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范文10篇

摘要：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普遍规律，然而在转移速度、方向及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中日两国各具特色。日本的特点是：转移速度、方向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一致，即速度快，方向以大城市为中心，由前期转至二产到后期主要流入三产；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差距也不断缩小；农业劳动力素质高。适应性强。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起伏不定，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不完全同步，以农村中的二产和三产为主要转移方向，近年来向城市转移的势头在加强；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农业劳动力素质低，对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现代化有负面影响。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速度；转移方向

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能否顺利地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情况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中日两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所借鉴。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战后经济中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1%下降到37.9%，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0.4%。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已明显加强，但转移规模仍然较小。这是由于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再加之战后农村的，使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因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力度。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时期。1955—1975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37.9%下降到12.6%，减少了55.1%。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农业机械化的高潮已经过去，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规模逐渐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人了稳定时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长率降低至4.3%.1980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为9.8%。1985年这一指标进一步下降至8.3%，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时，转移的速度也相应较慢，而转移的高潮时期也正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部门急剧扩张时期。这也验证了二元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即如果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扩大，农业就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转移量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受流入部门的收入水平影响则较小。

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每一次经济大发展总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结果，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劳动力的转移和再分配。加快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钥匙。本文依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全面分析了我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个途径。

一、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1.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效益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体现在农民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一方面可以增加从事农业劳动力的资源占有规模，为农业走规模经营之路奠定基础，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这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农副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发生逆转，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成倍的效益，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供给。

2.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劳动力的观念和意识，并在它的示范带动下，使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在农村广泛传播，同时市场信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迅速在农村扩散，从而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巳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能够取得“多赢”的效果，可以加速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对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法律保障建设创造了有利环境。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会稳定。当前，一方面要坚决取缔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政策和做法，如同工不同酬、子女上学不能享受到义务教育、在户籍管理上农民进城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制定一个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进城的法规，使农民打工收入能够得到法律保障，使人住城市的农民真正与城里人一样，得到“国民”待遇，消除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制度障碍。

4.地方政府要积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管理和服务存在明显的“缺位”。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一日益扩大的社会群体，大多数地方政府至今没有专门归口管理的机构，致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处于“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混乱状态。如农民缺少劳务需求信息而形成盲流的问题；工钱被拖欠等侵犯民工权益，受害者往往投诉无门、四处碰壁的问题；民工子女人托、入学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指定相关部门加强全方位的服务和管理。

一、农民收入增长现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97年与1996年相比，农民收入增幅由9.0％降到4.6％；1998年与1997年相比，农民收入增幅又由4.6％降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再度回落，农民年均纯收入比上年增长2.1％，增速比上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低约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1997年以来，我国农民实际人均纯收入增幅已连续4年回落，这是农村改革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虽然2001年和2002年农民收入增幅有所回升，分别为4.2％和4.8％，但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为非农收入和牧业收入。笔者在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后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而低效率的劳动生产率是由农业劳动力大量过剩、农业部门存在着工作分摊现象造成的。因此，控制农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实现农民增收，并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农业部门中的工作分摊现象

工作分摊是指农业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其边际生产力接近零或等于零；从单位劳动力看，存在着分摊别人工作量的现象。工作分摊现象的存在，说明我国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这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78年至2000年，我国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的标准用工量分别从每公顷571.5个和129.0个，下降到219.0个和159.0个，2000年水稻及其它粮食作物的每公顷标准用工量只相当于1978年的1/3左右。而在此期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的比例不大，农业或种植业劳动力人数却有大幅度增加，这说明我国农业部门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分摊，这还可以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得到证实。通过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泰国、伊朗等19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农业劳动力约为5.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0.1％，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在上述国家中最少，只有0.3公顷，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谷物、肉类、牛奶和鸡蛋几乎都是最少的，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我国农业部门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工作分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乡镇企业个数由1978年的152万个增加到2000年的2085万个，平均每年增加88万个，年平均增长率为12.6％。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5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1％，乡镇企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来自农业部门。因此，通过这一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为劳动力转移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生产领域引入了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使得工作分摊的准确计量复杂化了，但至少可以根据对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事实，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工作分摊的情况。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估算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农业劳动力资源合理利用的政策建议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恰好为地区发展的适度人口，人口年龄结构表明负担系数最小，人口素质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布局相吻合，人口迁移有利于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人口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将具有促进作用。否则，当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相对于地区发展的要求过多或不足，人口素质低下，人口结构和分布不合理，那么，人口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然产生阻碍作用。当前，我国农村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控制人口数量，减轻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必须从人口增长的源头抓起，因而需要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计划生育的难点在农村，可以说，超生、多生现象普遍存在着。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还未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长久以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社会保障形式是家族式的，是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家庭要获得必要的生存保障，就必须经营好自己承包的土地，那么，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动力便成了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希望生男孩，并形成了“有了男孩想要女孩，有了一孩想要多孩”的生育观，多子多福的思想依然存在。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低，是促使超生多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农村，由于消费水平较低，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也低，特别是农业劳动力闲置，使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低，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越低，生育孩子的欲望越强烈，因而，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情况。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目前，农业仍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阵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农村产业结构和剩余劳动力之间关系紧密，既相互抑制又相互促进。通过将农村产业结构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抑制关系转变为相互促进关系，代表了我国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使得农业生产排斥对农用机械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狭小，同时，较低的商品率和劳动边际产出率，使得农民缺少足够的生产剩余进行资本和技术投入。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首先，不合理、低层次的产业结构缩小了产业发展空间，降低了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其次，以往的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是在短缺经济下进行的，追求的是农产品数量的叠加。目前，就全国而言，农产品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消费结构升级在对农村原有产业结构形成压力的同时，经济效益的下降导致农村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所削弱。因此，农村产业结构与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化解，主要应注意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有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才能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的要素收益回报率必然促使要素在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的流动。刘易斯（W.A.Lewis）所描述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本质上就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因为现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在这种不同劳动边际效率压力之下，现代部门便形成了对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通过改善当前农村产业结构并保证生产具有充足的市场需求，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就能够更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既包括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包括向农业内部的转移。

3.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

劳动力转移是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内在要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条件。国内外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每一次经济大发展总是经济结构大调整的结果，而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社会劳动力的转移和再分配。加快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钥匙。本文依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全面分析了我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个途径。

一、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1.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效益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体现在农民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一方面可以增加从事农业劳动力的资源占有规模，为农业走规模经营之路奠定基础，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这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农副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发生逆转，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成倍的效益，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供给。

2.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劳动力的观念和意识，并在它的示范带动下，使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在农村广泛传播，同时市场信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迅速在农村扩散，从而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巳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能够取得“多赢”的效果，可以加速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对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法律保障建设创造了有利环境。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会稳定。当前，一方面要坚决取缔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政策和做法，如同工不同酬、子女上学不能享受到义务教育、在户籍管理上农民进城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制定一个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进城的法规，使农民打工收入能够得到法律保障，使人住城市的农民真正与城里人一样，得到“国民”待遇，消除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制度障碍。

4.地方政府要积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管理和服务存在明显的“缺位”。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一日益扩大的社会群体，大多数地方政府至今没有专门归口管理的机构，致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处于“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混乱状态。如农民缺少劳务需求信息而形成盲流的问题；工钱被拖欠等侵犯民工权益，受害者往往投诉无门、四处碰壁的问题；民工子女人托、入学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指定相关部门加强全方位的服务和管理。

摘要：女性化是农业劳动力结构改变的必然趋势，其是否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话题，而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作物，对女性劳动力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性。为此，本文基于南京市茶农调查数据，从茶叶生产环节外包市场发育的视角，分析该地区茶叶生产劳动力女性化状况及其对茶叶生产的影响，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角度，提出了缓解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改善路径。

关键词：劳动力女性化；茶叶生产；生产外包服务；影响研究

1引言

我国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茶树，最早起源于浙江余姚田螺山一带。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饮茶文化和饮茶习惯广为流传，直至今日，饮茶也是中国人民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1]。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18年的茶叶消费总量达到了181.7万吨，成为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的茶叶消费大国，市场对茶叶的旺盛需求为茶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充沛动力，而充足的劳动力是保证茶叶生产动力的重要基础。茶叶作为一种特殊的高收益经济作物，其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结构也呈现出相应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茶叶采摘环节。茶叶不同于其他作物，其机械化程度远低于棉花、大豆、花生等大田经济作物，采摘茶叶仍然依靠传统的手工方式。农村妇女在茶叶采摘环节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然而，随着茶种植业中女性劳动力比重不断增加，女性由于自身体力劣势、人力资本薄弱等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茶种植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外包市场的发育（对于茶叶生产而言，主要依赖于雇工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由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力约束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南京市茶农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从外包市场发育的视角探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影响，以期厘清在外部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茶叶生产的关系。

2女性在茶叶生产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茶叶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一，而女性在茶叶生产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在采茶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2]，由于茶叶采摘环节机械化程度低，因而对人工的需求非常大。采茶人员需要具备耐心而细致的心思、细腻而娴熟的手法，女性因其柔美、温婉、和顺等品质，逐渐成为采茶人员的主力军，在茶叶采摘环节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月江南花似锦，采茶是清明，茶树成对也成双，芊芊手指忙”这几句诗便是描绘了一幅清明时节采茶女在茶田间采茶忙碌的景象。作为家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劳动力之一，农村妇女参与茶叶制作的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全流程生产过程，在茶叶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为了解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状及其对茶叶生产的影响，本文对江苏省南京市5个茶叶种植村的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南京市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状况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京周边地区的很多农村开始改变以往的作物种植结构，以经济收益高的茶树代替传统的、低收益价值的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逐渐孕育出被市场所熟知的雨花茶品牌。本次调查问卷涉及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茶叶生产情况等内容，经过对数据的筛选和整理，得到有效问卷312份，问卷有效率为97.2%。随着南京市经济的提升，大量优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现象逐渐凸显。根据已有文献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指标的微观化处理[4]，本文借鉴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的劳动参与率作为计算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衡量指标，具体用女性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农业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衡量农户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以此指标测度被调查区域的劳动力女性化程度。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调查的312个样本中，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在67%以上的样本有292户，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3.6%，说明被调查区域茶叶生产劳动力女性化情况较为严重。

【摘要】本文实证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了农民收入总量提高和收入结构优化，同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科技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莱芜市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其总量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进一步转移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而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的就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存在兼业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中，非农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量，这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以来，莱芜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2.3%。

摘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妇女在农村和农业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正在逐步提高，这种趋势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应该运用完善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等策略予以解决。

关键词：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影响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自农村走向城镇，从事非农职业。男性劳动力率先进入城镇，将家中农业生产留给妇女，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妇女自身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交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的贡献和作用较以前有所提高；一种观点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经济有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都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按照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东部地区的妇女占36.4%，西部地区占13.6%，中部地区占20.8%。所以农村妇女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比较慢，而且越在贫困、边远地区转移的妇女劳动力越少，农村留守人员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贫困、边远地区的妇女文化水平较差，影响她们转移的能力。1990年妇女从事农、牧、渔、林的人数占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的52.4%，2000年为61.6%。2002年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农业家庭中女性从事养殖、种植等农业劳动的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妇联在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河北等十个省对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占总数的74.7%，妇女是生产生活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织”逐渐转化成为“男工女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女性数量比较少，转移的代价相对较大，因为土地制度、家务、生育、素质、性别、户籍等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女性难以彻底离开农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正视女性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对于她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在各有运用各种措施予以解决。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具有的影响

一、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一、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