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范文10篇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作为大清王朝的奠基人，在清史中居于首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他们对推翻明王朝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最后攻陷北京，同样重要，不容忽视，不可低估。本文仅就此问题，辨明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地位，全面揭示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满族(先祖为明代的女真)为什么能在很短时间内占据辽东，并以此为根据地，进而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以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长期以来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作为清王朝的奠基人——努尔哈赤，他所强制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试图就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政策，略作钩稽和探索，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讨论。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清代科尔沁部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札萨克二十四部之首”。[1]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先后有四后、十三妃出自科尔沁部。蒙古科尔沁部影响了清初五朝四帝的政治,其中以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博尔济锦氏尤为突出。科尔沁部与满洲皇室这种特殊关系的建立可以追溯至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友好关系的建立经历了由军事冲突向联姻与朝贡直至归顺与结盟的三个发展阶段。本文试就这三个发展阶段作一探讨,以供参考。

一

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的第一阶段,属于军事冲突时期。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多次开战。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与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有矛盾。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部联合科尔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部共九个部落,出兵三万,其中蒙古兵一万。九部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于古勒山迎战,集中兵力专攻叶赫部,获胜。联军溃败,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喇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2]是役,努尔哈赤斩杀联军四千,俘获多人,得战马三千匹,盔甲千副。满洲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古勒山战役后,努尔哈赤趁科尔沁败北之机,从所俘的科尔沁人中选出二十人,令其披锦衣,骑战马,回科尔沁部,宣扬努尔哈赤的威德。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次年(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给努尔哈赤,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科尔沁部与满洲交往的最早记载。虽然古勒山之役后科尔沁部向满洲遣使通好,但双方仍存在矛盾与冲突。科尔沁部并不服输,继续对抗努尔哈赤的扩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以被得罪为名,派穆哈连攻打科尔沁部,抢夺战马四十四匹。科尔沁部奋起抵抗,并得到叶赫部的援助,穆哈连兵败被擒。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3月,努尔哈赤命其长子褚英率兵攻打乌喇部的宜罕阿麟城。“时乌喇贝勒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合兵”,[3]科尔沁军遥望满洲兵强成壮,自知力不能敌,便自动撤兵。在这一时期,努尔哈赤主要忙于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对于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蒙古诸部采取守势。在努尔哈赤看来蒙古各部前来通好,无非是“冀望恩泽于我”,他所作的也不过“厚赏遣之”而已,似乎并未给予以特别的重视。而科尔沁部虽然在古勒山之役遭到惨败之后,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但科尔沁部毕竟是漠南蒙古中一个强大的部落,并不认输。为了抵抗满洲的扩张,保护本部落的利益,科尔沁部多次与满洲发生军事冲突。

二

1612年(万历四十年)之后,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联姻与朝贡。这个时期,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突破,由相互敌视转而相互亲善友好。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尤其是科尔沁部态度的改变,满蒙联姻这一政策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行动,而是从当时满洲总的斗争利益出发的。从努尔哈赤当时的处境看,1612年至1616年(明万历四十年至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对女真族各部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后金政权的诞生指日可待。“招徕各路,……环境诸国”的成功,使满洲的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就满洲当时的力量而言,非但不能与明公开抗衡,就是比之蒙古总体,尚处于明显劣势。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洲统治者集团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4]感到蒙古诸部对自己有重大实际意义,从而采取了联姻通好的亲善政策。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5]因此,与蒙古部落通婚已不再是君主个人的生活私事,而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作出的政治性决策。另外,努尔哈赤与蒙古通好,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同时,努尔哈示也认识到“蒙古各部如云朵,集云则雨,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6]因此,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尤其对与察哈尔部有隙的科尔沁部更是大展手脚,利用满洲与科尔沁部接壤、风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过交往的历史等各种条件,多次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7]施展其招抚、和亲的手段,拉拢科尔沁部台吉。有鉴于此,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前后,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动向蒙古科尔沁部聘女为妃。1612年(万历四十年)4月,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明安贝勒是蒙古封建王公中第一个与满洲联姻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仅努尔哈赤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科尔沁部王公的女儿做妻子。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4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1624年(天命九年)5月,第十四子多尔衮娶科尔沁部桑阿尔寨台吉之女为妻。1625年(天命十年)2月,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贝勒斋桑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但通婚非常频繁,而且婚礼仪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嫁,娶亲的满洲贵族一方必“以礼亲迎,大宴成婚”,仪式与满洲同族间所行完全相同。同时,努尔哈赤也以满洲贵族之女“下嫁”科尔沁部各王公。这时期见诸记载的科尔沁部额驸有明安之子多尔济、奥巴台吉。满洲与科尔沁部的相互通婚,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扩大了后金的影响。在联姻活动加强的同时,科尔沁部台吉不断前来建州进行朝贡活动,以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9月,科尔沁贝勒明安第四子桑噶尔斋台吉至建州,送马三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副,并厚赏缎、布。同年10月,明安贝勒长子伊格都齐台吉又至建州,送马四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五副,并厚赏缎、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2月,明安贝勒次子哈坦马图鲁台吉带马匹到建州叩谒;1617年(天命二年)10月,明安贝勒第五子巴特玛台吉带僚友五十人,送马五十匹,到建州叩谒。他们都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亲自率众到建州朝贡,庆祝努尔哈赤建立金国。明安等人受到努尔哈赤及其妃子、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努尔哈赤出兴京城百里之外,到富尔简山岗,与明安行马上抱见礼,设野宴洗尘。明安向努尔哈赤进献大批礼物:驼十峰,牛百头,马百匹和干肉十三车,干酪、油两车,另有三峰骆驼驮载的毛毡。努尔哈赤“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8]留住一月。临走时,赏给明安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绸缎、布匹等。并且亲自送出京城三十里,骑兵列队,夹道欢送,在外住宿而还。努尔哈赤对明安的迎送礼节,在清初是罕见的,其目的是使科尔沁台吉进一步归服他,并以此吸引其它蒙古部落。在这一阶段,满洲与科尔沁部的友好关系得到巨大的展,但是这种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仍有摩擦与矛盾。如天命年间,科尔沁部台吉明安之子桑噶尔寨曾联合内喀尔喀攻伐努尔哈赤;明安的三个儿子抢夺了满洲的三百牧群和七十六只貂,以及鹰网、鸟。对于科尔沁的敌对行动,努尔哈赤中止了向科尔沁部出售弓箭,惟恐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这说明满洲与科尔沁部之间仍存在着不信任感。但此阶段,友好发展是主流,摩擦与矛盾只是小插曲。双方的关系继续朝着归顺与结盟的方向发展。

我国东北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江外广大地区，从女真族全国政权金王朝以后，一直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政权统属之下，也就是中国的领土。王朝虽然更迭，领土人民始终是中国的，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一个新王朝的成立和巩固有一个过程，各地的土地人民隶属于新政权也有先后。在历史悠久土地广大的国家里，某一地方在某—时期还未隶属于新王朝仍然打着旧王朝旗帜是常见之事，例如明洪武初年的云南，清顺治初年的厦门。这只能说它那时还不属于新王朝，而不能说它不属于中国。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2]。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3]，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4]。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5]，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6]，派人“巡边”[7]、“烧荒”[8]，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9]。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10]。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11]，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12]，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13]，都是这个原因。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设计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八和硕贝勒”，有时泛指八旗的和硕贝勒，有时也可理解为是八个和硕贝勒。由于旗主也称和硕贝勒（和硕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这“八和硕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个旗主。那么，与共治国政制联在一起所称的这“八和硕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诸和硕贝勒？还是指八旗旗主？进一步说，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由于它关系到当时八旗制度的演变、天命末及天聪朝的国政、各旗主的势力及其相互矛盾斗争等等问题，有必要作专门考证。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明中叶，海西女真南迁后，逐渐形成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四部，史称扈伦四部（亦称海西四部）。

扈伦四部中除哈达外，皆以河命名，哈达为女真语“山峰”之意，哈达依山立国，故称其为“山国”或“山夷”。哈达部“居开原东南，贡市在广顺关，地近南，称南关；叶赫部居开原北，贡市在镇北关，地近北，称北关。”[1](P119)

王台晚年统治腐朽，哈达衰落。王台死后，内部子孙争权夺利，内讧不已。外部叶赫与哈达构兵不息，加上明朝羁縻政策的限制，在内忧外患中，哈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努尔哈赤灭掉，一代雄邦从历史舞台消失。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王台晚年“黩货无厌，上下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凡有词讼以赂金币多少为是非曲直”，“群下效尤，每使人诸路，皆骄纵无忌，索货贿鹰犬之属，下及鸡豚，悉被扰害”[2](P302)。由于王台的昏庸贪刻，加上其子虎尔罕的残暴，结果哈达民不聊生，国人很多投奔叶赫。哈达大将白虎赤、虎儿干先后叛投叶赫，不仅带走200道敕书，而且夺走了季勒等八个寨，只剩下把吉把太等五个寨还属于哈达部。原先所服诸部也相继脱离哈达。如原屈从王台的王杲之子阿台叛附了叶赫的逞加奴、仰加奴，灰扒、兀喇、建州等诸夷也不再受哈达的约束。哈达的形势急转直下。王台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王台的病故使举步维艰的哈达雪上加霜，哈达从此再没有一个颇具号召力的首领。不久，哈达内部发生了阋墙之祸。王台长子虎尔罕和庶子康古陆争夺父业，打起内战。结果，康古陆被虎尔罕逐走，“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虎尔罕寻亦死”[3](P163)。

虎尔罕的暴亡又使哈达出现了新的危机。其弟猛骨孛罗承袭龙虎将军的封号，其子歹商继任为哈达贝勒。“歹商为人气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离心”[4](P191)加上歹商年幼，统治很不稳固。而投靠叶赫的康古陆乘虎尔罕殁之际归来，并且娶了父妾温姐，温姐是猛骨孛罗生母，逞加奴和仰加奴的妹妹。于是哈达之业为猛骨孛罗、歹商、康古陆三家瓜分。康古陆“以仇虎尔罕故，为北关内应”[5](P143)，准备和叶赫联合对付歹商，而猛骨孛罗由于是逞加奴、仰加奴的外甥，听从母亲温姐的意见，也帮助康古陆。这样在哈达内部形成两个集团，一方是实力较为弱小的歹商集团，另一方是实力强大的康古陆和猛骨孛罗集团，背后还有强大的叶赫做为其后盾。在哈达“内虞众叛”的形势下，明廷插手哈达内部之争，力图保住南关固有的地位与势力，继续利用哈达制服诸夷。明廷派兵出其不意抓获了温姐和康古陆，后来又释放了温姐，只囚禁康古陆。明廷企图以此促使猛骨孛罗归附哈达。而“猛骨孛罗竟为北关诱胁夹功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1](P121)。猛骨孛罗的离叛惹怒了明廷，明廷出兵讨伐猛骨孛罗，“拔其二栅，斩首五百余级，始穷蹙请降”[1](P121)。明廷释放了猛骨孛罗，但革除了他承袭的龙虎将军秩。此役歹商虽胜，但哈达饱受兵燹之祸，更加衰弱。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廷释放了康古陆。令歹商、康古陆、猛骨孛罗和好请贡。至此，纷争不已的哈达内乱结束。不久康古陆死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被叶赫所杀，因为歹商子弱，所遗部夷和敕书一百三十七道归猛骨孛罗。猛骨孛罗独掌哈达，但他已无能力恢复昔日哈达的强盛与荣耀，残破不堪的哈达处在风雨飘遥中。可见内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争权夺利是哈达灭亡的根本原因。

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清太祖努尔哈赤设计了身后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方案。“八和硕贝勒”，有时泛指八旗的和硕贝勒，有时也可理解为是八个和硕贝勒。由于旗主也称和硕贝勒（和硕贝勒不一定都是旗主），所以这“八和硕贝勒”便有可能是指八旗八个旗主。那么，与共治国政制联在一起所称的这“八和硕贝勒”，究竟是泛指八旗的诸和硕贝勒？还是指八旗旗主？进一步说，努尔哈赤在天命后期是否规划了由八个旗主共治国政的制度？若果如此，这八个旗主又是何人？由于没有明确记载，且史料缺乏，至今仍是个谜。由于它关系到当时八旗制度的演变、天命末及天聪朝的国政、各旗主的势力及其相互矛盾斗争等等问题，有必要作专门考证。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