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范文10篇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来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不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二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同时也遭遇了一些挫折。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三农问题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把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工作总结的重要理论和做出的政策贡献，以及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启示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求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研究阐述我国三农事业快速发展背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的思想路线和发展理念及保持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三农问题；探索；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可以说，三农问题在过去100年里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一）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力量来源问题

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够。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指导方向都侧重于发动工人阶级和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对农民的力量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不断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农村，通过长达32天的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在全面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工农武装割据、依靠农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方面进行过大量探索。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可以判断，建立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可以归结于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三农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核心在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问题。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生成与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从现实运行的视角来看，“三农”难题的存在与发展同样有其客观的现实性。对“三农”难题成因的系统分析，显然是我们寻求“三农”难题化解路径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出发，结合“三农”难题的运行趋势，我们认为，导致“三农”难题持续存在并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即：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中国特色；政策之因——重工轻农的政策偏向。一、市场之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当“三农”问题构成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突出问题时，对它的关注和寻求解决之道的现实需求，也敦促学术界对其进行学理或学术层面的分析。诚如已故历史学家张荫麟说：“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是要了解现状，是要追溯现状的由来，众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GeneticRelation）有深浅之不同，至少就

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三农”问题即是如此。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沉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其次，勿庸置疑，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自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曾想努力解决的问题。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虽然近代农民生存条件和生存状态与传统社会并无质的差别，但近代以来的农民生存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变迁中的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因为“我国古时重士农，轻工商，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高尚。”但到了近代以后，“工商业一天一天的发达，工商的地位逐渐提高……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变坏，他们的地位一天一天的降低……”这一历史记录表明，近代中国农村问题的出现和累积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时代，就在于它不仅受到社会政治变动所引发的权力结构动荡的影响，也不仅受到农村阶级结构内在规律引发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周期性震荡，而且更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于乡村社会生存和发展形成的巨大压力和分解力。因此，立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探讨中国乡村社会变迁，就成为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讨论的主题之一。同样，已经被拖入世界经济市场的中国乡村，还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世界经济的冲击。因此，当时乡村社会研究的国际视角也十分鲜明，如马寅初《世界经济恐慌如何影响及于中国与中国之对策》就是典型一例。而且当时对于中国农民贫穷问题的考察也是从世界史的对比角度入手的，如李树青的《中国家的贫穷程度》即是通过与美国、丹麦农民生活状况的比较而立论的。寻求“三农”问题答案的探索，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则，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之一。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既承负着现代化进程也承负着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双重困厄，因而乡村社会变迁更多地表现为危机的加剧、交错和寻求解脱危机的步履维艰。在20世纪上半叶急切探求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出路同时也是探求中国现代化出路的讨论中，学术界、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舆论界等各以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所谓重农主义派、重工主义派、工农并重派、农村复兴派、都市建设派、资本主义派、社会主义派、民生主义派、放任主义派、统制经济派、合作运动派、交通建设派、生产建设派等等都试图在自己的学理论证框架中提出改造和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任何模式都有其学理层面的价值，也有其现实试验的意义。当然，任何模式也都是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和演进最终都超越了模式本身。不过，历史所积累的认识价值却是永恒的。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加以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这是时代对史学的要求，也是历史学回应并作用于时代的基本功能。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县化健康发展”，并且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将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农村的美丽图景。

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本刊（《支部生活》杂志）记者专访了专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河北省委党校孟志中教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在于破解“三农”问题

记者：“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就有的提法，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央文件中也多次出现。我们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高度，有专家说这是与我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变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提法，但也有人说是对过去的重复，您怎么看？

三月中旬，从网上看到一则《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讯》报道：去年八月已成立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启动文明探源工程，中心聚集了很多享有崇高声誉的学术权威，前不久开会进行过研讨。据介绍：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后又一多学科结合，联合攻关的国家级重大项目。

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主流不是源

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

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摘要：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到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既有战略高度的认识，又有非常务实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其中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战国李悝提出的“尽地利之教”的农本思想，使之更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鉴。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当今文坛，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诸多论点、诸多思路，不一而足。有西方世界的理论术语、理论文本的解读，有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理论的思辨，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发展态势的考察，也有对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的实证分析。这其中，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应该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价值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域，颇多争议。依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他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他们开始发出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从中看到现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二则，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或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现代性的解读选取一种比较宽泛的视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范畴，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内容方面，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的宗教衰落与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等。它也可以同时是后者，即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并更多地表现在文化、文学等领域。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思考便进入了社会学思考和审美思考两个视域，或者两个视域的交织互补。社会学视域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天地。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体制维度时说，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性关系。即，它到底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工业化体制？面对这样的争论，与其去寻找或争论，毋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作是包含在现代性体制维度之中相互区别的两个“组织性群集”，“正如欧洲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2〕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体制维度或生产过程，但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学院化的学理思考，它携带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它注重于社会体制变化、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用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系维度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学理认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来，对文学史中的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携带着更多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野、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参照，和更为深刻的理论性、“反思性”的认知层面。如塞德曼所说“：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和社会文化实践的视域来解读《讲话》，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和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解决了中国文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场问题。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关于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又具体地解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是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讲话》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既转变思想又获得创作源泉。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时至今日，如何来认知《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存在，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波特莱尔“用现代性来意指处于‘现时性’和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走出历史之流。……在波特莱尔那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给定的状况，认为无论好歹现代人都别无选择而只能变得现代的观点也不再有效。相反，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6〕无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样的现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之中。《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紧密地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种“英勇的选择”的姿态，以诸种“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下的形式”积极从事着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救赎”。即，《讲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历史必然产物。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纵向历程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选择和表现，与作家自身、与表现对象、与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上赫然地书写着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在当时主要指向“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旋律。在当时，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主要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个性解放。如鲁迅所说，“新的智识者登了场”〔7〕，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的勇将策士、才子佳人，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西方文艺复兴更为深刻的地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对农民的命运表现了特别深切的关注。在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中，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主人公，这是伴随着的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变化。但是，这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其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情节冲突包括语言形式都可以选择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他们的立场、情感以及思维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视角。于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真实状况是，高高飘扬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下面，读者对象、服务对象，基本上还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三农”问题一直处于升温之中,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再次成为继20世纪80年代以来连续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的主题,并被提到“全面小康的难中之难”、“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等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作为学术研究的“三农”问题理论,是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内在联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三农”问题理论,并以此作为认识实践、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理论学术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与社会各界的重视,1993年,党中央出台了《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一起称为“三农”,从整体与联系的高度来重视和解决这一系统问题。与年轻的“三农”问题理论相比,“三农”问题作为客观存在则早已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史,一个以农民活动为主体而构成的历史。历史上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问题的集中暴发。这种“三农”问题存在在前,“三农”概念形成在后的现象,多少有点像小孩长大以后再取学名这一社会现象。“三农”问题有点像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三农”问题的形成则有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环境影响;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现实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现代化模式分不开。

从历史根源来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农民大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历史根源对“三农”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响。———就经济而言,农业是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具有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盛衰往往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而且,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规模十分细小,内容比较简单,彼此不产生分工与联系,但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再生能力极强,只要有简单的工具和一块土地,这种经济很快就会被复制出来。因此,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小农经济基础却从未动摇,一直在延续。虽然专制政治已走进历史,但这种小农经济仍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农业与农民,滋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政治影响而言,在封建专制时代,农民既是小生产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负担沉重、生活困难,农民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为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起义成功,则意味着农民领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为一代君王。因此,农民起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再生与复制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历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时期小王朝更替不算),虽然直接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只有四个,但几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黑格尔说,从本质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与复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点与终点的转换而已。

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又有本质区别。以明清为例,我国明清之际的土地兼并大致与英国圈地运动同期。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仅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的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超过当今一个县的耕地面积。清兵入关后,又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期进行圈地的英国。但同样是圈地,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本质区别。英国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刺激,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进而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则是统治阶级扩充自己财富和势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剧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英国的圈地更多是通过经济手段,通过竞争逐渐淘汰小生产者,消灭封建小农,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使之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明清时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统治阶级依靠强权与特权进行的,把广大以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逼上梁山,引发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不同的目的与手段,导致了不同结果:圈地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英国的圈地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虽然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而养成的特殊性格与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产生影响。

———就社会心理而言,农业、农村与农民是组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与资源。中国农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根,其身上积淀与传载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中有不少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如安土重迁的人生哲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农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狭隘、保守、封闭、愚昧、迷信等问题。而且这些精神包袱是润物细无声般长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内在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并使培养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农”问题的形成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又与社会转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一种转型之痛。这种转型之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从一般规律来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代化包含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的分化解体,一方面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生成。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城市逐渐取代农村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心、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这种现代化不可避免地给“三农”带来三大趋势:一是工业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由支柱产业变为一般产业再变为小比例产业,发达国家农业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进与非农就业的增多造成农民人数的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绝对优势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发达国家农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农民的职业化,由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农民,由Peasant变为Farmer,由先赋性身份变为后致性的职业选择。在这种趋势中,城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城乡关系表现为城市的乡村化;而在工业时代,则表现为乡村的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逐渐变为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兴起与农村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开始形成,乡村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之痛。日本社会学家莲见音彦在其著作《苦恼的农村———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的变化》一书中分析了现代化引起的农村社会的变局,以及由这种变局引发的苦恼。这种苦恼就是现代化引起的不适应症与阵痛,就是一种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的转型之痛。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引发了“三农”问题,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则加剧了“三农”问题。著名社会学家M•列维认为,现代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的变革过程。这一类现代化以英法为典型个案;另一类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压力形成为主要推动力。这类现代化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中国的现代化来得太迟太被动太突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古老的中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现代化之路。经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战期间的经济发展等几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仍为典型的农业国,现代经济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约为128亿元,工业职工仅为300万人。

由倡导的工农兵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受到的赞扬和贬否都最为激烈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样式。赞扬它的人，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之前，完全是从政治着眼的，如1947年8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特地召开了一次文艺座谈会，把赵树理树为边区的“方向性”作家，边区的文联副主席陈荒煤还写过《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1]。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则是在政治的语境中，给某些作品以艺术上的肯定，比如有人对工农兵文学的代表作品《红旗谱》评价说：“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的丰满度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2]贬否它的人，则从“”开始至今21世纪，尚且抛开“”时期不说，即就上世纪80年代而言，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艺术上对它进行彻底的否定，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上世纪80年代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文学（指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工农兵文学）便被视为政治的‘传声筒’和‘吹鼓手’”。[3]当今，因为政治而否定它的人仍然不少。这样一来，似乎工农兵文学只有特定时代的政治价值（当然，这是指文学不应追求的政治宣传“价值”），而缺失艺术价值。因此，一个问题便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绵延至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长达30余年的工农兵文学，究竟有没有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站在21世纪今天的时间点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几十年前产生于战争年代的工农兵文学的整体，准确地评价它的艺术价值，进而确定它的文学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历史还是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因而这是摆在我国学术界面前的迫切任务。在探讨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之前，必须弄清工农兵文学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工农兵文学，应该包括两种：一种是“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赵树理的小说为代表，要求不但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而且要表达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感情，还要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另一种是“非严格意义”的工农兵文学，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代表，只要求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活，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并不要求采用工农兵群众的语言和他们喜爱的体式。[4]笔者在谈论工农兵文学时，又曾经指出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早期的建国前阶段、中期的建国后至“”前阶段和后期的“”阶段[5]。其中以中期的成就最高，所谓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下面，我们具体来论述一下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贡献。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