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范文10篇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对于我们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仍然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总结了几十年来农村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领导农村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利于农村发展、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基本政策，带来了农村的大好形势。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近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的彻底解决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农民仍然面临着实现农业现代化，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任务。这些新任务，使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

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利益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利益问题，是我们党对待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党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保持同农民群众的坚强团结，靠的是什么?就是靠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靠不断地给农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应当承认，这些年来，有的地方有些同志对这个重要原则和历史经验注意不够，这方面经验教训应该总结一下。比如：一些地方的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业的保护不到位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有效地帮助农民进入市场工作不力的问题；有些地方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我们把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的目标就会落空。长久下去，广大农民群众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的党。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地位问题。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相对封闭性和落后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组织程度的低下性，农民的实际地位与理论和法律的地位，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比如：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性障碍远未消除，把农民自由权、平等权从农村社区扩展到城市社区，把国民待遇还给农民，也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仍然根深蒂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一个农家子弟，如能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跳出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正是农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不对称性，使得农民在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总是处于很不利的位置。

重视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一，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用了300多年。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始终是一个既蕴涵着巨大生机又蕴涵着巨大危机的社会主体部分。农民定，天下定；农民兴，天下兴。农民，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力量。

其二，正确处理农民利益和全民利益关系。在现阶段，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促进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既是农民利益所在，也是全民利益所在。把这个关系摆正了，各级政府才能代表全社会的利益，真正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惟有如此，加大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引导，帮助农民顺利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问题；加大农业投入、增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和保护的问题；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完善农村市场，改革流通体制的问题；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和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关系到农民增收、农民富裕的重大问题，才能得以逐步解决。

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4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如何让如此规模的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是当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消除贫困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必须尽快切实加以解决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为了解情况，掌握实情，寻求对策，为各级领导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先后前往浙江、四川、北京、山东等省市进行专题调研。现就政策建议部分报告如下：

一、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我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

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这就警示我们：现行的征地安置政策是一种普遍缺乏效用而且很容易被滥用的方法，不足以预防失地农民的贫困，必须加以调整和完善。

预防和缓解失地农民贫困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审视征地安置工作的政策目标和手段，且重点应放在检讨损失评估和补偿的思维方式上。进而言之，征地安置政策不应简单地视为支付赔偿或置换原有资产，其思路应更为宽广：使失去土地的人重新建立生产力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句话，应把实现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作为未来征地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

“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livelihoods）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UNCED）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把稳定的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WSSD）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FWCW）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所谓“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和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在此框架内，资产的定义是广泛的，它不仅包括金融财产（如存款、土地经营权、生意或住房等），还包括个人的知识、技能、社交圈、社会关系和影响其生活相关的决策能力。

内容摘要：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这里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中国农民合作难，既是一个真命题，也是一个假命题。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重点应在流通领域；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政府应成为推动农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以文化创新推动中国农民的合作化建设；以民主化推进合作化；大力加强中国农民的诚信建设，这是解决中国农民合作难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未来中国乡村合作模式的选择应立足于社区自治。

关键词：合作农民合作

“合作”一词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员之间的共同行动或协作行动的意思。我国辞海解释“合”字，有融洽、协同、共同、合办等意思；辞源解释“合作”是两个或两个人以上共同创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词是协作、共同行动的意思。

合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人类要生存，要与自然做斗争，就需要合作，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欲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暑湿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之利也。”

合作的范围是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合作是人类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经济合作构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内容。

合作的收益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合作会增加物质性的收益。主要表现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规模，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间容易产生外部性等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聚集效应。另一方面，合作会增进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前提条件。人的自我价值只有在团队中，或者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体现出来。如果全社会只由一个人构成，这时，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类精神上的某种不确定性和匮乏性。团队使人具有了某种归属感和安全感。人在团队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来源和渠道，从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发散信息的渠道，从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满足；三是人在团队中，通过组织活动及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使个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1、调查方案设计

笔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来自土地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进行了专题调查。问卷调查涉及浙江省的萧山、温州、宁波、义务、金华、丽水等县、市、区，同时我们还零星走访了浙江部分县、市的一些村庄和农户。抽取的农户调查样本覆盖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将失地）农民，符合随机抽样要求。本次调查共发放农户调查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58份，有效问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将征地65份。

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农民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农民个人信息、2007年个人及家庭纯收入、家庭月消费水平等；第二部分是农民对征地制度的认知，包括对征地相关法规、补偿制度的了解及对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农民对征地所获补偿的满意程度，包括获得的补偿、征地前后生活状况等内容。

2、被调查农民基本情况

从年龄分布区间来看，被调查农民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且每个阶段都具有一定比例。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调查农户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处于小学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专水平只占到总人数的2.51%。

农户2007年家庭总收入水平分布较为广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家庭总收入在2-3万元范围内的较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总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农户所占的比重达到20.50%，数据显示低收入农户仍然较多。

摘要目前，各地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情况各异。“一地一政”和“碎片化”的制度会带来管理上的混乱，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新农保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因此，建议按照分类指导、不重不漏的原则，整合现有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完善新农保政策，提高被征地农民养老待遇水平；建立多方筹资机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完善被征地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相关配套措施。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新农保

2010年7月，笔者跟随课题组对湖北省黄陂、南漳、竹溪、宜都、来凤五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试点县（市、区，以下简称县）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障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①。经过调研发现，新农保试点县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情况各异，参加新农保的政策有别，在制度的运行过程中还存在较多问题，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新农保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结合湖北省新农保试点县以及全国其他试点地区的经验，笔者将对被征地农村参加新农保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一、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目前，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模式可以归纳为五类：

（一）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农民的消费支出构成是衡量农民消费结构的重要指标。在通常情况下，研究农民的各项生活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重点包括食物消费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有助于衡量农民生活现代化的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偏低，这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活动人口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1978—2000年，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有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7.7%降到49.1%。但与城市相比较，仍然较高，相应地比城市高出10.2和9.7个百分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低层次的食物、衣着消费支出在逐渐下降，由1980年到2000年下降了12.64、6.61个百分点，较高层次消费支出在逐年增长，如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分别增长了3.13、5.52、6.09个百分点。2001年以来，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而文教娱乐、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有增加的态势，其中正向变动比例最大的是交通及通讯消费所占比重。目前，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文教娱乐、交通及通讯、医疗保健所占比重分别为45.5%、5.8%、14.5%、4.4%、11.6%、9.6%、6.6%、2.1%。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在逐渐优化，生活质量也继续改善，已开始向追求生活便利、提高质量、注重健康等方向发展。

可见，农民消费结构在逐渐升级，向合理化的趋势发展。合理的农民消费结构应当是同该地区物质生产发展水平，同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以及同农民自然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消费结构。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现存问题及其成因

（一）我国农民消费结构存在的问题

近日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深入万州区对农民工外出、就业和企业用工等情况开展了专题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农民工就业形势良好，务工呈现五大亮点，但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一、农民工就业的五大亮点

（一）农民转移务工总量呈持续增势。一方面受到各级政府出台的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外出务工、创业打拼、技能谋职的意识也较强烈，务工人数呈持续上涨态势。通过12个村120户农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调查农户共有人口419人，整半劳动力325人，转移务工的有161人，较2009年最多时期的第二季度159人增1.26%。

（二）重庆市内就业的农民工快速增多。重庆的企业和工业园区为农民工实现就近就业提供了现实平台，现有企业扩产和更多入驻企业建成投产提供了更多的农民工可选岗位，农民工家门口就业前景广阔。天城镇茅谷村和双河口街道石梁村由于紧邻工业园区，村里有85%的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2月21日万州区人力资源市场举办的“送岗位，返乡民工专场招聘会”中，周家坝工业园区、卢家坝工业园区、双河口工业园区96家企业定向招聘春节期间由区外回来的农民工，为15000名本地农民工提供了相应的就业岗位。120户农户调查显示，161个农民工中有38个在乡镇域内就业，占23.6%；有32个在乡外区内就业，占19.9%；有16个在区外市内就业，占9.9%。即在市内就业人员已占农民工总数的53.4%，较上年提高了9.4个百分点。

（三）农民工就业岗位首选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白羊镇紫金村和高峰镇大寨村等反映，现在越来越多的建筑农民工辗转成都方向的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和中西部的大型道路、桥梁隧道、城建等国债投资项目，这些建设工程普遍工期长、打工效益高，是农民工目前的首选。调查中进入震灾恢复重建项目、国投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建筑农民工增加了三成以上。

（四）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也渐成农民工外出热点。分水镇郎家村、九池乡九池村和高梁镇大碑村三村调查反映，新年后村里农民工前往就业环境较好、工资待遇较高的上海、北京、山东方向的农民工增多，目前已有570人前往上述省市务工就业，比上年增加43人，增长8.4%。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加速,我市对农村土地征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日益突出。如何解决被征用土地农民的出路问题，对于打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物质基础，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值得我们认真探索和思考。**市柳南区潭西街道磨滩村通过实行集体资产股权制，在解决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上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思考。

一、失地后磨滩村的现状和问题。

(一)农民实现再就业难题。磨滩村是我市典型的城中村，农民原来基本依靠蔬菜种植获得主要家庭经济收入。随着我市铁路扩建工程的开展与河西防洪堤的修建，该村大量土地先后被征用，约占该村土地总面积的2／3。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获得了相应的土地补偿，可是土地被征用后人均耕地仅2分多，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不足一分地，所剩土地已经不能保证农民依靠农业种植获得主要家庭收入。由于大多数的农民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较低，在土地以外的其它工作岗位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40岁以上的农民尤为突出，虽然他们过去是农业生产的好手，但现在田地没有了，年龄又偏大，激烈的社会竞争难以适应，面临失业难题。大部分农民耕地失去后，希望从事非农业经营，但由于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缺乏从事二、三产业经营的技能和经验，同时投资理财的知识和能力较为有限，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很难为土地补偿金寻求有效的增值渠道。

(二)农民的社会保障缺位，抗风险能力差。土地被征用后，除了原来少数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户收入变化不明显外，磨滩村其他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因为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家庭产业转移没有得到尽快解决，收入难以保证；然而，农民消费中商品性消费比重增大，意味着相同消费量要有更多支出，生活消费就会有所增长。有的农民对今后的生活缺乏长远打算，表现出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和只能听天由命等低落情绪，有限的补偿金“坐吃山空”；由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未建立，农民们都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一旦补偿金用完了，基本生活费就没有了来源，养老保障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们今后该怎样寻求生活的出路，不少人显得焦急和无奈。

(三)农民思想不稳定，影响社会团结发展。农民们眼看着繁华的城市和现代化工厂建立在自己曾经耕种的土地上，自己却不能享受，甚至连到城市和工厂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此有的人就会心理不顺，思想不通，再加上闲得没事做，有的人法制观念变弱，社会责任感减轻，容易发生社会治安问题，对城乡社区的稳定造成不利。

二、村委会解决农民出路问题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