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范文10篇

一、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探讨

路径依赖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David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随后，谢林(ThomasC.Schelling，1978)在《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一书中，又提出了“互动性行为”(interactivebehavior)问题，他指出，经济结果严重依赖于行为发生时的秩序，因此，即使面临着更有利的选择，一些次优的结果可能非常流行。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大卫•保罗和阿瑟(W.B.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它才引起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保罗(1994)认为某一过程的路径依赖后果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positivefeedback)的随机非线性动态系统，一旦为某种偶然事件所影响，就会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或路径一直演化下去；即使有更佳的替代方案，既定的路径也很难改变，即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向”(U.Witt，1993)。阿瑟(1989)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中的报酬递增与路径依赖的关系上，并指出一种技术的市场份额不仅依赖于偏好和技术的可能性，而且还依赖于报酬递增而导致锁定效应(lockin)的历史小事件。他认为，技术通过两种机制显示报酬递增：首先是用中学，技术被采用得越多，由此获得的经验越多，它们被改进得越多，从而被采用得越多；其次是网络外部性或协调外部性。历史小事件和报酬递增的联合作用，导致了劣等技术占主导地位和锁定效应的发生。

诺思(DouglassC.North)是从技术变迁领域引入路径依赖方法进行制度研究的第一人。继他之后，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研究十分活跃，例如Stark(1992)、Campbell(1991；1996；1997)、Hausner(1995)、Grief(1994；1997)、Pierson(2000；2004)、Caroline(2001)、青木昌彦(2001)和A.爱伦•斯密德(2004)等都参与了此项研究活动。他们大多认识到制度变迁(演化)受到制度遗产、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理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并且试图解释或揭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形成机制。近年来，哈佛大学的皮尔森(P.Pierson，2004)的新著《时间进程中的政治学：历史、制度和社会分析》与诺思(2005)的新书《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都试图揭示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生成或传递机制，代表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最新发展水平，引起了相关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

诺思作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领军人物，国内学者多热衷于用路径依赖理论来解释诸如企业改革、诚信建设和经济发展等问题。虽然姚洋(2002)、刘汉明(2003)、秦海(2004)和周业安(2005)等都注意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新发展，但是，对于诺思是如何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认识和评价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等问题，少有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欲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国外有关文献，阐述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提出过程，从而揭示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的涵义，最后对该理论做出若干评价。

二、诺思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制度环境制度均衡制度特色

近日来，忙里偷闲，争分夺秒，读完了许平中先生的几篇文章及其惠赠的著作《中西历史反差探源》，还有林岗等诸位合写的《诺思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略有感想，简述如下：

一．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解释世界，就是为了征服世界”。理论解释不了世界，当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便会成为玄学。理论的价值何在，要视其对于问题解释力，哪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强，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市场购物，谁的购买力强，谁就是上帝。仅此而言，我是个“唯‘力’论者”。无论是诺思，亦或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不可能是万能的；仅此而言，我是个“唯‘人’论者”；因为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解读，马克思和诺思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唯物史观”与“选择史观”（许先生语）。这是目前对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流行的两种史观。先让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勾勒一下这两种史观。

三．“唯物史观”认为，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落脚点就在于阶级斗争。曾记得一位伟人说过：“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话：‘造反有理’”。占有生产资料者为剥削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者为被剥削阶级。刘邦、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就从被剥削者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刘阿斗、陈后主等被推翻的皇亲国戚则被逐出了剥削阶级。不知流亡贵族丧失了生产资料之后应归属哪个阶级。“龙生龙，凤生凤”的“阶级烙印论”在此似乎讲不通，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何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实在展现不出来。纵观中国历史，各类矛盾、斗争固然不少，但是所谓在没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有时代进步，于史无证。即便有，也是“五胡乱华”，或元、清两代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社会起义”也好，“农民起义”也罢；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

四．许先生依据诺斯的“选择史观”提出：“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应当是地理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或（和）陆路运费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人口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夫山西绕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被多马、牛、羊、旃裘、筋革；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征者，求也），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儿没有“奇珍异宝”或“奇技淫巧”的奢侈消费品，而是位于帝国中心地区“山西”、“山东”、“江南”等的普通产品，并且是“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异，中世纪的西欧一定望尘莫及。至于运输费用，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俗称：“亏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司马迁是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顾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可见，诺思的“产品差异”和“运输费用”，对司马迁的描述解释力不够。所以，他在《经济史中结构与变迁》之中译本序中说：“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theinstitution)，这亟待作分析”。可见，他给自己的理论证伪，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并说：“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有如何改变世界”。这一说法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的“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摘要：在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论述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实施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论文的基本结论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正式制度和有效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则有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制度实施机制

1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意见分歧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含义和增长源泉的研究成果似乎并不与其热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目前我们并未形成对增长及其源泉的统一认识。较为普遍接受的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上述定义表明经济增长直观表现为用GDP或人均GDP衡量的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则是增长的源泉。

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源泉的分析经过了从要素禀赋论、技术决定论到制度决定论，从关注非制度因素到关注制度因素的变化。哈罗德－多玛模型作为将凯恩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相互替代的苛刻假设条件下，得出储蓄率是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结论，即

G=S/σ

1.引言：关于政府的多维视野

政府自诞生以来就是一个含义宽泛、作用巨大、影响深远的概念，以至于吸引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社会科学中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智者的注意力，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人类智力成果和精神财富。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对于这个“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的政府的认识还远未穷尽；（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作用的这种两面性被人们称为“诺思悖论”。）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汇聚成五光十色的关于政府（国家）的理论谱系，构成一幅动人的历史画卷。借助前辈先贤提供的这些理论“阶梯”，作者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并通过对某省某市一民营市场三次开业三次被搞垮的典型案例的剖析，从而对“真实世界”里政府多元利益目标的冲突与协调的原因、机制、对策等问题进行探讨。

1.1作为整体假设的政府：一元利益目标

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政府（国家），大都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政府是一个统一的公共部门，是一个抽象的整体。于是，在很多研究者的文献里，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国家、政府、统治者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包括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斯蒂格利茨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一书中也没有对此三个概念加以区分。（注：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

其实，国家、政府、统治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国家更多地偏重地域和疆域的概念，政府指的是政体安排，而统治者指的是具体控制权利的人。但进一步看，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紧密：国家的管理职能是由政府来行使的，政府最终要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勿需对之加以明确区分。

什么是国家？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国家是一个在某个给定地区内对合法使用强制手段具有垄断权的制度安排。关于政府，一般认为政府是许多社会组织中的一个，是一个“超级企业”（科斯语）；诺思认为，政府（国家）是一种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此，政府与其他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也就是拥有全体社会成员；二是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由此导致政府这种特殊组织与其他组织在起源演进、形态结构、行为方式、利益目标等诸多方面的差异。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摘要：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以社会总会达到人口饱和状态并陷于停滞。裴小林认为，必须用“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完善马尔萨斯模型的基础。李嘉图认为，西欧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结构转换”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稳定的粮食剩余。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裴小林认为，诺思和李嘉图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因为经济组织越有效率，经济就越快地达到马尔萨斯模型所允许的限度而陷于停滞所以诺思模型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故事。裴小林用他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分析人口大国的情况后认为，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新中国的和现在按人口定期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表现。本文认为，马尔萨斯模型对传统社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它以技术不变为前提，所以不能解释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真正能够解释西欧社会结构转型的，正是被裴小林批评的诺思模型。裴小林把“诺思模型”直接应用于古代传统社会，又过分强调马尔萨斯原理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出现了失误。所谓“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并不是什么“客观”趋势，而是在维持和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一价值目标下的主观选择。中国农业的关键问题不是维持粮食总产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业人口和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基本出路，这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甄别人们的素质和特长，使具有“非农特长者”果断放弃土地，让土地流转到“高效经营者”手中，所以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允许买卖的制度。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实行这一措施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这一措施又是万万不能的。

关键词：马尔萨斯李嘉图诺思裴小林土地私有

笔者在网站上搜索人口和土地关系的资料，偶然发现了裴小林先生（荷兰累顿大学法学院暨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历史系）的长篇论文《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制案例》，读后感受颇深，遂写一篇评述文章，以就教于裴先生和各位同仁。

一、问题

裴先生用“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改进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将这一理论完全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作出了理论贡献。他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的情况，认为存在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并认为新中国的和当前实行的“土地均分制”，就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解决人口生存问题的正确选择。

笔者却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土地公有和现在的土地均分制，都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制度，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所以农业必然要进入死胡同。解决中国农业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对那些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文章，笔者很少能够耐着性子看下去。好在裴先生的文章偏重于理论而不是实证，并且是以笔者非常赞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基础进行论证的，这就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既然相同的理论（马尔萨斯理论）应用于相同的对象（中国土地制度），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很有必要搞清，问题究竟是出于理论的缺陷，还是出在对事实的具体应用上呢？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然而，国内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对制度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内容结构和学科体系等进行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本文拟对西方制度经济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作一简要的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其理论方法、研究内容、学术成就、历史局限性以及对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借鉴意义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与思考。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InstitutionalEconomic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内容提要：制度安排约束于国家租金最大化的目的以及国家为此目的设定的总体战略，由此我国林业初始被安排为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两种产权制度。1981年的“三定”政策实质上是国家对林业行业产权的一次重新界定，它赋予了林业经济主体产权的排他性。在排他性存在的前提下，林业产权的可交易性自然衍生出来。

关键词：制度工业化林业租金排他性可交易性

制度的重要性正在被经济学家们广泛认同，制度与组织的互动是解释经济社会历史演进的最重要原因。经济学已有的讨论是，在通常情况下，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制度效率是不理想的。在制度安排和保护的舞台上，国家及其人是“白马王子”。租金最大化是国家进行制度安排的最终目的。本文则认为，国家，尤其是集权体制下的国家，为了获得租金，常常由精英集团——集权的上层设计一些总体战略，而产权制度的安排首先是从属于这些总体战略的。这些产权安排自身是低效率的，但符合总体的战略决策。在考察经济社会中一个行业的产权变迁时，其它行业的产权变迁和经济整体的市场化程度也许是理解该行业产权制度演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要素的市场化实际上意味着要素主体更大的退出权，而这种退出权意味着就我们所考察的行业而言，更多的权属能够退出公共领域(publicdomain)，这意味着该行业租耗的减少和社会经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本文试图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林业制度的安排和变迁，并对林业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演进做出预测。本文的中心论点是：新中国林业产权的初始界定从属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而林业产权的变迁是国家与林业经济主体博弈的结果，林业经济主体对国家的反应导致一种均衡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具有效率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本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已有的国家与产权理论进行一个回顾和评析：第二部分侧重于解释新中国成立之始国家对林业实行国有和集体产权制度的原因；第三部分着重讨论林业制度自改革以来的演进和林业行业效率的提高：第四部分是一个结语。

①North,DouglassandThomas,Robert,1981.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W·W·Norton&CompanyInc.

一

内容提要：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属于“历史必然论”，这一理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充分余地。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利用“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一种“历史选择论”。本文认为“选择”具有偶然性成分，历史叙述应当重视政治人物的个人选择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宏观历史是千百万人在特定客观环境下长期“选择”的结果，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改变这一“选择”，所以完全是“必然”的。在对宏观历史的看法上，“历史必然论”与“历史选择论”实质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马克思必然诺思选择一致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将经过一系列必然阶段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历史必然论”。远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上就出现过不少有名的“必然论者”，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就是这样的人物，他的信徒在很短时期就占领了从印度起到西班牙止的广大地带。十九世纪以来，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也成为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必然论”者。有人认为，历史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社会活动的参加者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并能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的活生生的人，所以历史归根到底由人“选择”所决定。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缺陷，他在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合理选择”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历史必然论”没有为人的“选择”留下余地，所以不能合理解释纷纭复杂的社会历史。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后记中，诺思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没有认识到（西欧）“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我们把诺思的历史观称为“历史选择论”。历史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还是取决于人的“选择”？容易看到，象近代西欧的稳步崛起和几千年来中国长期维持小农社会状态等宏观历史现象，很难说是由某些偶然因素造成的，应当认为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明明认识到，一些具体事件，包括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中国的“”），它们并不完全根源于一般社会生活条件，可以说主要是政治领袖“个人选择”的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政治领袖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结果历史就会与实际过程大不相同。从这一观点看，历史就取决于人的“选择”。可见，历史现象中既有完全必然性的事物，也有取决于人的选择的事物，所以“历史必然论”和“历史选择论”都包含有部分真理。也许我们可以借用黑格尔的思想，把“正题”和“反题”中正确的成分统一成为“合题”，从而得到全部真理。

二、历史并不完全是必然的

摘要：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增长，所以社会总会达到人口饱和状态并陷于停滞。裴小林认为，必须用“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完善马尔萨斯模型的基础。李嘉图认为，西欧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工业“结构转换”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稳定的粮食剩余。诺思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经济兴起的关键”。裴小林认为，诺思和李嘉图之间存在一个悖论，因为经济组织越有效率，经济就越快地达到马尔萨斯模型所允许的限度而陷于停滞所以诺思模型是一个经不起历史检验的故事。裴小林用他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分析人口大国的情况后认为，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决定了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新中国的和现在按人口定期调整土地的制度，就是这一历史趋势的表现。本文认为，马尔萨斯模型对传统社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但它以技术不变为前提，所以不能解释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真正能够解释西欧社会结构转型的，正是被裴小林批评的诺思模型。裴小林把“诺思模型”直接应用于古代传统社会，又过分强调马尔萨斯原理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出现了失误。所谓“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并不是什么“客观”趋势，而是在维持和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一价值目标下的主观选择。中国农业的关键问题不是维持粮食总产量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转移农业人口和实行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基本出路，这需要充分利用市场手段甄别人们的素质和特长，使具有“非农特长者”果断放弃土地，让土地流转到“高效经营者”手中，所以必须实行土地私有，允许买卖的制度。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实行这一措施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这一措施又是万万不能的。

关键词：马尔萨斯李嘉图诺思裴小林土地私有

笔者在网站上搜索人口和土地关系的资料，偶然发现了裴小林先生（荷兰累顿大学法学院暨瑞典隆德大学经济历史系）的长篇论文《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中国均分土地制案例》，读后感受颇深，遂写一篇评述文章，以就教于裴先生和各位同仁。

一、问题

裴先生用“土地生产率界限法则”改进了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将这一理论完全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上，作出了理论贡献。他把这一理论应用于分析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的情况，认为存在一个“均分土地”的历史趋势，并认为新中国的和当前实行的“土地均分制”，就是由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解决人口生存问题的正确选择。

笔者却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实行的土地公有和现在的土地均分制，都是特定条件下形成的特殊制度，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所以农业必然要进入死胡同。解决中国农业出路的根本途径在于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对那些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文章，笔者很少能够耐着性子看下去。好在裴先生的文章偏重于理论而不是实证，并且是以笔者非常赞服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基础进行论证的，这就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既然相同的理论（马尔萨斯理论）应用于相同的对象（中国土地制度），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这就很有必要搞清，问题究竟是出于理论的缺陷，还是出在对事实的具体应用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