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益范文10篇

摘要：20世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非常突出，于是国家于20世纪末实行农村税费改革，但事实证明单纯的税费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益问题，我们应该思索导致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并找到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民收益权；家庭承包经营权；税费改革

一、我国农民收益现状

我国农村承包经营权制度在收益分配问题上，最初确立的原则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明确了农民对剩余收益的索取权，曾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自己的收入，使农民最先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但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1986年完成了撤销、改为乡镇政府的农村组织体制改革，成立了7万个有自己独立财政利益和相应税收权利的基层政府。他们都有工业化、现代化的冲动，都会参照中央政府改革前的制度经验，在占有资源和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制度安排上，必然形成“路径依赖”；二是1984年国家实行财政分级承包，使大多数乡级财政尽管不独立，但都有与上级财政的承包分成制度。1994年全国推行分税制改革，又进一步强化了各级地方财政。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虽提高了各级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但连带产生了基层机构膨胀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力汲取过多、地方财政吃紧的问题。为保证基本开支，乡镇政府必须不断增加对农民的税费征收，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农民的负担问题日益突出。

20世纪末实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税费不分、费搭税车、随意扩大征收范围、税费平均摊派的现象，简化了税费征收程序，实现了“一道税、一口清”；建立了“一事一议”制度，规范了乡村两极各种集资、义务工，确实使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减轻，得到了农民的拥护。但在现实生活中，税费改革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农民的负担虽然减轻了一些，但农民仍然没有富裕起来，种地还是不赚钱，土地依然只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不是生产工具；其次，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叫苦，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难以维持。税改前主要依靠三提五统及其摊派、收费而运转的事业，如教育、公共设施建设，在税改后收入源减少，又没有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去补缺，因此乡镇干部普遍反映经费紧张。此外，基层政府机构改革、人员精简仍做得很不够，不少地方的乡镇政府机构还是叠床架屋，吃饭拿钱的人多，干活做事的人少。为维系公共事业的运作和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开支，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又死灰复燃。因此，单纯的税费改革不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收益问题，农民的收益权得不到体现就无力对土地进行投入，也提不起种地的积极性，因此农民的收益权问题应当成为今后农地法律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二、改善我国农民收益现状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论文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论文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新年伊始，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摘要：文章指出在发展我国农村经济过程中，应加强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指导作用，指出重点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二、三产业是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提高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国家扶持政策。

关键词：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民收益

一组数字正在报端：截止2000年12月31日止，全国县级行政区域2073个(港、澳、台和市辖区、福建省金门县不含)，人口9．4多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3％。其中，竞争力最强的A级东部160个，占80％，中部30个，占15％，西部1O个，占5％；竞争力最弱的J级东部6个，占2．2％，中部30个，占11％，西部237个，占86％。又及：2073个县域中，未达温饱线的22．8％，温饱到小康的63．2％，小康到较富的13．7％，较富的0．3％，即86％的县域至今未达“三步走”的“小康线”。(见经济日报2002年1月4日第五版)这就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回顾改革开放至今的二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会议的这个基本精神巳成为我国农村和国民经济其他各行各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总原则。笔者就如何调整战略结构，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益等问题，作-‘简要阐述，以求教于同仁和专家。

一、痛下决心，实践几个有效经济理论，逐步形成良好的农业生产布局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生产布局上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要求新的良好生产布局乃是长期任务，不可一蹴而就。但必须痛下决心实践理论；抓紧时间，逐步优化。只有及时动手，方有成就。这里简述几个比较成熟的理论：

1、不平衡增长。投资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其它部门则通过外部而使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任何地区，总存在各种资源的差异和获得资源的不平等性，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的较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地区的全部资源的配置是一样的呢?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战略效应，可以牵带许多子、孙产业和部门先行开发，这种开发实际是走了一条效应优先的捷径。当然，总体上讲，不发达地区开发，一般可以搞些收敛性投资，但更应多搞发散性投资。比如，青海的一些县盛产青稞，可以放手开发青稞系列产品，这将带来许多产业，解决许多劳力就业等效应。

摘要：由于农民合作社实现了以较低的内部合作成本对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的替代，使得农民通过社区内部多领域的合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还获得了许多非经济收益，因而农民愿意支付合作成本，将合作社继续办下去。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对于外部人对农村资源的利用和价格支付是微乎其微的。只是由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太小，才导致了对显性成本(已经支付的物质成本)支付的捉襟见肘。而巨大的隐性收益(非经济收益)的获得，在支付隐性成本(机会成本)之余，也抵偿了部分显性成本支付上的不足。继续扩大隐性收益，并努力提高显性收益，才能解决合作社面临的成本支付问题。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摘要：由于农民合作社实现了以较低的内部合作成本对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的替代，使得农民通过社区内部多领域的合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还获得了许多非经济收益，因而农民愿意支付合作成本，将合作社继续办下去。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对于外部人对农村资源的利用和价格支付是微乎其微的。只是由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太小，才导致了对显性成本(已经支付的物质成本)支付的捉襟见肘。而巨大的隐性收益(非经济收益)的获得，在支付隐性成本(机会成本)之余，也抵偿了部分显性成本支付上的不足。继续扩大隐性收益，并努力提高显性收益，才能解决合作社面临的成本支付问题。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合作成本：显性与隐性；合作收益：显性与隐性；谁来支付合作成本；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社，其组织成本是极低的、农民的合作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组织与管理费用、合作社骨干们所讲的成本支付，也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成本而言的、本来应该计酬的时间和劳动，为了办合作社，都成了免费提供、通过显性收益支付显性成本、通过隐性收益补偿隐性成本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由于农民合作社实现了以较低的内部合作成本对较高的外部交易成本的替代，使得农民通过社区内部多领域的合作，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还获得了许多非经济收益，因而农民愿意支付合作成本，将合作社继续办下去。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对于外部人对农村资源的利用和价格支付是微乎其微的。只是由于显性收益(经济收益)太小，才导致了对显性成本(已经支付的物质成本)支付的捉襟见肘。而巨大的隐性收益(非经济收益)的获得，在支付隐性成本(机会成本)之余，也抵偿了部分显性成本支付上的不足。继续扩大隐性收益，并努力提高显性收益，才能解决合作社面临的成本支付问题。

关键词：合作社；交易成本；合作成本；收益分配

在新乡村建设②的历次会议上，乡建精英们对于合作成本的支付总有很大的意见分歧。这需要我们理清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存在哪些合作成本，以及通过与合作收益的比较，分析一下合作成本的收入与支付格局，并探讨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一、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

为什么要支付合作成本?由于人类的任何行为都会涉及成本问题，而合作成本无疑是由合作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为什么要合作?

我们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作出解释。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每天都在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可以有很多种类型，③但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交易，都会存在交易的费用。这种费用，通常可称之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存在，使人们寻求降低交易成本的方法。于是，合作行为就产生了。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以至于人们发现，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假设的经济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涉及到交易，涉及到交易必须发生的信息成本、契约成本、界定产权成本、维护交易秩序成本等等。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无处不在，才会产生克服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比如，面对交易成本，是选择组织一个团体进行合作，从而将交易成本内部化呢?还是不选择合作，继续支付交易成本?这时候，就有人采取了合作行动，组建了克服交易成本的组织，企业就这样诞生了。这就是制度经济学的重大发现。在合作行动的选择上，也就变成了两种成本的比较：一种是个体或团体组织与外界进行交易的成本，可称为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同类型的个体之间寻求合作，或团体组织内部维持良好合作状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可称为合作成本(也常被称为契约成本)。如果交易成本大于合作成本，人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产生合作收益；如果合作成本大于交易成本，人们的合作也就变得不划算了。

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分田到户的农民形单影只地站在市场组织(私人组织)和政府组织(公共组织)面前，既无谈判经验，也无谈判能力，从而不得不忍受高昂的交易成本，由此而凸现了农民合作的必要性。比如，面对强大的现代化市场，农民在其生产与生活资料购买、产品销售和消费过程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等问题，以至于达成交易的信息、谈判、防止假冒伪劣与维护自身权益方面的成本十分高昂，④而“争取”(毋宁说“接受”)到的交易条件对自己十分不利，所以我们看到伤农、坑农、害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农民总是此类事件的最大的受害群体。再如，面对政府征税、征地、维护自身权益和要求合理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等，同样存在单个农户无法克服的交易成本。因为政府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函数，它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了实现其双重目标，政府必然要综合考虑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对它的损益影响，尤其会考虑某些强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作为交换条件，政府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安排，往往有利于强势集团。农民要想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参与对政府的讨价还价，而这又是单个农民几乎无法承受的交易成本。⑤既然单个农户无法承受这样的交易成本，又不甘于忍受任人宰割的命运安排，合作起来就变得十分必要。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亚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显示，农民通过合作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参与能力。⑥国内现有的各个合作社，也是因为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而显出了特殊优势。这使得面临双重压榨以至于没有利润的个体生产与经销，通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从而由于成本的节约而变得有利可图。

但是，农民合作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由于合作产生的经济收益有限，而使得支付有限的合作成本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江都区农地股份合作制运作条件

江都区地处苏中地区，全区总面积1332km2，总人口10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76万人，土地面积6万hm2，辖13个建制镇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江都区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起步于1966年的土地一轮承包时期，先后在江都区郭村镇庄桥村、宜陵镇焦庄村、原宗村乡西贾村、原嘶马镇高巷村推进试点，截至当年年底全区共发展各类农场460个，其中村办农场181个，站办农场47个，厂办农场13个，家庭农场156个，股份合作农场63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达0．84万hm2。但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后，由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以及当时粮价偏低等因素，部分农场解体，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所萎缩。2004年邵伯镇渌洋湖农林综合开发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成立，标志着江都区农村土地流转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2006年年底，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56家，入股土地0．33万hm2以上，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回升到1996年的水平，近0．87万hm2。仅土地股份合作社每年以翻番的速度递增，截至2009年年底，全区遵循“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让、转包、互换、入股、租赁等流转形式，依法规范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共1．97万hm2以上，全区已有农地股份专业合作社235家，占农民家庭承包面积的43．3%，其中转让0．23万hm2、转包0．43万hm2、互换0．032万hm2、入股1．19万hm2、租赁0．094万hm2。涉及农户135641户，签订规范土地流转合同138980份，其中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235个，入股面积1．19万hm2，占流转总面积的60．1%［3］。当前，我国农地股份合作制在许多地区不断发展和完善，但基于各种客观因素，部分地区土地股份合作发展仍不成熟，单凭行政力量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发展是不可取的。以下是对江都区经济发展不同梯度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运作情况的简要分析，说明农地股份合作制的适用条件。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是诱致农地经营制度创新的根本江都区仙女镇地理位置优越，近邻城区，京沪高速公路穿镇而过，深受城区经济辐射影响，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开放型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仙女镇为了不断满足企业用地和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的双重需要，由镇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农民共同参股投资，统一修建标准厂房和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成长型小企业的发展提供基地载体。相对于国家农地征用须先征用为国家所有再上市的做法而言，这种做法不仅节省了行政成本，也为灵活处置土地用途留下了政策空间，有效实现了农民土地使用权者的基本权益，而交易费用的降低及生产成本的减少诱致了企业主体争相租用土地，这一隐性互惠制度既为企业、农民主体双方带来了利益共享和合作剩余。土地股份合作制就是基于合作后能够给多方主体共同产生效益最大化，从而共同分享合作剩余，也为政府引导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制度范式。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利益主体有农民、集体组织、企业及地方政府。农民通过农地非农化，除直接分享到土地增值收益外，既可以在当地充分就业、创业，又可以毫无牵挂地在外务工，增加收入;企业不仅节省了征用土地成本，而且有廉价、充足的当地劳力资源，为提高经营效益提供了人力、物力基础;政府减少了与分散的农户进行谈判的成本，缩短了征地流程，提高了行政效率，不断促进地方经济良性发展。基于3个主体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一致需求，达成了多元主体的利益均衡发展。纯农业种植经营的农地股份合作化是寻求改变种植方式的有效选择江都区东北部村镇农地股份合作制发展的困惑江都区小纪镇、武坚镇、樊川镇第一产业的产值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比较高，农民以地为本、以农为业的思想根深蒂固，农业种植成为农民生活保障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引导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力量。江都区分别在小纪镇、武坚镇开展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试点中将分散在各个小组的地势较低、种粮效益较低的荒滩进行分组，按人落实股权，另将一直由村经营的滩地作为集体股，建立了股份合作社，实行统一竞价发包种植水产品，收益分配上原属各小组的滩地发包收入全部返还农户;原属村经营的滩地发包收入的30%用于农户分配，20%用于合作社积累，50%用于村委会补贴办公费。从这2个村镇的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实践进程看，推动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撂荒、农民外出务工等，而通过土地外部利润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因素并不明显，而且土地股份经营项目不具有明显的特色和效益。从分散种植到规模经营的农地股份合作效益江都区的部分村镇农业生产占据着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农民依靠农业种植这一渠道实现增收依然很重要。在这些工业带动力不强的村镇，农村土地收益不明显，通过土地股份合作，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进行规模种植经营，如果市场行情好、没有遭遇自然灾害的能实现较好效益，如果受某些因素影响，导致种植情况、市场行情都不好，则农业规模经营可能会有所损失，农民利益得不到较好的实现，则农地股份合作制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条件。

江都区土地股份合作的利益机制

当前，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已成为许多地区探索农地经营新方式的一种最有效的制度选择，这种自下而上的农村基层制度创新，逐渐为政府、社会所重视。以江都区为例，虽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第一产业占主导的村镇也有所发展，但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还是在江都郊区村镇，这些村镇工业化发展速度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民就地转移就业、创业机会较多，农民素质相对较高，这些因素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其中又以工业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为主［4］。由于现行征地制度不完善，补偿标准不合理，农民对土地征用补偿预期与实际所得相差甚远，利益差别直接推动了农民要求分享工业化发展成果和土地增值收益。因此，外部利润的存在，是推进农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动力根源。江都区真武镇真北村将集体农业对外发包的53．3hm2以上的土地承包金由原来的2700元/hm2提高到4500元/hm2，并全额返还给原承包户，这才增加了农民参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积极性。农地股份合作之所以不断发展，有其潜在的利益驱动，主要是规模收益和农地非农化潜在收益等。一些村镇通过集中农村集体土地，统一开发经营，尤其对耕地进行适度规模种植，发展现代高效农业，从而获取规模效益，促进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收入增加。然而，土地资源禀赋差异、土地增值潜力、城镇化波及程度等因素对土地股份合作发展的影响更大，农地转为建设用地后获取的高于农地租赁价格的部分收益是土地股份合作制重要收益来源，因现行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不尽合理，农民、集体、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处于非均衡状态，农民要求充分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愿望及潜在收益的存在直接触发着土地经营制度创新。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坚持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前提下，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经营，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参股要素有土地使用权、资金、技术、集体投入等，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只要农民愿意加入土地股份合作社，就可以成为合作社的股东之一。按照江都区合作社章程，只要是加入到合作社里的社员都有权按照份额享受应得的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既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即不侵犯农民土地使用权利，又能通过制度保障合理获得土地收益分红的权益共享机制，是取得农民一致同意的关键所在。

江都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局限性

农地股份合作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农民对其承包的农地只享有经营、收益、流转等权利，缺乏具有实质性产权的处置权。产权残缺对股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农地股权的稳定性。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现象仍然存在，致使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没有足够的信心，担心自己承包的土地流转后，防止因农地权属不清而产生矛盾纠纷。因此，土地产权不稳定导致土地流转不规范，可能造成农民土地使用权入股后权益有所丧失。另外，由于经济发展对土地流转的需求逐步增强，土地流转形式也呈现多样化，甚至出现难以管理的局面，这对我国土地产权体系的法制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如果不及时规范农地流转方式，可能对我国农地制度的长远安排产生深刻的影响［5］。二是影响股权保障功能。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民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虽然农民可以在合作社里务工，挣取工资，获取土地股权收益分红，但是农民对自己土地失去了直接支配权，实质上是将土地物质权利货币化后的一种股权收益。股权的稳定性深受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状况影响，合作社运行得好，农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一旦发生亏损，农民既得不到分红，加之农地产权不完整，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已作为股权加入到合作社中去，农民想收回自己的承包地是相当困难的。农地股份合作制为实现多元主体利益目标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平台，促进了农民增收。但是农地股份合作制运行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用土地股份合作制。其一，效益是土地股份合作的根本。运作土地股份合作主要有2种目的，一是进行规模种植，实现规模效益;二是进行二三产业开发经营，获取建设用地的土地增值收益和经营效益。比较这2种方式，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更能有效推动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发展，依靠纯农业种植的方式所取得的收益并不能满足合作制发展的有效需求。如果土地没有更高的利润收益，股份合作社运作就会面临困难，即便建立起来以后，如果仍然从事低水平的农业种植经营，土地的经济效益不高，股民很难通过合作社实现增收，合作社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其二，制度成本制约土地股份合作发展。对照江都区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等可以看出，组建、成立、运作、收益分配等环节有着很强的专业程序和运行机制。例如，在股权设置上，对土地股的折算、资金技术股的标准及其他股权的衡量都很难准确规定，对股权分配也很难科学设置。合作社机构组成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对组织机构顺利运行有一定的影响。另外，股权收益分配程序比较复杂，加入或退出合作社的成员，其股权收益分配及决算等方面更复杂。许多地区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在股份设置中包含集体股和个人股、资金股和技术股等名目不一的股份，各地因地区特点设置股份的程序、种类和原则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土地股份合作制所追求的多重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运行成本很高的问题。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建立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自愿的基础上，不得强制要求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村土地承包法》也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的基础是土地使用权，农民将土地作为股份参与土地股份经营，一般情况下是集体统一规划经营，或者由集体统一用于项目开发，由于其不具有分割性，难以恢复原状，农民要收回其土地，该怎么分割?如果不要求收回土地，那么土地财产到底该怎么核算?这是一个难题。因此，土地股份合作社的退社自由其实并不自由，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土地股份合作社类似于股份合作制企业，但是许多土地合作社不具备企业独立法人资格，法律和政府对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性质没有明确的规定，定位也很模糊，股份合作社既体现出了企业经营行为，又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法人登记也很困难，工商部门认为其不符合企业法人资格而不予登记，民政部门认为其具有经营行为，不符合社团要求，也不好登记，目前已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了明确规定，但是并没有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纳入到合作社范畴，致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无法可依，不受法律政策保护和扶持［6］。因此，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土地股份合作的发展方向比较模糊，运行环境也不完善。

摘要：本文认为，土地承包权实际上是农民获得的一种实物期权（realoptions）。按照实物期权的定价原理，本文给出一种征地的货币补偿标准；同时使用期权定价的“复制”思想，提出混合补偿的方式。这将为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提供新的改革思路，不仅可以在土地征用中起到保护农民利益的作用，还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城市化发展。

关键词：实物期权土地征用征地补偿

一、引言

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必然使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化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只有一种方式，即“征地-补偿-批租”（周其仁，2001）。这种国家垄断形式的征地方式存在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有政府征地范围过宽、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失地农民的安置难以落实、征地程序不合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对失地农民补偿标准过低是核心问题。正是补偿标准过低，失地的农民安置才成为一个问题；正是补偿标准过低，使得各利益群体希望通过土地来获取利益。在他们的压力下，政府征地的范围一宽再宽，征地程序也就乱上加乱。因此，我们认为解决土地征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关节是要解决如何向失地农民公平合理地提供补偿。可应该从怎样的标准出发来论证农民得到的补偿是不合理的，又应该用怎样的补偿办法才能既符合现有土地制度又不侵害农民的利益。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下，农地的所有权归社区集体所有，农户以联产承包的形式享有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政府征用土地实际上是用征地补偿来和农户拥有的土地承包权做交易。在把承包权看作是农户所有的一种实物期权的基础上，可以很方便的用实物期权的性质和定价方式来讨论农地征用补偿标准问题。本文第二节叙述我国现有农地征用补偿政策；第三节引入实物期权的定价理论；第四节利用的实物期权工具给出合理的农地征用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

二、我国现行的农地征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