女作家，比如:黑人女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就创作了著名的《阳光下的葡萄干》，她因为这部作品被称作“现代非裔美国戏剧鼻祖”。这些黑人女作家摆脱了传统的文学抗议方式，从弘扬生命的高度上来表达对自己种族的关心、对黑人女性的关切、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

三、黑人女性作家文学作品的内容

黑人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涉及内容范围广。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记录作家青春成长经历的自传体。第二，在60年代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运动的背景下发掘非裔美国文学的作品。第三，注重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阐释和表现的文学作品。第四，强调种族平等、政治平等、性别平等、阶级平等的文学作品。第五，关于注重挖掘黑人文化传统、纠正黑人群体内部存在的黑人自轻自贱的思想和黑人种族分歧的思想的文学作品。第六，关于家庭宗教价值观的文学作品。黑人女性文学作品内容更多的是关注种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开拓，这些女作家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将受到社会种族歧视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黑人女性命运表现到极致，把自己追求女性个性解放的思想与本民族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苏醒与强化。尽管一些男作家也刻画了许多黑人女性的形象，他们却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束缚性，男作家们(包括黑人男作家)无法更加客观地从黑人女性的角度进行创作。因此，作品不能很好地表达黑人女性的思想与要求。而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触以及她们独特观察事物的切入点，一种同质的女性身份很好地帮助她们更好的了解黑人女性的精神需求。她们也力图摆脱美国文坛上的男性文学传统的束缚，注重寻找与挖掘女性自身特有的声音。

一、女性文学及英美文学概念简介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女性文学和英美文学都是非常熟悉的文学形式，但是对于它们的概念的界定，却很难准确的实现。只有了解了英美文学和女性文学的基本概念以及女性文学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解读女性文学在英美文学中的地位。

1、英美文学

英美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历经数百年，甚至近千年的发展，英美文学或自由婉约，或浓烈多情的风格一直在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我们认为，英美文学是指以早期英美文学家的作品为基础的，反映英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等内容的文学形式。

2、女性文学

女性文学，有时也被称为女性解放文学或者女性主义文学（在有些观点中把女性解放文学或女性主义文学看作是女性文学的分支流派），最早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它是指以女性视角为出发点，充分结合女性的思维方式，审美理念以及女性的世界观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女性特有的情感和细腻的写作方式，以女性命运、女性权利等为内容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由于女性文学是以女性的思维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文学形式都显示出温柔又不失刚烈，渴望权利又不失尊严的特点。对于女性文学，一直存在一些误区，最常见的两个误区就是只要是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女性文学，另一个误区则是只有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才是女性文学。事实上，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女性文学的范围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有一些外延作品我们也把它纳入到女性文学中，比如男性创造的但是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也可以认为是女性文学，但同时，一些女性创作的，但与女性生活、视角等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作品并不是女性文学。由此可见，女性文学的界定应该以创作角度或者创作内容为依据。

论文摘要：《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演变历程，结合叙事学、新批评的方法，回归文本，挖掘隐含于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

一、男作家书写中女性“被看”的重围

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完全置女性于“被看”的位置。儒家确认女性的价值只注重一个方面，即作为客体，被男性审视、评判。“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孟子?万章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强化女性的人伦和个体使用的“被看”的价值，女性的存在价值被有意忽视、贬抑。这种文化根基经过千年培育灌注，女性逐渐将男性的“看”的角度内化为自我行止的尺度。经过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洗礼，女性从被禁锢的圈子走向了复杂广阔的社会，有了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新眼光。但国家解放过程中的女性解放，“它是以国家主体来解放妇女，所以不能说是妇女的解放运动，而是解放妇女运动。”［1］（P106）女性“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是做个女人，还要做人”，［2］（P31）显然是做到了，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意识仍在不同区域、不同层面落地生根，蔓延滋长。大量的当代文学作品反映女性仍是千年既定的女性的容貌姿色和善良、温柔、忠贞与甘愿牺牲，标志着传统男权社会的价值制度及整个文化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看”的期待。对女性自身来说，已有了独立于世的能力，但尚匮乏自主自立的意识。特别是“十七年文学”看似革命，事实上在性别层面上由于普遍强调革命化特征而导致女性意识的遮蔽或相当程度的消解，在思想、精神特别是情感上，也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传统文化中。“‘男性中心’文化因此得以在‘男女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在家庭生活中，在男女关系中，在我们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在性别观念上，我们仍然在用传统的标准判断是非，裁决人生。”［3］（P205～206）“五四”的女性形象表现的只是文化上的个体觉醒，当代要突击的是观念和机制上女性性别的觉醒。女性的存在状态、和他者的关系，正如波伏瓦所揭示的“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4］（P309）在长期的男性中心文化的社会里，女性的成长不再以女性的身心的全面发展、女性的创造潜质的充分实现为出发点，而是以非文明化的男性建构的社会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的女性的“被看”的理想范式，而这积久的文化的浸淫对女性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女性自觉地选择了这种“被看”的范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正如女性“审美”曾经被男性看作或三寸金莲或环肥或燕瘦，男性调整自己审视的角度，女性改变自己的身姿体态，将原是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这种鲜有女性声音的男权文化的强塑是如此悠久、广泛。反映在普遍创作中的文学形象往往是强悍、伟岸的男性救世者，而弱小、依附的女性则是被男性拯救的对象。当代女性文学形象的男性书写，在张贤亮的“唯物主义启示录”系列作品中，马缨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陪着你”；黄香久则是不计得失，男人沦落到自己身边时就陪伴他，男人康庄大道时就自动隐没，这是以文学为诱饵驱使女性进入一个感情的圈套，从而心甘情愿地成为男性的附庸，成为反神话中女人生命的复活，她们救赎了男人的肉体，但精神上她们仍被落难的男人审视甚至审判。在贾平凹的《废都》中，她们“是易于被性的欲望所征服，从而为男性彻底奉献的‘美’的化身”。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女性是男人眼中的尤物，这便是她们的历史命运，除此之外，她们已经失去任何进入历史的理由。”［5］路遥、苏童等对女性命运赋予了宿命性的悲悯，《人生》中的刘巧珍“有颗金子般的心”，热情似火，温婉如水，但作家并没有按照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来设置巧珍的心理活动，而用自己的男性立场制作了他的女性想象，其男性的主体意识压抑着女性主体性，二者之间不构成对话关系，巧珍也就成了男性启蒙的典范。“苏童的妇女故事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们的个性各有差异，但有一点似乎是根本的，她们无法使自己成为一个天然存在的女人，她们几乎都有着饱满的生命情欲，但是她们又总是面临着生命力不能张扬的苦恼，而更要命的是她们又都无法摆脱自身情欲的困扰。”［6］（P7）当代文学女性形象从“被看”中突击的重任只能靠女性作家来肩负。

二、女作家对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

杨沫的《青春之歌》较早地表达女性的主体性，反叛性地写了“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文化语境下，作者本欲张扬的女性“看者”的主体意识，结果却是林道静由“精神的核心”不自觉地置换成“结构的核心”，结构上男性是她的“配角”，她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却要被“成熟”的卢嘉川、江华等男性教育和引导。小说中显性的男性叙事潜存着隐性的女性叙事的文本，隐含着杨沫内心的女性“看者”主体意识最终妥协于男性“看者”的意识。张辛欣的《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等作品也着力塑造欲与男人争地位、争事业、争尊严的女性精英，作品多用女性第一人称来讲述“她”的社会角色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但女主角“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独自忏悔：原谅我……”由于不能为男性改变自己而忏悔，这无疑是以女性自我要求牺牲个性为代价，重返男性对女性形象的需求，吻合“他”对“她”看的期待。有人评论说：“如此偏颇与不公允的男性叙事视角，却被以女性视角来体现……人们仿佛只为她的反男性化叫好，而并不认真关注她所反的‘男性化’的实质是什么，从此实质中反出的她，将要往何处去寻找，或者说是回归到什么样的‘本性’上来的深层问题———实在令人感到中国女性意识在女性生活史的悲哀与沉滞。”［7］（P196）女性形象的突击并不是说和男人一般模样，“女性雄化”并不是女性的出路。翟永明的《女人》组诗所表现的女性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唐亚平的《黑色沙漠》对女人与性的哲学思考，将女人由“社会自我”向“生命自我”进行自然还原，还原到家、爱和身体体验中，还原到世俗化的生命关怀中。

自然还原既不能回到传统，又要以女性自我姿态与社会同步，这是一个蹒跚的路途。张抗抗曾说：“如果我们真正希望唤起妇女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那么我们在作品中一味谴责男性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把视线转向妇女本身，去启发和提高她们（包括我们女作家自己）的素质，克服虚荣、依赖、狭隘、软弱等根深蒂固的弱点。”［8］（P185）方方对自然还原的女性形象做了深入的体察，从处女作《“大篷车”上》到近作《树树皆秋色》，对女性书卷气质的书写成为她的一种真正“看者”的女性形象的建构，在《奔跑的火光》等作品中又批评性地道出了女性无知、功利等修养缺陷的性别警醒。传统文学采用的多是第一人称男性主人公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显现着一种男性话语权力，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叙述、被看的地位，于是这些文本故事的叙述本身造成男性中心的“看者”位置，加之一些议论和理性叙事进一步强化叙述者的男性主体性，而同时压抑着作为被叙述者的女性形象。方方等作家从精神层面展开了从女性叙事者的开拓到女性主体形象的置换。女作家在自身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及更为自由、现代的语境下得以更为鲜明的“看者”姿态从精神到身体展开反叛突击。在女性获得话语权后，女性创作者进行内在的自我反思，肯定了被传统文学贬抑的女性的欲望。确实，女性文学形象的突击“有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不能忽略或无视女性的性心理，如果女性文学不敢正视或涉及这点，就说明……女作家亦未认识到女性性心理在美学和人文意义上的价值。”［9］跃出女性置于“被看”悲剧命运的复杂性，以及这一悲剧命运中女性深层的依附心理应承担的责任，女性文学形象理当表现出从传统的“为男人悦”到现在的“为自己悦”的转变。以王安忆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以解放的、自由的女性态度从自然层面以女性之躯体验感情，认识世界，并从本真自然层面提供女性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建立女性话语的机遇。突击传统的被男性价值理想塑造的女性贞洁淑静、温婉柔顺的美，突击这些以贬低、弱化、压抑、歪曲女性鲜活本真的生命力和热烈的生命激情为代价，以牺牲女性的思想权、话语权等体验者、“看者”的权力为条件，将女性置于“被看”的客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女主角去体验、感受生命欲求的快乐和主动。“尽管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人的自然属性和主体力量会冲破一切藩篱枷锁而得到舒展。”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中的女性形象均体现着女性生命本位的自我认识，在文化和人性层面对女性的欲望加以认同和赞美，肯定女性原欲的释放是健康人性的自然表现，在中一扫被动姿态变为主导者，内心的欲望不再是隐含的话语，对的渴望明晰展示。男性成为女性欲望的对象，女性是“看者”，这与传统的男女关系的位置置换，意味着对男性在思想观念上的放逐。鲜明的女性审美意识，不仅表现在女性为主角，且始终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立场对人类性意识进行审视和思考，改变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仅仅作为被看、被写的对象的状态，这种对男性、对被性别秩序放逐的女性及对城市的打量均采用女性的视角，形成一种女性的感悟、透视、批判和探寻。池莉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形象从内心到表现都比男性强健，在与男性的较量中，常常是胜利者、看者，爱情不过是让她们生活得更有质量的手段而已。在《不谈爱情》中，无论是知识女性梅莹，还是出身卑微的吉玲都展示了现代女性极富目的性的行动，她们外表柔顺美丽、温婉可人，骨子里却是旧框架的摧毁者。精神及身体的逐渐突击，女性文学形象开始以“她者”的目光审视男性，消解男权意识对她们的禁锢，重建女性自我与话语空间，由此男性文学形象在女作家笔下也就由主角转为配角，由偶像化、英雄化删改为世俗化、平庸化。林白、陈染笔下的女主人公“起初都曾试图与男性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男人的自私、阴暗或庸俗的占有欲令她们难以容忍，……试图在这样一种外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尽可能保持内在生命的纯净，实现自我感情的升华。”［11］（P58）即以强烈的女性自我体验、私人化色彩进行题材和文化想象的开拓，以“看我自己”的姿态写女性自我之躯、自我成长中极为隐秘的经验。在她们的笔下，女性形象用充满欲望的身躯来体验世界，扩展自己的意识，表达自己的话语。于是文本中的女性成为真正经验世界中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理想中的女性，从而彻底颠覆了女性被看、被书写、被言说的历史。在陈染的《与往事干杯》中，过程和感受被女主人公看成不过是青春期必经的一个事件，一次无怨无艾的自我探索，一个女孩子认识男人也同时认识世界的过程，没有主流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必有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作品深刻而惊心动魄的描写只是作为个人不能被忘却的经验，好似一种自我回望而已。而那些选择独身的女性形象，更透视出女性内心深处生长着的独立和强盛，没有任何“被看”的诉求和期待，精神及肉体对男性均做了彻底的放逐。

新时期女性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端以来，一直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屹立于文坛，其女性主义的张扬和对男权的反抗，引起了世人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到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性别之痛。

一、性的陷阱：男性统治下的爱欲关系

在传统文本中，我们形成了才子佳人的传统观念，还认为“英雄救美”之后，必然应该是美人以身相许，女人似乎只需要男人一次或有心或无意的搭救，便可以或者说是应该奉送上自己的终生。在两性关系上，女性应该“从一而终”，应该“守身明志”，否则就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在当代女性文学作品中，两性关系似乎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女性在性关系上获得了主动，在不少女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快乐和满足，将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快乐和满足摆在主导地位，以对抗传统文学。但是如果仔细看来，我们却还是能看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悲剧地位。

首先，女性无法摆脱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两性关系所带来的生理上的悲剧色彩。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往往是出于对女性身体的好奇而接近女性，他们打着爱情的旗帜，既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又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骑士，对开发女性的身体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探险结束之后，除了留下了所谓的“爱情”痕迹之外，剩下的全都不堪回忆。比如盛可以《火宅》中的球球，她是一个天真烂漫、单纯无邪的女孩子，在镇上的白粒丸店里辛勤工作，爱上了老板娘的儿子傅寒。她是那么爱他，以至于爱上他以后，平时往日磨得很细的白粒丸粉竟然有一整粒的米。她贪恋他身上的青苹果味道，整日魂不守舍，又无法向别人言说，只是苦苦地暗暗地和他相恋着。而他呢，中秋节和几个朋友出去玩也没有告诉她，从来不承认她是自己的女朋友，还告诉她不要将他们的恋情公之于众。他常和她在小树林里约会，她每次都觉得那么地兴奋、那么地幸福。终于“他忽然失去控制，像不愿拉犁的牛，拼命想摆脱肩上的轭。她被他突如其来的激情冲得晕头转向，她感觉到他强烈的爱，霎时间也失去了理智……她已经骑虎难下，不忍泼灭他的激情……因而惶惶地同意了他”。可是她还没来得及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身体就发生了变化———她怀孕了。老板娘知道后，为了自己儿子的美好前程，还是带她去打了胎，她对老板娘千恩万谢，却忘了怪罪始作俑者。老板娘一直没敢告诉她的是：她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而此时，她日盼夜盼的情人寄来了一封分手信。自然，信中都是敷衍塞责的托词。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可以在事后百般为自己开脱，女性却无法轻轻松松地将此事置之度外。在这中间，被侵犯、被占据和被羞辱的，除了爱情，恐怕更多的是女性自身。身体的伤害已不可修复，而一时冲动为所谓的“爱”而付出的代价给女性带来的却是一生的遗憾。不仅如此，在一些作品中还透露了男性的处女情结，即女性为某个男性所付出的并不能得到其他男性的认同，即使女性当时认为自己为了爱，是多么伟大、多么勇于牺牲。这些男性执拗的处女情结不仅是中国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男性的悲哀。其次，男性总是把握着男女关系的操纵权，而女性在男女爱欲关系中总是盲目陷入，不可自拔，从而陷入精神上的悲剧。尼采曾经说过，“迄今为止，男人像对待鸟儿一样对待妇女，鸟儿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怀里，作为某种较纤巧的东西，较敏感的东西，较野性的东西，较奇特的东西，较甜蜜的东西，较富于感情的东西———但是作为人们必须加以囚禁的某种东西，不能让它从这里飞走。”比如说徐小斌《天生丽质》中的萝萝，她就像鸟儿一样渴望飞翔，渴望完美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书商生活在一起。书商仅仅把她当作一件财产、一件物品，将她视为自己可以占有、可以把玩的宠物，可是萝萝无奈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诗经》中《卫风?氓》中也曾经说到：“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女性一旦陷入到与男欲关系的纠缠中就很难脱身。好在有外力的帮助，萝萝摆脱了书商，恢复了自由。这个外力就是于硕，于硕是讨萝萝喜欢的，两人的爱欲生活也是非常动人的。表面上看来，萝萝似乎摆脱了悲剧的命运，进入了喜剧的角色，然而，于硕并没有真正把萝萝当作一个知心爱人来看待，“女人就像一只较脆弱的、特别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宠物一样，必须得到抚养、照料、保护和爱护”。在于硕的眼中，萝萝仍然只是宠物而已，而萝萝却将他视为生命的全部，从此心满意足。可是于硕却不幸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了，萝萝痛哭一场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恋情———与偶然遇见的阳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对于这段恋情，小说是这么结尾的：“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观音老似猴，岁数大了都一样。看这女孩儿，哪还有刚来的时候靓？折腾吧，折腾不了几年！”从这个结尾中，我们似乎也隐隐能够看到萝萝在阳光男孩那里可能的悲剧。总之，与这些男权世界的爱欲纠缠往往带给女性痛苦和酸楚、不可挽回的损失、致命的流血，甚至是终生的遗憾。在生理和心理的一时快感背后，我们常常能看见女性在暗夜里悲伤的泪水。

二、性暴力：婚后可能的悲剧

随着历史的延绵，古代文学犹如一条漫长的河流，在岁月的积淀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宝藏。细数雄厚精深的古代文学脉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驻足的研究视角——女性文学。与占据主流地位的男性文学相比，古代女性文学虽然未能达到那样高的成就，但仍旧在文学长河中划下了璀璨的一笔。古代女性独特的生存空间，再加上女性独有的创作意识、情感体验，使得女性文学具备有其他文学所不能拥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不同的创作环境对女性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本文试图从两个不同的地域——中国和越南，比较两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异同点。在深入这一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明晰一番“女性文学”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化的认识，但主要可以包括广义和狭义两层面的理解。从广义角度来说，学者认为女性文学是一种基于题材和创作内容范畴内的划分。也就是说，如果文学创作的内容以女性为主体、旨在反映女性的人生经验和话语权力，那么就可以归类为女性文学；而其他的学者则偏向于从狭义的角度来定义“女性文学”。

他们认为界定女性文学的出发点应在于创作者的性别，换言之，女性文学应当是由女性作家创作而成，并且创作内容以女性为中心、展现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和生命体验。本文主要采纳狭义角度的“女性文学”定义，聚焦于中越两国由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题材作品。由于地理位置相互接近、特别是古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繁荣，越南文学对中国汉语文学有较多的借鉴，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有相通之处。但是生存环境的差异化以及女性思想意识方面的迥异，也造就了两国古代女性文学之间的分水岭。在此，本文从创作意识、情感基调、文体语言这三个层面，分别对中越两国的古代女性文化做一番粗略的比较性分析。

1、创作意识方面由于传统时期的女性往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被动的角色，并不如男性角色那般活跃。相对而言，家庭才是女性的中心“舞台”，因此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大部分源于家庭生活、男女情感等因素，主要致力于反映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喜怒哀乐。与男子投书报国、科举扬名等宏大志向不同，女子吟诗作文没有太大的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种私下的喜好。因此，古代女性的创作视角通常都是抒发生活感触、排遣内心的情感，缺乏济世救民、为国捐躯等高远的政治抱负。

所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视角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常常被归类为“闺阁文学”的狭小区域。中越古代女性文学在创作意识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有与之相契合的发展形态。例如唐宋时期文化繁荣也促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例如李清照、鱼玄机等女性诗人在创作视角和形式方面的突破，为女性文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又例如越南早期佛学昌盛，这一因素促发了古代女性文学的发轫。越南女性文学的最早形式是佛学偈语，例如李朝的倚兰太后和妙因尼师被认为是越南最早的女作家。这些初期的诗文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均较为简陋，随着时代的推移，女性文学才摆脱宗教的附庸地位，创作视角愈发走向多元。在这里，我们需要注重强调“女性意识”这个要素。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体价值的体现，体现出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回应。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历程中，前期基本以“闺怨”意识为主，而到了明清时期，女性文学中表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意识开始变得明显；越南首位最具女性主体意识的作家首推胡春香，她的笔触辛辣讽刺，常将矛头指向封建等级制度及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现出妇女自主意识的高涨。

2、情感基调方面诚如上文所言，古代女性文学大多描述闺中妇女的思夫怀远，或是宫中女子的孤寂冷清，总是与女子情怀相关联。由于妇女在接受知识方面的非普及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的古代女子多出身于书香门第、仕宦人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开始接触文学领域。这些女性的创作格调高雅清婉，此外，由于女性特有的性格和心理特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倾注有大量的感伤情怀，散发出一种哀怨的美感。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在感伤情怀方面非常突出。无论是描述情感挫折还是容颜易逝，女性作家都会用吟诗唱词的方式抒发心中的不平和悲哀。比如诗人李清照的前期作品多记录少妇的闺阁心态，而当她的夫君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将这种哀伤的情感融入到诗词创作中，方才创造出一个深沉浓郁的感伤世界，达到了感人肺腑的艺术境界。古代女性文学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中，形成了以忧郁感伤为中心情感脉络、笔触温润柔和的总体特征，多注重对内心世界的探幽，从而细致入微地发掘女性生活的体验；越南女性文学在抒发感伤基调之余，还有一些作品直指封建压迫制度。例如胡春香出生于社会最动荡的年代，她本人遭遇了各种痛苦和不公正的待遇。在西山起义成功之后，胡春香作为新思潮代表者把矛头对准统治者，将一切旧礼教、旧秩序作为讽刺嘲弄的对象，被誉为越南讽刺诗派的创始人。所以说，在情感基调方面，女性的情感特征造就了中越女性文学的共通之处，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又使得这种共通性之下，埋藏着个性化、多元化的情感基调。

3、文体语言方面从创作者的身份角度来说，古代女性文学的创作领域多集中于诗词方面，在小说、戏曲、散文领域的创作相对偏少，但也不乏经典作品。总得说来，中越两国的女性文学成就还是在诗词方面最为突出，诞生出一大批杰出的女性诗人。这可能与女性的感性情感比较丰富有关，诗词正是寄托心绪的最佳表达途径。而小说方面则以女性题材为主，从狭义范围内来说已经不属于女性文学范畴。在语言运用方面，由于中国对外文化传播较为频繁，越南文学在格律、用词方面深受汉文学影响。越南奉汉文文学为正朔，因此汉文作品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妇女创作出的汉文作品甚至会得到嘉奖。汉文作品往往讲究格律工整、用词考究，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作品将女性情感与汉文韵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唯美的风格。而越南女性文学创作者显然对本民族的语言更加熟稔，在创作分正统的喃字文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文学的内涵

在历史学上，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至1949年这段时期，但普遍认同以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即1919年之前的历史被认为旧民主主义，即“中国近代史”，1919年以后的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因此，现代文学是介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期内的文学形式。现代文学产生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内部各个层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此时的中国文学广泛地受到国外文学和外来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与世界文学相接轨，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

二、女性文学

历史的巧合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特定的历史事件。女性文学的开端和兴起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女性文学是以中国女作家为代表的中国女性意识的苏醒和崛起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体现为以女性为主体进行的在思维、审美、经验和言说等方面的描写。女性文学也体现为女性作家在性别视角和性别主题意识的基础上表现出对女性命运、情感、、生命关注的文学创作，具有普遍的意识，也是有待探索和发展的人类文学命题。

三、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女权主义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

女性与男性共同组成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没有女性，世界将不能存在，人类也要走向毁灭。然而，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失衡的。在中、西方文明里，女性都是以“第二性”或“他者”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体验、女性的真实情感变化，在男权社会中不是被歪曲就是被利用。女性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状态，是男权社会网罗中的无权者、失语者。女性文学是在承载着抒发女性个体情感与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重任下而孕育产生的。关于女性文学至今众说纷纭，本文所谓的女性文学是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书写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生活、心路历程、身份角色变化，呈现女性体验的作品。这里着重探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价值。

一、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被赋予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庸，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被“误读”，就是被“丑化”，缺少独立言说的历史舞台。这是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阐释如下：首先，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是私有制宗法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使自然的两性分工获得了社会的法权形式，主要表现为褒雄贬雌，男尊女卑。《易•系辞》中明确写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对妇人这样的界定“妇人，妇人，伏于人也。”（《大戴礼记》）“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西方关于人类诞生的故事更加形象地将女性的社会地位规约为男人的附庸。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讲述的就是女人（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的。女性的生命都是男人给予的，在思想上更应该听命于男性。“女人只是男人种子的消极孵化器”“，女人与奴隶是同为一类的”，女子不仅是卑弱的下人，而且注定要一生劳苦、侍奉男人。其次，女人是“原罪”。修昔底德说：“假使创造女人的神存在，我要寻出他的住所，去和他说，他是罪恶的毒害的创造者。”在西方神论文化中，妇女不但声音被压抑，而且妇女的言说被视为原罪，被看成人类堕落的根源。如《圣经》中有如下表述：是夏娃引诱亚当吃了伊甸园里的“善恶果”，上帝一怒之下让将人类赶出伊甸园，让男人承受劳作之苦，让女人承受生育之苦，夏娃成了人类承受苦痛的“始作俑者”。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柏拉图也曾说：“女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女人从诞生之日就被规定了处于依附男人的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妇女还被看成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或恶的诱惑者，”被冠以“污秽”、“不洁”“、邪恶”等称谓。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被刻画成美丽诱人的“祸水”，她把各种灾殃带给人类，却留住了人类的希望。亚里士多德则把妇女看作是软弱的、发育不全的人，他说道：“女人的天性就有缺陷”。“原罪”说让女性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再次，女人是社会的“失语者”。在人类文明史上，中西方妇女虽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但遭受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压迫，其程度不相上下。“三纲五常”牢牢禁锢着中国女性，她们对男性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夫贵妻荣”；“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观念，使中国女性被“父权———神权———族权———夫权”所束缚。西方女性在二战之前活动的范围也仅是家庭而已。社会地位的卑微，决定了女性在社会话语权上的丧失，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社会的“失语者”而存在的。

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能剥夺女性在公共面前言说的权利，但是不能控制女性个体内心情感的变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文学从抒发长期被压抑的个体情感出发，让世人感受到女人的存在，进而提升到作为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以及作为“女人”的特质与情感需求的表达。这主要体现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该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期。纵观中外女性文学作品，在女性最初的创作时期大都是对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如卢隐的《海冰故人》、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对女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境遇的描写，书写的是女性个体情感的变化。二是女性群体意识的表达期。女性作为社会工作者身份出现，本身就是女性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立后的女性又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她们在追求个体解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么样的遭遇，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又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女性文学走过了个体生存境遇的抒发期之后，开始进入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阶段。如谌容为我们书写了作为医生的陆文婷的生活（谌容《人到中年》），张洁为读者书写了作为知识分子、工人的情感困惑（《方舟》）。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在争取自我独立身份中苦苦挣扎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已由抒发“小我”情感变化，进入“大我”生存的思考。三是女性性别体验的书写期。女性文学在历经了抒发个体生存境遇与表达群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在书写的领域也开始涉足被“难以启齿”的性生活。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体验被真实地书写。如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对一对舞蹈演员的性需求的描写。还有一段时期部分女性作家采用的“身体写作”的方式，让女性作为人的个体体验被真实地表达。还原了女性在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中的真实面貌。虽然，个别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文学评论的“热议”，但女性体验书写，让女人真正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女性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感受。女性在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中逐步摆脱了“玩偶”境遇。

三、女性文学的价值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和男性一样，从一开始便拥有着丰富的艺术的创造力。在西方，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史开始以后便留有了女性作家的印记。然而，此后的近两千年的西方文学史中，出现了非常多的文学巨匠，但是我们却很难说出一位能够让我们铭记于心的女作家的名字。19实际以前女性文学的沉寂并不能说明女性艺术天赋的丧失，而是在西方两千年的男权统治的社会里受到的性别歧视，使得他们的艺术天赋受到压抑而无法体现出来。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即使出现过极少数女性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最终被岁月尘封。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在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从19世纪30年代起，在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的影响下，一场为女性争取各方面权益的女权运动产生并蓬勃发展。女性作家的艺术天赋得以释放，大批优秀的女作家和作品在西方文学世界中大放异彩，西方女性文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6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人们在质疑父权制思想文化的同时，给予了女性作家及作品更多的关注，并开始对女性文学的意义进行了研究。时至今日，西方女性文学波澜壮阔的景观，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西方女性的生存需求和精神发展的需要。本文以时间顺序，对西方女性文学的发展史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便有了女性文学的踪迹。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这一漫长的时期，在史料中却找不到一位有名望的女性作家。这一时期的西方妇女的自我意识还很不突出，但从这一时期仅存的少数几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却很容易感受到她们对于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17-18世纪西方社会发生的重大变革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起步。17-18世纪，由于诗歌体裁的文学作品很难达到西方女性作家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要求，于是她们选择了小说这一比较自由的文学形式。正是由此，西方女性文学在西方文学史上最初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在小说方面。欧洲第一部完整的心理小说及欧洲第一部批判奴隶制的作品均是出自女性作家之手；伊莱莎•海伍德的代表作《多余的爱情》是英国当时除《鲁滨孙漂流记》之外最畅销的小说；安•瑞德克利夫的《乌尔多福的奥秘》是哥特小说的经典之作，它确定了哥特小说在英国的地位，而且还深刻影响了德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文学创作。这些都很好说明了当时女性小说文学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她们对于西方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的贡献是无法替代的。总之，文艺复兴时期到18世纪末的西方女性文学虽然还没有呈现出洋洋大观的局面，但她们对西方文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早已使得她们成为了西方文学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二、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

19世纪人权运动的出现才真正意义上的促成了西方女性文学的产生，这一时期也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19世纪是西方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人权运动使得19世纪的西方妇女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她们也获得了选举权、财产权、接受高等教育和出版著作等权利。19世纪女性作家的数量急剧增加，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才华出众的女作家和经典的女性文学作品。但是，19世纪的西方妇女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处于附属男性的地位。这一时期把顺从男人的家庭主妇定义为完美的女性，否则，则被称之为“魔鬼”。这一时期女作家作品中对所谓女性美德的宣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女性观的制约下形成的。浪漫主义是19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的典型艺术风格。西方19世纪初盛行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当时的女性作家的影响很明显，女性作家的作品中抒发个人情感、歌颂大自然、描绘理想的比比皆是。19世纪的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视角和审美观对社会进行观察后，也对社会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同时，女作家们也很关注合反映女性在社会现实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她们通过一部部作品在诉说19世纪妇女所受的痛苦遭遇和社会压力的同时，并开始大胆地对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内心深层的感受进行描写。

三、20世纪的西方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