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范文10篇

江西省赣州市辖1区2市15县，总人口889万人（其中农村人口近600万），国土面积、人口分别占全省四分之一和五分之一，是我国东南部最大设区市.2008年，该市提出了“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拉开赣州特大城市框架，用20年左右的时间把赣州建设成为特大城市”的奋斗目标，全面启动新一轮城市建设.2008年赣州市城市化率为35％，2011年则达到了44％，城市人口持续增长.本文选择江西省赣州市中心城区的章贡区、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10年城市化率高于赣州市平均水平的宁都县、大余县、龙南县、会昌、信丰县、于都县，以及城市化率低于赣州市平均水平的赣县、瑞金市等10县、市、区市民化农民集中居住的小区抽取样本，运用市场调查的方法，实证研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动，在户籍等方面获得市民身份的传统农民”，即“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者行为特征.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73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54份.问卷发放方式为多人多点同一时期进行的方式.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市民化农民群体在旅游消费情况、旅游消费决策中所涉及的经济因素、忧虑因素、旅游目的地喜好等相关问题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对各种旅游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差异，以及在旅游资讯传输方式的选择偏好，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实证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从市场学和消费的角度，16—65岁的市民化农民从消费能力以及对整体市场的影响力都具有决定意义，其市场消费力较大，故将调查对象界定于16—65岁之间的市民化农民.在受访的254名市民化农民中，男性137人，占54%；女性117人，占46%.

1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的条件已然成熟

1.1市民化农民文化素质较高将受教育程度分为5个层次.受访人群中，受教育程度达大专及以上的占14.2%；受教育程度达高中或中专的占24.4%；受教育程度达初中的占39.3%；受教育程度达小学的占18.9%；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占3.2%.大学、中专、高中程度的人数达到38.6%.文化程度较高者容易转变消费观念，接受新的消费方式，乐于通过旅游增长见识、放松身心，较容易使旅游成行.

1.2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受访者中，主要有经商、打工、房屋出租、社会救助和其它等五种类型的“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以“经商”和“打工”为主，分别为占33.1%和41.7%.以“房屋出租”为“家庭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占17.7%“.政府救助”的占1.6%，“其它”（如受子女赡养、家庭妇女等）的占5.9%.说明受访者居住区域就业率较高，就业环境较好，因而有着较为稳定的经济来源.官方数据表明，2011年赣州市城镇就业率达到96.8%.同时，受访者认为“家庭人均收入”“增加了”的占75.2%；认为“基本持平”的占20.5%；认为“减少了”的占4.3%.说明从农民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后，家庭人均收入普遍有了增加，经济条件得到比较明显改善.

1.3市民化农民与城市融合度好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作为城市居民，跟以前比，心理感受”的回答，表示“更自豪”的占44.9%；表示“更受歧视”的占25.2%；表示“变化不太明显”的占29.9%.少部分人成为市民后有较强的“城市弱势群体”心理.总体上，市民化农民与城市的融合度尚可.

2市民化农民旅游消费行为分析

本文作者：谢丽君工作单位：宁波市鄞州区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服务站

庙堰村农民消费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相对低下。目前庙堰农户商品性的消费已占据绝对优势，自给自足基本绝迹。绝大多数农户的各种消费品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但由于受传统的消费观念的影响，普通农户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接受程度较低，在城市家庭已较为普及的钟点工服务很少在农村家庭出现。养育幼儿、照顾老年病人等重活、累活也一般按农村传统习惯由（外）祖父母辈照看或子女轮流照顾，很少有家庭会外请专职保姆，甚至也有年龄相对较轻的（外）祖母为照看第三代而放弃自己的工作。第二，消费支付工具相对落后。大多数农户对现代消费支付工具还认识不够，现金仍是农民的主要消费支付工具，个人支票几乎不存在，信用卡普及率也较低。除了小部分年青人和富裕阶层在部分场合有持卡消费的习惯，大多数即使拥有信用卡的农户，一般也是单位统一办理的工资卡，其主要用途就是取工资用。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只要工资或养老金一打入卡便马上将其取出或转存为定期存单。所以在每个月发工资的前后几日里，钟公庙街道各银行营业网点人满为患，到处可见排队存取钱的长蛇队伍。许多农民对信用卡还存在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不安全，觉得“放在卡上，看不见，摸不着，心里不踏实”。而对于网上购物系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听说而已。第三，习惯于先储蓄再消费。据保守调查，1984年户均银行存款余额为352元，1990年为户均1390元，2000年为户均26835元，至2008年已达到户均99412元，农民对银行储蓄的安全、方便情有独钟，把积蓄放贷给个体私营企业或用于炒股、买基金的农户只占很少部分。多农户认为“无债一身轻”，“寅吃卯粮或借钱消费心里不踏实”，部分农户在操办重大事情时钱不够的话，也习惯于向亲朋好友暂时借用，很少有人会向信用社（银行）借贷。按揭买房这种在城市中早已普及的消费行为在庙堰村仅在少部分收入较高又稳定的农户家庭存在。据统计，2008年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负债仅7300元，并且以民间借贷为主。第四，婚、丧、嫁、娶等大宗消费上攀比心理严重。不论家庭条件好坏，一般农户在日常消费中都是精打细算，尽量节省。但在过年过节或操办重大事情时，往往是大铺大摆，大吃大喝，纵情消费，有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节俭的思想荡然无存。许多农户一辈子节衣缩食，一生中的消费主要用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上学等少数几件大事上，多数农户在这些方面的巨额支出是以牺牲衣、食、用的改善为代价的。在丧事的操办上也是如此，子女为了向外人表示所谓的“孝心”，父母过世后大操大办现象普遍存在。这种互相攀比的心理和行为，一方面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一些低收入的农户不堪重负，陷入困境。第五，人情消费居高不下。人情往来是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人情消费主要指农户之间用于人情往来的礼仪性消费。近年来，庙堰村农户人情消费的名目、种类越来越多，价码也有越来越高之趋势，从小孩出生、满月、上学……一直送到结婚，平日里人们生病住院，搬迁新居更是少不了礼尚往来。一般性的人情价码都在200元以上，遇上结婚等重大事情送2000—3000元的也很正常。2008年，庙堰村50户被调查农户户均人情消费支出为2314元，2005年为户均1350元，两年时间增加了近1倍。这种人情消费频率越来越高，价码不断攀升的趋势使人情过分强调礼节，注重形式，虽然表面上看似礼尚往来，却在这一过程中大吃大喝，造成浪费，而且也给部分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第六，迷信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封建迷信思想在农村依然存在，迷信消费在部分农户消费支出中始终占有一定比例，近几年来甚至有抬头现象。部分中老年人一年四季马不停蹄，外出求神拜佛，在家吃斋念佛，自己节衣缩食，却把大把的钱化在“敬神”上。绝大多数农户在清明、七月十五等重大祭日都要搞一个较隆重的仪式来祭奠已逝的亲人，除夕临近时的送灶神、请菩萨仪式更是必不可少。

优化农民消费方式的对策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囊中羞涩就无力消费。农民在有限的收入下，只好谨慎安排消费，不能节省的支出才消费。所以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才能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是“二元体系”，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落后于城市。庙堰村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尚未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范围。农民的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问题都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为了使农民能从收入虽然增长，但还要增加储蓄，限制即期消费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就必定要加强他们的社会保障力度，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进一步增加消费信心。第三，培育健康的消费理念。在市场环境上，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结构，理顺流通环节，加强对通讯设施、水电设施和商业网点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消费条件，切实消除农村居民“有钱不能花”的尴尬。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农民的自身综合素质，加强理财观念，让农民逐步从“恋旧、保守、跟风、攀比”的消费情结走出来，逐步建立起讲科学、讲文明、讲健康、讲效益的消费文明新风尚。第四，丰富农民文化休闲生活。1987年庙堰村被调查农户文化服务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比例是1.3%，1997年上升到3.7%，十年期间增加了2.4个百分点，至2008年该比例已达到10%，又增加了6.3个百分点。但农民的文化服务支出主要是子女教育投资支出。许多农民不惜代价地想通过教育投资来提高子女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而忽略了自身文化素养的提高。可以通过组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练健身操，跳广场舞、外出旅游、上老年大学。使农民的文化休闲生活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在这个暑假中，本人通过对我县经济发展网上资料的查阅和调查问卷的形式总结了十六以来我县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及变化趋势，并由此提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农村居民消费的措施和建议，据此做出报告。

一、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和变化趋势

（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我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演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03—2005年为消费水平缓慢增长阶段。由于这一时期前两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产品价格低，农民负担高。因此，进入新世纪的前三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总体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二是2006年为消费水平快速增长阶段。我市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使我市的农业经济迅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增长。

（二）消费结构的演变。调查显示，受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低、支出预期高的制约，农村居民消费还是以一般性消费为主，衣食、居住消费等占的比重较大。随着收入的大幅增长，消费支出也大幅增加，消费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是伴随着连续几年婚嫁高峰的过去，农村旧房改造已基本结束，建房热已开始降温，在消费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居住消费却大幅度减少。二是食品和衣着消费的比例有了突发性增长。由2005年的人均700元上升到1038元，增幅达48%，比重由37.2%上升到43.6%。三是交通通讯支出平稳增长。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交通和通讯工具不断进入寻常百姓家，农民外出频繁，对外交往不断扩大，使得农民的交通通讯支出在2003年就大幅增长。

（三）消费方式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而消费结构的变化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消费方式的转变反过来又促进消费结构的变化，并转化为拉动消费市场的动力。近年来农民消费方式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由满足生活需要向追求生活质量提高转变。在食品结构上，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各种副食消费不断增加，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在衣着消费上，农民穿衣在成衣化的基础上，更注重时尚化。2004年人均衣着支出140.1元，同比增长35%。二是由重食物消费向物质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食物消费更多表现为生存型消费，而服务型消费更多表现为提高型和享受型消费。服务消费比重逐年上升，反映出农民消费观念的积极转变，也反映出农民消费方式的多元化。三是由自主性与市场化结合消费向更高的市场化消费转变。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消费的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金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

二、扩大农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约因素

本文作者：董昕张翼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

文献回顾

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完全或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劳动者①。由于农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之上的，农民工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在国外研究中没有与农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与农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乡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说，农民工是一种不彻底的乡城移民。因此，研究农民工问题，可以根据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情况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乡城移民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制度因素、市场因素、心理因素、个人特征等均被纳入学者的考量范畴之内。在中国，对于移民②来说，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的影响更强（Wu，2004）。中国的农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来自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约束，其中，城市对农村移民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约束为主、多种因素的综合，造成农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空间拥挤，并产生某种程度的聚居现象（刘玉亭、何深静，2008）。由于农民工置身于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以保险等正规形式存在的风险分散机制对农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当期消费倾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样的消费特征使得农民工的住房边际消费倾向较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更低（周滔、吕萍，2011）。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用工单位向雇员提供的福利（Wu，2004），单位提供住宿场所与否成为农民工是否在市场上选择住房的前提条件。相对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对农民工来讲是一种更加经济而便利的居住方式（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单位提供住宿场所的农民工外，相当一部分农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场上解决住房需求。因为户口限制，移民不可能获得城市公房和单位住房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仅有的对移民开放的商品住房，其价格又超出了绝大多数移民的购买能力，租房居住则成为移民最好的选择。收入水平对移民的住房消费有重要的影响（Wu，2004）。由于自身经济能力有限，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私房或市中心价格相对低廉但条件较差的房屋（《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即便如此，农民工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涨的情况下。而合租是农民工节约开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农民工选择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较高，他们可能会与更多的人合租（张智，2010b）。收入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农民工收入增加对住房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远小于对其他消费增长的刺激作用，随着收入增加，农民工更倾向于将所增加的收入储蓄起来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费项目中去（周滔、吕萍，2011）。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预期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农民工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临时成员，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来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设施和服务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长期居留的农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农村社会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棚户区等非正式住房构成的移民聚居区；而偏好城市生活的乡城移民，倾向于选择服务和基础设施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国农民工愿意花大价钱在农村老家建新房却将其闲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钱住得好些，这也是受到价值判断标准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到生活标准与地位评价标准的制约。在农村，房子不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农民的“生活标准”；尽管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是，他们消费的主要参照群体在家乡，地理虽远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费偏好对他们来说显得太奢侈，地理虽近但心理远（冯桂林、李淋，1997）。农民工的年龄、务工年限、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影响其住房消费。有的学者认为，年龄和务工年限都对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有重要影响（黄卓宁，2007；张智，2010a）；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总的务工年限对其租房选择来说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数对其租房行为有重要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性别方面，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性别对其住房选择影响不显著；张智（2010a）则认为，农民工的住房选择存在一定的性别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体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住房条件有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于乡城移民（包括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研究层面多局限于个别地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尚缺乏全国宏观层面的整体判断；研究视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从统筹城乡的视角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探讨；在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对地域因素的分析明显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将尝试弥补上述不足，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大规模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分析

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因素相互交叉、难以截然划分，大致来看，可以分为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几大方面。（一）制度因素农民工群体是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并存在的，因而户籍制度及其相关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其中，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的是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现行的土地与住房制度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制度。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涉及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并没有被纳入改革的范畴，农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虽然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不能通过市场变为现实收入，但是，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愿意放弃土地而转为非农业户籍。这与历史积淀的土地情结、土地的基础保障作用密切相关；而且农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还是一种潜在的资产，遇到征地或拆迁时，农民工家庭可能获得的补偿甚至会超过其土地和住房应有的市场价值。这些都使得农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却在农村。由此形成了农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与老家住房的强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狭小而简陋，老家的住房宽敞却利用率很低，这种矛盾与浪费根植于城乡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也包括义务教育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预防性储蓄水平。Leland（1968）将预防性储蓄定义为“为了防范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引起的额外储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够的资产或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虽然近年来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农民工在城镇应该享有的社会保障，但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加之农民工的流动性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经常在不同的城市间流动，而社会保险的异地转移接续困难，导致有些地区在农民工过年返乡前甚至出现了“退保潮”。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仍处于初步解决阶段，“上学难”、“上学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经济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价格等在内的经济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也影响到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支付意愿，从而对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着重要影响。在不考虑投资的情况下，一个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费与储蓄之和，消费可以分为住房消费和非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医疗支出、交通通讯支出等。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住房消费又可以分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费和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相应地，非住房消费、储蓄也可以做城乡之分。由于住房消费又等于住房价格乘以住房消费量（即住房消费面积），因此，影响农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农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家庭在老家农村的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支出和储蓄；流入地的住房价格，主要是租房价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量，主要是租房面积。此外，农民工的工作单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视为非货币收入，纳入影响农民工住房消费的经济因素之中。根据Friedman（1957）提出来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译为“持久收入假说”），决定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费者收入中比较稳定的、持续性的收入，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种长期平均的预期收入。其后的预防性储蓄理论（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预期思想的基础上，将不确定性、消费者跨时选择引入消费行为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为了将收入均等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例如收入的不确定性。Zeldes（1989）探讨了确定的当前财产与不确定的未来收入对消费的影响，认为当前财产包括刚得到的收入和确定的未来收益，它们在影响当前消费决策方面比未来的随机劳动收入有更大的权重。基于上述理论，对中国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分析，一方面应考虑农民工现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农民工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离不开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况，一方面是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影响农民工未来收入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的长短，所在行业、企业的情况等。（三）地域因素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农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其住房消费的地域差异。流入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面临的城镇住房消费市场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较高，住房紧张，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高，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更为严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镇人口密度一般较低，住房供求无无较好，住房的销售和租赁价格也较低，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相当来说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着农民工家庭已有资产和在农村收入情况的不同，甚至是返乡意愿的差异。来自发达地区富裕乡村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经济状况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其返乡意愿可能更为强烈。而来自边远地区的农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条件较差，家庭负担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费水平也相对较低；城乡间工作生活条件差异较大，使其返乡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为坚定。（四）家庭及个人特征农民工住房消费还受到其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来城务工时间长短、技术职称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同住人数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连的，例如，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等之间，受教育程度与技术职称之间，都存在着相应的无无。未到适婚年龄的农民工往往选择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与亲友同住在出租房内；已经结婚的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与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单位宿舍一般不能满足这种居住需求，他们多采用租赁单元房的方式解决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务工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收入水平也较高，工作更为稳定，因而具备较强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学龄子女，那么，农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费时则要考虑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预期对住房消费的影响。家庭同住人数直接决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积，从而影响到住房消费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数多、居住所需面积大，则农民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位置或条件较差而租金水平较低的住房。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本文作者：王茹工作单位：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影响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主要因素

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需求最重要的因素。从十多年间甘肃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食品和居住领域，吃、住依然是甘肃农村居民消费的一个主要内容。即使收入有所增加，其需求的变动对收入的反应仍然迟缓，即需求缺乏弹性;相反，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对收入反应却很快，需求富有弹性。其中前者属于生存型消费，层次较低，后者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层次较高。一旦购买力提高，消费需求层次就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跃进，消费结构也会向较高层次跃迁。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村购买力、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与关键。产业结构2010年甘肃省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比例为14．54∶48．17∶37．29，第三产业总体增长较快，但是甘肃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消费者对第三产业有效需求不足。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0%、36．2%、30．6%、30．6%，发展中国家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大多在20%左右，而甘肃省农村居民2010年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才达到23．73%。农村居民家庭服务性消费支出过低严重影响了甘肃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居民消费质量的提高。因此，目前我们在注重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影响的同时，更要注重强调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作用，使生产结构适应消费结构。不确定性近年来，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日渐增强，主要表现为:(1)农村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通过减少当前消费支出、增加储蓄来应对未来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甘肃省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足，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制度仍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2)生产环境的不确定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甘肃省农业生产在抵御自然灾害方面，能力弱，损失率高，农业生产收入受到很大的影响;(3)农产品市场信息的不确定性，甘肃省农业生产与市场经营户信息缺乏沟通，最新市场信息下乡入户难，农产品卖难等问题较为突出，致使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调整难度大，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对收入的影响很大。

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甘肃省农村居民吃、住等基本生活资料的需求仍然是消费支出的大项，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高，需要加以合理引导。增加农民收入1.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根据甘肃自然条件状况，对马铃薯、苹果、洋葱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要重视;对党参、当归、甘草、大黄等中药材种植规模要进一步扩大;对畜牧业发展应该采取规模化养殖;对于大部分农产品经营者来说，必须想方设法在品质上做到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同时在内外包装上也要有所创新，比如在包装上要特别注明选购的理由和独特的卖点等，以此来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价值，增加农民收入。2.要规范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信息平台，使农民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农业生产为此，我们急需建立功能齐全、覆盖面广的市场信息网络。通过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农民才能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增加收入。3.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工程建设利用沼气、沼渣、沼液，提供农民生活用能，发展庭园经济和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有利于帮助农民节省燃料和用电，减少生活支出;有利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推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今后，需加强对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性强的若干主导产业的投资力度，如绿色能源产业和农村循环经济产业，只有这样，增加其研发投资，使产业结构、企业科技竞争力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变化。比如，在水资源丰富的县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工程，将丰富的农村水能资源转化为经济和社会效益。再以农村循环经济产业为例，稻花香集团提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龙头，向饮料产业延伸，向饲料产业拓展，向养殖和有机肥料产业扩张，向生物化工产业推进，构建了“五级循环”产业链，打造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助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并付诸实施。随着这一战略的全面推进，稻花香已建立起以三峡坝(库)区农村为基地、以周边县市及其他地区为带动和辐射区域的湖北省最大的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园，直接和间接就业的农民已达到20万人。以上经验也值得甘肃省借鉴。增加有效供给，引导合理消费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基本保证是有效的供给，它也是优化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需要。因此，供给领域应重视市场细分，进行消费品市场的合理定位，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需求;提高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商品的比例，增加供给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此外，还要积极调整消费政策，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素质，倡导科学、合理、文明的消费观;重点针对文化、娱乐、卫生保健、旅游、通讯等产业，不断完善消费品供给结构，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建立适合农村特点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标准要能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二是要完善财政政策，将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更多地用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完善社会保障和支持农业发展等方面;三是逐步建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解决孤寡、残疾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其吃、穿、住、医、葬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四是要建立适合甘肃农民的养老保险机制，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险的积极性，解决农民的养老之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解除农村居民后顾之忧，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欲望，增加即期消费，从而促进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农民的消费支出构成是衡量农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农民的各项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重点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农民生活现代化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与城市相比较，仍然较高，相应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低层次的食物、衣着消费支出在逐渐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个百分点，较高层次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分别增长了3.13、5.52、6.09个百分点。2001年以来，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而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态势，其中正向变动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讯消费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健所占比重分别为45.5%、5.8%、14.5%、4.4%、11.6%、9.6%、6.6%、2.1%。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生活质量也继续改善，已开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等方向发展。

可见，农民消费结构在逐渐升级，向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合理的农民消费结构应当是同该地区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同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及同农民自然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消费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20*年，我区区委、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快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落实各项利民富民政策，使农村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层次不断提高，整体生活向小康迈进。全区农村经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

据我区桃花镇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6720.42元，位居全省第一，比上年实际增加872.93元，增长14.93%。从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2427.92元，比上年增加21.85元，增长0.91%；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1589.19元，比上年减少113.72元，降低6.68%；财产性纯收入人均3336.89元，比上年增加864.32元，增长34.96%；本年农民无转移性纯收入。

1、家庭经营收入略有下降。

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20*年略有下降。20*年我区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人均为1589.19元，比上年实际下降113.72元,降幅为6.68%。占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1.61%,其中第一产业纯收入降幅较大，由去年人均的162.78元下降到今年的人均133.63元，人均下降29.16元，下降17.91%；非农产业相比略有回升，由去年的人均8*.*元增加到今年的人均821.98元，人均增加15.92元，增幅为1.98%。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显示我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经营模式逐步由传统的农业及手工业向非农业扩散。但应看到，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下降也显示出我区农村居民自主谋业的能力有待提高。

2、工资性收入稳中有升。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汽车消费逐渐走入农村家庭，农民家用汽车的消费增速很快。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促进我国农村汽车消费信贷发展，成为拓展农村汽车消费市场的关键。该文以山东省汽车消费信贷的现状与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调研，分析指出了汽车消费信贷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并通过实例进行论证，以期为山东农村汽车消费信贷市场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居民；汽车消费信贷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山东省农村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汽车是作为具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重性的特殊商品，在农村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近年来，农村居民出行日益频繁，货物流通量逐步增大，农民对于汽车的需求正逐年上升。根据山东省统计数据可知，截至2017年，仅有32.4%的农村家庭拥有汽车，汽车消费信贷在山东农村地区有着巨大市场，探讨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现有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对促进农村汽车信贷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次调查以山东省各地市的农民为对象，为了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山东省农民汽车消费信贷现状，借助网络和实地调研方式对农民进行调查，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230份，回收215份问卷，有效问卷212份，最终对所有确认并有效的样本进行了随机抽查，确认样本可信。

1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1.1调查对象年龄分析。在所调查的人群当中，年龄在18~25岁的人数有10人占4.7%，26~35岁的人数是有27人占12.7%，年龄在36~49岁的人数最多有89人，占42%，年龄在50~59岁的人数有62人，占29.2%，60岁以上的人有24位，占11.3%。调查对象主要是中壮年农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有实现购买汽车愿望的能力，具体如表1所示。1.2调查对象学历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大专或本科学历的人数最多占到41.0%，其次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占到30.7%，高中或中专学历的人数占28.30%。由此可以看出，高学历水平的农民占比较小，在利率计算方面可能存在知识盲区，出于谨慎性，其对于消费贷款的接受度较低。如表2所示。1.3调查对象收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有59.6%的农民表示收入有所增加，但是平均月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和城镇居民的收入有一定差距。调查对象平均月收入在3000~6000元的人数最多有88人，占41.5%，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有83人，占39.2%，平均月收入在6000~10000元的人数有40人，占18.9%，收入在10000~15000元以上的只有1人，占0.5%。调研结果基本符合山东省统计局年鉴数据，具备科学性，具体如表3所示。

2山东省农村汽车消费信贷的现状分析

本文作者：张文明工作单位：焦作大学

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市场经济的要求，切实转变自身职能，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为农服务的原则，履行好作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者的职责，实行人性化管理，处理好党群、干群等各方面关系，为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尽心尽责。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才能进一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得财政支出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等;同时，党中央、国务院等国家高层决策机构，要狠下决心，加大改革力度，把县、乡(镇)两级政府及其下属单位富余人员尽快撤改掉，或把一些人口小乡(镇)该合并的合并。只有这样，农民负担才能够减下来，从而有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以此来带动消费。另外，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合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扩权强县”、“省管县”应当是发展的趋势。因此，应借鉴浙江等地经验，逐步推行省管县改革。这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建立基本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统一制定城乡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办法。保障农民的养老金能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有效流转，能在不同的保障方式之间进行有效接转，且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资源的保值增值。二是公共财政要全过程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降低农民参保门槛，提高保障水平。在面向农民的筹资上，要降低门槛，坚持政府组织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以政府投资为主，低水平起步，建立农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三是坚持政府统一管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农村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动态缴费增长机制，缴费标准随着预期领取的养老金标准的变化而调整，参保人员预期领取的最低养老金水平可与农村低保水平衔接。

提高农民收入，增强消费能力

关键词：农民消费行为农村消费市场

论文摘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市场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本文在分析了农民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就如何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为政府和企业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农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群体，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村这一庞大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对农村消费市场给予充分的关注，而对农民消费行为的研究恰恰是打开农村消费市场的切入点。

一、农村消费市场的基本现状

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但整体消费水平较低，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别较大。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时农民消费水平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消费水平基本上是从东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较大。

农村消费市场货源充裕，买方市场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适应农村市场的需要。伴随着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场的饱和，农村市场成了这些商品的倾销地，但是这些商品却并不符合农户的需要。许多厂家、商家不注重研究农村市场的特点，市场上缺少适合农民消费水平、适合农村消费环境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