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研究机构范文10篇

整理说明：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号忏庵，赣之新建人。中国现代植物学研究事业的奠基者，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先骕虽以科学名世，而于国学亦有颇深造诣，属于较为鲜见的文理兼通的大家。其在从事研究之余，也留意收集其所从事之学科史料，所著《植物分类学简编》（上海技术出版社，1958年）一书，即有“关于中国植物分类的研究工作”的历史论述，分别介绍欧美植物学家和中国植物学家对中国植物分类的研究成绩；在后人编辑出版的《胡先骕文存》（江西高教出版社，1996年）中，也有不少此类文字。今春搜讨史料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得胡先骕未完成《近世中国农业机构概况》手稿，该文原未署篇名，此系据文意所加。

该文作于1950年，其时作者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文分八个部分，主要介绍浙江、江西、华北等三所农业研究机构和中山、金陵、岭南、南京、西北等五所大学之农学院，于各机构之创建始末、发展沿革、隶属变更、研究成果等皆作简明之记述。诸多情形，今多已失记，可视为中国现代农学史和各校校史之材料，因商之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胡先骕之哲嗣，得允予以整理刊出。作者未写完之处，在文中注明；其衍文以[]示之。错误之处，恐为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一、浙江省农业改进所

浙江省农业向称发达，兼以交通便利，文化水准较高，故以科学改进农业之运动，亦较之他省发生为早，远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年，杭州即有蚕学馆之创设，至宣统三年劝业道即在杭郊笕桥设立农事试验场，至一九一五年设立原蚕种制造所，一九一九年设立棉种试验场，一九二四年设立昆虫局与造林场，一九二七年设立蚕业试验场，一九二八年设立水利局，一九二九年设立杭州缫丝场，一九三O年设立稻麦改良场，一九三二年设立化学肥料管理处，一九三六年设立园艺场、家畜保育所与土壤调查所，一九三七年设立茶叶改良场，一九三八年设立农业改进所，将各农业机关合而为一，改进机构，至一九四O年蚕业推广部分复行划出，成立蚕丝管理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又划出农田水利部门于建设厅内成立水利处，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解放后本所改组，除一面归并与农业有关各机关外，内部力求简化，只设立农艺、农艺化学、植物病虫害、森林、畜牧兽医、农业推广等系，其后省府加强领导农业生产，扩大各种生产有关的专业机构，本所原有推广、造林、治虫防疫等工作，在实业厅成立专业部门负责进行，农业推广系与森林系取消，西湖林场湘湖繁殖场划归实业厅直接指导，三界茶场划归中茶公司杭州分公司，牟山湖繁殖场划归余姚县人民政府，另接办黄岩园艺场及海宁猪种繁殖场归并入硖石绵羊场，再度改组后本所现有农艺、农艺理化、植物病虫害、及畜牧兽医各系，下设稻麦场、萧山棉场、黄龙洞农场、黄岩柑桔场、硖石种畜场。

农业改进所业务状况

（一）稻麦浙省稻麦改进工[作]开始于一九三O年创设之稻麦改良场，历年以来工作方针，始终一贯，一九三三年以后稻麦改进设备，日趋完善，一九三六年美国育种专家海斯博士来华考察，誉为国内最完备之育种机关。

1研究设计与数据采集分析

1．1研究方法与工具利用。Excel，CitespaceV和CNKI检索软件，以“文献来源期刊”、“发表年度”等特定字段为统计条目对农业经济类中的九大核心期刊进行文献提取统计和数据筛选，并对所得结果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揭示和评价我国土地学科研究现状和学科未来发展趋势。1．2数据来源。依据《2018年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从其“F3经济，农业经济类”所列的15种期刊列表中选取9种与土地科学密切相关的期刊，以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NKI）作为检索数据库，通过将“土地”设定为检索主题，检索文献来源时间设置为2002—2018年，对9种CSSCI来源期刊中筛选出的257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我国土地科学相关研究的学术发展现状。

2期刊相关评述

2．1历年文献统计。基于文献数据的计量分析，本研究对2002—2018年间的9种期刊的发表文献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土地科学领域研究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图1）。（1）萌芽阶段：2002—2008年发表土地研究类学术论文较少，年均数量1～7篇，增长缓慢，说明在这一时期，国内的研究者对土地问题的思考处于探索阶段，影响力较高的研究团队尚未建立。（2）快速成长阶段：2009—2016年，这一时期土地研究类论文呈波动式快速增长。这是由于国家层面关于土地政策的落实，使得我国土地研究成为学者们开始关注的重点问题，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3）成熟稳定阶段：2017年以来，一些研究机构已经成型，土地科学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土地研究理论体系进一步系统化和清晰化，相关研究在边界清晰的基础上走向深入［27］。2．2文献作者分布分析。从文献作者角度分析，多名作者合作发表、跨机构联合发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9大农业经济类核心期刊检索到的257篇文献中，有38篇是单作者发表的，比例仅占14．79％。由两位及以上的作者联合发表的文献数量占研究样本数量的85．21％。由此可以基本推断出，土地研究领域的趋势是以联合发表为主，单作者发表数量所占比例较少（表2）2．3研究机构分析研究机构发文量可以表征研究中心分布，而研究机构间的合作关系可以体现知识流动状况［812］。数据显示，257篇文献来自135个机构，绝大多数机构只发表有1～2篇文献；5个机构发表文献数量超过10篇，占所有机构数的3．68％，其数量占总文献量30．74％。这些数据既说明了土地研究领域文献来源的广泛性和分散性，又说明了文献来源具有较高的集中度。广泛性和分散性体现了土地研究领域参与者众多，参与面广泛，具有较高的热度；集中度则体现了土地研究核心机构已经形成［1315］。土地研究类文献发表机构众多，但其中高产机构集中于大学院校。从机构总量来看，机构中包含高校的文献发表量占总文献量的91．12％。可见高校尤其是农业类高校发表文献数量在土地研究领域具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南京农业大学，发文量27篇，显示出南京农业大学在土地研究领域已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表3）。

3研究主题与内容

3．1研究主题分析。3．1．1热点领域分析。将上述257篇“土地研究”相关文献涉及的研究主题划分为6个一级类，并将每个一级类目的具体研究内容划分出二级类目。农业经济类文献中土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经济学（A类）和土地利用学（B类）两大领域，仅有零星文献涉及了土地信息学（F类）（表4）。将257篇文献按照4个时段划分为6个主题类目。2010—2013年数量呈陡然剧增的趋势，“土地经济学”是这一时间段内最受关注的主题，“土地资源学”是这一时段新兴的主题。2014—2018年是数量大幅增长的时间段，表明土地研究已经引起较多的关注，这一时段内“土地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同时也体现了“土地经济学”的模型构建和数据解读趋于成熟［1618］。“土地信息学”是这一时段内新兴的主题领域［1920］（表5）。3．1．2关键词共现分析。对9种核心期刊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统计分析，以了解目前土地科学研究的主要研究重点和推断未来研究趋势［6］。通过Excel统计分析，得到991个关键词，运用citespaceV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发现以“土地利用；土地规划；新型城镇化；土地整理；乡村振兴；驱动机制”为关键词的文献数量占该研究领域的比重最大。热点主题之间互联影响，构成了我国土地问题研究学科体系（表6）。3．2土地问题研究方法分析。257篇土地问题相关研究文献全部为实证研究文献，将其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分为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分析方法两类，并将两个一级主题下的具体研究方法划分出二级类［7］。对全部257篇实证研究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逐一统计（表7）。257篇文献中，绝大多数采用了多种数据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数学模型法是最常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其次是层次分析法（AHP法）和回归分析法。总体来看，采用统计资料分析＋数学模型＋层次分析的趋势明显，相信随着数学和统计方法的发展，更多先进科学的计量方法也会逐渐在这些期刊中得到应用。

一、新中国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构建

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1949年10月，国家设立农业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负责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关事项。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属高等农业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个，发展成约有5460多名教师的农业教学队伍[1](P58)。在农业科研机构方面，国家首先在农业部下设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并在各部下成立了林业科学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然后依据当时的行政划分，在7大行政区设立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即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南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最后在省、市、县设立适应地方农业特点的农技研究和试验机构，如镇江蚕业研究所、西安农具研究所、兴城棉作试验场、兰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等。到1957年，已经形成了6个大区研究所和169个省、地研究所（试验场、站）以及11个学科、专业所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业科研体系。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只有在实践中被充分地扩散，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萨克斯等人指出：非洲之所以长久贫困，技术扩散缓慢是一个重要原因[2]。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大海，而这些小农基本都是教育水平很低、极为贫困的小农，政府明确认识到仅依靠小农无法完成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因此农业部通过不断制定相关政策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1952年农业部制定的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目标是：以县为单位，照顾经济区划，平均每666.67公顷设立一个综合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络。1953年全国农技推广站和农事试验性质的农场分别有232和2170个[1](P69)。1954年，农业部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进一步充实了如何改进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1955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尽快建立深入乡村、靠近农民的基层推广组织，要迅速壮大推广队伍，技术先进的农民、农校毕业生等都可担任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上述密集出台的系列措施大大加快了农村基层推广机构的建设，“全国到1954年底有55%的县和10%的区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共建站4549个，配备职工32740人，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17.24名农技推广人员；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164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有技术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农技人员46.07人。”[1](P70)

二、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运行特点

建国初期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与群众广泛参与这两个特点。

（一）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经历了和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干预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国家在农村构建了广泛而有效的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到基层组织再到农户，自上而下存在着高效畅通的信息流。何朝银通过对石城县档案的研究发现，中央的政策和决议传达到农户的速度之快、时间之及时令人吃惊。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为例加以说明，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该草案，1955年11月11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而在同一天，石城县档案已有《委员会通知<55>石农第083号》：石城县人民委员会，接中华人民共和国<55>国秘云字第024号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3]。如此高效的信息传递保证了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政府主导下的高效运行。在农业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农业部等中央农业研究机构的领导下，省、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从中央的行政机构和农业研究机构，经过地方政府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最后到达农业活动的从事者———农户，农业技术通过密集出台的政策和文件进行推广，体现出鲜明的层级化运作的特点。

2007年8月，应新西兰议会议长玛格丽特·威尔逊的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朱丽兰率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代表团，对新西兰进行了友好访问。在访问期间，我们重点参观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考察了农业生物科技项目，并与新西兰国会对口委员会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见会谈、参观考察，进一步加深了对新西兰科技、教育和民防政策的了解，同时，感到新西兰在科技、教育、灾害防御方面的经验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

一、“增长与创新框架”计划

新西兰政府为实现经济转型的目的，2001年提出“增长与创新框架”计划。该计划确定信息与通讯技术、生物技术和创新工业为三个重点发展领域。为此，新西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增长与创新咨询委员会”，其职责是向内阁总理报告计划执行情况并提供政策咨询。新西兰提出四个发展战略，即：数字技术战略、生物技术战略、生物安全战略和生物多样性战略。

代表团在访问奥克兰大学农业生物研究中心时了解到，新西兰在农业、食品、卫生以及环境保护领域的研发能力与科技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位置，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实施国家创新计划的重点。近年来，新西兰政府非常重视跨部门、跨学科之间的科技政策协调，其目的不仅要体现政府政策的一致性，更主要的是要集聚公共科技经费集中投入国家重点战略领域。在研究与开发投入方面，新政府拨款占到全部研发经费的50%，产业部门约占35%，大学和其他行业占15%左右。据介绍，2005年新西兰研发经费为16.01亿新元，占国民生产总值1.17%。在开展科技创新方面，新西兰政府进行了改革并取得成效。

二、公益性研究所改革

新西兰有9个国有研究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西兰经济改革大潮中都改称为研究公司。1992年新西兰颁布皇家研究所法，将研究所改制成为董事会制度下的首席执行官管理结构。虽然改革初始对科技人员的压力加大，研究所能力建设资金匮乏，但是2003年政府对改革后的研究所进行评估显示，目前研究公司收入增加，效率提高，事业发展，人员稳定，结构优化。新西兰公益性研究所按照市场经济办法运作，改革模式独特并取得经验。

1材料与方法

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源，在数据库期刊高级检索口选择检索条件为“主题”，检索词采用“降解地膜”，时间跨度不限，检索时间为2018年7月30日，导出文献格式自定义全选获取作者、机构、年份等信息，将检索结果导入Excel软件，在人工检查和纠错的基础上，剔除科普报道、人物传记及信息简讯等非论文型数据，获得降解地膜研究有效文献。采用文献计量的基本方法，利用Excel软件从文献年际数量、研究区域、载文期刊、研究作者、发文机构、研究关键词等方面对降解地膜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与统计。

2结果与分析

2.1发文趋势分析。论文的发表量与年代分布情况可以反映该领域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轨迹[16]，一时期论文数量的增加速度和数量，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发展速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研究者和实践者对该领域的重视程度[17]。从图1看出，1987—2018年32年期间，国内首次发表降解地膜领域的文献为1987年，次年为空白年份，随后年份年发文量在1~60篇之间波动，至2018年7月30日，共发表降解地膜研究文献389篇。根据其年份分布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87—2009年23年期间，检索到的文献只有109篇，占文献总量的28%，年均发文量为4.8篇。此期间降解地膜研究忽冷忽热，其中，1997、2004、2008年这3年降解地膜的研究分别达到一个小高峰，文章数量分别达到10、10、11篇，其余年份文献数量在0~8篇之间起伏不定。2005年是降解地膜研究的低谷期，仅出现了1篇论文。这一阶段，降解地膜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比较零散，研究处于较低水平，可视为缓慢发展期。2010—2018年9年期间，降解地膜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较快，2010年仅为13篇，2017年已达到60篇，检索到的文献数量达280篇，占文献总量的72%，可以说超过2/3的降解地膜论文都是近10年产出的。这一阶段，降解地膜研究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可视为快速发展期。分析表明，国内降解地膜的文献数量总体偏少，但近年来呈上升趋势，随着国家对农业资源环境领域的重视，可以预测未来降解地膜将成为热点研究领域。2.2研究区域分布。第一研究机构按地区统计结果表明（表1），389篇降解地膜文献广泛分布在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数量为1~62篇不等。新疆、甘肃、山东是降解地膜研究靠前的3个地区，文献量依次为62、38、1篇，分别占文献总量的15.94%、9.77%、7.97%。这些地区分别大面积种植棉花、玉米、花生等作物，对土壤水温的需求较强，地膜使用量、覆盖面积和使用强度在国内均排在前列，地膜残留量也较高，因而对应用降解地膜的需求也较为突出。云南、北京、广东是紧随其后的3个地区，文献量依次为29、29、20篇，分别占文献总量的7.46%、7.46%、5.14%。云南、广东分别种植烟草、甘蔗等作物，地膜使用较为广泛，对降解地膜的研究也较为迫切；北京在降解地膜研究方面占有一定优势，这可能是由于从事降解地膜的农业高等院校、农业科研机构及行政管理单位等比较集中于此的原因。2.3载文期刊分析。从统计情况看，检索到的389篇降解地膜文献分别刊载在175种期刊上，平均每种期刊发文2.22篇，国家期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地方杂志等均有刊载，说明降解地膜的情报源分布较为广泛，其研究已占有一定地位。根据布拉德福定律的区域分析方法[10]，将每种期刊刊载的降解地膜文献数量进行整理，按照核心区、相关区和离散区大致占所有文献总量1/3的原则来划分期刊。核心区为发文5篇及以上的期刊共20种，文献总数148篇；相关区为发文2~4篇的期刊共53种，文献总数139篇；离散区为发文1篇的期刊共102种，文献总数102篇，据此列出降解地膜研究文献离散状况（表2）。分析表明，核心区期刊种类占期刊种类总量的11.43%，载文量占文献总量的38.05%，这一结果与布拉德福定律描述的核心区期刊刊载的文献量要占论文总量的1/3大致靠近；相关区期刊种类占期刊种类总量的30.29%，载文量占文献总量的35.73%；离散区期刊种类占期刊种类总量的58.29%，载文量占文献总量的26.22%。核心区、相关区、离散区3个区发文密度依次为7.40、2.62、1种/篇，核心区发文密度明显集中。20种核心区期刊分析表明（表3），载文量10篇以上的期刊有2种，分别是《中国农学通报》17篇、《现代农业科技》13篇，其余20种期刊为《新疆农业科学》《农业环境科学学报》《塑料科技》《中国棉花》等，载文量在5~9篇之间不等，这些期刊可作为查阅降解地膜文献资料的主要信息源。期刊复合影响因子(IF)是衡量学术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8]。20种核心区期刊的IF都较低，平均IF仅为0.732。IF≥1的期刊有4种，仅占核心区20种期刊数量的20%，分别是《农业工程学报》(IF=3.118)、《干旱地区农业研究》(IF=1.420)、《中国农业大学学报》(IF=1.367)、《农业环境科学学报》(IF=2.218)；这4种期刊载文量共计28篇，仅占核心区20种期刊的总载文量148篇的18.92%。分析表明，降解地膜研究文章水平总体较低，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4核心作者分析。从整理情况看，389篇文献按第一作者统计共有325人，其中发文1篇的作者281人，2~3篇的作者37人，4篇以上的作者7人，分别占总数的86.46%、11.39%和2.15%。核心作者是某研究领域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其研究水平和思想观点对该领域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可从发文量来评价核心作者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核心作者以普赖斯定律来确定，如式(1)所示[19]。(1)m为核心作者的最低论文数，Nmax为统计年限中最高产作者的论文数。对检索到的文献按第一作者进行统计（表4），最多的作者是太原理工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申丽霞，其发文量为5篇，即Nmax=5。将Nmax=5代入公式，得m=2.24，取m=3，即数在3篇及其以上的可列为核心作者。通过统计得出，该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共有12位，共44篇，占文献总量的11.31%，与核心作者发文量应占发文总量20%的下限相比，该比例明显偏低。分析表明，近年来降解地膜领域研究人员分布还比较分散，尚未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群，且仅有个别作者对自己的研究主题进行了跟踪研究，核心作者不突出。2.5主要研究机构分析。研究机构是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依托，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基本科研平台，尤其是核心研究机构及其动向更成为学者研究的风标[20]。从对第一研究机构降解地膜数量的排序情况（表5）可看出，发表4篇以上文献的机构主要集中在7家，分别是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11篇(2.83%)、广州甘蔗糖业研究所10篇(2.57%)、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8篇(2.06%)、太原理工大学水利工程与工程学院7篇(1.80%)、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6篇(1.54%)、新疆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农业节水研究所5篇(1.29%)、新疆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4篇(1.02%)。这些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降解地膜在玉米等粮食作物、棉花等经济作物、高粱等饲草作物上的应用效果，考察的大多是降解地膜应用后土壤环境的水热效应及对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少量研究内容涉及到降解地膜的降解特性，个别研究涉及到降解地膜的一般理论综述。分析表明，农业高等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是从事降解地膜研究的2类主要机构，是降解地膜领域研究中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且这些机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降解地膜的田间应用。此外，近年来降解地膜研究领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极大重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等项目的实施单位，也参与了降解地膜领域的研究，新疆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作为政府农牧部门单位在文献数量排名靠前的第一研究机构中出现，也佐证了这一趋势，凸显了研发降解地膜旨在防控农业环境污染的初衷要义。在文献整理过程中还发现，从研究机构合作情况来看，降解地膜研究领域教学、科研与推广单位之间的合作较多，地膜生产企业参与的极少，仅有山东地区的山东天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个别企业参与了一些研究，这是今后需要投入研发力量和鼓励支持的领域。2.6高被引论文分析。引用频次反映文献的参考和应用价值等，被引用频次越多，说明本论文对学术研究及交流所起的影响就越大[21]。本文将被引次数在70次以上的论文视为高被引文章，共有9篇文章，总被引次数为841次（表6）。这9篇文献分布在《农业工程学报》等8种期刊上，均由核心期刊刊载。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太原理工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申丽霞于2011年发表在《农业工程学报》上的论文《可降解地膜对土壤、温度水分及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被引频次为119次；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吕江南于2007年发表在《中国麻业科学》上的论文《农用薄膜应用现状及可降解农膜研究进展》、西南科技大学材料学院黎先发于2004年发表在《塑料》上的论文《可降解地膜材料研究现状与进展》，被引频次均为112次，其余论文被引频次介于70~95次之间。由于文献的引用有滞后性，这9篇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章都发表于2012年之前，这些文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7关键词词频分析。关键词是作者从高度概括的角度提出的一组反映文献核心内容的科技词汇，关键词统计分析的目的在于寻找科学研究趋势，帮助研究者快速掌握科研动态[22]。词频分析法是利用可以解释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文献计量方法[23]。统计数据表明，389篇降解地膜研究文献共出现关键词677个，出现频次1737次。剔除与检索主题重复的“可降解地膜”“降解膜”“崩坏地膜”等显而易见没有分析意义的关键词，列出词频出现在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图2）。由其分布图可看出，根据其研究角度，大致可分为降解地膜类型、降解地膜应用作物和降解地膜研究指标3大类研究热点。从降解地膜类型关键词看，“生物降解地膜”共在36篇文献中出现，“生物降解膜”“生物降解”“光降解”在19篇文献中出现，“光降解地膜”在11篇文献中出现，“双降解地膜”共在13篇文献中出现，可见降解地膜类型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物型降解型、光降解型及双降解型，且以生物降解型为主；从应用作物关键词看，“玉米”共在60篇文献中出现，“棉花”共在32篇文献中出现，“烤烟”共在16篇文献中出现，“甘蔗”共在12篇文献中出现，“马铃薯”“花生”各在11篇文献中出现，可见降解地膜的主要应用作物为玉米、棉花、烤烟、甘蔗、马铃薯和花生；从研究指标看，“产量”共在61篇文献中出现，“土壤温度”共在37篇文献中出现，“土壤水分”共在25篇文献中出现，可见降解地膜研究指标主要集中在土壤温度、土壤水分及作物产量3个方面。从高频关键词的分布可以看出研究的热点，而低频关键词中则可能包括创新点[22-23]。限于篇幅，词频出现在10次以下的关键词没有列出，从其分布可知，“降解率”在8篇文献中出现，“降解性能”在7篇文献中出现，“环保”在4篇文献中出现，“降解产物”“工艺”各在2篇文献中出现，“安全期”“可控性”各在1篇文献中出现，这些关键词恰恰是评价某种降解地膜产品成熟与否的关键指标，应在今后研究中予以注重和加强。

3结论

1987年以来32年间降解地膜研究领域共发表文献389篇，前23年期间降解地膜研究忽冷忽热，可视为缓慢发展期。近10年来其速度和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可视为快速发展期；全国各地对降解地膜均有一定研究，新疆、甘肃、山东等地膜应用广泛的地区是降解地膜田间应用研究靠前的3个地区，应用作物涉及玉米、马铃薯等粮食作物和棉花、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降解地膜文献分别刊载在175种期刊上，《中国农学通报》《现代农业科技》等22种期刊是核心区期刊，降解地膜研究文献的水平总体还较低；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农业高等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是从事降解地膜研究的2类主要机构，研究主要集中在田间应用方面。教学、科研与推广单位之间的合作较多，地膜生产企业参与的极少；申丽霞、严昌荣等是降解地膜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分散，领军人物比较匮乏；降解地膜被引次数70次以上的9篇高被引文章分布在《农业工程学报》等8种期刊上，被引次数最高的论文是太原理工大学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申丽霞于2011年发表在《农业工程学报》上的论文《可降解地膜对土壤、温度水分及玉米生长发育的影响》；降解地膜类型研究、应用作物研究和水热变化、产量效益等指标研究是降解地膜研究的3类主要内容，分别涉及“生物降解”“玉米”“土壤水分”等关键词，而降解地膜制造工艺、环境评价等方面涉及的关键词，如“可控性”“安全性”等较少甚至缺乏。

摘要：通过对目前我国新型农业技术和农机具的推广与应用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加强同研究机构等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等措施。

关键词：农业技术；农机具；推广应用；生产效率

农业对一个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直接决定了国家的综合水平。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新型的农业技术和机具的推广势在必行[1－2]。但是纵观我国各个地区，在推广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通过对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机具的推广与应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了改善措施。

1新型农业技术和农机具推广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推广新型农业生产技术是我国农业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我国农业工作效率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我国属于传统的农业大国，在农业生产中，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很多人在生产时仅仅依靠多年的经验，而不是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守旧思想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我国农业生产者的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新型技术和设备的排斥心理较强，素质水平有待提高；（2）我国传统农业研究不符合新时期农业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很多科研机构在研究出全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后，并没有在实际生产中进行实验，大多都是在文献中进行介绍，导致这些研究都成为了技术储备。有些生产技术和设备即使具备一定的实践性，但也大多没有使用过。

2加强新型农业技术和农机具推广与应用的主要措施

一、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三阶段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三阶段

技术发展战略是国家对科技活动全局性和长期性的规划和行动方针，由科技行政体系主导，并协调技术政策与其他工业政策、国家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对一国技术政策的分析框架，Lall（1998）提出从三个层次研究国家技术政策：（1）确定国家发展目标，明确技术发展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2）激励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提供国家干预的信号，包括基础型干预和选择性干预，所谓基础性干预是国家对人力资源、科技基础设施、研发鼓励等要素市场的干预，而选择性干预指国家扶持特定产业或特定产业组织优以实施优先优术发展目标；（3）组织制度，包括为实施技术发展战略的科技计划、行政组织等。[1]以这三个层次考察马来西亚技术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业技术规划不明晰时期。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相一致，资源型产业（如早期的橡胶、之后的棕榈油产业）的研究与开发是政府重点支持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建立的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所（MalaysianAgriculturalResearchandDevelopmentInstitute,MARDI）对当时农业多样化、农矿产品的出口增长发挥了重要技术指导和推广作用。相对地，在马来西亚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框架中，产业技术发展并没有成为优先的议题。20世纪6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式在生产初级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行业兴建了一批制造业企业，到60年代末为解决就业问题和种族间经济利益冲突，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产业的发展战略和旨在社会重组目标的新经济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重点，而外资主导的出口型产业主要集中在新建的自由贸易区内，与区外的当地产业几乎没有技术联系和外溢效果。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马来西亚重工业化的第二轮进口替代阶段，马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行为推动的重工业项目计划不仅包含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设计，同时希望进一步达到种族间经济利益平衡的目的。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产业技术的学习、深化一直不是政策制订者的直接目标。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开始筹建科技行政体系，如1975年成立的国家科学研究开发理事会（theNationalCouncilforScientificResearchandDevelopment），1976年成立的科学技术环境部（theMinistryofScience,TechnologyandEnvironment,MOSTE），它们的预算、权限十分有限，无力对其他部门（如贸易工业部、农业部）以及这些部门下属的重点研究机构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

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政府加强技术力量供给的技术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感到马国工业化“缺乏对科技政策、战略全面而清晰的方向”，[2]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在当年数个经济规划中，包括第五个国家计划（1986—1990）和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明确了产业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联合，并在1990年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进一步详细了技术发展的优先领域及鼓励措施。首先，产业技术目标在多个政策框架中明确体现，明显不同于前一阶段。由政府推动的重化工业发展计划失利后，1986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1986—1995年）（theI8ndustrialMasterPlan），在这份规划中明确说明国内弱小的产业技术基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认为已具一定规模的制造业产业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技术，建议采取韩国式产业政策对特定部门采用倾斜式政策以帮助本地企业建立技术基础，强调优先发展具有较强联系效应的资源型制造产业，如木材加工业、橡胶制品、石油精炼产品。尽管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政策方向随着很快到来的外国直接投资高潮冲淡了许多，但该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首次将技术发展领域独立地列为经济发展规划中，显示产业技术发展已经成为政策目标之一。1990年出台的“产业技术发展行动计划”（ActionPlanforIndustrialTechnologyDevelopment,APITD）作为第一个“产业主导计划”的补充，更为详细列举了五大优先发展领域，如自动化材料、先进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和能源、环境与环境技术，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产业技术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瓶颈，并提出了42项建议完善国家技术创新体系。其次，在包含产业技术发展目标的多个政府规划出台后，对原有科技行政体系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发展机构与私营企业界联系显得比过去紧密。原有分散在各部门的主要工业研究机构统一由科学技术环境部管理，以便提高这些研究机构的合作能力；改革后的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加入了更多私营企业界代表，并监督1986年启动的、由国家资助的“重点领域加强研究基金”（theIntensificationofResearchinPriorityAreas,IRPA）项目的实施情况；马来西亚内阁组建一个由总理牵头的、新的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科技立法和项目规划，除此之外，产生了一些非政府机构的民间—政府协商组织，如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的技术委员会、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政府协调小组。最后，在政策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对科学技术的公共投入迅速增加，1986—1990年第五个五年规划中科技的公共投资从5.4亿林吉特上升到11.6亿林吉特，这些投资流向国有技术研究机构的基础设备投资以及资助国家重点领域研究项目（IRPA），国家科学开发理事会挑选国有技术研究机构开展IRPA项目。

从实践效果来看，由政府制订技术发展规划、国有资金支持、国家公共研究机构执行的科技体制属于典型的“由上至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这种规划体制的性质是一种集中型的体制而不是包含私营企业界参与的复式或协调式体制，尽管政府的初衷是仿效日本产业需求拉动式技术发展模式将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统一起来，但显然缺乏合格技术官僚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这种集中型的技术供给型发展战略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自由化的市场环境相矛盾，这种发展战略对产业技术的提升作用并不十分明显。但无疑地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培育了一种技术创新的社会风尚，这是马来西亚社会氛围里一直缺少的。

第三阶段，1993年后，加强技术政策与产业组织结构、市场条件的协调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注意到大量涌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内部化的技术转移比70、80年代显得活跃而积极，跨国公司对呈现产品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提高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依托跨国公司成为全球消费型电子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电子产品制造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开始跨国公司增加了对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零部件采购以及部分下包行为，槟城形成了以半导体、硬盘驱动器为主的高科技产品的产业集群。面对占马来西亚经济举足轻重地位的电子产业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紧密融合和跨国公司行为模式的转变，前期的供给型技术发展战略显然无法满足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为此马来西亚政府调整了技术发展思路，体现在三个方面：

1研究数据与方法

1.1数据来源.专利文献是最能及时地反映一个领域目前技术发展的信息渠道，也是反映科技水平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式［41-42］，其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包含技术、法律、经济等有效信息，实用性强，传播最新的科学技术，而且高度标准化、规范化和网络化［43］.Liefner等［44-45］指出，合作专利能较好地反映产学研关系，是刻画不同产业的创新网络结构、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关系、创新网络演变的重要数据来源.农业科技知识涵盖范围广、领域多，包括育种、畜牧、种植、渔业、农机具、瓜果等多个领域，因此文章基于《中国专利数据库（知网版）》中的“农业科技”一栏，按照从198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专利申请日期逐个对“农业基础科学、农业工程、农艺学、植物保护、农作物、园艺、林业、畜牧与动物医学、蚕蜂与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和渔业”10个子栏目的专利数据进行筛选.对于合作专利的界定，文章认为合作的专利须由两个及其以上单位的作者合作完成，以合作专利作者的工作单位信息和空间区位信息为数据源.文章对数据的筛选和处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①从中国知网专利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公开发表的从1985—2015年的农业专利中选取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7个时间节点，以不同单位合作专利为研究对象，具体农业科技领域包括全部10个子领域的合作专利，不考虑中国大陆地区与港澳台地区机构以及与国外机构联合申请专利，提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机构信息；②将合作机构分为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政府机构四类.由于在中国申请专利时，政府很少单独出现，大多是以政府推动下形成的混成组织如技术推广站、农村技术服务中心、县技术服务流动站等出现在作者名单中，故为了突出混成组织的政府导向作用，也为了叙述方便，将混成组织归为政府机构.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以农业科技专利数据为对象，从整体上对我国农业合作创新网络的分析，但是数据统计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由于专利申请的成本因素，导致专利申请机构中大型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较多，难以反映小型企业和个体的创新活动；②对于难以专利化的农业创新活动无法描述.1.2研究方法.CiteSpace［46］软件是美国德雷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陈超美（ChaomeiChen）博士开发的一款主要用于计量和分析科学文献数据的信息可视化软件，用来绘制科学和技术领域发展的知识图谱，可以直观地展现科学知识领域的信息全景，识别某一科学领域中的关键文献、热点研究和前沿方向，软件利用分时动态的可视化图谱展示科学知识的宏观结构及其发展脉络的方式，堪称是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47］.科学知识图谱是近些年才兴盛起来的，多被应用于科学计量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它能揭示知识来源及其发展规律，而且能以可视化形式将知识结构和演进规律等信息清楚地表达出来，其设计原理包括引文分析理论、多元统计分析理论、社会网络分析法、共被引分析理论等.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中，不同的节点类型决定了CiteSpace分析的目的及功能，包括了作者、机构或者国家的合作网络分析，主题、关键词或WOS分类的共现分析，文献的共被引分析、作者的共被引分析以及期刊的共被引分析，还有文献的耦合分析和共同资助分析这四大类.图谱可以揭示科学结构的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进而做到演化分析、科研评价等.但针对某一领域某一主题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应根据不同图谱的绘制原理、分析性质、参数选择来进行制定［48］.

2政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单螺旋主体分析

三螺旋理论的创新主体［49］主要包括大学、企业、政府和科研机构四类主体，其中大学和科研机构因为都是从事的学术创新和科技研发而并为一个螺旋，故而为三螺旋.四方主体共同成为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和知识创新的来源，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从而共同担任合作创新的任务.下面通过观察1985—2015年中国农业科技政产学研合作专利数量（表1）和1985—2015年中国农业科技政产学研合作专利百分比（图1）来具体分析单个类型创新主体的合作创新情况.2.1产业主体.企业是合作创新中最活跃的创新主体，组织内合作尤其频繁.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参与到合作网络中的企业，公司众多，合作频繁，在1985—2015年7个时间节点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之间的1780次合作中，其中1357次有企业参与；企业组织内合作总计500次，仅2015年就有414次；有企业参与的组织间合作有865次，没有企业参与的组织间合作仅有396次，显然，企业已经成为合作创新中的经济运营和技术创新的最活跃主体.在政产学研合作创新中，企业作为知识溢出的主要受益者，吸纳网络中其他机构外溢的知识，通过实现创新产出，进而带动整个网络创新能力的提高.由于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是有着市场导向的经济行为，因此产业方作为技术需求方和转化方，是实现专利成果转化的最终环节也是最关键的环节，是将科技与经济联系在一起，实现科研方与产业方对接的合作，或者说是科研人员与企业家对接的合作.科技创新的源头在于科学发现，科学发现的价值在于科学发现的知识理论经过转化开发而诞生的新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因此，政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核心驱动力首先来自企业，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对技术转化的能力很重要，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出技术创新需求的能力、选择相匹配的合作机构的能力、有效管理合作过程降低合作风险的能力、确保合作开发的新技术或新产品能得到有效应用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等能力.2.2科研主体.大学与科研机构是人才与知识的聚集地，共同作为合作创新中的科研方机构，向其他机构输送科研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来源.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31年来的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及政府之间的1780次合作中，科研方总共参与1212次.分开来看，大学参与611次，其中373次与企业合作，43次组织内合作；科研机构参与768次，其中434次与企业合作，136次组织内合作.大学与科研机构源源不断的科研力量向企业寻求发力点，以产业方为技术需求方和生产要素转化方，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成为合作创新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大学与科研机构肩负生产与扩散知识的任务，作为知识和技术网络的节点，是政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科研力量的代表，是产业升级与创新的重要支撑，与创新主体企业，形成“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企业”的直接线性利润导向的合作模式.科研方的组织内合作并不活跃，在合作创新体系中，无论是技术转让、委托研究、联合攻关、非正式交流、内外部一体化、人才联合培养和人才交流或是产业技术联盟，都是科学家向企业家的交接而找到利益诉求点，将知识转化为科技成果，最终转化为生产要素.而科研方的组织内合作是知识的生产与组合行为，没有产业方的对接，注定无法在市场导向原则下的合作创新中流行起来.2.3政府机构.政府是合作创新的服务者和引导者，其混成组织在合作创新网络中参与度很低.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有政府机构参与的合作专利寥寥无几，在所有的1780次合作中，政府参与只有133次，仅占7.5%.中国的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技术依托，强调政府的引导与集成作用.各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地位平等，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革新所达成优势互补的分工协作契约中，需要政府制定规划与政策，合理配置资源与投入，建立科技园区和产业集聚区，加快知识扩散与人才流动、完善监督与保护机制，促进服务体制发展，推动交易市场建设，以推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创造经济效益，提高大学和科研机构科研能力并实现科研成果产业化.在合作创新中，政府作用内涵一是引导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创新，二是促进国家科技计划与产学研合作的对接.在知识网络中，政府作用内涵一是推动合作创新和服务机构的发展，缩短知识网络中节点间的社会距离与时间隔阂；二是加强处于知识网络边缘区域节点的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的建设，对知识进行有效利用和传播.2.4科研团队.以申请合作专利的发明人为研究单元，以发明人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发明人的合作创新网络的细化分析，得出发明人合作创新网络可视化的知识图谱（图2）.从图2可以看出，总体来说，科研方和产业方均出现了大量的合作创新主体，图谱中节点厚度和与相应时间分区内成果数量成正比，每个大节点就是一个创新牵头人，在创新网络中相互合作关系最频繁、最稳固的多个人，形成了稳定的科研团队，最大的节点可以形成发明数量意义上的创新极，在自身高速发展的同时促进整个团队的活跃，带动整个合作创新网络的演变.但也有一些没有形成创新团队，只是分散型合作.科研团队的长期稳定合作是推动知识诞生与扩散、转化与应用，增强创新网络节点，固化节点联系的重要因素.技术水平和创造力的高低作为衡量合作创新的指标，其取决于知识学习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网络的结构.合作创新网络中知识创新极有滚雪球效应，容易形成“一极多强”.由图2从2000年到2015年的图谱中可以看出，已经形成明显创新团队的有2000年同济大学束昱团队、2005年烟台大学张全胜团队、2010年上海海洋大学马允团队、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的刘贵林团队等.从2010年开始也出现了较多的产业方创新团队，如2010年云南省烟草公司曲靖市公司杨荣生团队和2015年北京高氏投资有限公司蒋俊蕊团队等.由此还可以看出，要在创新网络中成为关键的节点，除了科研能力，还受科研成果、科研经验、科研名望影响.一位资深科研专家在某个领域多年积累的成果和声望，必然使之成为领域元老，成为创新中心，吸引外界交流，从而发生以其为中心的、建立在师缘和业缘基础上的大量合作.

3政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的多螺旋合作分析

通过观察表1和图1中多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创新，发现中国农业政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具有如下特点.1）网络结构正由单螺旋向双螺旋阶段演化，而三螺旋阶段的到来还较遥远.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农业专利总体演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85—2000年为缓慢增长单螺旋阶段.专利数量缓慢增加，专利合作总数也在波动中增加，但一直少于50次，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农业创新基本是单个主体（个人独著或同单位作者合作）独立发表；2000—2010年为较快增长双螺旋阶段.专利总数及两个不同单位间的合作专利数量均稳步增加，而三个单位合作专利依然稀少；2010—2015年为飞速增长双螺旋阶段.专利总数、两个及三个不同单位间的专利合作数量均大幅增加.这是因为2000年以前，非国有企业申请专利的权利受限.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此次修改使得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国家科研机构等具有了相同的申请权利和地位，加快了个人和民营企业申请专利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在“十一五”期间颁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等一系列促进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刺激和促进了农业科技专利的大发展.2）31年来各类型机构参与创新合作的总数均大幅上升，从“研企合作”到“企企合作”，企业间合作创新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由表1和图1可以看出，机构间合作专利的总数由1985年的4次上升到2015年的1148次.其中，企业间的合作增长最快（2015年到达414次），其次是企业与研究机构间的合作，政府及其推动下的混成组织参与合作最少（共76次）.31年来，中国农业的合作创新是以企业之间合作为主.企业成为政产学研合作创新最活跃的主体，最高频合作对象由研究机构演变为企业，合作次数爆发式增长，“企企合作”成为最高频合作模式.过去的科技创新路径处于科学家时代，而现代的科技创新路径已经步入了企业家时代.以科学发现为源头的科技创新，既需要科学发现的眼光确保技术创新的前沿性，也需要企业家作为创新主体，引领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与应用导向，企业家已经成为最活跃的市场导向代言人，他们追求效率最高和利益最大化是催生“企企合作”的最主要原因.3）科研团队的形成产生了合作引力，合作创新网络结构呈现极化趋势.2000年之前的合作创新网络结构散乱、稀疏、零星分布，没有明显集中趋势.2000年之后开始形成多个集中结构，出现高频定向合作和高产量创新强人，并以其为创新中心形成科研团队.科研团队的形成，显现出人才优势，机构资源优势，在团队活跃发展的同时，引领业界相关领域呼应，进而带动整个创新网络集中化发展.相比于没有形成科研团队的知识节点，科研团队更具有科研实力和发展潜力，突显于创新网络中是必然结果，从点对点分散式合作到网络集成式合作发展是必然趋势.4）政府及其推动下的混成组织的作用还不显著.31年来，虽然产学研之间合作逐渐加强，但是政府作用不显著，2015年政府及混成组织参与产学研合作的次数只有76次，仅占总数的6.6%，次数极少，而且增长缓慢.说明中国农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程度还不高，创建能促进产学研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政府混成组织已迫在眉睫.2012年底召开的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政策回应.5）不同阶段参与农业专利合作的主体不同，大学的作用已经显现.2000年以前，农业专利合作以企业、研究机构和高校内部为主，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创新较少.2000年以后，各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开始增多，并且企业主体之间的合作开始成为农业专利合作的主力，企业与科研机构、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占据不同主体合作的50%以上.2015年企业参与农业专利合作次数达到920次，占当年所有机构参与合作次数的80%以上（图1）.从不同机构参与合作的次数变化来看，我国创新合作主体始终是企业类机构，科研院所类机构参与合作次数所占比例有下降趋势，这说明企业的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大学参与农业合作的次数逐渐上升，对合作专利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针对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农业衰退风险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的改造机制。农业是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产业，没有农业剩余，也就不可能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市素质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因此，我国在二元结构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要加快城镇化发展，就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机制，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

一是建立现代农业技术的研发机制。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重点是提升农业技术含量，不断培育农业新品种，以品牌产品带动农业发展。这就要求大中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研究开发上，要在重视城市产业技术开发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新技术的科研开发，实现城乡产业技术研究开发的有机统一。①政府要加大农业技术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建立基础性农业科技开发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实现基础性农业科技研究开发经费财政全额拨付机制，增加财政科研经费投入中农业科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重点支持生物工程技术、农作物品种改良与畜禽水产育种技术、重大农作物病虫害灾变预测和控制技术、农副产品加工贮运和保鲜技术、设施农业和工厂化农业技术、农业管理和信息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把重视农业高科技技术开发和发展与重视农业应用技术有机地结合，既站在国际农业先进技术的最前沿，大力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农业技术，又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开发，优先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或有明显应用前景的基础性研究，加大实用性农作技术的创新力度，从而使得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白色农业、蓝色农业、太空农业、基因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和网上农业发展。②建立科学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当前我国农业大学研究机构中的激励评价体系非结构化，专业利益驱动化，严重影响农业科技研究，排斥综合性、应用性研究与开发。为此，必须打破目前以论文及获奖作为农业科技人员晋升与发展主要指标的农业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促进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长效机制。③鼓励农业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开发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在国家、省和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的改革中，除从事基础性科研的所、室外，应用性研究院所都要采取与县、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相结合的措施，使科研人员深入实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加大农业科研的针对性和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是建立现代农业科技推广机制。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是现代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机制的关键环节。因此，进一步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是城乡现代产业改造农业的内在要求：①改革目前的乡镇级农技推广组织体系，在县级区域内建立跨乡镇的区域性中心农技推广站。区域中心站的建立将改变以往乡镇农技站小而全、力量单薄等弊端，有利于整合资源，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水平，促进农业规模发展。②优化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职能。将农业其他专业与现有农技站职能合并至区域农技站，成为能够对农民进行综合服务的推广机构，由以前狭隘的农技推广变为广义的农技推广，并使之成为其他进行有偿农技服务团体（企业）的监督管理机构。③对区域农技中心站进行信息化建设。将区域中心站建成放大的窗口、扩展的平台、延伸的网络，把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成为农业信息体系，将政府、科研单位、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中介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乡镇农村联结起来，提高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权威性。④加大农业技术市场建设。通过建立农业技术市场和网上农业技术产品交易市场，为农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及民营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与市场化提供便利条件和保障，同时对发展民营农业科技服务组织与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起到推动作用。

三是建立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是防范城镇化农业衰退风险的有效途径。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融合的内容主要包括现代城市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现代城市企业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对于城市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改造问题，在前面已经分析，这里讲的城市产业对农业改造，主要是分析现代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问题。要防范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衰退风险，不仅仅是要用现代农业技术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改造，还应该促使城市企业参与农业生产经营，实现农业企业化生产和农业工业化产业链延伸，没有现代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只是局限于农业谈农业，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就会扩大农业的衰退风险。因此，政府必须建立城市现代产业对农业改造的政策扶持机制，对于直接投资于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要实行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贴息贷款、3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等优惠措施；对于进行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不但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土地使用等方面进行优惠，而且政府可以成立龙头企业发展基金，根据企业与农户利益的关联程度和企业效益进行资金支持；同时，也鼓励农户按法定程序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城市企业，与城市非农企业形成股份公司，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种城市产业与农业的融合，尤其是农户直接作为城市非农公司的股东，是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现代化转型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城市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城市现代产业与农业融合，增加了农业增值链，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促使农民按照现代企业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有利于农民成为现代化职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