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角色范文10篇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生活准则，至今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着。由于生理（女子羸弱，男子强壮）及心理（女子安静，男子喜动、好胜）上的原因，男性在外奔波谋生，女性持家育儿，长期的困守家庭使女性丧失了独自谋生的资本和技能，一旦离开男性的庇护，女性就面临种种生存危机，并且她们所遭受的困难远远大于男性。这时，环境的动荡不安往往决定了女性的生存选择，尽管这个选择有违于女性本身的意愿。

阮玲玉自幼丧父，与做女佣的母亲相依为命，收养一个女儿小玉，深爱的人张达明，是一个吃喝嫖赌不顾家的落魄公子，一家几口人的生计都靠阮玲玉精打细算，并且张达明还问她要钱赌马找舞女。可想而知，她的压力有多大。虽然阮玲玉没有直接阻止张达明的恶劣行径，但是又有谁希望与自己生活的人花天酒地呢？阮玲玉身边不乏亲情、友情的关爱，但这些代替不了爱情，不能弥补她倍感孤独寂寞的心灵。本来，作为一个男人，张达明应该与她一起承担生活的种种，但在这里，张达明成了一个失语的符号，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的阮玲玉担心上海的母亲、女儿时，张达明关心的只是他赚钱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金钱对于阮玲玉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每天她都在本子上清清楚楚地记下一天的开支、收入。后来遇上茶叶大王唐季珊，她也知道唐季珊是个专门玩弄女性感情的男人，且在乡下有老婆，但生活的重力最终还是把她推进了唐季珊给她买的新房子里去。

影片中的阮玲玉极少舒心开怀的笑过，一次是在家中与母亲、女儿吃饭，灯泡坏了，母亲摸索着踩上凳子换灯泡，站不稳，晃了几下，阮玲玉急忙跑去扶住母亲，女儿小玉也放下碗筷抱住阮玲玉，那一刻，阮玲玉说话的声音充满了幸福与欣慰；还有一次是在拍《女神》的时候，大家都被导演的示范动作给逗乐了，这是事业带给她的欢乐；最后一次则是自杀前的盛宴，与其说那是快乐，还不如说是对人世绝望的一种形式。生存环境的艰难使阮玲玉逐渐向生活妥协，当她开始觉悟时，已经晚了。

19世纪的英国诗人洛德·坦尼森在一首题为《女王》的诗中这样写道。一般来说，社会要求男性刚毅、果断、勇敢、豪放；希望女性温顺、柔和、仁慈、怜悯。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社会期望的性别差异？

“壮男耕作于田园，女子周转于锅台；

勇士挥戈于战场，秀女纺织于闺房；

男人凭一颗头，女人凭一颗心；

男人发号施令，女人俯首听命；

此乃纲常所致，违之天地难容。”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中国电影社会制约

[论文摘要]在我们看到过的影视作品中，总有这样一个群体，她们光鲜亮丽，温柔婉约，她们戴着与生俱来的母性光辉，让我们为之动容，为之惊叹。在中国的传统意念中，女性应当是扮演着温柔体贴，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的角色，在我们生活的时下，随着女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女性有了更多层次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生活途径的选择权。这使生活在当今的女性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等同于男人的尊严，她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争取明天的发展权，对婚姻，对事业，对人生观价值观的看法都由她们自己来主宰。以前那些只有男人拥有的特权之门，在现如今已经不能再把女性阻挡在外。电影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变相传达，女性如此巨大的改变，自然也逃不过摄影机的镜头。在中国现代的电影艺术中，我们惊喜地从中看到中国女性动人的蜕变，从封闭保守的表达到开放张显的张示，这期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转变，是值得我们寻味的。

19世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女性开始反省自身的价值，并确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她们对历史和文化的伟大贡献被充分揭示出来。在女权主义运动方兴未艾，电影艺术中的女性意识也渐渐觉醒，同时期出现了“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电影也崭露头角。运动中的电影批评主要是针对一些男性电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犀利的批评，进一步揭示对女性的探讨，描写更细腻的女性感情世界。由此，女性角色被史无前例的关注和讨论。中国女性由于其所受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特殊性，所散发出的气质与其他地区的女性有很大不同，而在讨论中国电影中的女性角色时，自然也摆脱不了时代和地域的烙印。那些闪耀的荧幕之星，她们的出现曾带给多少人沉醉的喜悦和游离的幻想，也带给人多少无奈的追问与失落的伤感。正是因为她们的付出和努力点缀了那苍白的灰色的大荧幕，幻化出一场场惟妙惟肖的尘世闹剧。

一、第五代电影创作者对女性的表达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崛起，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光辉的新时代，中国电影从此走上了国际影坛，并频频获奖，伴随着商品经济的悄然兴起，电影也开始面临商业化的挑战。

在“第五代”所创造的男权商品时代，女性在银幕上定位为被凝注、被窥视的性别角色。这样的角色一旦被树立起来，便成了整个商业时代里电影女性的标准模式。在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里男性主导地位是很明显的。张艺谋将中国民俗，特色文化包装整合之后带到国际上，大受好评。而其电影中的女性角色，也更加符合国际化审美观念，《红高粱》中的九儿，《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几位姨太太，其实都是他东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他借用女性的可视性来体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对于整个几千年封建残余的质问，而并不是对女性本身的关注。其中女性是作为观赏品，来满足观众的猎奇和窥探的心理。很遗憾，中国的第五代电影人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电影热潮，却没有能将东方女性真实的状态完整的、关注的表现出来。

［摘要］《阮玲玉》是关锦鹏导演的一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力作，讲述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后半生。通过阮玲玉的悲剧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角色的困境，从而体会弗洛姆“爱是一种能力”的学说。

［关键字］阮玲玉角色困境爱的能力

前言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论文关键字］阮玲玉角色困境爱的能力

［论文摘要］《阮玲玉》是关锦鹏导演的一部关于女性命运的力作，讲述一代影星阮玲玉的后半生。通过阮玲玉的悲剧命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角色的困境，从而体会弗洛姆“爱是一种能力”的学说。

1992年，由关锦鹏导演、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轰动了整个影视界，相继获得第12届香港金项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最佳美术指导、最佳电影音乐、最佳电影歌曲5大奖，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28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摄影奖。关锦鹏说，他拍这部戏是为了“反映那个年代女人的情感、女人的性格和最后的离去”。作为30年代红极一时的影星，阮玲玉集万千影迷之宠爱于一身，但她却不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最终服毒自杀，年仅25岁。阮玲玉究竟是怎样一名女性？她为何选择自尽这条路？笔者将从女性角色这一视角解读《阮玲玉》，认识这位把生命的灿烂极至留给世人的传奇人物。

阮玲玉一生拍了29部戏，她以真挚的内心情感去体会剧本中人物的命运，从而揭示某些社会问题。在30年代，甚至在今天，她都算得上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但与两个男人的情感纠葛迫使阮玲玉走向生命的尽头。从阮玲玉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角色的困境，它包括生存环境的困境、文化约束的困境以及人生选择的困境。

一、生存环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传统的生活准则，至今仍在或多或少地延续着。

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儿童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男女性别的差异，开始进入心性定向过程。［1］这时儿童具备了初步的阅读能力，但缺乏对事物和行为的正确判断，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儿童期刊作为大多数儿童在日常阅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读物之一，其人物角色在性别特征上具有较强的隐形性，更容易在不知不觉间影响儿童性别意识的形成。所以，儿童期刊如何构建了人物性别形象对儿童读者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以《红领巾·萌芽》为研究对象，将2002年至2016年15年间共165期期刊作为研究范围，从每年11期期刊中随机抽取3期共45期期刊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对人物角色出现频次、对应人物特征和形象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来谈谈儿童期刊中人物角色的性别塑造对儿童性别意识的影响。

一、人物两性角色出场频次接近，为儿童性别意识

建立平衡观感笔者对儿童期刊《红领巾·萌芽》所载文章和图片中两性角色的出现频次进行了详细统计。在《红领巾·萌芽》随机抽选的45期样本中，正文部分出现的角色男性角色占比68．16%，女性角色占比31．84%。插图中，单人插图共提取96个人物角色，其中男性角色58个，占总数的60．41%，女性角色略微少于男性；多人图中女性角色占比较单人插图有所提高，与男性角色数量相当。相关研究表明，两性角色在儿童阅读中的出现频次会直接影响儿童对男女性别差异的认知，只有在对性别有区分概念后才能进一步通过阅读为儿童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据上述数据统计可知，在《红领巾·萌芽》中，图文涉及的人物角色男女性别均有，没有某一类缺席的现象，且在有效性别数据中角色性别分布相对均衡，这对于帮助该刊物的儿童读者建立相对平衡的性别意识基础十分重要。

二、人物角色均分别具有两性突出的性别气质，为儿童读者树立榜样作用

男性与女性在性别气质上具有各自的典型特征。男性气质是指男性应当具有成就取向，对完成任务的关注或行为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点。［2］譬如男性一般表现为勇猛刚强、果敢多智、有领导能力等。与之相对应的，女性气质是指女性具有同情心、温柔亲切、关心他人等亲和取向的一系列性格和心理特征。［3］因此女性多与温柔善良、多愁善感等联系在一起。本文对人物角色性别气质的分析从插图和正文两部分入手。在《红领巾·萌芽》插图中，男童角色多穿着T恤短裤，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性别特征。成年男性形象则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健康强壮型和智慧成功型。其中，健康强壮型成年男性角色的外形主要表现为身材高大、肌肉轮廓分明且时常带有武器，以显示出男性特有的体格特征；而智慧成功型成年男性角色主要通过衣着和行为举止体现，多穿西服、系领带、戴眼镜，活动主要是看报、喝咖啡等，以显示出男性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与此同时，《红领巾·萌芽》中的女性角色（包括儿童和成人）基本具有以下典型的女性特征：第一，均身着典型女性服饰，如穿裙子、戴蝴蝶结等；第二，衣着多采用粉色、黄色等鲜艳亮眼的颜色；第三，面部会重点刻画和突出腮红、长长的睫毛等细节。这些都与男性角色的外形特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三、人物社会角色未出现性别缺席现象，部分存在无意识偏向

1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男性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实现非农就业，农村出现了新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与留守儿童”群体。随之而来的农村“空心化”与“农业女性化”现象，成为学术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课题。所谓农业女性化，是指农村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越来越多地由妇女承担和完成的现象。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的报告《粮食及农业状况（2010-2011）》指出，中国农业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近48%。事实上，这一数据低估了中国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率。早在2006年，全国农村农户中女性农业从业人员占比就已达53.16%，全国31个省（市、区）中，多个地区这一比例均超过了全国平均数，其中江苏省竟高达61.74%[1]。也许，“农业女性化”并不是大多数人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和妇女工作者、妇女研究者愿意看到的现象，但是，不管人们愿不愿意看到也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农业女性化”确实已经成为既定现象或趋势。值得深思的是，这一现象对于农村女性而言意味着什么？它对农村女性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认为，与“男工女耕”相伴而生的“农业女性化”是中国农村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必然产物，这一现象既在某种程度上给农村女性带来了挑战，使女性面临着扮演多重角色的压力与困境；又为女性角色的变迁创造了新的条件，为女性地位的发展与提高带来了新的机遇。

2农业女性化给妇女发展带来的挑战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众多农村“留守妻子”成为现代农村中一个独特的新群体。她们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承担起了复杂的双重角色，即被强化的传统家庭角色与现代农村社会经济角色，受到了来自传统和现代的双重挑战，这无疑会带来妇女角色转换与角色扮演的冲突。

2.1农村妇女的角色冲突

首先，农村妇女的传统家庭角色被进一步强化。这种传统家庭角色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中的“主内”，也就是“贤妻良母”、“相夫教子”，包括婚姻角色、生育角色和家庭生活角色。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承担传统婚姻、生育角色以外，农村妇女的家庭生活角色被进一步强化。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少家庭的男性已经开始介入家务劳动，多数妇女已由专职的家务劳动者角色转变为家务劳动的主要分担者或共同参与者。但是总体而言，家务劳动领域仍沿袭了“内”的属性而主要由妇女承担。调查数据表明，有89.6%的农村妇女承担家务劳动，其中家务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的占49.2%，由夫妻共同承担的占40.4%[2]。在那些男性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中，妇女自然承担着全部的家务劳动。其次，农村妇女现代农业生产者角色的确立。在农村男性劳动力外出以后，他们留下的属于家“外”性质的劳动生产与对外交往等事务，也一并成为妇女承担的事务。妇女承担起繁重的生产劳动任务，担当起农业劳动者的角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006年全国妇联在河北、吉林、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和甘肃10省、50个县市、100个村庄的10000名成年妇女中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74.7%的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中与丈夫“一起干”的占54%，妇女“单独承担”的占20.7%。从妇女劳动对家庭经济贡献来看，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有61.3%的妇女与丈夫一起创造家庭收入，其中吉林高达81.2%，2005年，被访妇女个人人均年收入为7794.65元，占家庭年均收入的49.01%。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就业。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农村留守妇女更是独立承担了本应与男人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与义务。她们不仅要操持繁重的家务，而且还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农村家庭出现了“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新格局与农业女性化趋势[2]。

(一)广告表现的男女形象使用频率上:

广告创意有个3B原则之一便是玩皿勿—美女。有调查显示，广告中出现一个以上女性角色的广告占35.8%，比男性角色多6.9个百分点;在角色总数中，女性占角色总数的54%，女性角色亦比男性角色多8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在电视广告中更为明显，根据首都女记协对中央一套、北京一套、上海新闻娱乐频道等10个电视台，2005年8月至n月晚间播出的硕士论文电视广告进行了监测，发现电视广告偏爱使用女性角色(70.5%的广告中出现了女主角，只有47.5%的广告中出现了男主角);女性更多地被使用特写镜头。广告中出现一个以上女性角色的广告占76%，比男性角色多23.6个百分点;全部以男性角色出现的广告，比例为22.8%，全部以女性角色出现的广告，比例为46.4%。7以上数据充分说明电视广告更倾向于使用女性符号，男性形象被忽视，因为使用女性形象可以起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二)男女两性出现的环境与场合上:

广告中男女比例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男女形象使用频率上的悬殊，也表现男女两性出现的环境和场合的迥异。国外研究者schneider(1979)发现:广告中34%的女人形象出现的环境是在家庭里，而只有22%的男人出现在同样的地方;Bretl和。扭tor(1988)也发现，在针对成年人的广告中，与女人相比，男人通常出现在远离家的地方。中国学者刘小红和卜卫(1997)在对1994年全国十大城市的电视广告进行内容分析时，也发现50.8%的女性出现在家庭，男性只有36.6%出现在家里，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从上面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广告中男女所处环境有很明显的特征，即男性多出现在室外，女性多出现在室内，在这一点上国内外的广告表现是比较一致的。

另外，广告对男女的社会角色定位相对来说也比较定式，主要表现在男女代言的广告类别上。根据2加3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曾对全国大城市的电视广告进行抽样调查和研究，共取1197个广告样本，并从广告类型、声音、角色和性别观念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其结果如下:”

第一、从广告类别上分析:在食品、服装、饮料、美容、家用电器、科技、电子、机械等八类广告中，女性在服装、美容、家用电器等广告中出现较多，而男性则在科技、电子机械广告中出现较多。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女性传媒形象

论文提要：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男权文化，是禁锢女性的枷锁：而现代文化追求平等与自由，对男女两性平等具有推动意义。女性的传媒形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性别期盼，以及特定时代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目前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将其固定在传统角色中，并突出了女性的身体上的观赏价值，将女性物品化和商业化。中国文化中的男权思想依然存在于人们心中，并且体现在传染力极强的大众传媒上。现代文化要得以健康发展就必然需要淘汰落后腐朽的传统文化糟粕，女性传媒形象的塑造必将会有新的开创与发展。

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绝大部分源自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男权文化。男性是社会的主导．是历史的执笔人，也是传统道德的主要缔造者．而女性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客体，是历史的配角。

在以小农生产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体力上占优势的男性是财富，即物质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从象形字“男”上就可看到男性这一“养家糊口者”的形象。相对于男性的家外形象，女性则是被眷养、被征服的家内形象。男性是独立而强势的，女性是依附和柔弱的。为什么“奴”字是女子旁的?因为奴隶是最卑下的，而女性是毫无地位可言的，换言之，女人像奴隶一样没有自己的尊严、没有独立的身份，更加没有所谓的权利。奴隶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女人是男人的专属；奴隶为主人做牛做马卑躬屈膝，女人为男人生儿育女鞠躬尽瘁；奴隶若是造反便会受到制度的制裁，女人稍有反抗就要受到社会的鞭笞。男人从来不会是社会的最底层。因为男奴的妻子比他更低贱!女人是侍奉者，是理所当然的贡献者，男人是主导者，也是理所当然的享受者。裹小脚是为了取悦男人。这畸形的审美延续了近半个封建时期。“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这些又是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精神和制度上的“小脚”。传统文化对一名优秀女性的最高赞誉。归纳起来无非四个字——贤妻良母，倘若加些个定语，也无非是贤良淑德，贞俭恭顺。

简而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来的女性形象，是美丽而顺从，柔弱而善良，贤惠而非聪颖，迷人却不媚惑。这是个供男人欣赏的形象，一切以不超越男尊女卑的思想为限，以烘托男性阳刚之气为主。而这种男权思想，伴随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而根扎人心。现代社会在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也愈发成熟和开明，自由与平等的口号一次次响起。现代文化提倡男女平等，现代女性解放了．然而真的解放了?

中国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传媒文化。也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众所周知，飞速发展的大众传媒对现代社会日益具有影响力。历史已然进入21世纪．虽然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社会活动、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都有跨时代的进步。但在大众传媒中，女性的形象与角色，仍然存在被异化的状况。女性在传媒里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形象?这些对于研究当代女性地位。倡导男女平等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报刊杂志、影视作品、商业广告、文学作品及网络等现今主要的传媒人手．分析其构建的女性形象．以及中国文化对女性传媒形象的影响。

摘要：中国女性新文化有着两次重要的历史性进程：一是她们在男性同盟者的帮助下，尝试改变传统文化中既定的女性角色身份与位置；二是她们尝试更深入地认识并摆脱自我形成与自我生存过程中无所不在的男权状态。后者使她们在目前陷进了一种类似孤军奋战的困境。

关键词女性文化女性主义中国传统

现代化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文化伴随着中国漫长的父权封建制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态的形成，形成了一种可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内涵，在这个内涵中，“性别／位置／角色／属性”是一串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们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它们中间任何一个符号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其余符号意义的同在。在实际运用上，它们成了可相互取代的指称。假设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女性”的，那么，她就被社会意识“意识”了自己这一生所处的“阴”的位置。而阴位，即“坤位”，早在中国上古时代的卜筑之书《易经》里，这种位置的属性便已被规定好了：“坤，顺也。”①顺，即顺从。之所以要“顺从”，是因为这个位置的“卑”，阳为天处上而尊，阴为地处下而卑，“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②这是中国数千年以来至今仍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处之“男尊女卑”观念的显在。同时，她的角色分配业已注定：主内，做一个媳妇、妻子与母亲。在这之前，她必须在娘家(女儿期)接受一整套的妇德教育，为着将来扮演好这些角色而精心准备。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做为女性，她们最高的人生价值、美德规范是做一个孝妇、贤妻与良母。她们会因之受到男权社会的极大称颂，会被记载在男人专权的典籍中，尽管她们大多数仍旧无名，只以某氏、某妻或某女的模糊名目出现。如被记载在《明史》中韩太初妻刘氏的孝行：她以自己的血肉为药引子，多次治好了婆婆的病，挽救了婆婆的生命，推延了婆婆的死亡。②这是一个媳妇用肉体最痛苦的“凌迟”之刑来完成的道义上最美满的孝行，它表示了一个女人必须对其公婆履行的一系列孝顺义务的限度，同时也表明一个女人修持圆满妇德所必具有的血腥方式与实质。在有关清末慈禧太后专权过程的多种故事版本里，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西太后慈禧虽因子母贵，但对懦弱的东太后慈安原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传闻慈安手中持有咸丰遗沼。于是慈禧效孝妇之行，则肉做药引子，慈安因此对慈禧大为感动与放心，终于当面烧毁了咸丰帝暗遗的那条专辖慈穆保护正宫安全的密沼。④可见当时社会，人们对孝妇褒扬与崇尚的程度，慈禧利用了这一点，为自己专权参政扫清了来自宫内的阻力。贤妻，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丈夫对娶妻的最普遍心理期待，也是社会对妻子角色是否称职的评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因为夫妻关系的主从性质，妻子的本份与职责就是为满足丈夫的需要而存在的。汉时的女教圣人班昭形象地说：“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⑥事夫便当如事天。如何“事”呢?其一，是需对丈夫的事业及生命有助，谓之贤内助也。元关汉卿的著名杂剧《望江亭》中的潭记儿很能代表这种内助的作用：身为潭州理官的白士中，面对待皇帝尚方宝剑与金牌前来取他首级的杨衙内束手无策，妻子谭记儿挺身而出，扮做一美丽渔妇，以酒色迷之，赚取杨的皇帝宝剑、金牌，从而保住丈夫的官职与性命。⑥其二，是对丈夫的忠贞守节，从一而终，不管丈夫在世不在世。中国大地上虽经破坏而今犹存的贞烈石头牌坊，就是用节妇们的青春与生命换来的。也许可以用曹禹的名作《雷雨》(1934)中男性家长周朴园对妻子繁漪的态度来说明：周令其妻吃药，莫妻表示不想吃，周说：“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服从的榜样”，这就是传统文化对良母品质最重要也是最具体的要求与认定。二接受现代化洗礼的中国女性中国女性“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文化模式，在本世纪初中国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中受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冲击。当时的有识之士，面对中国腐败没落之现实，无不痛感封建体制的腐败没落，人心不古，人心思变，反封建主义思潮遂成为主流。而西方现代文化挟物质文明、学术思潮，还有军事侵略，长驱直人国力衰弱、国门洞开的中国，在引起国人极大的震惊外，同时也引起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与批判，尤其是对可称为惨无人道的女性文化。在关注国家与民族前途的视野中，在关注“人道”状况的视野中。女性所身受的非人待遇才被人们前所未有地关注并被力倡改善。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男人接过女权主义反对封建主义”。⑦女性在这场推翻封建固有秩序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不“自觉”地就成为一个“妇女解放”的天然同谋者、参与者与受益者。另外，在中国女性文化传统主流之外，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反女性文化传统的声音。她们并不安于既成命定，她们通过改变服装的方式来改变文化性别，从而改变了自己命定的身份与位置；从而脐身于男性角色的行列中得于一展毫不逊色于男性的才华；从而打破了一种有关于男女能力与智力有别的神话界限。如从著名的六朝乐府《木兰诗》中的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一直到胰炙人口的清长篇弹词《再生缘》里的盂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而在清末出现的反封建战士，女革命先行者秋瑾(1875一1907)就是这一隐形传统的承继者与显在看。中国女性的传统文化使她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一个女人：当她定上革命道路之日，便就是她不能不背弃做“孝妇贤妻良母”之时棗她不得不抛夫弃子离家而去。她常常把自己妆饰在一袭男装之下参与社会活动，这种反传统规范的行为是否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证明：即便是做为革命者的秋瑾，在她文化女性的意识深处，仍隐藏着她对是女性棗以文化本质的服装为性别鉴别棗就该天经地义地成为孝妇贤妻良母的潜在认同?但对其家庭来说，她事实上就是一个十足的不孝之妇、不贤之妻、不良之母。这也许便是秋瑾每每慨叹身不得男儿列的隐情隐痛吧”。在秋瑾同时或稍后，一批生长在较为开明的中国贵族家庭或知识家庭的女性，得西洋现代风气尤其是女权思想之先，也不约而同鄙视并拒绝自己本该扮演的传统角色。如杨绛的姑母们，一定深受当时西洋女权思想的影响，否则她们恐怕很难做出：虽由父母之命而嫁，然而“出嫁后都和夫家断绝丁关系”。尤其是三姑母杨荫榆，其夫为独子，她不仅抓破丈夫的脸皮，后索性就不回夫家，更莫谈为夫家生儿育女。她抛弃了做“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后，苦学勤工，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从事女子教育，直至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⑩她们是前后一大批从家门中跑出来，从夫门中跑出来，从封建婚姻中跑出来的女性代表。她们厌弃传统文化，她们企图从西洋现代文化知识的汲取中，来改变自己的传统属定命运，做与自己的祖辈女性不一样的人，过不一样的人生，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与众多家庭中，“孝妇贤妻良母”仍在源源不断被制造产生。如巴金小说《家》中的人物瑞压。巴金用传统经典的女性形象，一个典型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形象塑造与其死亡，不再重弹“善有善报”老调，而是以其悲剧的毁灭，涉及了传统女性角色事实上毫无生路的揭秘。这无疑从另一个角度促动了人们反省：中国女性也只有接受现代化。把目己从传统角色中解放出来，才有出路与生机。传统与现代化狭缝中的中国女性艰巨的、复杂的中国妇女解放，却意想不到地被挟在中国民族革命、阶级斗争的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而顺利完成。此后，女性问题，不再因反封建任务的需要与迫切而被重视与提出。这就造成了‘种奇怪的现象：在妇女解放了的表象之下，四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同工同酬；在制造了女性对自己性别意识的漠然之下，如妇女半边天，男文都一样，性别压迫与性别歧视依然强大地存在于革命阵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天妻关系以及个人意识之中棗反几千年封建文化意识的任务实际上远远还未完成，也不能就此完成。中国女性陷进了一个对性别问题既十分敏感又认识模糊、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言说的境地。从说个体(女性)话语蜕变成说大众(革命)话语的女作家丁玲，在四五十年代书写了大量的革命作品间写了一点对女性问题的观察与思考的作品，便被革命视为异己分子，直至远远发配到北大荒不再写作发言为止，可见当时意识形态对女性问题(当然还有别的问题)忌言的程度，中国重提女性问题是在被称为本世纪第二次思想解放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思潮，再次藉世界性文化交流之气候与中国加速现代化之契机，堂而皇之地涌进国门，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了革故鼎新的助燃剂。中国文化女性在较为宽松而活跃的人文环境中，开始尝试直面男性谈论男权状态下存在的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问题。女作家开始在自己的文学本文中呈现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孝妇贤妻良母”的角色内涵在两性关系的历史层面上，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与剖析。在大陆，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启蒙”与女性主义话语渗透现象是显而易见的。在职业女性身上，她们从并不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性别始，或是忌讳或是模糊，到意识并强调自己的性别，并把自己的性别意识带进自己的工作或作品中去。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涌现的一批女作家从努力创作与男性作家同步话语的作品，到终于有意识、且不耻讲述出自己有关于性别问题的种种体验与故事。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率先尖锐地把一个长期以来人们避而不谈，或无法说清的问题揭示出来：即在中国目前的性别意识状态下，即使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文化素养的知识女性，也根本不可能在自己的追求事业、坚持独立与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之间兼得；同时她还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所特有的两难境地，即要爱就必须牺牲，牺牲自我、个性。

譬如，在爱人面前最好只表现你的女性气质，对爱人温柔、顺从、注意不要在爱人面前显示你比他高明，事业更成功，或仅仅是社会事务更多；但同时，你也不能纯粹按传统方式做一个完全的贤妻良母，因为，他再不会喜欢一个完全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女性。这就是张辛欣的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指责她太要强时的感觉：‘‘我根本不是要强，而是你把我推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路上。”但她真的要依靠自己时，她便要面临失去他的爱，因为他并不欣赏她“太”要强。⑥所以，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就不能不成为躲避在张洁的《方舟》里的那三个结过婚了的知识十职业女性。她们各自从家里、丈夫身边逃出，当然不可能是“孝妇贤妻良母”，同时，她们也无法成为好的、成功的职业女性，因为她们再也无法从社会里(大家)，从男性(同事、上司)身边逃开。其实，从女性在家中的遭遇，实际上也基本可以明了她们在社会上的遭遇，家在中国，历来就是国的缩影。⑩同时，另外一批女作家的作品表明，即使是在知识女性以外的劳动人民阶层，传统女性角色是否存在也很值得怀疑。以写实著称的女作家方方在她的《风景沪中，池莉在她的《你是一条河》⑩中，第一次让读者面对了这样一个不无残酷的事实：她们在这样的生存境况逼迫中，怎么可能会成为“孝妇贤妻良母”?在公众道德价值的评定中，她们也许是；可在她们自己家人心目中，她们也许根本就不是。而被认为具有现代派写作风格的作家残雪，在她作品中出现的女性，往往更是妻不妻，母不母，女不女。近两年倍受批评家瞩目(还包括非议)的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如翟永明、伊蕾、唐亚平、邵藏等的诗歌创作，如林白、陈染、赵玫等的小说创作，如叶梦、唐敏、荒林等的散文创作……表明在新一代的知识女性那里，一种中国传统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显然受当代西方女性主义话语所启发、所熏陶出来的新女性话语的出现。譬如林白创作的《致命的飞翔队从写作行为到作品本文显然与法国女作家埃莱娜·西苏关于“飞翔是女性的姿势”的隐喻有着一脉相通之处：女性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⑥林自在她的小说里，让现代都市女性继李昂笔下的那位传统乡村女子在性压迫下失常而举刀杀夫后，也举起刀理智地杀向让自己在中倍受屈辱与不平的爱人。⑩这在中国，是很石破天惊的一次女性性感觉的暴露。’因为，在中国的两性生活中，做为妻子(或情人)，她被注定有义务、天经地义地永远为性伴侣的需要奉献自己，甚至男性还乐于看到对方的不能忍受或痛苦，他们可以以此向他人夸耀证明自己的性强大与征服力；而女性则永远不能表示自己对对方的不满足，甚至羞于仅仅是向对方启齿，因为这则表明女性在道德品质上的败坏。在台湾，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比大陆更显“风起云涌”。⑥女作家廖辉英的《油麻菜籽》(1982)展示“贤妻良母”那“油麻菜籽”命的无可奈何的悲哀生命实质；李昂的《杀夫》(1983)，表现女性如何被此挤压得被动定向“文化”的反抗面去的。而衰琼琼用《自己的天空》(1980)一脉相承了西方女性主义的经典话语(如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重要文献《自己的房间》)，象征了女性做为一个独立于世的人所必备的一个生存空间棗这个空间已经被人们，包括女性自身忽略掉很久了棗它显然既是物质的，同时又是精神的。中国女性新文化正在进行时综上所述，近100年来现代西方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女性文化有着两次重大的冲击。一次发生在本世纪初左右，它使中国先进女性在她的同盟者先进男性的召唤下与帮助下，从封建家长制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婚姻自主，从而使自己有可能因为参与社会角色的扮演而不能扮演专属女性的“孝妇贤妻良母”角色；一次发生在本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它使中国女性从中苏醒过来；从停滞在“男女都一样棗以说男性的话、做男性工作、穿男性服装”为标志的“平等”之中，开始性别的觉醒，针对有史以来于今仍存钩两性间的不平等状态，真正关注自身性别的历史状况，审视其文化形成，呈现其性别生存现状，争取其性别利益。从近几年来的女性文学本文中，我们发现，新一代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女性传统角色“孝妇贤妻良母”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质疑并解构“孝妇贤妻良母”的定义及其存在。她们正在寻找“女性是什么”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如果说，中国女性在前一次现代性的进程中有男性同盟者的话，那么，这一次，她们不能不、不得不呈孤军奋战之势，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战争”⑩：在外部，它似乎直接表现为一个性别针对另一个性别的思想之争；在内部，它直接表现为现代女性针对传统女性的思想之争。但是，与中国现代知识女性对两性关系、对性别文化呈愈演愈烈的探秘之势相比较，一种属于公众的、社会的、传统的，实际上就是男性视点的强大话语则表明了不以为然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态度。1996年在中央电视台公演的一部被重点宣传为重新呼唤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电视剧阳自爸咱妈》中，来自乡村的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二媳妇心兰，被赋予经典的“孝妇贤妻良母”的品质与温柔贤淑的可亲形象。与之相比照的则是来自都市现代知识分子十高级干部家庭的相当洋派的大媳妇罗西，她不仅不愿花钱为公公治病，最后还与丈夫离了婚，离开孩子。其自私刻薄的形象令人厌之唾之。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形象定式后面，显然是一种以土(本土的或认同传统的)抗洋(外来的或西化的)，以乡土文化(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的)抗都市文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浸染的)的意识在支配着创作。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部精心策划，重‘点宣传的道德剧中，它不再是简单地重复劳动人民是唯一道德英雄的观念，有现代化知识装备的人才也被特别重视。只是，这种又有知识又现代化同时又兼任传统道德英雄的角色，无一例外落在男性身上。在卵自爸咱妈》剧中是乔家伟，乔家伟既是劳动人民出身，本人又是知识分子，从事高科技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尽孝之子，仁义丈夫，有责任感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男性，代表着本士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最理想结合。而在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只有分裂棗她们在大众的审美期待中，被编导分裂：要么是士里土气的传统式“好女人”，要么是洋里洋气的现代式“坏女人。可见，虽说在目前的中国，女性要摆脱自身的旧文化因袭已不可能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而且改革开放也提供了这样的良机：社会现代化不能被中止，中国女性的现代化也不可能被中止。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的新女性话语被各级妇联组织反复灌输给基层妇女，以取代她们的旧文化观念便是明证。接受现代化洗礼的女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回到从前的“非人”状态中去。但在她们还远未建立起一种融旧与新／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之精华为一体的新文化女性的模式之前，在女性自己的愿望、实践与仍作为“民族的“‘本士的“‘传统的”的公众期待之间，的确存有相当的差距，甚至矛盾。迄今为止的中国女性文学本文的某些遭遇，足可表明女性主义在中国仍然处在“自话自说”的状态。它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自鲁迅的《伤逝》产生的时代以来，众多的文学文本欲说还休的中国女性生存真相：她们是如何不得不进入社会角色之中以求摆脱她们的传统角色与既定命运；而她们社会角色的形成，又如何扰乱了原有的社会关系、两性关系的传统秩序，以及她们身置其中前进的困难、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它甚至会被用很不乐观的叙事基调警示，两性现时正在渡过的是一个重新建立两性新秩序的艰难前期；传统的两性关系由于女性的新文化正面临着危机，甚至崩溃。因此，女性主义在中国要达到一种理想的渗透，在中国落实化并本土化t恐怕还有待时日；建立一个两性认同的中国现代女性角色的新模式以取代传统模式，也还有待时日。

注释：①元阳真人著，倪泰一编：《易经说势传》，《同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②班昭：《女诫·卑弱第一》，《后汉书》眷八十四《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87页。②《明史》卷一八九，《列女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91页。④蔡东藩：《慈搐太后演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⑥班昭：《女诫·专心第五》，第2790页。⑧减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⑦[清]李渔短篇小说集《十二楼》之《奉先楼》，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⑧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8页。⑨曹禹：《雷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⑩李小江等主编：《性别与中国》，李小江认为这是女权主义进入中国的一个特点。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⑩郑云山著：《鉴湖女侠秋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⑩杨绦：《回忆我的姑母》，《将饮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FONT>116页。⑩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第6期。⑩张洁：《方舟》，《收获》1982年第2期。⑩方方：《行云流水》，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8一150页。⑩拖莉：《你是一条河》，《小说家》1991年第3期。⑩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援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⑩林白：《致命的飞翔》，《花城肥995年第l期。⑩这里借用台湾子宛玉主编的《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批评》一语，以概台湾女权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流行的现象。谷风出版社1988年版。⑩这里借用女性主义作家林白的小说之名《一个人的战争》，以概括中国女性在当下文化进程中的精神状态。小说见《花城》1994年第2期。⑩《伤逝》中的新文化女性子君置社会家庭的非议于不顾，勇敢争取婚姻自由，成功地与爱人渭生同居，但渭生不久后就发现成为妻子的子君全然与先前不一样了，平庸、怯弱、依赖，在渭生的冷淡与厌弃下，子君只有回到娘家，并寂寞地死去。鲁迅《访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l14一1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