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范文10篇

2003年6月26日，欧盟部长理事会通过了农业政策改革决议。这是一项已经讨论和争论了很长时间的重大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彻底地改变欧盟对农业的支持方式”，使得农业政策更加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原来与生产挂钩的蓝箱支持转变为与生产不挂钩的“单一的农场补贴”即绿箱支持。改革政策的各项具体措施，将分别从2004年和2005年开始执行。本报告对欧盟农业政策改革的背景、主要内容、有关方面的反应以及影响和借鉴意义做一简要分析。 一、欧盟最新农业政策改革的背景

这次欧盟农业政策的重大改革，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出于内部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欧盟东扩所带来的巨大农业补贴增加压力；二是出于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的需要，试图改变欧盟在新一轮谈判中的被动局面，尤其是在即将召开的坎昆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能有点说法。

就内部原因分析，欧盟（欧共体）的农业发展背景和农业政策目标在过去的40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最早是在1962年正式形成的。当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自给率水平。这可以从《罗马公约》中对于共同农业政策目标的表述中看出：增加农业生产率从而确保农业生产者有一个相当的生活水平；稳定市场；确保供给；确保消费者享受合理的价格。随着生产的大幅度增加，7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结构性过剩问题开始出现，并且日益严重。西欧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日益成为两个分割的市场，西欧农产品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农业补贴支出急剧增加。农业补贴支出一度占到欧共体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二。为减轻补贴增长的压力和减轻过剩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适应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需要，欧盟在1992年进行了农业政策改革，大幅度降低了国内支持价格水平；为补偿农民收入损失，引入了蓝箱政策，进行了与生产（种植面积和牲畜头数）挂钩的直接补贴。后来，又通过了“2000年议程”，进一步降低了国内支持价格。2002年12月，欧盟通过决定，从2004年5月开始，波兰、匈牙利等10国将正式成为欧盟的新成员。新成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产品生产数量大。因此，如何对新成员实行农业补贴政策，成为一个焦点性问题。现在欧盟每年的农业补贴为430多亿欧元，约占欧盟预算的一半。德国等国家一直强烈反对增加农业补贴支出，因为按有关预算规定比例，德国将承担四分之一左右的支出负担。2002年10月，欧盟达成协议，分阶段按比例对新成员实行农业补贴，新成员享受的直接补贴幅度占老成员比例，由2004年的25％，增加到2007年的40％，然后在2007－2013年期间等额增加，最后新老成员达到同一水平。同时规定这一期间控制欧盟农业补贴数额，每年按通货膨胀率为1％增加，到2013年控制在483亿欧元之内。如何实现控制农业补贴的目标，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此外，按照目前的政策，欧盟农业补贴的80％为农场数量只占20％的大农场所得。这种补贴效果是不理想的。在此背景下，欧盟的农业政策目标已经从最初的鼓励生产转变为减少过剩、提高产品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农村发展和农村社区维护等。因此，近年来，欧盟农业政策已经从原来以收入支持为中心，演变为日益重视“第二支柱”即农村发展问题。

就外部环境看，2001年多哈会议启动了WTO新一轮农业谈判。同上一轮谈判一样，欧盟仍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态度，成为美国、凯恩斯集团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攻击的主要目标。由于国内改革政策不到位，欧盟代表在谈判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欧盟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额数量是所有WTO成员中最大的。按照经合组织的计算，欧盟生产者补贴等值将近1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之和。欧盟的生产者补贴等值高，一方面是因为国内补贴数额大，另一方面是市场准入程度低，内部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而国内市场价格高，也引起了出口补贴问题。此外，在国内支持总额中，欧盟的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支持所占比重高达80％左右，而美国仅为20％左右。因此，不改变欧盟的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欧盟就不能接受任何实质性提高市场开放程度的谈判建议。这也是为什么对于WTO农业委员会主席哈宾森提出的减让模式草案，美国等国家认为减让幅度太小，而欧盟却认为减让幅度太大、步伐太快的根本原因。农业谈判在原定的2003年3月底之前达成减让模式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而即将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对新一轮谈判的成败至关重要。在坎昆会议之前，欧盟需要拿出一些行动，以证明为坎昆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努力。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背景，欧盟一直在酝酿这次改革。2002年7月欧盟委员会提交的欧盟农业政策中期评估报告，完整地提出了改革的设想。经过了一年多的激烈辩论和前后三次谈判，欧盟部长理事会终于在2003年6月26日早晨通过了决议。决议是一个妥协产物。一方面，决定实行不挂钩的单一补贴这一重大改革，另一方面，也对法国的要求给予了让步，允许成员国保留挂钩补贴的25％，并允许成员国推迟两年执行单一补贴政策等。荷兰、英国和瑞典曾经主张更为激进的改革，而法国是主要反对者。葡萄牙一直投反对票，直到最后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

二、欧盟最新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内容

摘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政策具有调节农村生产关系、自觉运用农业经济规律、维护农民整体的长远利益、促进科技发展等多重作用。当前，应当加强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业宏观调控、提高农民收入等政策研究，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关键词：农业政策重要性发展研究

新中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是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要使中国农业迅速进入现代农业的运行轨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其中政策处于首要地位。

一、回顾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1950年，国家颁布《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对1947年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作了重大修改：第一，对富农由征收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留富农经济；第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只要未超过当地人均占有土地的一倍，可不征收；第三，对地主，除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第四，城市郊区后没收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同时，对少数民族、华侨等特殊土地问题，作出了比较灵活的规定。

符合当时实际国情的正确政策受到舆论的一致拥护，迅速促成了农村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不但使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彻底，而且保证了农业生产在这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且有了很大的增长。1950年至1952年，农业总产值各年分别比上年增长17.8％、9.4％、15.2％。这是世界农业经济史上的奇迹。

摘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政策具有调节农村生产关系、自觉运用农业经济规律、维护农民整体的长远利益、促进科技发展等多重作用。当前，应当加强扩大农业规模经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完善农业宏观调控、提高农民收入等政策研究，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关键词农业政策重要性发展研究

新中国的农业经济建设是以半封建的农村生产关系为起点的，它具有分散性、落后性、劳动生产率低等特点。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建立起完全新型的农村生产关系。要使中国农业迅速进入现代农业的运行轨道，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其中政策处于首要地位。

（一）

回顾新中国农业发展史，每一个成就的取得都是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1950年，国家颁布《法》，根据形势的发展对1947年制定的《土地法大纲》作了重大修改：第一，对富农由征收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留富农经济；第二，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只要未超过当地人均占有土地的一倍，可不征收；第三，对地主，除没收他们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乡村中多余的房屋之外，其他财产不予没收；第四，城市郊区后没收的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同时，对少数民族、华侨等特殊土地问题，作出了比较灵活的规定。

一、前言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令人感受到震撼的是全世界迅速整合为一个经济体，彼此来往频繁，互相提携也互相冲击，全球经济力量横扫国界，带来更多的贸易也带来更多的竞争，同时也带来经济高度的调适与繁荣。因此，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体内，经济考虑超过政治的考虑，全体人类逐渐转变为经济人。

从另一方面观察，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人类所使用的重要能源如煤和石油的存量已相继稀少，将使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由于农业是可以使资源再生的产业，其重要性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与定位。国际经济专家已经预测，随着21世纪尖端科技带来大改革，目前落后的农业将成为最先进的产业。21世纪的农业，我们将可以看到生物极限不断的被突破、生物技术产品的不断增加、产值巨额成长，许多农业科学家与基因工程师将直接参与农业生产，企业家也将涉足农业经营，使农业在本世纪为人类带来更大的财富与福祉，成为产业明星。

二、国际化与农业的转型

在实现农业成为产业明星之前，我们要先认识经济国际化与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趋势。经贸自由化后，“小农”势必面对“大农”的竞争。一般而言，在土地稀有的条件下小农国家往往以牺牲资本报酬率来提升土地生产力，而大农国家则以牺牲土地生产力来提升资本报酬率。在市场导向的国际竞争上，资本报酬率高的比较占优势，而土地生产力高的则居劣势。如此，在国际竞争下，小农同家将以劣势与外国的优势竞争，在传统的农业经营上，如不有效地转型以提升竞争力，将被淘汰出局。

在WTO规范全球化的情势下，我们的农业发展面临小农经营缺乏规模经济效率、技术效率无从发挥、商品化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以及国内外市场动态变化农业决策难以精准掌握等问题。

农业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农业领域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农业劳动者个体自主活动能力的增强。但在一个只有治乱循环、王朝更迭的社会环境中，农业因生产要素和技术缺少明显变化而陷入到一种被称之为“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中。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作为转型时期制度创新方面最具优势的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进化和“均衡状态”的打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它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1］（P22）晚清新政期间，中国作为一个近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正是在内外多种压力的驱迫下，政府开始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试图通过强化和扩展国家权力来有效地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改造和直接干预。为达此目的，清政府在变革行政体制的同时，提出了包括农务在内的“振兴实业”政策，并由此出台了一系列与兴农有关的法令。所有这些“行为规则”作为来自于政府方面的“强制性”制度供给，对中国农业的近代转型起到了前驱先路之功效。本文拟对此略述之。

一、政府农务行政机构的专门化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国家的某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行政机构的嬗变，其始发动因不是一般的经济矛盾，而是被社会广泛发觉的整个国民经济的矛盾。晚清时期，中国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伴随着国内人口的增加，天灾人祸之频仍及国外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日趋衰败，最终致使民生日蹙。在此种情况下，以田赋为财政收入主源的清政府遂陷入了国用匮绌的窘境，“言常用则岁出岁入不相抵，言通商则输出输入不相抵，言洋债则竭内外之力，而更无以相抵”。［2］（P6）罗掘俱穷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外部生态环境恶化的交织，驱使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不能不对洋务时期形成的“重商思潮”进行反思，去重新探寻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再加上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及对多年来中外商战效果的感悟，使他们在不怀疑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重新体认到农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故而形成了新形势下的“农本意识”，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在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3］（P13）无独有偶的是，1898年4月，张之洞也上奏称，富国之道“不外乎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4］（P1285）当时诸如舒尔茨语。他认为：“传统农业应该被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均衡状态”，其核心问题是生产要素和技术条件长期以来缺少明显的变化（见［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梁小民译：《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25页）。就此而言，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极类似于此。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它的创立有两个表现：一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化；二是对传统社会—经济的改造，以培植“不断增长的国民经济与民生体系”。从这两点上来看，清末农业制度上的近代化趋向，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政府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依据诺思关于制度的定义，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应是制度的构成部分。按照契约的法律化的程度来理解，这些虽然只能算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其远没有国家规定的“正式的制度”，即被社会所认可的、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具有影响力和权威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它可以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政府的行为决策更经济、更合理与更公正（参阅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同时它也可能与政府的制度安排发生冲突，阻碍经济运转，使交易成本上升，引起制度安排失效。由此可见，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对政府正式制度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作用。此类的言论俯拾皆是，不一而足。从这些如出一辙的话语中，不难看出，“思变”时代人们在产业结构的安排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以农为本，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理念。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此时人们所言的“以农为本”之话语和旧时官方倡导的“农本”思想已大异其趣，并非是简单地推崇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是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上来论述，视作为工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人们的这种共识显然是在逾越传统社会的“重本抑末”之定势，打破农工商产业间壁垒界限后的理性产物。

一般说来，意识形态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对制度的形成与嬗变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而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它的更新无疑是一切制度变革的前提与先导。清末为数不少的士人正是在这种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的新产业理念驱使下，开始劝谏政府，希望凭借国家政权的垄断地位和其低廉的社会成本来确立“理性化”的官僚体制。具体到农业方面，就是要求肇建专司农务的行政机构，推进中国农事生产的进展。1901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朝廷说：近年以来工商业均有所发展，“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5］（P4758—4759）此种考虑之下，他们要求在京城专门设立“督农课桑之事”的农政大臣，并“立衙门，颁印信，作额缺，不宜令他官兼之，以昭示国家敦本重农之意”。［6］（P45—46）1902年晋抚岑春煊、直督袁世凯也分别奏称：“农工为商务之本，而商之懋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经营董劝不遗余力”，故中国应向这些国家学习，“尤注意务农，专部统之。”［7］（P852）臣僚的吁请，财政之短绌，使清廷中枢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向，意识到“农工商业为富强之根本”。因而，1902年谕令特派大臣“专办商务”，且责成各地督抚“及时振兴”农工要务。同年10月，奉命外出欧美日本考察商务的载振归国，向清中央提出设立商部，以官权加强对全国农工商各业的统一擘划。1903年6月，南洋华侨张振勋上书称：现时政府财力竭蹶，国库空虚，其能凑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在诸多因素的催化下，1903年9月，清廷降旨在中央初设专门性的产业行政机构—商部，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而列其他各部之首。商部内分设保惠、平均、通艺、会计四司，分别负责农、工、矿、交通、财政等事宜。其中“平均司”为专门执掌与农业相关的如“开垦、农务、蚕桑、山林、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植之事”的“农政机关”。［8］至此，清中央有了以筹划发展农业为旨归的统一领导机构，从而为农业改良的制度化铺平了道路。同时，商部将农业纳入其管辖范围，并对其职责做专门化、具体化的界定，显示出农业问题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而且也表明国人的农业生产开始走出自然经济的藩篱而面向市场，要求农业为商品的生产、流通服务。

事实上，商部问世之后，也正是“以该部章程中有管理农务之条”为由，力图在政府近代农业经济计划中充当支配者的角色。为此，一方面调整农业政策，积极从事于整顿全国各地及各项农事。如在1903年11月，奏请政府“振兴农务”，提出“清地亩，辨土宜，兴水利，广畜牧，设立农务学堂、农事试验场”等项具体措施，并“通饬各省举办”，以发展近代新型农业；［8］另一方面又着力于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变革，奏准中央在各地设立商务局，作为商部在地方的分支和可靠的支持机构，以形成新式的权力运作网络。在此之上，1904年11月，奏定各地委派商务议员数名，“悉心体察”本地包括农业在内的诸项事宜，务必定期将“各省土产生货若干，价值若干；何者畅行，何者滞销；何者可以改造熟货，何者当设法改良”等农情状况分门别类地汇报到商部。［9］两方面的结合无疑加速了省级农政专门机构的创设。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首设负责本属农业改良的直隶农务局；1905年川督锡良在成都设立川省农政总局，“以挈全省农政之纲”，局内分设农田、蚕桑、树艺及畜牧四部门，各县设农务局，“以稽考本属农事”，各乡遍设公社，层递形成了“总局倡之，各属率之，公社董之，民间则效而实行之”的农务系统。［10］这样，中央有了专门管理、指导农业的机构，各省州县设了农务局、劝农局，初步汇成上下相依、指臂相连的近代垂直式的农政系统。

1906年，随着新政的深入，清廷对中央各部权限做了较大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改称为农工商部。同时变原来的“平均司”为“农务司”，“专司农政”，旧时隶属户部的“农桑、屯垦、畜牧、树艺等项”，工部的“各省水利、河工、海塘、堤防、疏浚”等涉农事宜，悉划归农务司管理。［11］(P480)与此相应，各省的商务局也变为农工商务局，并在各地设“劝业道”官制，附设劝业公所；各厅州县设劝业员，办理各地含农业在内的实业事项。毋庸置疑，经过此次调整，中枢与地方机构中有关农务的行政责任更明、职能更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先前中央机构上新旧杂陈，且部门间因在职权范围上纠缠不清而多掣肘推诿的弊端，统一了对以农业为首的实业的领导权，加强了近代意义的经济集权制，为农业改良提供了制度与行政方面的合法性基础。

（一）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议》是WTO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农业规则，我们应当认真面对这些规则，切实施以有效的应对策略。

为消除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对农产品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农业协议》对不同的国内支持措施进行分类处理。一是“绿箱”措施，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这些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成员方无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绿箱”措施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支出，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落后地区援助补贴等。二是“黄箱”措施，指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包括对农业投入品的补贴和农产品营销补贴等。这些措施对农产品贸易产生扭曲，成员方必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三是“蓝箱”措施，指按固定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实施限产计划给予的补贴，成员方不须承担削减义务。

为适应上述规则的要求，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农业政策进行认真检讨和全面清理，修正以“黄箱”措施为特征的农业“保护”政策，加大“绿箱”措施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二）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政府对农业的直接干预。政府对农业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干预，其初衷是要增加农产品供给和提高农民的收入。但由于这种干预违背市场规律的客观要求，其实施效果通常适得其反。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变我国农产品价格长期偏低的状况，国家从8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由于工业品特别是农用工业品价格没有相对稳定，且以高于农产品提价幅度上涨，使农民从农产品提价中得到的好处很快就丧失了。其结果，一是导致通货膨胀和物价的全面上涨；二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减产。随后，为了刺激农产品生产和抑制通货膨胀，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并为此支付了大规模的补贴。但由于收购价过高（1999年，我国大米、小麦、玉米、大豆价格比国际市场分别高12.3%、51.5%、56.2%和41.8%），当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周期性下行时，农产品购销部门无法“顺价销售”，以致巨额亏损。1998年全国粮食部门亏损挂帐2000多亿元。在亏损压力下，粮食部门不愿按保护价收购粮食，导致农民卖粮难，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和农业生产。可见，政府的农业价格补贴政策并没有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

中国入世在即，随着世界农产品市场形势变化及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就农产品市场开放谈判的进一步进行，我国必须及时有效地制定“十五”期间农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入世冲击，加快农业发展。美国是我国最大的农业贸易伙伴之一，分析研究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对我国“十五”期间农业政策制定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政府农业扶持政策发展状况分析

美国农业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南北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发展政策，为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需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国内外市场收缩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美国农业经历了空前严酷的危机。为了避免农业部门的全面崩溃，从1933年罗斯福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农业政策，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到这些政策和技术进步使生产发展大大超过需求增长时，政府转而制定扩大内外需求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的汇集，成为战后历届政府推行的联邦农业政策体系。该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展农业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政策。

1．发展农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联邦政府向农业地区提供或资助发展交通运输、供电和通讯事业。20世纪30~60年代，政府累计农业投资88亿美元，使680万农户受益。

2．推动农业科研和技术普及。联邦政府通过各地建立起来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推动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此外，农户还可以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获得有关市场、管理、气象、病虫害和技术方面的信息和指导。

一、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

对于农业保险的产品属性，国内有关理论研究文献很多。刘京生（2003）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商品和非商品的两重性；陈璐（2004）提出，农业保险属于混合产品中的第三种类型，是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产品；冯文丽（2004）认为，农业保险具有正外部性，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正外部性是各国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孙秀清（2005）则明确提出，农业保险具有政策性，商业性经营已陷入困境，完全由政府主导政策性保险又面临许多障碍。Hazell（1992）把商业性保险公司持续发展的条件界定为：（A+I）／P

（一）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历程

我国农业保险业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历程，既有创建之初的快速发展，也有商业化运作的萎靡滑坡。从总体来看，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与波动发展阶段（1982——2003年）。1982年开始由民政部门、农业部门、保险公司等陆续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业务发展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92年农业保险费收入达到8.62亿元。同时，赔付率也大幅度上升，1991年农业保险的赔付率达到119%.随着政府支持性措施减弱，特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向商业性保险公司转变后，农业保险业务逐步萎缩。2000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到3.87亿元，2002年又减到3.0亿元，全国农民人均缴纳保费不足1元。据统计，1982—2002年农业保险的平均赔付率高达88%，远高于农业保险经营盈亏平衡点79%的赔付率，导致农业保险业务长期亏损，各家保险公司相继取消了农业保险的经营。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新疆建设兵团财产保险公司仍在经营，但品种、规模很小。这一阶段我国农业保险业经历了恢复后快速发展到萎缩低迷的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破冰与升温发展阶段（2004年至今）。由于近年来“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加入WTO过渡期终结的日益临近，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伞作用日益突出，农业政策性保险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目前，国内已设立了四家农业保险公司，即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盟农业保险公司、阳光互助农业保险公司。2004年3月中国保监会批准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公司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农业保险业务的基础上由上海11家企业共同投资组建，注册资金2亿元。这是我国第一家专业性股份制农业保险公司，是探索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制度的试点。安信农业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进人新的阶段。安华农业保险公司是吉林省内5家企业共同发起，2004年7月由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的又一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金2亿元。安盟是法国第二大综合性保险公司，最早由农民以互助形式组建，已有100多年历史，在农业保险领域占据法国65%的市场份额，是世界农业保险领域的领先者。2000年3月安盟首次向中国保监会提出申请，2003年6月获得在西部地区经营财险业务许可证，并且把四川作为安盟公司在中国发展的立足点，正在谋求以“财寿合一，肥瘦平衡”的理念赢得中国农村保险市场。安盟公司的进入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多元化模式的形成。2004年中国保监会在上海、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区市启动了农业保险试点工作。2005年，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的要求，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的力度，扩大试点范围，通过试点探索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同模式，并制定政策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事业。为此，有人乐观地称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春天即将来I临。

摘要：农业的发展影响农民的收入，国家出台的农业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则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为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镇之间的贫富差距，着重分析国家的农业政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利害关系。对于农业相关政策、农村经济发展机制以及路径做出研究，并展开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农业政策；农村经济；机制；发展路径

所谓新事物的诞生，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相应的问题，农业政策的不断更新也正是为了国家农业的发展。本文就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解释，对于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路径进行讨论。

1农业政策对农村经济的作用

1.1农业政策的机制具有激励作用作者:单位:农业政策的激励主要表现在：国家为了保障国人所需的粮食供给，鼓励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并颁布一系列惠农政策来激励农民生产。通常国家会采取高于行业市场的价格来收购粮食，当粮食生产丰足时同样保障价格，以此来保护农民收入的稳定，保证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解放了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农民不再饱受地主剥削的同时，多劳多得的模式也同样起到了刺激生产的作用。1.2农业政策的机制具有导向作用作者:单位:在传统农业中，农民仅仅会进行简单的播种与收割，农业政策的实施使得各地的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相继转型到了农村。农业政策的颁布留住了农村人口，同时也抑制了城市出现的“民工族”现象。随后国家又颁布了“家电下乡”等多种补助政策，给农民创造更好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真正地让农民将重心重新放在了农业发展上。正所谓高手在民间，一系列的农业政策机制让农民有了更多的创新，这也实现了农民的增收与增产。1.3农业政策的机制具有调控作用作者:单位:农业与市场一般，都需要政府的辅助调节才能够得到良性的发展。农业政策可以对农业的供给与需求进行调节，这一调节宏观地体现在了国家展开的农作物对外贸易上。国家能够控制和增加出口量来调控国内生产过剩的粮食，政策的鼓励能够让产量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国家政府能够对市场的农作物价值进行宏观调控，甚至国家还能够通过科技手段将部分粮食产物转化为新型能源。农作物的转型发展与能量转换同样在增加农作物的价值，这也是政府政策所能够控制调节的。其次，政府可以积极鼓励种子的研发，降低农民生产的成本以此达到农民增收的目的。农民收入提高了，自然产物的质量与数量也就提高了。对于部分地区，农业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多种补贴，保证了农民的最低收入，侧面地调节了市场。

2农业政策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

[摘要]当前,农业政策性银行正处于改革与发展关键时期,农业政策性银行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必然会在理论和实践上遇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和“如何建设农业政策性银行”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以开放的理念、创新的思维、前瞻的观念来选择打造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路径。

[关键词]资本整合;股份改造;转型模式;构思

一、实行资本整合,实现农业政策性银行转型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业政策性银行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实行农业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必须采取国家对农业发展银行的控股方式以确保国有股份制政策性银行的公有制性质。在此前提下使非国有经济股份(包括外资股份)进入国有农业政策性银行。在操作上,先对农业发展银行在维护国有资产权益的基础上进行股份制改造,具体办法是将银行资本金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和外资股,对现有银行资产通过评估后作为国家股由国有资产委托人负责,法人股出售给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法人,个人股出售给私人和个人(包括本行职工),为适应银行业务国际化的要求,向海外发行外资股,使目前银行高度集中的、单一的国家产权主体变为国家控股、国有与非国有共同持股的社会形式,从根本上改变国有银行的产权结构,让民营股东、私人股东、个人股东与国有资产委托人一起共同负责对农业政策性银行经营者的选择和监督。这有利于寻找真正的人,保证农业政策性银行以执行政策最优化和政策执行成本最小化为原则,以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把农业政策性银行打造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有效率的银行。这样,突破了单一的产权形式,实现了产权的多元化和可交易性。农业政策性银行的最终目标定位应该走商业化改革之路,实行股份制改造并公开上市。这个过程只是一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初始步骤,而不是改革的终结。当这个步骤完成后,虽然在银行内部形成了一个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就一定是有效和到位的。所以,当农业政策性银行完成上市之后,国有资本应该选择合适的时机从中逐渐退出。一方面能进一步改善银行的股权结构,让一些真正关心银行盈利和风险状况的中外战略投资者成为银行的大股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利用减持所获资金来核销从农业政策性银行剥离的历史坏账。这有利于农业政策性银行增加资本实力,从而增强风险抵抗能力,提高营运水平和竞争能力。同时,要建立适合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打造一个资本充足、产权明晰、治理完善、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支农有力、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支持能力的现代股份制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要求,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即通常所说的“三会一层”)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

二、充实资本金,增强资金实力

国外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高于商业银行,如印度为39.05%,泰国为20.63%,而中国农业政策性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200亿元人民币,其中由农业银行转划70亿元,工商银行划转30亿元,人民银行划转10亿元,其余部分通过财政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自身缴税退库的资金逐步充实,到2003年底,实收资本金为165.46亿元,资本金占农业政策性银行全部信贷资产的比例仅为2.39%。不仅低于《巴塞尔协定》规定的要求,也远低于国内银行业的一般水平。中央财政要加快充实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本金,通过税后利润转增,年度税收返还和财政直接增补等措施,使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定》规定的8%的要求。还可以借鉴商业银行的做法,允许农业政策性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由地方财政或企业法人,出资入股,扩充资本金,调动地方和民间财富帮农扶贫的积极性,还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建立中央和省级金融支农风险基金,向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贴息和呆账损失弥补,充实和加强农业政策性银行资本和抗风险实力。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改变完全依赖再贷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