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范文10篇

[摘要]《燃烧女子的肖像》是一部剧情片，这部电影的导演、制片人、主创均为女性。影片从女性视角出发审视女性的情感发展和话语权的变化，通过蒙太奇的表现方式，刻画女性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简练的人物对话和油画般的画面相互碰撞，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关键词]男性凝视；女权主义；平权思想；叙事；隐喻

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是由瑟琳·席安玛执导，阿黛拉·哈内尔和诺米·梅兰特主演的影片。该影片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中荣获最佳编剧奖，2019年获得同志金棕榈奖，在第45届法国电影凯撒奖中荣获最佳摄影奖等多个奖项。故事发生在法兰西王国布列塔尼半岛上，讲述女画家玛丽安受富家小姐艾洛伊兹的母亲所托，在艾洛伊兹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她作画，目的是把肖像寄给一位素未谋面，但要与艾洛伊兹结婚的富商男子。艾洛伊兹对这一安排极不情愿，画家在为艾洛伊兹作画中，两人相互爱恋，最终无疾而终的故事。

一、平权思想的溯源

1.男性凝视的缘起在提到平权思想之前，需要先关注男性凝视。男性凝视指的是在男权社会下，女性被看作第二性，男性通过一些媒介和渠道观看和凝视女性，他们被作为第一性。这是基于生理差异化区别来对待性别，社会发展中对男女的差别化对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会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文化习俗等。英国学者约翰·伯杰在《观看的方式》一书中提到，人们观看的方式中“理想”的观赏者通常为男人，而女人的形象常常是用来讨好男人的。他研究欧洲古今的裸体画像，发现女性模特常是面对观众或画家的，或者通过一个镜子，以画家看她的方式来看自己。2.平权思想的论述平权思想就是对于男性凝视及女性凝视的平等对待，凝视与被凝视的转换与突破，是思想精神的释放，也是突破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观念，在束缚限制中解脱出来，敢于为自己发声。女权主义是指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体现女性自我精神与能量的一种女性思想、社会言论及政治协助行为。男女平等是女权主义最基本的目标，在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同时，女性还要注重自我的价值表现，展示女性的独特魅力，挖掘并发挥女性的社会力量，为社会各阶层女性的思想与行为的解放而努力。

二、《燃烧女子的肖像》影片中的平权思想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妇女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我市妇女权益面临的问题，既有人民群众面临的共同利益问题，如企业改制，征地拆迁、下岗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也有有别于男性的特殊权益问题，如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低，妇女就业结构不合理、妇女权益保障缺乏有效的执法主体等问题。因而，全面详实了解我市妇女权益问题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及时提出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才能切实解决妇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一、我市妇女权益保障现状

1、妇女参政议政意识增强。近年来，我市各级党组织逐步加大对妇女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保障妇女各项政治权利。目前，我市有妇女干部0.66万人，占干部总数的43%。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女委员的比例分别达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总数的28.7％；市政协委员中女性占市政协委员总数29.2%。

2、妇女社会保障得到加强。2007年，全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职工6.52万人，占参保人数的44%，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女职工5.59万人，占参保人数40.1%，参加失业保险女职工3.45万人，占参保人数47%，参加工伤保险女职工4.28万人，占43.3%；参加生育保险女性1.4万人，占44.4%。与此同时，我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和农村医疗保险，07年底，农村妇女有养老保障的覆盖率达90%；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妇女参保率达99%。

3、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提高。07年末，我市中小学女童入学率达到了100％，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到达95.6％，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达14年，女性专业技术人员有1.6万人，占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33.8％。

4、妇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07年全市妇科病检查率达91%，育龄妇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0%以上，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农村高危孕产妇住院分娩率分别为100%，孕产妇产前医学检查率达到95.1%。

菏泽市是农业大市，近日，我们通过发放问卷、走访、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农村妇女权益保障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到农村妇女维权领域尚存在一些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妇女发展状况

我市现有农村妇女364.16万人，占农村总人口49%，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农村妇女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经济参与平台不断拓宽，在生产发展中挑重担。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原来农村传统的“男耕女织”被现在的“男工女耕”所替代。我市农村妇女从事种植业988300人，从事养殖业108100人，从事加工业184300人，从事服务业573900人。农村妇女在种植、养殖、加工等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

（二）求知求新求发展，在生活宽裕中闪亮点。通过学习和实践，部分农村妇女不断提高知识层次和技能，成为增收致富的先行群体，掌握实用技术的114万人，获绿色证书的3.7人，获农民技术员职称的2.1人，全市共有科技致富女能人2125名，“妇”字号龙头项目和示范基地33个。如曹县大力发展芦笋种植业，面积12万亩，从业妇女5万人，人均年收入万余元。

（三）生活方式日益改善，在乡风文明中占主导。在基层妇联组织的引导下，广大农村妇女发挥自身性别优势，踊跃参与五好文明家庭、和谐平安家庭创建活动，投身文明村镇建设，成为农村精神文明传播的主力军。80%的妇女在家庭中发挥主导作用，重视提高婚姻家庭质量，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

西方女权主义思想也称女性思想，它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于20世纪六十年代末期，首先在欧洲大陆产生并迅速地发展起来。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女权阶段、女性阶段、女人阶段。

第一阶段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权主义者提出与男人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经济地位、就业地位和思想解放。1968年以后女性主义者不再局限于同工同酬和职业的认可。1980年以后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以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提出了以强调"女人"为特征的新民族主义，不再强调两性对立和女性和女性一元化，而是提出多元论，女性不再和男性对立，不再是准男性，从而消弭男性统治话语，使世界成为有新生意义的后现代世界。

女权主义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29世纪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中见到。同时一批个性鲜明、反抗意识强烈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想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马的玛格丽特,福楼拜的爱玛,易卜生的娜拉等等在世界文库中已成为不朽的艺术没的典型.

现代舞蹈是在反对僵化的前提下产生的历史现象,是现代舞之母依莎多拉.邓肯对陈腐的芭蕾向世界大喊"芭蕾一点也不美"时开始的轰轰烈烈的舞蹈革命。但邓肯从未想到要去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派，而只是想从芭蕾的清规戒律中获得一种肢体与精神的自由，然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跳舞。

随着现代舞的发展，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目睹了美国人对舞蹈兴趣的大副度增长--这种兴趣很快就反映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舞蹈是一种女性的艺术，而我们的文明是父权家长制式的。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男子与女子一样频繁的跳舞，有时甚至比女子跳得更多，甚至主导着舞蹈的走向，在很多女性跳的舞蹈中,他们诠释的却是男性的思想观点,用大部分男人的审美决定着舞蹈的审美,用男人的眼光决定着舞蹈的角色.如根据莎士比亚名著改编的芭蕾舞剧《驯马记》描述的就是一位具有自己思想和个性的女性在社会和家人的责备下被丈夫驯化的过程。在舞蹈中编创者使用讽刺和滑稽的舞蹈语言表现这位"悍妇"，用一种洒脱而尊重的舞蹈语言表现那位丈夫，并宣示顺从男人是女性的最大美德，并认为这表现了人类灵魂中真正女性的方面。

女权主义思想真正影响舞蹈这门特殊艺术的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女性观点。正如中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戴镜华所说："真正的女权主义文学和艺术批评，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种女性视点去解构文学中是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利机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地域文化在这时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形成了以统一的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记录。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妇女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特别是与一些人以为可以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宋明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衎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社会风气之先，成为西方思潮与中国封建遗毒的聚集地。旧上海的腐朽社会风气、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对海派文学的创作都有影响。施蛰存(以下简称“施老”)是出色的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学理论家，享有“中国现代派文学的鼻祖”美誉，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典范。其众多作品以上海为主要生活场景，反映大城市的病态生活，并对上海小城镇的平民生活作了深描。施老作品下的人物脉络多是植根于都市底层，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对舞女、小贩等诸多小人物寄予了密切关注，而且也以酣畅淋漓的笔触抒写底层百姓的惨苦生存境遇，同时，施老用相当多的笔墨对女权主义加以关注。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把女性的衣食住行作为其描写视角的一个切片，进而加工和修正。如在作品《蝴蝶夫人》中，主人翁蝴蝶夫人仅仅是一个性别符号，其在婚前被奉为爱神，婚后则被视为唯美蝴蝶，通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女性主体地位。施老小说中所展现出来的女权思想清晰地表明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文明矛盾、冲撞的双重性。施老作品对女权思想的研究涉及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等。

一、描写对象由主我到现世的逆转:女权对男权的依附与摈弃

施老小说中的描写主体都是以男性为注脚，其作品笔下叙事中的女性亦成为男性觊觎的对象。《蝴蝶夫人》收录了施老不少经典短篇小说，如《上元灯》、《将军的头》、《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说对男女情爱和两性关系的描写带有诗意的论调，但经常把传统的文化心理诉诸笔端。如《将军的头》在单纯表现情欲的基础上糅合了情欲和种族的双重推力。《石秀之恋》有极其浓烈的弗氏学说味道，文中认为石秀的行为是情欲和伦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斗争的极限导致性变态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尔会偷窥男性。对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认为西方生活方式属于“新潮”和“时髦”的代名词，同时也暗示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新潮”的生活。诚然，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具体生活的实践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虚构。在这个阴阳合一的世界中，男性与女性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是统一的。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远古时代，女人属于天然被保护的对象，男人在外狩猎，女人在家生育，这犹如现代的男耕女织。但男性与女性的交融不仅体现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为了将每个生活事件的线索捋顺，都必须从一项计划中勾勒出，就必须将神秘的东西统统地抛弃。波伏娃曾说过，宗教、诗歌等文艺形式中推演出来的从来不是来自女人本身，因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届舞女，但其非常厌恶现实社会给予她的舞女生活，为了摆脱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脱离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为如此，在男性视界中，女性时常成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总是习惯性地撅起嘴:“九点一刻，我要回来睡觉了，她耸耸肩膀走了。”其实，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时间都是其对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完成女性对男性的心理依赖。石秀杀嫂的故事(《石秀之恋》)中，虽然经过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说中仍然扮演着一个喜欢勾引男人的淫妇角色。《花梦》、《梅雨之夕》和《闵行秋日记事》这几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画男子的猎艳心理。在人类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诠释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构造的爱情神话中，女性在构建主人角色的同时，也赋予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关照。男性却在维持固有现状的同时，也不得不逐渐放弃自己的主体地位。

二、女权符号的外化标签:异性互引的伦理界限

蝴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国文人都会将翩翩起舞的蝴蝶视为自由的象征。无论是庄子《齐物论》中的蝴蝶梦还是《梁祝》中的化茧成蝶、比翼双飞，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性文化镜像中都清晰可鉴。不难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范式来研究性别的互引还比较鲜见。弗洛伊德认为，性和欲一脉相承，情和欲的争辩也时常跨越时空的距离。在中国，“女人祸水”论是妖妇形象产生的心理基础。但是，在老的小说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异化为“天使”与“妖妇”两个极端。施老通过妖妇的描写直入人心，给“妖妇”以平凡，从而解构了传统意义上妖妇的本源意义。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灯》这两篇写得婉约优雅，隐约让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灯》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记》里的陈小姐———曾经被林语堂大师认为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可爱的妙龄女子。施老作品《将军的头》中对“溪边的青春少女”，“凯旋而归的无头将军”，有点类似聊斋中对正义的内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伦理界限不仅在于性别的对等性，而且也在于对女性更多的期望与重视。波伏娃曾说过，男人使神话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书本中对“女妖”的认知与解读。《蝴蝶夫人》相应地被阐释为像蝴蝶一样的夫人，与有着爱神之称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丽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与和谐的象征。作为爱情指向的尤物，对具有蛊惑力的女性，施老宁愿将她夸张美化，使其变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号，于是凭着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为受众加以褒扬的另一半。这样一来，女人和蝴蝶一样，成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对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时时处处顶礼膜拜。在笔者看来，所谓神，在唯物世界里也仅仅是供人玩赏的翩翩蝴蝶标本。施老作品对蝴蝶的研究与对女性自由权利相互耦合，正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蝴蝶，来剥夺女性的主体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妇“可敬”与“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妇为什么“可敬”与“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权作为一种符号来诠释，通过女权彰显出男女性别互引的伦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权利的张扬:角色塑造与权利彰显

论文摘要：完善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体系是妇女权益能够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亟待完善的方面。从宏观方面看，制定反歧视法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它可以从反面约束人们歧视妇女的行为；从微观方面看，修正现行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应该是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工作。而且《妇女权益保障法》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已经逐渐露出了某些弊端，关于该法有哪些弊端以及如何校正这些弊端，笔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妇女权益，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十周年的纪念日。各新闻媒体、相关机构就该法实施十周年以来的状况展开了广泛、热烈的讨论。如果对这种人声鼎沸的讨论声进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们即不难发现此种讨论渗透着人们对妇女问题的人文关怀。质言之，妇女问题不仅是妇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男性的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妇女地位的提高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中国共产党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优良传统——这是当时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产党这一政党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法律在保障妇女权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但是，2002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曾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更有甚者，某些网络媒体还将其中的女主人公、饱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评为2002年“最命苦”的中国妇女！此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妇女问题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深入，妇女问题体现出了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妇女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要求我们作出法律上的回应。因此，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是切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前提；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调动妇女参加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积极性、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根本途径。就像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当今奴隶的解放一样，没有完善的法律，妇女的权益就不会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国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及其社会效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注重并不断加大创制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的力度。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为主体，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内的一整套保障妇女权益和促进妇女发展的法律体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无疑对这个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又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设定的妇女宏观发展目标相比照，现行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法规涉及到妇女在参政、劳动佣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诸多方面的权利。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从广义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受益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从狭义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又以弱势群体为主。国家通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使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社会成员得以平等地分享文明社会成果，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从而缩小社会成员的贫富差别，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其宗旨在于促进妇女权益的实现，而在诸多客观条件中，社会保障措施尤显重要。近年来有关中国妇女权益的研究成果显示，妇女在劳动就业、失业、生育、家庭生活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困难，其权益实现存在各种障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因此，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为完善针对妇女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

一、《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社会保障措施的立法必要性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原则。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庄严地载入《宪法》之中。《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第44条和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社会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据和最高准则。《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占人口半数的女性权益规定具体保护措施，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宪法》原则，从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将社会保障原则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

严格履行我国承诺的国际公约义务。早在**年联合国就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提出了对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该公约自**年1月3日生效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公约，我国也包括在内。该公约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中国政府于**年9月29日批准参加该公约，该公约于**年9月3日生效。该公约第11条规定：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以保证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享有相同权利，特别是：……(e)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特别是在退休、失业、疾病、残疾和老年或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以及享有带薪休假的权利；(f)在工作条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①既然我国已签署了上述国际公约并得到立法机关批准，就必须履行承诺的义务，采取包括立法行动在内的各种实际措施，保障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利。

充实丰富《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社会保障权利的原则规定。在**年该法制定之时，专家学者就提出应增加有关实现妇女权益的社会保障措施。但限于当时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条件，公布实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并没有针对妇女社会保障权利的实现做出详细、具体的立法规定，只是在第一章“总则”的第2条、第3条中原则性地规定了“国家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逐步完善对妇女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采取有效措施，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②经过10年的实践，伴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已经有条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关于妇女社会保障的原则规定加以充实和丰富，使《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容与该法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实现妇女权益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切实消除我国妇女享受社会保障利益的现实障碍。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初。1951年2月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奠定了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该条例对劳动妇女在工作过程中的社会保障作了相应的规定。此后，国家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扶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实现男女平等制度提供了一定条件。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了。近些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和制度创新③。这些成就，对我国妇女享受社会保障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看到，我国妇女在享受保障方面的状况还是令人忧虑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日益增多，但涉及针对妇女特殊权益的社会保障立法却明显不足。第二，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具体实施方面仍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针对妇女特殊权益实现的保障措施难以落实。第三，国家制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覆盖面较窄，广大农村妇女还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给她们带来的诸多利益，如社会保险中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方面的利益。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是当代西方一个较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它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深刻影响，并且对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作用，我们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应有的科学态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男女平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对西方女权运动和解决当代中国妇女权利问题都有着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价值。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去科学的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在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逐步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过程中，将妇女问题放在人类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加以分析，指出了妇女受到压迫和歧视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和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妇女解放，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马克思曾指出，“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在社会历史生活中，人类劳动的异化现象导致了男女两性关系成为了从属与支配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私有制的出现使得女子的地位被贬低，女性被禁锢于家务料理的私人劳动中，脱离了社会生产，丧失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西方女权主义思潮起源于19世纪中期，女权主义思潮既引起了女权运动的兴起，又在女权运动中得以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的女权主义在实践的检验过程中极为空泛、缺乏说服力。为使女权主义的理论能够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具有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是妇女处于压迫从属地位的根源。女性得到解放就要使其从无偿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社会化劳动。还强调社会关系包括阶级、性别、地域等各种形式的关系，而且认为各种社会关系相互联系和制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扬，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在当今西方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的当代价值

摘要: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护下，中国妇女比起传统社会而言，妇女权益得到了保障，但在有些方面还有不完善不规范的地方，本文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更好保护妇女有关权益，为建设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妇女;国外经验;权益保护

一、相关概述

有关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可谓是常谈常新的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规定了每年的三月八日为妇女的节日，从此中国妇女有了自己的专属节日。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这个群体贡献了巨大力量，如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可现实中仍然有诸多损害妇女权益、婚姻关系的不利因素，需要进一步找寻问题所在，为更好保护妇女权益，并促进社会更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保护妇女权益的必要性和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妇女一词词典中的解释是泛指成年女性，《民法》规定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自然人是从18周岁开始，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女性占48.73%，达到六亿多人，真正是“顶起了半边天”，在人口数量上妇女是经济建设、社会前进发展的重要动力和主要实施者，毋庸讳言，女性不同于男性，如何保护妇女相关权益这个问题，是消除对妇女歧视、保障妇女全面发展的有利武器。在社会发展中婚姻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小细胞，细胞充满活力健康，整个社会和国家才能积极向上的，家庭幸福安康，国家才更加繁荣昌盛，如果细胞肌体出现问题，那么国家层面上也终会受到不利影响。其中涉及到妇女权益，如何处理好这是一个双赢的问题。（二）中国相关制度的变革和进程。中国有几千年文明社会发展历史，形成自己民族的独有文化传承，随着经济、文化的变化发展，关于妇女权益的体现在世俗、宗法、律法之中的规定，大致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首先是在短暂的母系社会，妇女占有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主导地位，如今还从位于云南和四川的少数民族摩梭人的独特婚姻方式所体现。由于整个封建社会是以父权为主的时期，妇女群体几乎没有政治地位的体现，作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妇女没有被赋予独立的人格权，事实上连自己的姓名权也会被剥夺或忽略。关于妇女权益和利益的规定多数是体现在家庭方面，从秦到清，妇女的地位由相对的平等到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状态，呈现越演越烈之势，最初是从汉朝起，儒家思想开始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贡献来自于西汉初时董仲舒，他是一位儒学大家，其提出规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从伦常到律法各方面进行推行，从而规范整个社会的行为。时间上面一直到唐宋期时妇女都还是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妇女在经济上、婚姻生活上都有一定保障和自由，根据《史记》和《唐律疏议》等相关内容表述，妇女一般享有有限的继承权，未嫁与丧夫女子都拥有份额少于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宋代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在一些情况下仍有享有部分继承权；婚姻相对自由，唐律中亦规定了夫妻感情不好的“和离”制度，汉、宋朝亦有二婚妇女当上皇后的例子，对妇女管束严酷是从明时开始加强的，至清时到达了顶点，另外还有中国特有的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出”，七出是指：不顺父母（此指公婆）；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窃盗。妇女有这七种情况的，丈夫可以提出休妻，视为正当理由。三不出是指当妻子是以下三种情况：有所取（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丈夫不能提出休妻，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妇女权利是一种限制同时也相当于一种最低程度的保护。这是正式出现在《唐律》之中，作为调整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到民国初期，执行了上千年。（三）国外相关制度的做法。由于东西方文化、地域、宗教、气候等等各方面的差异，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妇女的权利与中国不同，但经济等原因的束缚，古代妇女的权益谈不上有多大的保护问题。近现代以来，对妇女的保护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家庭、人身各个方面，由于资本的发展和扩张，妇女不再只是男子的陪衬，西方国家的女性率先掀起了争取权利的“女权运动”，建立了维护妇女权益的保障机制，并且对其它国家的妇女维权事业产生重要的影响。1981年联合国为保障妇女权利，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成为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国际法基础，英国公布了《同工同酬法》《性别歧视法》，美国公布了《平等就业机会法》《怀孕歧视法》，以保证妇女的平等就业、消除男女不平等起到积极作用。北欧国家经济发达，两性平等的意识是深入人心，各国相继有《男女工作平等法》《家庭法》的系列法律。改善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20世纪，妇女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世界各地妇女担任要职重职已经成为常事，为了保障职场妇女权益，各国也纷纷出台相关法律和制度制裁职场歧视行为，其中包括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的相关内容，德国是以出台相关法律条文的形式来规范这种职场行为的，并为此施行的“责任倒置”的举证原则，在人身方面，着力于对家庭暴力的规范处理问题，许多国家都设置了专门审理家庭暴力的法庭，设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和庇护所制度以保证妇女的权益[1]。

二、我国现代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

（一）对妇女的权益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焕发出了活力与动力，与新中国同龄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中国妇联”，在其章程中开篇明义地说明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担负有组织引导、代表中国妇女参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责。同时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地履行大国义务，为全世界妇女儿童争取更多的权益。有以下的一些数据显示：2018年妇女住院分娩率达到99.9%，孕产妇死亡率18.3/10万。中国孕产妇保健覆盖率比之以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中国排名第53位，妇女平均预期寿命为77.6岁，高于男性3岁。总体上中国妇女的健康状况大大优于以前，政治权利方面：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女代表只有12%[2]，第十三届全国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总数的24.9%，在十三届全国人大组成中有多个选举单位女代表比例有呈现出普遍上升的趋势。但距离联合国确定的女性在权力机构中占比30%的目标，仍有差距。2019年中国女性就业率为49.08%，在亚洲国家中是居于首位，远高于日本、韩国等等发达国家。并明确规定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受教育的权利，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女童所占比重为46.7%，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重为46.5%，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重为50.8%。（二）婚姻家庭等制度的相关规定与实践。随着2011年10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中国已经形成一系列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中国特色法律制度，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并在时展，社会进步的情况下及时地在2005年对该法进行修改，为更好体现法律的作用，保护妇女的诸多权益，国家相应修改系列法律规章多达几十件，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从物权、人格、婚姻家庭各方面全面规范，充分体现时代的特征。联合国将每年的11月25日定为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为保护妇女权益提供助力，中国方面也是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的处罚力度，数据显示：2014年法院依法严惩侵害妇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2019年惩治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虐待、拐卖、性侵害等犯罪，审结相关案件2.7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