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地范文10篇

一、农用地流转的意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用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农用地流转包括农用地所有权通过征用或买卖从集体向国家以及在集体之间的转移和农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对农用地使用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农用地不具有流动性，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也不适应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用地流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分析农用地流转模式与机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科学合理地配置农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用地流转的形式

在实践中农用地流转的形式各种各样，本文根据其法律特征将农用地流转形式划分为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和使用权流转两种形式。

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包括国家征用和买卖两种形式。征用足指国家依据有关法规赋予的农用地征用权，对公共事业性用地向集体征用，实现农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转移，并向集体支付一定的征地补偿费。买卖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将农用地所有权转移给国家或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它是顺应市场主体平等要求，以土地市场价格方式参与交易，分为国家购买与集体购买两种。国家经营性使用农用地，应由国家向集体购买而不宜征用。

一、农用地流转的意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用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农用地流转包括农用地所有权通过征用或买卖从集体向国家以及在集体之间的转移和农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对农用地使用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农用地不具有流动性，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也不适应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用地流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分析农用地流转模式与机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科学合理地配置农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用地流转的形式

在实践中农用地流转的形式各种各样，本文根据其法律特征将农用地流转形式划分为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和使用权流转两种形式。

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包括国家征用和买卖两种形式。征用足指国家依据有关法规赋予的农用地征用权，对公共事业性用地向集体征用，实现农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转移，并向集体支付一定的征地补偿费。买卖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将农用地所有权转移给国家或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它是顺应市场主体平等要求，以土地市场价格方式参与交易，分为国家购买与集体购买两种。国家经营性使用农用地，应由国家向集体购买而不宜征用。

摘要:针对喀什地区农用地管理相关需求,设计开发了基于WebGIS的喀什地区农用地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实现了多源农用地资源综合管理、国有农用地租赁信息化管理、综合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平台建设旨在为综合管理分析、农业补贴发放等提供决策支持,提升喀什地区农用地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WebGIS;农用地管理;决策支持

农业信息化是信息经济时代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4]。近年来,我国农业信息化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农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2-3]。同时,我国农业信息系统建设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与专家在学术与实践方面都有诸多研究。张泽宇以提升系统易用性为目标,分析农用地信息及管理业务流程,提出农用地系统开发时需要考虑的4个特殊性,并以上海市农用地GIS综合管理系统为案例实现,取得了较好的反馈[4]。袁涛、冯连芳、王凤辉等人分别基于上海市浦江镇、金山区、闵行区介绍农用地管理系统设计、开发与应用[5-7]。为解决上海市区两级分建的农用地管理系统存在的信息数据不互通、数据采集和更新不同步、各部门间的数据不能共享和交换等问题,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信息中心建设了上海农业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系统平台,取得了显著成效[8]。王磊等人,基于深圳市经济服务局对农业用地的多部门协同管理和动态巡查监管管理需求,设计开发了深圳市农业用地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解决了多部门数据共享、日常巡查监管等问题[9]。南京市智慧农业中心基于大数据技术于2016年开发了南京市农业信息服务综合管理系统[10],实现了农业物联网远程监控、重点农业项目信息管理等功能。山东农业大学与量子数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了“农业大数据应用云平台”[11],提供农业数据资源共享、企业地图、等多项服务。然而,总体上我国农业信息化服务水平仍有待提高[12]。喀什地区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5个地区之一,总面积约1620万hm2,是新疆的农业主产区。全地区种植业农作物面积104万hm2,天然草场面积367.8万hm2(可利用面积287万hm2)。喀什地区农用地信息化管理水平较低,传统的纸上办公、台账管理已无法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综合、高效、精细化管理需求。同时,政府决策、农业补贴、用地规划等急需更加全面、客观、公正的数据与平台支撑。因此,建立喀什地区农用地信息化管理平台势在必行。本文基于WebGIS构建喀什地区农用地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建设旨在为解决喀什地区国有农用地租赁管理较为混乱、落后的问题,为多源农用地数据综合管理、决策分析、农业补贴发放等提供平台支持,提升喀什地区农用地的信息化管理水平。

1系统设计

1.1需求分析

通过对喀什地区自然资源局农用地数据现状、管理现状、管理需求的调研分析,发现喀什地区农用地数据及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数据底数不清、权属不明:各类农用地数据分散管理,数据格式、数学基础、数据存储方式不一致,各数据存在空间位置、权属关系矛盾冲突。2)缺乏统一管理模式和综合管理平台:数据分散于各部门单独管理,缺乏统一管理模式,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无法综合分析、深度挖掘数据价值。3)国有农用地租赁管理较为混乱、落后:主要包括合同与地块关联性不强,缺乏准确空间信息支撑;各县合同格式多样,缺乏统一模板;以台账形式管理,无法快速、准确、全面地为决策者提供国有农用地、发包合同详细信息。综上所述,构建喀什地区农用地信息化管理平台,不仅要满足农用地信息化管理、多部门协同管理的需求,更要解决国有农用地合同管理较为混乱、落后的问题。因此,平台主要功能需求如下:1)构建农用地资源“一张图”,实现多源农用地冲突检测。2)国有农用地租赁与合同管理,合同实时监测预警。3)各类农用地综合查询、统计分析、专题报表导出等功能。

一、基本情况

*市区面积2913平方公里，辖14个镇、2个乡、4个办事处、1个开发区。东临庄河市，西接瓦房店市，南与金州区毗邻，北与盖州市接壤，地势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地形大体分为北部低山区，中南部丘陵平原区，属辽东半岛低山丘陵区，全市共涉及151幅图。耕地总面积为942.1平方公里。其中坡度小于5○的有662.7平方公里，坡度大于5○小于25○的有278平方公里，坡度大于25○的有1.4平方公里。

二、工作任务

1、根据农用地的自然属性与经济属性，对农用地的质量优劣进行综合、定量评定，并划分等别、级别，在完成农用地定级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农用地基准地价评估，确定农用地不同级别、用途的基准地价，以基准地价为基础，建立宗地评估修正体系，计算各宗地地价，即建立农用地等、级、价体系。

2、完成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成果汇总与数据库建设，其中包括：农用地分等成果汇总与建库；农用地定级与估价成果汇总与建库；农用地分等、定级标准样地体系的建设、成果汇总与建库。

三、工作计划

一、农用地流转的意义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用地的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因此，我国的农用地流转包括农用地所有权通过征用或买卖从集体向国家以及在集体之间的转移和农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

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为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土地利用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及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对农用地使用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农用地不具有流动性，这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也不适应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农用地流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分析农用地流转模式与机制，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对科学合理地配置农用土地资源，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用地流转的形式

在实践中农用地流转的形式各种各样，本文根据其法律特征将农用地流转形式划分为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和使用权流转两种形式。

农用地所有权流转包括国家征用和买卖两种形式。征用足指国家依据有关法规赋予的农用地征用权，对公共事业性用地向集体征用，实现农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同时转移，并向集体支付一定的征地补偿费。买卖是指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将农用地所有权转移给国家或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行为，它是顺应市场主体平等要求，以土地市场价格方式参与交易，分为国家购买与集体购买两种。国家经营性使用农用地，应由国家向集体购买而不宜征用。

为进一步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加快全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根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市国土、农业、畜牧兽医局《关于转发省国土资源厅鲁国土资字〔2010〕1280号文件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设施农用地管理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区坚定不移地实施都市现代农业五年规划，不断深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以设施为主的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大幅提高，农业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功能得到显著拓展，农民收入大幅增加。特别是今年区委、区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施方案》以来，我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程加快，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发展规模化设施农业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设施农业面积持续增加。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强和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对于保障设施农业发展用地需求，拓展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空间，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和丰富市民文化生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防止以发展设施农业为名，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扩大建设用地规模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以确保我区现代农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明确界定设施农用地范围

根据设施农用地特点，从有利于规范管理出发，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设施农用地具体分为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

（一）生产设施用地是指在农业项目区域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用地。包括：

一、开发应用方向

1.生态农业方向生态农业是指以生态学的理论为基础的新型综合集约化农业，其通过利用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充分利用农、林、牧、副、渔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内物质和能量循环的生产活动，将农业生产与其他产业相互结合起来，从而使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并达到农业生产活动的高产、优质、高效和低耗的目的。据相关研究显示，贵州省轻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占到全省国土面积的20．39%，中度以上石漠化面积占7．49%，全省均有不同程度的石漠化。当前，在贵州很多地区，由于植被破坏严重，石漠化程度不断加深，极大的影响了当地农业生产活动，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农用地资源流失。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是今后贵州省农用地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向。

2.旅游农业方向旅游农业是以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文化为核心，依托农业生产内容、农业文化、现代天文科技、现代农业设施等，充分发挥各地生态环境、气候条件、自然景观等优势，通过规划、设计与施工，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品尝、购物、习作、体验、休闲、度假的一种新型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目前旅游农业的主要形式有庄园农业、农家乐等形式，它们充分考虑旅游的基本要求，合理安排农业生产项目，结合新农村建设情况，打造一批精品线路，促进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森林旅游等快速发展。贵州省旅游资源丰富，风景秀美，并由于贵州特殊的地形和独特的气候，吸引了大量来自重庆、四川、湖南等地的居民来此休闲避暑，成为了旅游业新的增长点。据有关资料显示，贵州当地的农家乐、乡村旅游成为这部分游客的最终目的地，并且这种需求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而不断增强。因此，贵州省农用地的开发应用可以紧紧围绕旅游农业进行，充分吸纳就业，有效增加农民收入。

3.特色农业方向特色农业是指依据区域内整体资源优势及特点，突出地域特色，围绕市场需求，将区域内将独特的农业资源进行加工或者采用独特的加工手段将共有的农业资源加工成特有的农业产品，进而转化为特色商品的现代农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特色农业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特色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贵州省自然资源丰富，生物资源多样，资源环境差异化程度大，立体农业气候十分明显，适宜不同作物生长。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贵州拥有丰富的优质农业资源，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种类的80%。如果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大特色农业资源整合力度，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将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规模优势。因此，贵州农用地的开发应用应该坚持特色综合开发的方向，通过发挥特色资源优势、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提高农用地的多功能价值。

二、开发应用的对策建议

1.建立健全环保法律法规，合理控制农用地开发应用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有《农业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由于各法律法规较为分散，并且对于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针对性不强。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主要以岩溶地形为主，其所面临严重的石漠化问题。因此，贵州省必须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法律法规对包括农用地在内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规范，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从而提高农用地的生态功能进而促进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发挥。

摘要：自2014年国务院农用地改革意见以来，我国多个地方陆续试点农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在此背景下，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和规范，但全国各地的农用地土地信托的实践依然表露出了较多法律问题。这些法律问题既反映出了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践行者对土地政策和信托法律制度的曲解，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用地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流转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农用地流转；三权分置；土地信托

1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发展现状与政策趋势

1.1我国农用地土地流转与土地信托早期实践。我国农用地土地流转工作一直在摸索中前行，全国诸多地区先后开展了农用地土地流转与土地信托的试点工作，具有代表性的即为湖南益阳与安徽宿州所开展的农用地土地信托业务。2008年，湖南省益阳市在草尾镇首次试行农用地土地信托流转。当地政府出资在乡镇设立土地信托机构，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政府的土地信托机构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农业企业或大户再从信托公司手中，连片租赁土地从事农业开发经营活动。2013年10月，中信信托土地流转信托计划001期项目在安徽省宿州市落地，这是我国首单由持有金融牌照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的土地信托流转案例。中信信托与安徽宿州市埇桥区政府合作，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通过埇桥区政府集中后流转给信托公司，信托计划期限为12年。宿州土地信托过程主要分为三步：首先农户把土地经营权委托给村委会，村委会再委托给镇政府，镇政府再转而委托给区政府；然后区政府将土地经营权委托给中信信托；最后中信信托通过公开招标、竞拍等方式，租赁给农业企业等进行养殖种植，流转后土地拟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实现环境保护型的现代农业。1.2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开展的政策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201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引导农用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推动我国农用地土地制度深化改革，在坚持农业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完善农用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了农用地土地产权制度，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的开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与支撑。2017年10月31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审议，明确了集体土地权利划分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非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以依法取得土地经营权。从政策到法律的变迁，不仅为我国土地权利流转提供了法规依据，而且为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我国农用地土地信托的实践意义

2.1利于探索农用地土地流转的创新方式。长期以来，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变更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在此情形下，我国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尝试一直没有停歇。除了进行直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转包、租赁、互换、征收等简单流转方式外，各地也探索进行一些较为创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但基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附属性、有期限性等特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转让方式未能有效延续。基于此类情形，土地信托的出现能够跨越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障碍，为探索土地依法流转提供了一条可以预见的创新方式。2.2促进农用地土地市场化开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整体经济发展节奏。农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要求农用地土地进行合理整合，开展大规模、集约化耕作，更多地体现出土地开发价值。农用地土地信托业务的开展，可以有效整合农用地土地资源，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土地进行规划、整理，并集中生产耕种、开展集约化经营，促进农用地土地的市场化开发，实现农用地土地更大的经济效益。2.3改善农民经济收入结构。农用地土地信托除了具有前述社会效益以外，还可以通过这种创新流转方式改变农民的经济收入结构，增加农民的被动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通过土地信托的方式开展土地集约化经营，在提升土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使农民的收入由原本单纯的作物销售收入变为“土地信托收益+务工劳动报酬”。而土地信托受托可以借由信托制度的灵活性将农民所获得的收益设计成“基础收益+浮动收益”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群体设立土地信托的积极性。

现行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换言之，集体土地资产价值的实现只能通过征为国有而没有别的途径。建设用地供地渠道的单一性，使得集体土地各种产权不仅先天发育不足，而且后天还受到种种歧视，集体建设用地一直游离于土地市场之外。即使进入市场。也受到诸如使用主体、使用范围等种种限制。一涉及流转，一般都先征为国有再办理出让。这种简单划一的做法，利少弊多，其最大的弊端在于：人为制造了国家所有制和农民集体所有制在土地收益权上的不平等。以现行的征地制度为例来分析，不难看出这一点：在用地者所要支付的总地价的构成来看，第一部分为用地单位所要支付的被征地农民及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补偿、安置等费用；第二部分为上缴国家的各项税、费；第三部分为交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及各项配套费用。在这过程中，用地者动用了国家征地权（实际上显得过于泛滥），以相当低廉的使用资源的“补偿”价格代替国家解决了对农民集体土地永久性所有权的“买断”，取得了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国家在得到用地者支付的土地税、费后，拥有了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权；农民（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得到了一定的土地补偿（这种补偿在总地价中所占比例是较低的）后永久性失去了在土地上投入、收益的权利。

这种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不合理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反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确保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资源的合理利用，如何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维护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的社会稳定，已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以为，在《宪法》承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并存的今天，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不同的“出身”不应该影响各自主体产权的地位。如同国家对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拥有土地处置、收益等相应权利一样，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收益权也应交还给集体土地所有者。两种产权，纳入同一市场，可促使其互为补充，共同发展，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下面，本文将就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管理方面存在的几种矛盾作些剖析，并结合实际谈谈对策。

一、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集体土地转为国有与离开土地的农民进城后缺少基本生活保障之间的矛盾

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用途管制的逐步到位，在城市规划区内各功能区的划分越来越具体。而所有权则体现为单一化。以近郊工业园区为例，按现行政策，这类项目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考虑到招商引资的“门槛”问题，一般工业用地地价普遍较低，而地方政府在这其中又不可能贴补资金，因此，牺牲较多的往往是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这种情形类同于20世纪70—80年代初各种乡镇集体企业大规模兴起时。所不同的是，乡镇集体企业以低成本取得地价，以后土地增值部分的产权仍界定为乡镇集体所有，而且从理论上讲，每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将有可能享受未来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利益。而现行工业园区以低成本取得地价，源源不断的增值部分却名正言顺归企业（转化为利润）及国家（转化为税收）所有。虽然出让金的大部分返还给了乡镇，但一次性较低的补偿费不足以解除失去土地后的农民长期的后顾之忧。

不少农民虽然进了城。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使他们在诸如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可能真正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由此造成这一大批“非农业人口”进了城却离不开村。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出租、买卖宅基地等隐形交易现象就产生了，客观上造成了城乡结合部土地管理上的混乱。且大量农村待业人员的存在也成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

摘要：基于对2003—2014年中国16个省份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调查和分析表明：中国非法占用农用地现象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其行为主体主要是自然人或单位，其行为特征是为谋取经济利益将农用地非法占为建设用地等其他用途，以未经批准形式最为常见。其司法治理中主要存在鉴定机构较为混乱、罚金数额波动幅度较大、适用刑罚辅助性措施较少等问题。改进司法治理重点是加强源头预防机制和专项治理、区别运用相应的行政或司法处罚、确保公平鉴定、建立土地限制利用补偿金制度。

关键词：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行为特征；司法治理；策略

农用地的非法占用和大量毁坏，威胁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规范农用地利用行为，减少因非法占用农用地造成的次生环境问题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从1997年的“非法占用耕地罪”到2001年刑法修正案(二)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有效地阻止了对土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的破坏行为。然而，目前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研究仍多限理论层面，专门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而且，少量实证研究层面的研究仅限于行政机关人员或者司法工作人员对经办案件的经验总结，存在覆盖地域小、样本数量少、代表性不够等问题。为此，笔者拟以中国16个省(市、区)2003—2014年间200份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案件的判决书为样本①，对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的整体情况与司法适用现状进行分析，从而为预防和惩治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行为提出立法和司法方面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

一、非法占用农用地的主体及其行为特征

200个非法占用农用地案件样本囊括贵州、河南、四川等16个省份，涵盖2003—2014共12个年份，案件数量在2009年达到高峰，随后迅速减少，但自2011年以后，数量又开始往高处爬升。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表明非法占用农用地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案件发生地排名前五位的是河南、四川、陕西、贵州和湖南，共占总案件的78%，其中仅河南就占24%，与其人口稠密、土地需求较大有关。就西南地区的省份来看，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案件高达72件，占总案件的36%。这与其山地众多、森林资源丰富有关。河南与陕西的案件高达79件，占总案件的39.5%，与当地丰富的煤矿资源密不可分。

1．犯罪行为主体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