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范文10篇

一、探讨的主要问题

农业合作化运动论著和史料集的相继出版，推动着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数以百计的文章从农业经济、文学艺术、中国近现代史、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体制改革、人物传记等诸多领域展开了唇枪舌战，可谓百家争鸣。研究者之间不断进行商榷，使得这一课题经久不衰，焕发着勃勃生机。综合所见文章，归类整理，学术界大致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展开了讨论。

（一）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和争论，主要围绕农业合作化的条件、时间和规模等问题这些文章基本缕清了农业合作化中三次重大争论的过程和前因后果，介绍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并分析了产生分歧的原因以及争论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些分歧和争论不是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总路线，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对农业合作化发起时间、发展条件、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具体实践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对公有经济和个体经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刻，并指出争论的结果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步伐一再加快，开启了“左”倾错误的先河，给党内政治生活投下了阴影。

（二）从多角度、多方面探析了农业合作速度过快的原因谢毅认为，“推进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直接原因”；温小雁认为，“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建国后深受经验主义的羁绊”；叶扬兵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形成的原因是“在《农业发展四十条》所描绘的美好愿景吸引下，许多农民不愿再从事原先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非农职业，抱着过高预期纷纷加入了高级社”；顾晓静分析了加快合作化步伐的社会基础，指出“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使他们得到了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共产党，实现集体化不仅没有什么损失，还能分享富裕农民的财产，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张昭国认为，导致由支持农业合作社“停”、“缩”，转向强调“发”，是因为一系列特殊信息的误导，尤其是“1955年4月到南方视察，沿途所见麦子长得半人高，不由得对邓子恢先前汇报的农村紧张状况产生怀疑，加上沿途其他干部的不实汇报，导致了决策的转变。”这些多维思考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时也亟需对这一问题做个整合，以便有个全面的把握和认识。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阶级阶层的划分和农民的心态后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农化趋势和一定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现象，党内的分歧实际上也是基于这一现象，它不仅影响到党的政策制定，而且也影响了整个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方向。邢乐勤认为，“由于党对后农村社会阶层变化问题的错误分析和判断，给农村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造成诸多失误”；杨娜认为，“农民阶级的社会分化造成政治的两次分野，将上亿农民纳入到互助组、合作社中，加强了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的身份流动体系刚性化，丧失了自由发展的选择权和自由权”；苏少之引用表格和数据分析了新富农的产生、发展和影响，认为它是“中农化不可避免的产物”。还有文章探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态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如：朱智宾、孟富国从感激和归属、均平和求富、需要和压力几对矛盾的关系，分析了农民对合作化的复杂心理；宋徽瑾、张晓玲根据不同阶层农民的实际情况，分析了积极、对抗、从众几种复杂心态；李瑞山的硕士论文指出，“为了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农民把还未来得及捂热的土地与其它生产资料投入到集体经济组织当中，这种转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社会动员推动的结果。”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心理的研究是近几年逐渐被关注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开始趋向关注合作化运动的主体———农民本身，这是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这和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期刊和档案资料，这就不免带有时代局限性，因此，深入农村寻访亲历者，加入一些口述材料，更能还原历史的本真。

（四）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调整与整顿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共中央也做出过相应的调整和整顿，有人称这些调整和整顿是反冒进，也有人称它是“砍社”，也许是由于整顿没有刹住这场运动急转的车，而且很短暂，也许是因为整顿是邓子恢直接领导的，而邓子恢遭到过严厉的批判，所以，以往对于整顿合作社方面的研究较少，近些年才逐渐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文章大多介绍了急躁冒进倾向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整顿的措施和效果。赵增延肯定了整顿之举，并进一步指出“虽然反冒进是中央统一部署的，也得到了的支持，但时隔不久却又遭到批评，这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关。”辛逸、高化民通过介绍1955年“砍社”的前因后果，指出对刘少奇、邓子恢的指责是没有实事根据的。叶扬兵则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说明“在严厉批判‘小脚女人’、主张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的同时，也反复提出注意质量和进行整顿。”实际上，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其他任何一场社会变革一样，都是螺旋式上升，迂回式前进，冒进、整顿、再冒进、再整顿，既有全国性的统一部署，也有不同的地方小插曲，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梳理和探析还不够清晰和透彻。

众所周知“，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类作品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紧密已胜于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时代的产物”，而较少全面研究其艺术价值。当历史的一页又被翻了过去“，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1]。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重新将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学之时，也认为对这段特殊时期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字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然而，如何对其定位研究与评判鉴赏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评价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难以把握，看来只有先“把历史还给历史”，而后在这还原了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作品细读了。

整体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其总体方向是以较快速度地发展壮大前进的，但仔细研读史料会发现这场运动也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往前冲的，其发展也在根据具体数据而不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从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直至1958年的建立，各地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数据就显示农业合作社已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但是从各地农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中，中央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冒进偏激的问题。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过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之后也通过了《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等纠正各地急躁冒进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就明确写道：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与11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也表明了这一态度“：华北现有6000个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好”“，‘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这种发展与控制的反复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生事物在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虽然在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指示与的讲话中都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尚未完成，可以暂时不搞，但历史证明，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只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区别。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个县、3个市，共1520个乡的胜利完成，而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些年头了。新疆则在此之前也已初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在1953年1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四届生产会议上，王恩茂作了题为《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显示，当时全疆已成立农业互助组5877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但当时全省仅有10个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达到138个了；1955年冬季后其发展速度更快，全区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85%以上。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中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劳动，新疆同时也是祖国重要的牧区，因此，新疆的合作化运动也极其重视手工业合作社与畜牧业合作社的建立，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总结中便显示，新疆已建立牧业互助组1780个，并在试办试验中也在不断调整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方法与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各地党委要从新疆地区的特点出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2月2日，仅乌鲁木齐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便已达到了89个，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7%。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评判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有图解政策、宣传合作化、过于贴近意识形态之嫌，但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这样波及全国的运动中，身处其中的作家的确乐意展开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话题。这与新的政治话语的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权威意识形态对审美趣味的转变与体制化的文学艺术生产机制势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它们也的确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带给农民巨大的变化，而这鲜活的生活又产生了鲜活的“三年早知道”、“小腿疼”、“吃不饱”、“自古道”等人物形象，他们并不是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能够简单抽象出来的，而是在那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所滋生的。且不说梁生宝是否就是现实中王家斌的化身，马烽那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存在，仅凭这些作家在当时文艺政策的指导下深入农村生活、体验农民感情便可知，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宝贵的剪影与故事，能够让我们在时空交错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与激情似火，以及当时各地农民的复杂心态及不断变化。从建国后各地农村情况的报告便可见农业的互助合作是针对其产生的问题而做出的相应举措，而且根据当时我国农民的实际情况与心理状态加以分析，也可见在这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运动中，不仅有意识形态与国家总体目标的作用，同时也是契合不同农民心理的，这些在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孟富国在《农业合作化初期的农民心理分析》一文中，将其心理分为三种。首先，使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使其对共产党、政府、的感激满溢于胸，尤其是那些原本没有土地的贫雇农，就像《创业史》里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在拿到土地证后的那样欣喜若狂。但这也同时造成了这类人加入合作社的困难，中国农民对土地怀抱的深深眷恋而对土地再次“被收回”入社产生恐慌。正如《山乡巨变》中的陈先晋一样，旧社会的他尽管勤劳肯干，却始终在贫困线上挣扎，后，他决心大干一场，让他加入合作社自然难以接受，因此《山乡巨变》中陈先晋入社前后的矛盾心理与变化便成为作品的一大亮点。但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由于感激与归属感而决心为祖国多生产、多打粮，国家让成立合作社便一心直奔合作社，他们在文学作品中多为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例如《狠透铁》中的狠透铁、《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等为了合作社上下求索，呕心沥血。其次，是几千年来农民逐渐形成的“均平”与“求富”的心态。建国初的中国农村自然是贫下中农为多数、富裕中农为少数，这些人自然希望大家都共同走向富裕，哪怕是《创业史》里想发家致富的郭振山，也会在下力狠干时产生动摇，不知自己的独自创业是对是错，因为独自富裕毕竟与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不相符合的。多年的战争结束了，国家稳定了，渴求富裕的美好生活不仅是农民的心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党和国家对合作化的宣传迎合了农民的这种心态。1950年，党和国家通过明快上口的墙头标语、基层宣传员的讲解、文化站图片展、民间义演等各种宣传途径极力渲染合作化的美妙前景。”[4]这些在《山乡巨变》、《三里湾》等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山乡巨变》里的盛淑君带领青年团全村贴对联挨家宣传，《三里湾》里则将乡村的未来找画师描绘了无比美好的图画，这些浅显易懂的方式都将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后的乡村与公路、拖拉机、电灯、电话等现代化工具联系在一起，使农民相信这将是更快捷的致富之路。其三，是小农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与其所面临的压力。后的农民虽然拥有了土地，但由于长期经受的剥削与压迫，家底依然很薄，尤其是缺乏生产工具和资金“，当时的贫雇农每户平均占有耕畜0.47头，犁0.41个，一年用于购置生产资料的支出只有30元，其中购置生产工具的只有3.5元”[5]。这个问题不仅在各地的农业报告中可见，在许多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中也可详知，在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中坚持办社的贫农都是因为没有畜力而无法单独生产，共同克服困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还有一种需要就是农业基础设施与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都是小农经济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通过互助合作与政府帮助便大不一样，例如《三里湾》里的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开渠经过私人地基的问题，大伙儿参加了合作社、土地、农具、耕畜统筹安排便使问题迎刃而解，同时也为生产丰收打下了基础。第三种则是在较早地区所产生的新的中上农与富农，他们对今后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犹疑，想继续发展又怕犯错误，毕竟刚刚经历过的还令人有所顾忌，这些人迫于国家政策与被孤立的危险而加入合作社，就像《创业史》里的梁生禄虽然入了社可心却不在社里。马烽的《三年早知道》里的社长甄明山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赵满囤“：其实满囤过去那样自私自利，也不是啥奇怪事。不要说他是中农，又是被逼到社里的，就是自愿入社的贫农也不是个个人一入社马上就变得大公无私。农民嘛，祖祖辈辈一家一户过活惯了，从古至今都是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农民社比单干再强，乍入社总不是一下就能转过弯来。”[6]这些在新疆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中也或多或少，或相同、或有所区别地都有所体现。

由新疆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为数不多，但也涉及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与戏剧，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创作的短篇小说《锻炼》了。这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作品的艺术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却丝毫不比许多该题材的长篇小说逊色，这部作品在1981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三十年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中获得一等奖。小说看似描绘了一个懒惰的单身汉——40多岁的麦提亚孜。他是一个独生子，被母亲娇生惯养，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给他传授了理发的手艺，父亲去世后他便把父亲留给他的摊铺改卖瓜子和大豆，很快也因经营不善而倒闭了。但他却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从小就喜欢学手艺，尽管他的家又破又乱，却有很多工具，他不仅有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匠的手艺，还喜欢修东西。他尽管喜欢学手艺，却也总是有始无终，且做事懒散。他为村民剃头，边剃头边讲旧小说里的故事，甚至有时都会忘记自己是在给别人剃头。虽然他在剃头之前要认真地为来人洗头，但由于他揉搓的时间太久“，洗头的脏水顺着那个人的耳根，眉毛流下来，弄湿了衬衣”，他也满不在乎。他为心爱的伊扎提汗做皮鞋花了一个多月，当他送去时连伊扎提汗也忍不住揶揄他“：呦！我真以为这双皮鞋要到沙漠上开了花，骆驼尾巴触了地才给我做成呢。”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善良、真诚的人，他帮别人修农具、做皮鞋、剃头尽管很慢，却也认真负责，而且“从来不计较工钱，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只说声‘谢谢你’，他也心甘情愿。若是有人送他一两碗奶皮茶喝么，那他就会高兴得像上了天”[7]46。他给伊扎提汗做好皮鞋不仅亲自送上门，还用他那“散发着汗臭”的黑花手帕包着，第二天，他又拿着这条手帕包干粮了。当然，麦提亚孜也确实有着懒惰的毛病，他懒得常常让人忍俊不禁。他去种地却怕太阳晒，就躲在桑树下避暑，从家里出发也懒得带水和干粮，口渴难耐却懒得去大河边喝水，因为离大河有一里多路，为了这些小困难他甚至想到“：为什么把我生在这多苦多难的世界上呢？还不如小时候死掉也就免得受这些洋罪了”。但是，他还是会仰面躺在桑树下幻想着“：桑葚成熟啊，落到我的嘴里来吧！”然而仔细分析便会发现，他的懒惰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出生的人，麦提亚孜传承到的不仅是手工技能，同时还有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处事方式与价值观念，而这些在一个40多岁的人身上应该已经是定了型的。国家发生了重大改变，但由于新疆地处偏远，并没有与内地同时同程度地进行各种运动，作为一个乡下人的他自然对这些变化的理解尚需要时间。新疆虽也进行了，让普通农民都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由带来的巨大喜悦曾让中国的多少农民都欣喜若狂，《创业史》里的梁三老汉甚至拿上土地证后把它往墙上一钉，就激动地跪下给像磕头了，感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这些对于麦提亚孜这个手工业者的意义却并不明显，甚至还为他带来了新的困扰。麦提亚孜不仅没有农具和牲畜，而且他根本就不会种地，他面对分来的土地束手无策，他甚至开玩笑要在这块地里建一个花园。无奈之下，他先在半普特地里撒了半缸子包谷籽，却只长出了25棵苗，因为他既不会犁地播种，也不会治理田地，种籽都被乌鸦吃了。对于剩下的土地他更加束手无策，他甚至想把它卖掉“好好地吃些油水”，经艾木拉劝说“：既然是这样，你就应该在这块土地上种些庄稼，等收割了以后，你吃了它也好，换来油水也好，那就随你的便了”，结果缺少农作知识的他一想“：我看犯不着买来卖去的，干脆就在这块地上种油菜，岂不更好”[7]50，这样，他便在艾木拉的帮助下阴差阳错地种了油菜。同时，手工业者的生活方式并不要求他像农民那样有较强的时间限制，因此长久以来他便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做事态度，本来依照常理，像他这样一个既没有农具与牲畜，也没有农作技能的人，应当最渴望加入互助组以获取他人的帮助，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让他害怕互助组里繁忙的工作，尤其是“他想一旦入了社，便不能自由自在地想睡觉就睡觉，想干活就干活了”。

当然，作品的重点不在描写主人公的懒惰与滑稽，更重要的是表现他加入互助组，经过劳动“锻炼”后所发生的巨大转变。在《山乡巨变》里为了说服不愿入社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下派的青年团县委副书记与当地干部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劝其入社，而整个《山乡巨变》也纠结于“入社”这一难题，甚至让人觉得“不入社，这日子也难过下去”，不免令人感到生硬及意识形态的点滴渗入。而《锻炼》中麦提亚孜的入社则很自然，艾木拉作为村里的互助组组长因为看到了麦提亚孜的困难便想去帮助他，艾木拉提议月夜由互助组的人帮助麦提亚孜割油菜，因为油菜虽然长成了，但由于麦提亚孜的散漫“，因过了收割期在地里就撒掉了很多油菜籽，其余的一部分在捆绳勒索的时候撒到他那经过的路上了，还没有捆起来的一部分又被牲口糟蹋了”[7]61。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竿的麦提亚孜下定决心收割却发现他的油菜已经有人帮他收好了，这种以行动帮助的方式自然比宣传、劝服更容易打动人。当然，一个多年有陋习的人自是无法一日改变，麦提亚孜在修水渠时还是因为偷懒想藏在杏树丛里，结果大伙发现了被树枝挂住羊皮袄的他，这使他再一次成为大家的笑柄。但是渐渐地，一个孤单生活的人体会到了和大伙一起有说有笑的劳动是多么的愉快，而他本人也因此变得开朗了。当然更重要的是组长艾木拉发现了麦提亚孜作为“匠人哥”的长处并极力发挥它，在互助组成立了副业生产小组，麦提亚孜当了技师，专门生产套具、麻绳、抬把子、筐子等，麦提亚孜很自然地便在自信的劳动中被“锻炼”出来，最终也与伊扎提汗结婚，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新时期农民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和选择,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合作性、经济性,较好地解决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受到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和拥护,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自主、自治的产物,体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但是由于中国农民的分散性及农业产业自身的脆弱性,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扶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无法发展壮大。从目前政府部门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存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认识不到位,担心影响农村稳定或影响基层党政组织的管理权威,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指导不及时、服务力度不够;

二是存在急于求成、行政干预的情况。

许多合作经济组织依靠政府或职能部门创办,由行政领导担任会长,缺乏懂技术、会经营管理、能凝聚和带领农民闯市场的人才。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快速健康发展,是政府部门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1如何认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农村一直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国家对农村的组织较弱。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对农民的组织化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进程,这一阶段农民组织从农户过渡到互助组、初级合作社,直至高级合作社,到1958年起开始了农村化运动,农民被高度组织起来。

但由于这种组织是建立在国家强制基础之上,缺乏农民的主动参与,农民积极性得不到发挥,生产效率低下。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广大农村在改革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一、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

合作社制度是指包括体现合作社性质、宗旨、目的、价值的合作社原则以及合作社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内的规则体系。研究农业合作组织制度创新应以研究合作社制度的历史变迁为切入点。

(一)合作社的历史发展。合作社在各国的发展进程虽不尽相同,但就世界范围内,以合作社原则发展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等因素为主线,可分为五个阶段:

史前期:1844年现代意义上的合作社——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诞生前。该阶段的合作社从今天所研究的合作社制度内涵角度讲都不具有典型性,可称为史前期。

初创期:从罗虚戴尔公平先锋社产生至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创建。该阶段合作社大量涌现,消费、生产、信用、农业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均已形成。各国有关合作社的最初立法基本完成。

发展期:从18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成立加强了各国合作社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各国政府也开始更为积极地扶持合作社发展。合作社立法大多从综合性合作社法转向了各类专业合作社法。

摘要:农业合作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进程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中坚力量之一。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不容乐观，所以农业合作社就重新进入到当代人的视线之中。这是因为农业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民群体的自我组织、管理、谈判等能力，从而能够有效控制市场交易的成本，切实提升农民群体承受市场剧烈冲击与应对市场风险之能力。当然，因为目前我国新型农业合作社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在其经济管理的过程之中也出现了问题，亟待实施新的经济管理思路加以改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思路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农民群体却因为不善于进行经济管理，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从而让农业合作社再次引起关注，并且受到了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服务职能。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进一步提升了农业合作社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农民群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但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尚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措施研究分析推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

一、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全面改变了以往全体民众都在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经济生产经营管理机制，将所有的田地均分至每家每户，农民群众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耕作，而且还需做到自负盈亏。这一生产经营方式有效地提升广大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广大农户提供了相应的激励体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实力，同时这也是当时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能够持续提升与农民群体收入不断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时间推进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于我国加入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生产也展现出产业化的新趋势，这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形式出现了大量让人觉得始料未及的新状况:一是个体的农户在变化多端的市场面前无法做到妥善地应对，因而也就不具备强大的抵御风险之能力。二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并不对等，农产品的价格总体偏低，竞争力也比较差，农民群众自然也就很难得到对其有利的化肥、种子以及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与此同时，个别农民只有能力卖出初级的农产品，也就在根本上无法对农产品实施加工，更谈不上进行流通了。三是个别农户的生产形式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农产品在生产上的成本，而且影响到了生产的效率，无法全面发挥出农业经济所具有的巨大效应。同时还应当考虑到我国农业的基础相当薄弱，农业方面的科技信息流通途径不够畅通，因此，如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影响到了现代农业生产力取得新的提升。在此状况下，健全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的思路即可对以上问题进行改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能够运用更多的途径来收集农业科技方面的信息，并且为具有需要的农民群体提供其所需要的咨询与帮助，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切实避免农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盲目行为。

二、推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发展的几点思路

1844年产生于英国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揭开了世界现代合作社发展的序幕，经过100多年的演变，合作社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实行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通过发展农业合作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促进农户与市场的对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规模经营水平，增强抵御风险能力；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实践证明，农业合作社是目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最理想的发展形态。但是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业合作社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既包括农业本身的变革，也包括农产品供应链上各节点组织的组织结构及相互关系的变化，甚至农户本身也在发生改变。为此，我国农业合作社必须参考国外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和机制变革，不断进行经营理念、运营机制的调整与改良，确保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农业合作社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一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一步加剧，以及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给各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带来挑战。

WTO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已使农业经营活动在国际范围内开展，除了国内竞争者之外，农业合作社将面临来自国外经济组织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政府对农业合作社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和直接涉入逐步减少，如对政府依赖性较强的日韩农业合作社正逐步从政府的直接干预中摆脱出来，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而美国联邦政府则减少了对农户的支持，力图建立一个市场主导的产品经济框架等等。如此环境变化使农业合作社在减少农产品成本和开拓产品销售市场等方面面临更大压力，开拓国际市场成为农业合作社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二是农业技术发展较快，对农业合作社的影响越来越大，给各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带来挑战。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科技创新，促进了新产品的产生和新技术的应用，从而能为工业提供更好的原料。但是生物技术的发展使农户和合作社所面临的资金风险加大，导致了更高的工业化集中度和农业技术相关领域的垂直整合。在这个供应链中农业生产部分变得不再重要，农业合作社将面临着更多地来自于其他组织形式的竞争。在此背景下，合作社在农产品供应链上如何重新定位参与竞争是其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三是农业工业化的趋势，对传统农业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带来冲击，给各国农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在现代农业阶段，消费终端成为决定农产品供应链各节点利益的决定力量。尤其是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链条上，零售终端（超市和大卖场）正取代加工商成为供应链链条上的核心力量，它们规定着与供应商和企业的贸易条件，包括生产量、品种、交易地点等等，从而保持货源的稳定性，迫使供应商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销进行一体化管理。由此，契约成为联系生产者、加工者、分销商和零售终端的主要方式，迫使农业合作社不得不重新评估其在不同农产品供应链中所起的作用。

[摘要]近年来，农业是俄罗斯唯一没有受到危机和停滞影响的经济部门，农业的快速发展为整个行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俄罗斯政府也不断出台推动农业发展的新举措，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减少进口，提高出口。中俄毗邻地区是两国开展农业合作的潜在地区之一，应该对如何加强合作进行思考。

[关键词]中俄关系；农业合作；地区经济合作

近年来，农业是俄罗斯唯一没有受到危机和停滞影响的经济部门。俄罗斯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反制裁措施的出台，对欧盟和美国农产品进口限制政策促进了国内进品替代的发展，卢布贬值以及进口产品价格提高也为本国农产品带来了竞争优势，农业快速发展为整个行业带来丰厚利润，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政府也不断出台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政策，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减少进口，提高出口。农业合作是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俄罗斯农业发展的新变化对两国合作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一、俄罗斯农业出口潜力不断提升

当前，俄罗斯农业生产不断创造历史新高，出口创汇能力也在加强，新的扶持政策也纷纷出台。(一)种植业和养殖业总体呈增长势头。2017年俄罗斯农产品产量增长2.4%，产值达5.1万亿卢布。农业走势良好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粮食生产大丰收，同比增长11.2%，达1.341亿吨，其中小麦产量提高17.1%，为8580万吨，大麦产量提高14.4%，达2060万吨。温室蔬菜总产量为95.26万吨，比2016年提高17%。[1]除种植业之外，养殖业对农业的贡献也很大，特别禽肉和猪肉，产量增长了约5%，蛋产量也有所增加。根据俄统计局资料，2017年牲畜和家禽的屠宰量提高4.7%，毛重量达1460万吨，蛋类产量提高2.8%，为4480亿枚，产奶量提高1.2%，为3110万吨。到2017年12月末，生猪存栏量为2330万头(同比增加5.7%)、家禽5.566亿只(同比增长0.7%)、牛存栏量1860万头(同比减少0.6%)、羊存栏量2450万只(同比减少1.3%)。在牲畜存栏结构上，42.5%的牛、12.9%的生猪、46.2%的羊都属个体农户养殖。2016年，每头牛年产奶量提高到6000公斤，2025年前有望达到8000公斤[2]。目前俄罗斯很多地区农作物产量有很大提升潜力，从粮食单产来看，俄罗斯平均产量为每公顷2200-2600公斤，一些气候条件良好的地区可达4000公斤。这与近年来该国育种质量提高有关，以及开始大规模种植高质量的粮、油及其他作物。以水稻为例，由于育种改良，近十几年来产量有很大提高，2000年为每公顷3500公斤，2005年达到4200公斤，2010年提高到5200公斤，2015年以后已经达到5600公斤。总体上看，由于农业耕种水平的提高，2020-2025年俄罗斯粮食产量有望达到每公顷3000-3500公斤，年产量可达1.3-1.4亿吨，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基础上，能够继续保持世界小麦出口第一的地位[3]。(二)国际市场竞争力逐步攀升。近年来，俄罗斯积极推进农产品出口，特别是粮食出口，并且在世界粮食出口国排名中超过乌克兰，居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世界粮食贸易的领头羊依旧是美国，而俄罗斯的小麦出口占世界市场的很大份额。俄罗斯出口的小麦多为硬质小麦，而国内市场销售的多为软质小麦和饲料用小麦。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和进口替代政策使俄罗斯产品的市场份额加大。同时，俄罗斯最强大的竞争对手则开始表现出落后的态势，如北非和西非市场的欧盟、东南亚和南亚市场的澳大利亚都被俄罗斯抢占了市场份额，这些市场在2017年大量购买了俄罗斯小麦。未来，俄罗斯还将重点提高饲料用小麦的产量和发展肉类生产(如牛肉等)。俄罗斯农业发展的趋势是增加粮食出口。2020年前的发展战略是采取措施进一步缩小粮食进口，同时提高出口能力，出口产品包括粮食、肉、蛋、糖等。预计在2021年前实现农产品出口额250亿美元的目标，到2025年前达到400-500亿美元，而进口将降至100亿美元[4]。(三)引资能力不断提高。2017年，俄罗斯农业部门共吸引约6120亿卢布投资，而2016年为5880亿卢布，这表明投资者对这一行业继续保持兴趣，行业也存在吸引投资者的增长点。目前，农业领域的大多数投资方案均由大型集团公司实施，以扩大现有生产为目的。这些方案大多涉及获利空间较大的肉类和蛋类行业，以及目前尚未全部实现进口替代的蔬菜生产行业。此外，大型国外公司也继续入驻俄罗斯市场。从外国企业近年的投资方案看，主要投资领域集中在温室蔬菜种植上，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2017年俄罗斯温室种植面积提高到2600公顷，其中600多公顷是最近5年出现的[5]。(四)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当前，俄罗斯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部分产品市场过度饱和，这促使俄罗斯农业生产者从扩大生产规模转向开发新的产品类别、提高原料质量、深化加工水平等。为此，俄罗斯也出台新的扶持政策帮助行业重组。当前，一些大型和中型农业生产商正计划开发新的市场空间，如生产非传统粮食作物、开发新的畜牧养殖业、以进行深加工生产。俄罗斯农业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影响了粮食销售利润的提高，如南部港口粮食换装能力不足，而粮食仓储面积不够也使得中间商的盈利空间有限。为此，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措施解决交通物流问题。同时，俄罗斯还提供资金支持对现有生产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如生产大功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在农机械研发和生产领域，俄罗斯拥有丰富经验，目前主要集中力量进行混合动力机械的研发和生产。另外，在国家政策支持对农业债务进行重组，为农业提供年利率为3%-5%的优惠贷款。每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投资增长率约为8%-10%[6]。以及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牵头，加快培养农业管理人员，为其提供机会到国内外培训，提高其专业水平。

二、中俄两国农业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