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思想范文10篇

一、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为了使农业教育、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三方面紧密结合，国务院将高等农业学校交由农业部领导，刘瑞龙作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副部长，他的“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突出地体现了农业教育的职业性，具有农业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才培养目标彰显“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面向基层、面向生产、面向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职业岗位的实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为目的的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作为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早在20世纪50年代，刘瑞龙在高等农业学校转移领导关系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完成，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培养干部的工作同生产指导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以便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工作，开展科学研究，加速农业生产发展。”在当时，我国培养农业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农业院校，而农业干部的培养最终是为了服务农村经济的发展。随后，刘瑞龙又进一步指出：“今后从高等农业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应首先分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等基层生产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在这里，刘瑞龙对于农业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培养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合格的农业人才，这充分凸显了农业教育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彰显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2.专业设置、教师配备遵循“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刘瑞龙的农业教育思想中，始终贯彻专业设置必须与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以农为本”的价值取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对院系和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3个单位（包括林学院）调整为30多个院校，将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23种137个专业。”经过调整后的院系和专业，基本上体现了服务当地农村经济，照顾了农业的地区性，专业设置更好的体现了服务地区农业经济的基本思路。在教师的配备方面，刘瑞龙特别注重从事农业生产一线的工作人员兼任教师的重要性，他认为，“高等农业学校和农业生产部门、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密切配合，可以适当吸收生产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人员兼任教学工作，利用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实际材料，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在刘瑞龙“以农为本”农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吸收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员兼任教师，以此充实了教学资源，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刘瑞龙“以农为本”的农业教育思想，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对于当时迫切要求进一步提高农业教育，开展科学研究和很好地培养干部，提高干部质量，加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摘要：陈云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的农业发展思想内涵十分丰富，认为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是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出发点；为人民谋福利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是贯穿于他的农业发展思想的主线。陈云不仅在理论上对农业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而且在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举措，把农业发展的理论很好地应用于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温陈云的农业思想，结合当前实际，对于发展现代化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陈云农业发展现实意义

陈云整个思想理论体系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坚决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切实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农业则是陈云农业思想的基本特征。在长期经济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陈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并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制定了许多今天看来仍具有先进性的建议和政策。在新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中，他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他的农业基础地位思想，就是敢于挣脱既有成说的束缚，实事求是地发展中国农业的表现之一。但是，仅仅在理论上强调或证明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和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这些理论付诸于实践，真正起到发展农业的目的。因此，陈云进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这些措施也确实发挥了作用。所以，尽管“”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但经过短短几年就恢复了元气并飞速发展。当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中国农业确实先天不足，而后天又营养不良等原因，陈云在农业的计划与市场关系上，一向强调计划的重要性。他认为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应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陈云并未因此而轻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主张应以市场调节为辅，而且强调市场调节的比例应逐步扩大。这些观点和提法虽然与我们现在的提法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仍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云对农业发展的理论探索

陈云是我党的一位卓有声望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更是一位颇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战斗在经济工作战线上，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摸索、总结和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大大地突破了前人窠臼和外国现成模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具体到农业上，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陈云农业思想的前提和出发点：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这也是和陈云对当时中国国情的娴熟了解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就必须确立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否则，农业就会扯工业的后腿。因为陈云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它方面才会好转”.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的后腿。”因忽视农业基础地位客观性而导致国民经济建设的大挫折从反面证明了陈云“农业基础地位”思想的重要性、正确性。仅从陈云对国民经济的两次大调整就可以看出，陈云农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承认农业基础地位的客观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安排国民经济其它各部门的建设发展.:

土地作为自然物质循环的基础，一方面通过土壤各元素的循环承载了农作物生长的根基；另一方面，还是人类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要对象。所以，土地的经营状况影响到农作物的生产效率。然而土地并不是上帝赐给人类的厚礼，而是农业自然生态不断循环、持续发展的结果。如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泥土的营养循环、碳的循环到植物的开花结果，这都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保护与土地有关的资源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与土地有关的资源包括生活资料的富源和劳动资料的富源。自然生活资料的富源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有助于农业生产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从土地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农业的生长过程，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继承和发展了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思想。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突出特点在于认为自然万物都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来源于地球不断进化、不断更新的产物。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但是伊壁鸠鲁的生态理念思想毕竟还停留在机械自然观范围内。还不能解释自然界进化的许多复杂现象。马克思对自然进化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做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博士论文》里充分肯定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倾斜运动，论证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决定性和道德哲学自由性的两重特性，从理论上论证了人的自由只有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实现。这是对以往哲学的超越，也是自希腊哲学以来对宗教神学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生态思想的论述留下古希腊哲学思想的烙印，特别是深受伊壁鸠鲁进化论的自然观影响。

吸收和创新了李比希的农业化学思想。1840年李比希出版了《农业化学》一书，他在对农业生产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化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李比希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资本家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不顾土地肥力所能承受程度，不惜一切手段对土地肆意利用。这样一来，带来严重后果就是土地的荒芜、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农民的流离失所。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出现了城乡分离，社会阶级矛盾的严重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经营制度造成了土地贫瘠的一个根源。人类与动物的排泄物给土地环境的污染，而有机的营养成分又不能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这是农业土地贫瘠的又一根源。最终得出结论，单靠农业化学和土壤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农业危机，解决土壤贫瘠的问题只有在原则基础上合理农业。李比希所说的合理农业更多停留在对资源循环利用的认识层面。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人与动物的排泄物可以通过自然的循环系统，使粪便中的营养成分重新回归土地，从而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养分。在制度层面，李比希并没有提出构建农业发展制度框架，更多是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但是把农业土地肥力得不到合理的回归，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农业掠夺性的耕作，这些思想却是现代生态农业思想的萌芽。

马克思深受李比希农业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农业发展理论方面又有所超越。这在于马克思注重批判理论的构建，提出资本主义农业“新陈代谢断裂理论”。［1］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不仅存在于自然系统中，而且还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中。自然系统具有独特性，它是独立与人类活动自然循环，又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特殊代谢，它实质上受制于人类物质交换的特定机制。如土壤营养元素的补充，氮、磷、钾等物质相互循环，带来植物的生长和开花结果，保证了整个农业系统正常运转，从而支撑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延续。所以说：“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给劳动者提供了立足之地，给他的劳动过程提供了活动场所。”［2］马克思还用此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农业生产的交往形式。认为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是通过积累来实现的。积累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主观目标和马达动力”。［3］资本主义的竞争和扩张是通过竞争和资本的积累、集中后果就是导致了自然生态的退化和环境的污染，从而影响了生态系统再生产的自然循环。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论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等概念，但是在他们对农业思想论述中，有大量关于保护农业自然环境、维持土地肥力、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等方面较为丰富的生态农业思想。第一，生态农业技术维度———生态技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重要作用。这是他们生态农业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农业发展史看，科学技术对土壤的改良，农作物的生产，农产品的增收，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壤肥力的提高和充分利用从根本上在于农业化学和机械技术的进步。在谈到土壤肥力的时候，马克思说：“同样的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机械的发展。”［4］这些化学和机械的方法，实际是指利用自然循环的原理改造生态农业技术。在当时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认识条件限制，生态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物理学和农艺学等科学的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土壤结构和各种元素认识程度的加深，人们认识利用土地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提高，土地的效能和适用耕种的范围也在扩大。所以土地的好坏标准也是随着生态技术提高不断改变。“有的土地所以被看作坏地，……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就变成了好地了。”［5］这里克服障碍的手段主要指生态农业技术，马克思认为农业生态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人们对土壤的利用率，扩大土壤的基本用途，提高土地的基本效率。第二，生态农业环境维度———持续发展。在19世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壤环境破坏导致的生态问题还不是很突出，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对人们的消极影响还不是很明显，所以人们对保护土壤肥力、保持生态平衡的生态意识还很淡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他们有关农业思想论述中，对不合理农业生产方式危害生态环境的现象作了详述。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谈到土地利用的情况时，提醒人们应该注意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马克思认为“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6］在这里，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土地的受益者，要想保持从土地中长久地获取利益，就必须从长远的眼光来利用和保护土地。这是站在一位“家长”的角度，认为只有保护土地、珍惜利用土地、改良土地，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才能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提供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在以后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危害生态环境短视现象做了进一步揭露。在小亚细亚等地，由于森林的大肆砍伐，结果带来是“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7］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马克思认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8］他告诫人们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自然，实现人类与自然发展的一致性。在谈到人类进步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时，强调人类社会每进一大步都是与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分不开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要真正理解规律必须“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9］因为只有把握了自然界内部发展规律和人类农业生产活动规律，才能正确处理人与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才能实现环境的持续发展。第三，生态农业组织维度———集约化经营。小农经济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存在不足，更重要的是生产交往形式方面也存在不足，它是一种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生产模式。这种生产方式仅与自然交往的单方面关系，并没有专业的分工，科学技术得不到发展，导致居民之间、村与村、省与省之间，成为缺乏相互联系和交往的个体。马克思以法国作为例子，把法国的农民形容“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10］这深刻地揭示了小农经济自身的局限性。与小农经济不同的是，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大生产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在农业技术应用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农业技术手段的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方式促进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往，这有效地整合了农业发展资源，增强了农业发展的后劲。另外，现代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又离不开规模化的农业，它要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从而达到农业集约化发展的目的。“我们所拥有的进行耕作的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11］第四，生态农业消费维度———绿色环保。人类用的所有食品归根到底还是来自农作物，农作物质量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健康的消费制度对工人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他们看到工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变质食品，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同情。

[摘要]农业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所关心的问题，如何恢复农业生产是20世纪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线。它包括三方面的內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及解决市场问题。邓小平关于恢复农业的思想对当前农业问题的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问题一直是邓小平所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他立足于中国实际，对如何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作过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论述，为我国农业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今天回顾和整理邓小平的年代的农业思想对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60年代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1958年的“”和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困难，如何恢复农业生产是60年代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主题。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及解决市场问题。

(一)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作为恢复农业生产的主题。农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邓小平立足于国情，始终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农业发展的主题。邓小平认为农业问题说到底，就是农民问题，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起来，所以国家在制定政策和具体实践中，应该把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认为，首先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解决的办法是实行各种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让农民的个人利益和生产的结果挂起钩来，通过包工包产到组、包工包产到户或实行“大包干”，即包干到户这种形式。但具体以哪种形式好，他认为要以是否符合群众的愿望来决定。“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指出，农业生产就要像打仗一样，我们之所以能打败，就是不讲规矩，不按老路子打，现在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此外，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其次，邓小平认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还需正确处理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过去城市人口多，挤走了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来，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恢复起来较困难。二是要从体制上解决好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他认为，现在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大队一级只要设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农民也可以缓过气来，而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第一节莫尔的农业乌托邦

莫尔（1478—1535）是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活动家的莫尔却以其阐发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名垂史册，这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

托马斯·莫尔属于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于1478年2月7日诞生在伦敦一个富人家庭，父亲约翰·莫尔曾担任过英国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是精通英国法律的专家。莫尔儿童时代就学于伦敦的圣安托尼学校，掌握了当时学者们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十三岁时，老莫尔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莫登。莫登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对科学、艺术和文学很有修养，使莫尔得以扩大知识面。1492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牛津大学是当时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许多人文主义者均产生于此。莫尔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与此同时，莫尔也受到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影响，他把柏拉图关于建立奴隶主贵族财产公有制的思想看成是劳动人民的平等要求，从中吸取了改造社会的思想材料。

然而，莫尔的父亲却希望他去当法官，反对莫尔爱好古典东西。1494年，根据父亲的意见，莫尔从牛津大学退学，转入新法学院，攻读法律。毕业后，莫尔进入了伦敦的律师界当律师。莫尔为人正直，处处为受害的讼者着想、申述。因此他很快就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头等律师的名声，崭露头角。1504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不久莫尔因在国会中反对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遭到英王迫害，被迫脱离政治活动。他回到律师界，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510年，莫尔重新回到政界，被任命为伦敦市副执行官（掌管司法的法官）。莫尔才能出众，办事公正，博得了伦敦市民、商人的拥戴。1515和1516年，在英国商人的一再敦请下，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来，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就是以第二次出使经过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字写作了名著《乌托邦》，并于同年在比利时的卢文城出版。《乌托邦》一书的问世，轰动了整个英国社会以至欧洲各国，不久陆续被译成欧洲许多种文字。

莫尔的博学和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1518年任命莫尔为王室请愿裁判长。以后，莫尔担任过副财务大臣、下议院议长，并获得爵士称号。1529年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类似首相的职务）。莫尔虽然已经成为英王下面第一位要人，但他并没有改变在《乌托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莫尔反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所推行的英国宗教改革。1532年，他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1534年，莫尔坚决拒绝宣誓承认英王在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地位，遭到逮捕，囚禁在伦敦塔。英王还利用总检察官做假证人，检举莫尔说过“国会无权宣布亨利八世为教会最高首脑”的话。法庭根据这个诬告，判决莫尔死刑。1535年7月6日，莫尔在伦敦塔监狱被处死，终年五十七岁。

城市农业是在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种植、养殖及相关活动，它们融入城市的经济、生态系统，并与之相互影响［1－2］。城市农业要求组织好与城市既有要素的关系，以便提供适当的发展空间，而这要通过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来实现。规划设计作为一种能够促进城市与农业积极融合的技术手段，一直以来得到各领域城市农业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呼吁［3］。事实上，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设计理论很早就对城市环境中的农业活动进行过关注和思考，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智慧被主流思想长期忽视。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城市农业研究与实践的兴起，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和实践又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局面。

一、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

1．20世纪上半叶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构想

现代城市规划经典理论对城市农业问题的关注，有着浓厚的社会背景。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出于救济和安抚失地农民及城市劳工的目的，英国一些慈善机构和资本家在城郊募集部分土地，并划分成小块进行廉价出租，形成了份地农园(Allotmentgarden)这种小规模的城市农业形式［4］。19世纪中后期，份地农园在欧洲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并影响至北美。二战期间，欧美国家城市农业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例如美国，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农园、救济农园和胜利农园运动。1944年，美国2000万块胜利农园生产的农产品，满足了全国44%的食物需要［5］。尽管城市农业随着危机的缓和逐渐衰退，但总体上看，其发展规模较大、参与度较高，形成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这必然对亲历其中的城市规划先驱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关注城市农业、思考城市与农业关系的文献在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探索中并不鲜见。1898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与当时英国的份地农园有着密切关系［6］。在田园城市中，霍华德把零散分布的份地农园整理成宅地农业和环城农业两种类型:在城市外围，5000英亩的永久农地环绕1000英亩的城市进行布局，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在城市内部，5500块独户住宅用地平均每块有20×130英尺(约6×40米)，建房之余，足够进行养活5口之家的农业生产。为了构建一个尽可能自给自足的城市，霍华德强调农产品直供城市市场的重要性，并对食物加工、运输、城肥返田等作出了全面计划。他指出，通过居住与工作、生产与消费的紧密关联，每一个农民都能在家门口获得市场，城市居民也无须为农产品支付过多的额外运费，城市垃圾可以很快地返回土地增加其肥力而无须支付昂贵的铁路运费［7］。柯布西耶这位坚定的现代主义旗手，对城市农业的思考达到了广泛而多样的程度，不过他遵从另一套逻辑。1922年，柯布西耶在“当代城市”方案中构想了多种形式的城市农业:紧靠城市起防护作用的大规模农田、郊区独立住宅区中的集中式社区农园、城市中心区集合住宅(细胞或蜂窝式街坊)中的空中农园及公共绿地上的果树和果园［8］。柯布西耶对份地农园以户为单位的农地配置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方式只是收获“一篮苹果和梨子、一些胡萝卜、一些炒蛋用的香芹，等等，微不足道”。为了创造新型社区农园，他主张从每个住宅地块中拿出150平方米合并为公共商业菜园，并提议以职业农民为主，采用现代技术集中管理和生产［9］。柯布西耶还构想了一种带有悬挑花园的两层别墅叠加而成的高层公寓，以便用“垂直田园城市”取代霍华德水平向发展的田园城市。除了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之外，其他现代主义大师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农业提出了构想。赖特在1935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为每户配置了1英亩的土地，晚年出版的《活的城市》收录了他提出的一种城市农业规划布局模式，与今天北美郊区的住区农业非常相似［6］。德国景观建筑师麦基(L．Migge)把城市农业提升到政治和民族的高度加以认识，他主张德国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创建大量的园圃和公园来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而密集的菜园［10］。德国现代建筑大师、包豪斯学院教授希伯赛默(L．Hilberseimer)改进了霍华德田园城市中城市与农业间半集中化的包围关系，以小尺度和分散的农业空间嵌入工业化城市的土地利用中，以实现更加交融一体的格局［11］。尽管当时的城市农业规划思想并没有发展出真正适合生态时代的城市新范式，但这些探寻城市根本走向的经典理论，却为当今学者研究城市农业、探讨其规划设计模式提供了宝贵借鉴。霍华德立足城乡融合，把农业和食物问题作为关键要素纳入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想中，展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系统的思考，为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柯布西耶、赖特等所提出的极富创建性的城市农业形式，则实质性地成为当今一些“有农”城市形态的早期范本。

2．1970年代重建住区农业的思想与实践

二战结束后的20余年间，欧美国家经济复苏、城市快速重建，大幅提高的农业工业化生产水平使得食物供应充足。城市居民手中的农园土地开始被收回并大量用于城市建设，私家后院和保留下来的少数公共园地，也从种植果蔬普遍转向发展装饰性绿化和休闲活动的空间，城市农业从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中迅速消退［5］。然而，战后城市重建对社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城市中心衰落、大量物业空闲;同时，工业化发展的环境弊端在1960年代开始显露，引发了发达国家对城市生态问题的思索。于是，城市居民和政府的城市农业记忆被重新唤醒，城市农业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再度复兴。在城市中，社区花园、份地花园等形式的小规模农业成为社区重建的重要部分，并持续发展至今，为当前城市农业研究奠定了广泛的实践基础;在乡野间，出现了一些在住区上重建农业、构建生态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共同构成了1970年代生态城市探索中较为显著和普遍的特征［12］。澳洲生态学家莫林森(B．Mollison)与霍姆格伦(D．Holmgren)受澳洲热带雨林植物群落互助现象的启发，于1978年首次提出“永续农业”(Permacul-ture，由永久Permanent和农业Agriculture组合而成，台湾译为朴门永续设计)的思想，发展出一套整合农业与住区的规划设计方法，是城市农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典范。永续农业是一套模拟自然系统的综合设计体系，其要旨是把人、建筑、农业、动植物等各种社会及环境要素融为一体，构成相辅相成、循环交换、“高效率、低维护的最佳生产组合”［13］。在永续农业的完整结构中，农业和食物占据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与其它要素共同完成复杂的生物和自然过程，还提供了一种低熵、高伦理的生活方式———“不再需要赚大钱，因为你周围到处是食物，也没有任何能源成本开支”［14］。永续农业的思想，是希望通过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体化来创建“永久的人类文明”。

【内容摘要】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我国的第一代集体领导核心、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邓小平和第三、四代集体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为了使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个领导人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认识不同以及性格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们的农业思想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对、邓小平、和三个时代的农业思想的差异作初浅的分析。

【关键词】农业、、邓小平、、

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无论在各个时代，都是关乎国家和人民命运。我国的第一代集体领导核心、第二代集体领导核心邓小平和第三、四代集体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为了使中国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各个领导人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由于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理论认识不同以及性格差异等方面的原因，致使他们的农业思想在根本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本文拟对、邓小平、和三个时代的农业思想的差异作初浅的分析。

、邓小平、、从中国是个人口多，特别是农业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的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深刻地认识到了农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都对农业尤其是粮食问题予以了高度重视，正因为充分认识到了农业问题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所以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从农业开始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农村拉开序幕的，第三四代领导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首先从解决三农问题开始。

虽然他们都认识到了农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农业极大的关注，但由于个人处于时代背景不同，造成他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所处地位的认识程度上的差异。

一、的建国时代

摘要：在继承邓小平农业现代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创造性的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提出的科教兴农战略、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农村城镇化发展战略是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措施和根本途径；在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的农业现代化思想，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

一、科教兴农战略

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在继承邓小平科教兴农思想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战略，提出农业根本的出路在于科学与教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振兴农村经济，最终取决于科学与教育。早在1989年12月，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就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1991年10月，在农业科学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到了科教兴农战略问题，指出：“近年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我们注意解决好生产关系问题，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了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解决了农村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问题；另一方面实施科技、教育兴农战略，对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后来，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正式提出了科教兴农战略，认为“我国农业发展中科技因素在不断的提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从国际经验看，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大农业经济的发展，最终取决的不是人多力量大，而是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适用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一定要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积极创造条件，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他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依靠科技、教育兴农，多渠道增加农业投入，坚持不懈地开展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的集约经营水平和综合生产力。”“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革传统农业，尽快缩短我国农业科技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从根本上看，振兴我国农村经济，最终将取决于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在报告中要求，大力推进科教兴农，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节水农业。

农业科技的应用是科教兴农的关键，而科技研究则是科教兴农的基础。提出：“农业科技进步要抓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抓好常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和适用技术成果的推广，二是要加强现代高科技和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工作；要在高度重视常规科学技术的同时，加强提高科技的研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应用开发研究和推广工作，积极把新技术成果推广到千家万户；当务之急是抓好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使之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要加强基础研究，充实科技储备，组织农业科技项目的攻关，尽快推出一大批重大成果”。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必须抓好科技成果的的推广和应用，我国每年取得大批农业科技成果，但真正能在生产中起作用的还不多，大部分都滞留在实验室或者试验田里；发生这样的情况，一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还不健全，二是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比较低，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也有两个：一是鼓励和支持农业科技工作者去农村开展技术研究和技术推广，二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培养大量的农业人才”。“农村科技工作的重点，要转到先进适用科技成果的引进、示范、推广上来，建立健全多种形式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组织，进一步稳定和壮大农村科技队伍。”1999年2月，在北京考察时强调：“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采用生物工程等方面的高新技术，特别是大城市近郊的农业，必须加快高新技术来武装。同时，发展农业高新技术，要坚持因地制宜。”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在12日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发展现代农业。建平镇2007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66亿元，预计2008年实现农业总产值1.8亿元，增长7%。如何结合我镇农业特点，落实好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继续解放思想，奋力推进建平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是当前我镇农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建平农业的现状分析

全镇共有耕地面积3.1万亩，坝地仅占5.7％，坡台地占94.3％，属于典型的西部盆地中丘区农业大镇。田土中：水田1.1万亩，旱地2万亩，农业人口2.8万人，人均占有耕地1.1亩。日照、气温资源优越，大面积能实现2－3熟，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7.6万亩左右，复种指数245，其中，粮食作物常年播面6.1万亩左右，经济作物常年播面1.5万亩左右。六大优势主导农作物为小麦、水稻、玉米、红苕、花生、油菜等。

从目前情况来看，建平农业优势明显，是粮、油、猪生产基地镇。全镇粮食总产量近年来一直位列全县前茅。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土地利用率较低。建平人均占有耕地仅1.1亩，单位面积产值不足1500元，复种指数还有提高的潜力。二是农作物品种多，但精品少，注册商标只有一个。建平有六大优势主导产业，但均为传统农业作物，产量提升空间小，经济效益低。经济作物播面小，占总播面比重小，难以明显提高经济收入。三是农副产品转化率低。农副产品加工能力弱，生产规模小，加工水平低，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市场竞争力弱，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滞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四是土地耕作精细化程度低。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全镇部分村、社出现农业简业化、农村空心化、劳力老龄化现象，农村从事粮食生产的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中老年人。这部分人往往凭经验种田，不去追求什么新品种、新方法，满足于自己的口粮够吃就行，精细化耕作难以保障，对农业增产、增收产生一定的影响。五是劳动力科技水平低。农民文化素质的普遍较低和思想观念的落后，是制约农民增收的根源性因素。农民文化程度不高，科技素质整体较低，科技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差，对科学种田的积极性不高，影响农业技术成果的推广和科技生产力的转换，严重地限制了农村科技致富的步伐，影响了农民的收入。六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近年来，建平农业产业结构虽发生了某些变化,但变动比较缓慢,依然是一产业占绝对优势，不合理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从农业生产结构看,种植业产值远高于养殖业，种植业中粮油作物产值远高于经济作物产值。

二、由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少典型。好的领头羊，是羊群的保证；好的带头人，是集体前进的保证。建平虽是农业大镇，但没有特别突出的典型增收、致富典型。农业生产停留在传统模式上，农业机械设备利用不充分，农业产业规模化低，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就连旱地改制，在一定时期都出现了一定的回潮现象。

一、立足国情，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位

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他多次强调，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他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业能不能发展，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生活的小康和富裕；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全面的现代化。只有近十亿农民进入了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小平同志还多次谆谆告诫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1]。可以说，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是邓小平农业经济思想最基础的内容。

“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的基本国情，认为人口多、耕地少，占世界7％的耕地要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如果我国粮食生产出了大问题，任何国家也救不了我们。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放松农业生产，想靠大量进口粮食过日子，是不切实际的危险想法。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不管天下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这就十分清楚地说明，考虑中国问题，首先必须要考虑农业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他指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工业的发展，商品的和其它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1]他还认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1]农业发展了就不会拖现代化的后腿，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问题就会解决。

二、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给农民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意愿，确保农民利益

邓小平尊重群众，时刻关注农民群众的意愿。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意义，明晰了以加强农业基础，发展农业经济，搞好农村工作来解决农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新思路。并以此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问题当做中国最基本的问题、改革的先导、发展的基础、稳定的根本。把农民问题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认真总结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步骤、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根据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提出以农民个人利益取代抽象的集体利益，充分肯定了农民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把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和农民物质利益的满足有机结合起来。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不讲物质利益，那是唯心论。”[2]邓小平摒弃了过去只重视精神而忽视物质利益的做法，提出重视物质利益，实行多劳多得，提倡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肯定了农民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合理性。

邓小平尊重农民意愿，时刻关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尊重农民的意愿。“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3]他在1980年《关于农业政策问题》中指出，发展农业生产关键是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就必须“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愿意出发，这一点很重要。”[2]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他毫不隐讳他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并善于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的智慧。另外他还认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农村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富起来。农业本身的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4]自始至终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主题。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