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范文10篇

一、农民市民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1.什么是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就是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二是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逐渐融入城市并不断被城市生活文明所同化，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生活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

2.农民市民化的主要途径

主要有三种方式：通过农民工进城、通过进入乡镇企业转变为市民、通过城市扩张使城市郊区的土地征用而转为市民。

3.农民市民化的必要性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及“中国路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针对制约性因素的建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源于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转移理论、“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转变为市民的现象和过程、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出现了分层、农民工市民化包含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制度性制约因素、农民工人力资本制约因素、农民工社会资本制约因素、认同归属因素、进行制度创新、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质量、增强认同归属感等，具体请详见。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及“中国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命题源于发展经济学的人口转移理论。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人口城乡转移时，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的概念。在西方国家，农村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化二者是同步进行的。而在中国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下，城乡人口转移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了农民向市民的职业、地域和身份的同步彻底转移，而是经历了从农民到农民工，然后再由农民工到市民的“中国路径”［1］。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离农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克服各种障碍最终转变为市民的现象和过程。刘传江教授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至少包括农民工在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层面上的转变，即农民工职业由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转变为正规就业的产业工人，社会身份由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民工自身素质提高，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城市化。

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出现了分层，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了主要组成部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群体素质、外出动因、预期与满意度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留城意愿和留城能力是测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两大关键因素［2］。从现阶段来看，新一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要力量，要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主要是促进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

摘要：统筹城乡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找到一条正确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中的关键课题。九龙坡区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以产业发展为依托，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础，在农民市民化的试点中闯出了一条以“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陶家模式”，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统筹城乡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统筹城乡；农民市民化；政策效益

农民市民化过程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在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将这些障碍纳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来考察，它的作用和使命逐渐在今天得到认识上的深化。同样，破除这些政策上的障碍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共繁荣的必然选择。九龙坡区作为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示范区，在农民市民化的政策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基本经验。

一、农民市民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1.什么是农民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的实质就是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现为农村人口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二是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逐渐融入城市并不断被城市生活文明所同化，逐渐缩小乃至消除城乡生活差别，实现城乡融合的过程。

东宝区“经营城郊、兴工强区”自2001年实施以来，依托城郊村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全力以赴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城郊村经济飞速发展，城郊村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业用地逐步扩大，致使部分农民失去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笔者围绕子陵铺镇新桥村，就城郊村城市化、失地农民向市民转化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推进城郊村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必然性

以区委、区政府确定的26个城郊村之一子陵铺镇新桥村为例，子陵铺镇新桥村位于荆门城区北郊，属城市总体规划区。全村总人口2950人，总户数971户，地域面积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530亩。区位优越，交通十分便利，焦枝铁路、长荆铁路、207国道、襄荆高速公路纵横境内。辖区内石膏矿产资源富集、人文底蕴丰厚。工业基础比较坚实，为子陵铺镇工业大村，全村现有企业近20家，从事个体经营达100多户农户。2004年以来，随着该村招商引资力度加大，大型建设项目增加（2005年以来有6个引资项目，如玖源精钙、凯龙纳米、荆铸水暖等），长荆铁路、襄荆高速公路等相继建成通车，共占用耕地400多亩，比二轮承包面积减少21%，大约100户农户近300人轮为无地农民，占总户数的10%，如果按照此发展速度（不考城市扩充）进行不完全测算，5年后将会有350户农户近1050人轮为无地农民，占总户数的38%。加之在区委、区政府的争取下，市委、市政府将子陵铺镇纳入了城市总体规划区和荆门市整体编制的建材工业园区，并写入了市十一五规划，有可能失地农民会更多。为解决城郊村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加快失地农民奔小康的步伐，让失地农民安居乐业，确保社会稳定。为此，推进城郊村城市化、失地农民市民化势在必行。

二、推进城郊村失地农民市民化几处瓶颈

（一）劳动就业难问题：1、就业竞争激烈，由于“城中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相应对劳动条件、报酬的要求较高，而目前，嘉善县有10万余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劳动力，这些外来民工对工资要求低，能吃苦耐劳，深受企业主的欢迎，他们在为本地经济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给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一定压力。2、劳动技能、素质较低。惠民镇土地被征用的1036名女性劳动力中，有90%文化程度在初中或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低导致劳动技能低，他们很难进入较高的产业层次，很难成为日益发展的新兴产业的合格员工。从目前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中、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将越来越困难。3、就业观念陈旧，就业渠道单一。农村承包制实施以来，农民习惯劳作时间自由支配，与现代企业的严格管理和作息不相适应，对工作的工种既要求适合自己低素质的实际，又怕吃苦丢面子。就业目光大多停留在工勤杂员等清闲岗位，对进一步学习技能招考就业没有信心和兴趣。失地群众对生活出路的后顾之忧普遍存在，已就业的怕下岗，工作无着落的等政府能给予就业安置。

（二）社会保障难问题：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险等方面的制度差别很大，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残缺不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占失地农民总数的三分之一，即使在这三分之一里，他们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也得不到充分保障，居民、农民两种制度的对接难，是阻碍农民市民化的根本问题。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大多数农民缺乏投资理财意识，对土地征用补偿费如何用于养老、医疗保障缺乏长远的考虑，大多会在几年内很快用完，今后的生活没有了着落，给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隐患，而且，许多失地妇女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就业的风险很大。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需要，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本钱，从而提升其在城镇静居的能力和意愿。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而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进生活的劳动者。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0亿人，其中离开本乡镇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1．45亿人；外出农民工占城镇人口的23．4%，为我国46．6%的城镇化率贡献了10．9个百分点。促进这一只在统计意义上为城镇人口的群体能够真正融进城市社会，是“十二五”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进步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核心任务。

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获得与城市原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历史表明，进城农民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但分离方式与我国不同。以巴西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表现为进城农民居住地域为城市，且逐步享有城市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但缺乏相应的城镇就业机会和岗位；埃及开罗大量“城市乡民”的存在，表明非洲城市化也存在类似现象。我国的“农民工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乡民”形成了从字面到内涵上的对照，表现为职业非农化而难以在城市定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在进进城市实现职业身份转变的基础上，实现居住地域、生活方式及行为模式转变的过程，即实现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双转变。

在我国，农民工实现社会身份的转换有两种途径：一是将其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二是无论其为何种户口而给予其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劳动就业、子女义务教育、计划生养、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补助等待遇，也就是使这些由城市原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覆盖于农民工。“十二五”时期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应是两者同时推进，但重点在于后者。这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是城乡户口各有其所附带的权利（农业户口附带着土地权利及计划生养权利），当两者利益比较差异较小时，城镇户口吸引力不大，小城镇户口对于农民的吸引力以及城市户口对于近郊农民的吸引力就均在下降；其二是城乡户口附带福利之间差异过大时，城市户口短期内难以完全放开，放开也不得不收回，如郑州市的户籍改革。两种情况都不利于农民工进城生活。因此，在继续向建立城乡同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户籍制度改革方向努力的同时，“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在于综合考虑资源分配的可能性、农民工进城定居的需要，使农民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定居的制度本钱，从而提升其在城镇静居的能力和意愿。目前依附于我国城镇户籍上的福利或公共服务包括就业扶持政策、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补贴）、公共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可以理解为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设计，纠正这些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使农民工得以享有这些公共服务的过程。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路

（一）因群分类地将公共服务延伸于农民工

区委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作出了全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实现"两个率先"的决定，制定了我区力争"两个率先"的时间表，沿江街道作为全区的经济重镇，要在"两个率先"的征程中，争做企业创新的先行街道、xx北大门建设的示范街道、"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特色街道。

沿江街道地处长江之滨，位于南京长江大桥以北1公里处，东邻长江，西与盘城镇接壤，南连泰山街道，北靠南京钢铁集团，总面积约30.9平方公里，人口约5万人，下辖五个村、二个居委会，农业人口8754人。辖区内有南京xx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京大学xx校区、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等大单位。104、宁连、宁扬公路在辖区内交汇而过，交通十分便捷。2002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5759万元，完成工商税收40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4600元。

新的xx区成立以后，区委、区政府把沿江街道作为江北主城区的一部分来建设。沿江街道为呼应新市区建设，在着力加大城市化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农民市民化步伐，响亮地提出"建设城市化的新沿江，培育市民化的沿江人"，并在六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

一、以加速推进城市化建设为手段，加快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移步伐

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市民转移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而要农民脱离土地，洗脚进城的最快方法就是加快建设发展步伐，走征地带动之路。

多年来，随着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大xx校区、南钢等大单位的建设发展，已经使一批农民通过征地带动转变成城市居民。随着江北新市区和沿江大开发速度的加快，沿江街道再一次成为开发的热土。截止到8月初，先后有浦东房地产征下大外江3500亩土地建设威尼斯水城；京新、复兴4500亩被苏宁公司摘牌，用于房地产开发，同时苏宁公司还拿下了航海仪器二厂以南的170亩和复兴七组复兴路以北的160亩土地；金飞成集团联通公司的160亩土地、农科所30亩土地均被摘牌。另外，浦江学院征地手续已完成，已进入拆迁补偿程序，这一系列的土地开发将一次性让4516名农业人口转移为城市市民。

[内容提要]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摘要：统筹城乡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一个新的历史课题，如何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找到一条正确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践中的关键课题。九龙坡区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以产业发展为依托，以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为突破口，以提供社会保障为基础，在农民市民化的试点中闯出了一条以“承包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陶家模式”，为其他类似地区的统筹城乡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统筹城乡；农民市民化；政策效益

Abstract：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isahistoricaltaskwithguideofthescientificviewofdevelopment，whichisakeyproblemtofindawaytobalancetheurbanandruraldevelopment.ThesuccessfulexperincesfromJiulongpo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experimentalzonecanbeexamplestoreralizethehistoricaltask，which，regardedasinstitutionalinnovation，iscalledTaojiamodel，canbeconcludedasbelow：thefarmers’urbansocialsecuritycanbeexchangedwiththeirruralcontractedland，andthefarmers’urbanhousingcanbeexchangedwiththeirruralhousesiteswhentheytransformedintourbaninhabitantsfromcountryside.

Keywords：overallurbanandruraldevelopment；farmers''''transformationintourbaninhabitants；policyeffect

农民市民化过程是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在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的障碍，将这些障碍纳入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来考察，它的作用和使命逐渐在今天得到认识上的深化。同样，破除这些政策上的障碍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共繁荣的必然选择。九龙坡区作为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示范区，在农民市民化的政策中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基本经验。

一、农民市民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内容提要]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

[内容提要]农民市民化这一概念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学内涵，目前，无论是从时代背景、政策诉求还是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来看，全面开展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已极为必要。这种研究的基本进路多种多样，而其中又有一些基本问题和难点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关键词]市民化/新型现代性/研究主题/市民化模式

农民可能是对人类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一个阶级，农民一词也可能是学术史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话语。在目前社会转型加速的历史场景下，八九亿中国小农正走向其历史的终结点，强调这一研究主题，记录这一历程并升华至理论层面，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实现市民化的历史性规则，可能会成为社会学中国学派在世界社会学舞台上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农民市民化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一）农民与市民——相互依存的两个概念

关于何谓农民的讨论，其历史可能与农民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西方对农民概念的界定就曾出现过长期的历史性分歧。如早期的古典主义者把农民看作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的农民直到当代农场主，但不包括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他们视农民为“理性的小农”、“便士资本家”。而另一派则坚持新民粹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把“农民”看作宗法社会或农业社会里的所有居民，但又不包括诸如发达国家的农场主这样的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其代表就是美国农民学家丹？索尼提出的“农民社会”的五个标准。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将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一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英国的R？希尔顿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就曾以此为据提出了农民概念界定的七个标准（注：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人民出版社，2000，P1～20.）。黄宗智把这三种观点归于三种不同的研究传统即形式主义传统、实体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而黄氏自己则认为解放前的中国小农是三种身份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也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注：[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中华书局，2000，P1～30.）。这些观点对中国的传统农民尤其是小农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新政治彻底改造了旧政治的基础，完全按现代的政治与行政原则来组织乡村社会”（注：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P153.），因此，对目前中国小农的概念内涵要结合当前的基本国情加以分析。《辞海》把农民界定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它仅是从职业来界定农民的内涵，这又大大缩小了目前中国农民的内涵与外延。因此，我们以为，当前的农民可以认为是追求利益者（在非农产业与就业上）与维持生计者（在农业生产上）的统一体。在内涵上，它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称的、历史性的社会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