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范文10篇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注：从1998年开始，“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

2011年12月7日至12月14日，笔者随国家商务部农业投资考察工作组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期间，同澳外交贸易部讨论了中澳农业投资合作等相关问题，听取了澳国家农场主协会、昆士兰州政府、西澳州政府经济发展部、农业部等有关澳洲农业发展的现状、投资机会的介绍，并实地考察了昆士兰州北部渔业中心、水产研究机构、牛肉加工厂、乳制品厂、果酒厂、热带果园；考察了西澳州大型粮食储运CBH公司，对澳农业发展的现状、投资机会及相关政策规定有了初步的了解。访澳期间，澳外交贸易部爱默森部长会见了工作组全体成员。现将访澳考察所了解的情况作简要描述，仅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垦区和农场参考。

一、澳大利亚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经济从2011年初的衰退中艰难反弹

2011年初，澳东部地区遭受罕见的灾害，澳经济遭重创；澳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遭特大地震、海啸及核电危机，澳出口受阻，第一季度GDP下降1.2%，首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随着救灾重建工作的开展，澳经济出现增长势头，澳第二季度GDP增长1.2%，第三季度反弹乏力，增速放缓。2011年11月1日，澳联储下调现金利率25个基点至4.5%，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二）公共财政依旧稳健

2011年以来，尽管受年初特大灾害影响，但澳财政收支依然保持良好态势。1~8月，联邦预算收入2399亿澳元，同比增长205亿澳元；预算赤字206亿澳元，同比减少166亿澳元。澳政府开源节流措施收效明显，2010~2011财年，财政赤字551亿澳元，仅占GDP的3.7%。IMP资料表明，澳财政状况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好的。

摘要：农业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湖北为例,通过对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现状和农民收入现状的动态分析；以及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分析,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指出在各农业投资主体中,农户的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分别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贷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摘要：随着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农业经济，特别是召开党的以来，党和国家更加坚定了实现科技兴农、乡村振兴的决心。而发展农业技术需要资金支持，新时期，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不断增加农业技术的资金投入。因此，简述了农业技术推广现状，探讨了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了推进农业技术推广投资策略。

关键词：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农业经济；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我国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农业技术，同时也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促进农业发展。但目前投资环节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要确保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创新农业技术投资方式。

1农业技术概述

农业技术是指农业科学技术，其包括先进的育种技术、灌溉技术、农机技术、温室大棚技术、农药与化肥等一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科学技术。农业技术研究对象是提高农产品品质、产量、增加农民收入和品种改良等方面的创新成果［1］。因其范围涉及广泛，不单纯包括农业种植，同时还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以农业技术还具有综合性。

2农业技术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验表明，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力度，是促进农业科技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手段。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与国外高强度的农业科技投资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强度偏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因此，必须借鉴国外农业科技投资的经验，在加强政府公共投资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非政府部门在农业科技投资过程中的作用，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推动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

一、国外农业科技投入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科技则是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从发达国家来看，高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以及充裕的农业科技资金供给［1］。纵观国外农业科技投资的特征，可以归纳出三大主要特征:

(一)投资强度大农业科技投资强度，即农业科技资额占农业GDP值的比重。比较国内外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相关统计数据，最显著的区别是农业科技投资强度的差异———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科技投资强度明显偏低(见表1)。

(二)私人投资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在农业科技投资中，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甚至承担着主要的投资责任。与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占有较高比重相比，我国私人部门在农业投资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见下表2)。

(三)法律保证政府投资的刚性增长国内外许多文献表明，国外(尤其是以美国、韩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保证农业科技资金的有效供给和刚性增长，以立法形式对农业科技投资作出了一系列规定。例如，为了保证政府公共财政投资的增长，各国在制定年度财政预算计划(这种财政预算具有法律效力)时，通常会对农业科技投资在预算总支出中的比重作出具体的规定，以保证政府农业公共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以美国为例，从1958年开始，美国政府对农业科技投资额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率，投资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关系到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其资金的来源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并且以相关法律为依据和保障［2］。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外农业投资合作带来了良好机遇，不仅突出地缘优势，还具有互补性，促进相关合作机制的完善。但是从合作空间看，包括政策、市场、机制等空间都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应不断拓展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空间，强化政策空间，推动政府三级联动；开拓市场空间，构建高效的农业合作发展模式；提升机制空间，制定合理的管理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掀起了我国对外合作的新潮流，其中农业投资合作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农业发展大趋势看，“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外农业投资合作，既能形成优势互补，使我国和沿线国家都能高效发展农业，同时又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倡的全面开放格局，有利于促进中外农业投资合作规模，提高我国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进而推动国内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5个国家参与战略合作，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拓展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空间，有利于实现我国农业与沿线国家的资源互补，确保我国粮食生产安全，并能推动我国农业科技的创新。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的新机遇

（一）不断增强我国农业对外合作的地缘优势。“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先后共有65个国家参与，包括中国、蒙古、俄罗斯、东南亚11国、南亚8国、西亚北非16国、中东欧16国、中亚5国、独联体6国，以及2019年3月新签署备忘录的意大利。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国家几乎涵盖了整个亚洲大陆、东欧及北非。从地缘优势看，中国与蒙古、俄罗斯、中亚5国、东南亚11国相隔不远，甚至与不少国家交界，这为我国农业对外合作创设了一定的基本条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加快，形成互联互通的合作格局，进一步提升了中外交通便利性，使农产品运输成本得到大幅降低。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地缘优势会逐渐转化成社会资本优势，使中外农业投资合作形成良好的发展态势，不断拓展合作空间。根据已有的合作成绩，我国与不少沿线国家在农业投资合作方面，已经形成了资源聚合、关税减免、技术交流、市场扩张、货币流通等诸多效应，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给中外农业投资合作带来了新机遇。（二）中外农业投资合作具有差异性和互补性。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不同，导致农业产业、资源规模等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外农业投资合作具备了较大的互补性，以缩小相互之间的差距，这是中外农业投资合作深入开展的关键因素。经过多年的战略推动，充分展现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投资合作互补性，包括农业产业发展梯度的互补、农业生产要素的互补和农产品的互补。从实际情况看，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初期，虽然沿线国家在邻国有一定的国际贸易和农业投资，但还没形成较大的规模，农业合作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相关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善，互通互联水平有所提升，尤其是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之后，更是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投资合作的效应集聚带来了更大可能性，进一步增强了互补性。（三）促进了中外农业投资合作机制的完善。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离不开机制的保障，一个良好的合作机制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投资合作机制得到较大程度的完善。以东南亚国家为例，早在2004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就已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这是一项惠及双边的降税计划，为后面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2015年，中国与老挝、越南、缅甸等三个交界国家实行贸易合作零关税政策，进一步完善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业合作机制。在这种双边和多边农业合作机制的持续深化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业投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此外，中国与较多的沿线国家以开放边境口岸、建设跨国工业园区、开设边境经济合作区为载体，使得相互之间的农业投资合作得到了突飞猛进，促进了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的跨境流通。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农业投资合作的空间问题

一、各省低碳农业效率测度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致性，本文研究样本选取了中国30个省（区、市），研究对象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基础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根据MaxDEA软件测度中国30个省（区、市）2008耀2018年的低碳农业效率，MaxDEA通过全部样本确定最优效率前沿面，从而测算出30个省（区、市）相对于效率前沿面的效率值，效率区间分为超高效率区间（>1）、高效率区间（0.7耀1）、中效率区间（0.4耀0.7）、无效率区间（0.1耀0.4）。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低碳农业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历年的低碳农业效率均低于0.6，在2006耀2015年间低碳农业效率变化趋势呈现上升、下降波动的M型。从省域层面来看，我国30个省（区、市）中，低碳农业效率最大值为1.142（上海），最小值为0.185（宁夏）。低碳农业效率呈现超高效率的省份均位于我国东部地区，分别为上海（1.142）、北京（1.062）、江苏（1.055）、浙江（1.005），这部分省（区、市）能够较好地运用低碳农业生产技术，将有限的投入资源最大限度转换为“期望产出”，投入要素的冗余度较低。我国主要粮食主产省份的效率水平排序如下：江苏（1.055）、湖南（0.854）、山东（0.709）、湖北（0.629）、河南（0.581）、河北（0.578）、辽宁（0.540）、吉林（0.537）、安徽（0.442）、黑龙江（0.425）、江西（0.411），除江苏、湖南、山东、湖北外的其他省份效率值均低于全国均值水平，反映出粮食大省在农业生产中投入要素存在较大的冗余以及过量的“非期望产出”现象，因此效率水平偏离于最优效率水平。江苏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其低碳农业效率水平表现为超高效率，原因与江苏省积极推广采用低碳节能生产技术有关。

二、空间视角下科研投资对低碳农业影响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民受教育水平作为影响我国低碳农业效率的主要解释变量，将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开放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变量说明如下：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R&D）：农业科研机构经常费用支出与农业总产值之比，单位为%；农民受教育水平（edu）：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农民人数与农业就业人数比单位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edl）：以可比价的农业总产值与农业就业人数之比，单位为万元/人；农业开放水平（open）：农业进口值与农业生产总值之比，其中农业进口值依据当年对美元汇率进行折算，单位为%。为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分别构建空间面板固定效应杜宾模型（1）、空间面板时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2）和空间面板空间时间固定效应杜宾模型（3）的，构建好模型之后借助于Stata12.0估计变量的参数值，结果如表1所示。（表1）从表1各影响因子的参数估计结果发现，三种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从模型的整体估算来看，模型（1）R2达到0.65，模型（1）和模型（3）的拟合程度达到0.8以上，模型的稳定性较高，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农业发展水平与低碳农业效率是负相关的，农业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农业碳排放的增长，不利于低碳农业效率的改善，但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结论与庞丽研究一致。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开放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系数值均通过T检验。可见，低碳农业效率水平受到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开放水平、农民受教育水平正向推进作用。空间杜宾模型中的直接效应指的是研究对象的自变量变动会影响其本身的平均程度；溢出效应指的是研究对象的自变量变动对其他对象的平均影响。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对低碳农业效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为1.481和0.066，经济含义为当提升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一个百分点，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1.481和0.066个百分点。政府农业科研投资强度能够体现各省（区、市）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能够为农业技术提供保障，为低碳农业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撑，从而在生产源头控制碳排放。农业开放水平对低碳农业效率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别为0.405和0.018，经济含义为当提升政府农业开放水平一个百分点，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0.405和0.018个百分点。农民受教育水平对低碳农业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别为0.752和0.033，经济含义为当提升农业教育水平一个百分点时，对本省和毗邻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的贡献度分别是0.752和0.033个百分点。

三、结论

本文考察了2008耀2018年中国30个省（区、市）低碳农业效率的特征，并以空间溢出效应为切入点，从空间维度出发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展开农业经济发展、农业开放度、科研投资、农民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我国低碳农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主要结论有：（一）2008耀2018年我国低碳农业效率整体水平偏低，省域低碳农业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东部省份的低碳农业效率较高，中西部省份低碳农业效率虽然处于低水平，但是却具有改进空间和碳减排潜力，有能力承接东部省份的辐射作用。（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民受教育水平是促进我国省域低碳农业效率的重要因素，农业开放度在一定程度能够带动农业低碳转型，但是作用效果较微弱。（三）对毗邻省份低碳农业效率的作用效果而言，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拉动作用最强，农民受教育水平也发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农业开放度对毗邻省份低碳农业发展的拉动效果较小。总体而言，我国省域间低碳农业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和溢出效应，省域间低碳农业发展存在相互辐射带动效果。

同志们：

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果断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决策部署，及时出台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今年四季度新增一千亿元中央投资，主要用于民生工程、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其中新增农业项目投资51.5亿元。安排我省中央投资达2.0514亿元，集中用于农村沼气建设、优质粮食工程、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等四类项目。

为抓紧实施好这些项目，省农业厅研究召开这次会议，目的是全面加强新增农业投资项目管理，进一步明确目标和任务，落实责任和要求，确保我省新增农业投资项目尽快启动、顺利实施、如期完成并早日发挥效益。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和措施得到全面落实，有力地推进我省农业、农村经济实现持续较快发展。

一、提高认识、确实增强推进新增农业项目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今年新增的中央投资中，农业是一个亮点，也是重点。这既体现了中央对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视，也显示出农业在扩大内需政策措施中的重要地位。既是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机遇，也是对我们农业部门科学地抓项目的能力和水平的重大考验。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措施的落实，对用好管好中央投资、充分发挥政策效能进行了全面部署。前不久，锦涛总书记对加强扩大内需政策措施执行的情况的监督检查作了专门批示。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加强投资项目资金监督管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近期，中央又派出了24个检查组赴全国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检查、部署工作。中央到我省的检查组已经开展了第一阶段为期三个月的工作。省委、省政府就落实扩大内需政策措施也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门研究和部署，加强对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调研。省农业厅高度重视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改善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民生活条件等措施的落实，迅速采取行动，于11月24日和29日、12月2日三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在新形势下加大农业投入、确保全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各项措施。全面实施和管理好新增农业投资项目、确保项目建设成效是当前全省各级农业部门一项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既关系到今明两年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农业在抵御这次金融危机中能否有所作为。全省各级农业部门一定要迅速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我省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上来。切实增强抓好项目建设的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按照十六个字、四句话的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精心部署，周密安排，积极主动地推进和加强新增农业投资项目建设与管理。

二、加强组织领导，将责任制落实到各个部门、环节。这次的政策措施是在非常时期采取的重大举措，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这次新增农业投资项目点多面广，时间紧，要求高，责任重。因此各级农业部门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明确责任，加快建设，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近期，省农业厅强化了组织领导，成立了省农业厅扩大内需促进增长领导小组。今天到会的农业厅的各相关部门都是成员单位，在各自责任范围内，履行责任分工。各级农业部门都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成立专门的工作班子，形成工作有人管、任务有人抓、事事有落实的工作格局。各级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和项目分管的领导，要深入项目实施一线，靠前指挥，勇于负责，把问题想得更多一点，把措施落实得更细一点，切实加强对各项工作的统筹谋划和业务指导，及时发现和帮助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突出问题，为加快农业项目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意识，建立主要领导负责机制，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根据国家关于加强新增农林水利投资和所建工程管理的有关要求，为保证我省新增农业建设项目建设质量，保证投资效益，全省要建立层层负责的主管部门领导责任制制度。第一层是省农业厅的分管领导，负责各方面，对新增农业项目负责；厅计财处牵头组织实施项目管理；各行业部门为项目监管责任单位，主要负责项目的日常监管工作，行业部门分管领导为项目省级监管责任人。厅处级的主要领导负责，分管领导为项目监管责任人。第二层责任为十一个设区市及有关项目县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的农业项目建设负监管责任，对上、对下要层层建立农业项目监管责任帐。项目分管领导为本辖区内的项目监管责任人。第三层责任为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对申报项目、建设实施、资金管理和建成后的运行管理等全过程负责。要完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对执行中央的政策措施不力、行动迟缓、特别是对新增农业项目实施做得不好，由此造成不良后果的地方和单位要严肃追究相应责任人的责任。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保障农业投资稳定增长，提高农业投资效益，规范农业投资管理，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农业投资，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及利用外资直接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的资金投入。

第三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业投资的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农业投资应遵循下列原则：

（一）多渠道筹集农业资金，逐步提高农业投资总体水平；

发达国家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