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负担范文10篇

有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自1990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专门颁发了10余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各地纷纷清理、取消了多种涉农乱收费项目，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但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沒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有农业劳动生产率低、财政包干资金不足、政策出台不配套、形式主义、部门利益恶性膨胀等。

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农民负担问题绝不只是减轻农民几十元钱和精简几个基层干部、合并几个乡镇的事情，而是一项触及到上层建筑的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又一次革命，不仅要减轻农民负担，同时还要确保基层政权的运转，保证农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一项牵涉到县乡机构乃至村机构的调整与改革、需要高度重视的事情。农民负担这个按下的葫芦浮起的瓢，单纯采用剜肉补疮单一式的办法已很难有效地加以解决了，对于这一社会问题，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综合治理措施。

减轻农民负担首先要促进经济发展，确保农民增收。发展才是硬道理，农民负担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发展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就是最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为群众办更多的实事、办更多的好事，方便群众、服务群众、造福群众。只要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只有如此，农民负担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减轻。

减轻农民负担就是要加强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要变管理为服务，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的服务职能不是减弱了。市场经济要求为农民提供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这就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由过去单纯的行政手段直接调控转向运用经济和法律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间接调控，在市场预测、市场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调控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等方面加强政府职能，为市场机制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全方位的服务，以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适应市场，避免农民种啥没商量，“多了砍，少了赶”伤农现象的发生，减少“政府发烧，农民埋单”问题，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各级政府部门要把精力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来，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等宏观经济管理上，尽快转变工作职能，规范操作规程，依法行政，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决不插手，将基层干部从一些干不好、干不了，也不须干的繁杂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制定规划、政策服务、解决纠纷上，投入为做到凡是市场能办到的决不代劳，凡是市场失灵的也绝不退缩，适应国际大农业生产的激烈竞争，规避市场运作风险，帮助农民把方方面面的政策搞清楚，把生产、销售等环节的信息收集起来，使农民群众比较快地适应市场。在信息、科技等方面给农村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减少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行政干预及达标升级检查活动，尊重客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化解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分散经营、规模小、缺乏沟通等缺点，优化配置农业生产资料，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简单地精简基层干部、机构就能解决得了的。

减轻农民负担关键在于减少部门利益。所有伸向农民口袋的之手，都戴有“为人民服务”的光环，都可以找出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头税轻（农业税），二税重（三提五统），三税四税（乱收费、乱罚款）是个无底洞。”减轻农民负担，关键是要坚决斩断这些胡乱伸向农民口袋之手，同时还要保障为农服务职能不被弱化。减少部门利益在于减少农村各部门乱收费现象，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一大障碍，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予以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政策办事，否则，教育垄断及乱收费问题必将给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强为农服务单位建设。减轻农民负担并不是要消弱为农服务单位职能，目前一些地方农技部门经营投入不足，将农技部门推入市场经济进行断奶，令其自谋生路，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农技服务体系出现网破、人散、线断等问题，反过来阻滞了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负担。

国家管制，本文特指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具体制度形式向农村基层社会下达的指令性计划、任务或指标。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这些计划、任务或指标都是必须不打折扣地完成的硬性命令。目前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公粮征收、9年义务教育等具体领域。客观上，国家管制所造成的特殊政治治理结构为农民负担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负担的实际状况。国家管制不仅使政府通过不平等的制度安排提取了农业剩余，而且基层政府为解决自身财政严重不足的困境，往往在实施管制过程中巧立名目，向农村重复收费或安排种种不合理的摊派。如此一来，农民负担沉重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首先，对于当今农民来说，感受最直接、最深刻的国家管制是计划生育。国家的计划生育管制措施需要巨大的管制成本。对于国家来说，这种管制成本一般表现在管制机构设置、人力、物力等方面；而对于被管制的农民来说，管制成本则主要表现为计划生育统筹费、以各种名目设立的检查费用等等。在一些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地方政府乱收费的正当工具，成为农民负担沉重的一个重要根源。笔者在山东农村做实地调查时看到，当地政府以计划生育检查的名义向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具体情况如下：第一，计划生育工作检查。主要是对村里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每次计划生育检查上面来人很多，如果赶到吃饭的时间，村里还要破费请吃饭。该项检查每年少则10多次，多则20多次。第二，育龄妇女定期检查。这是一种强制性的例行检查，一般1年至少要检查4次，每次交检查费5元，一位育龄妇女1年至少要交给计生办20元钱。而且，许多已经做了结扎手术的育龄妇女也不例外。其实这项检查费用是重复收费，因为在每年的“五统”之中，已经包含了计划生育检查费用了。而且，1年之内检查4次也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之所以频繁检查，主要目的还是看准了那笔数目不菲的检查费。计划生育工作不是在执行国家的基本政策，而是变成了地方政府的生财之道了。第三，怀孕妇女定期检查。凡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生育，首先必须到镇里的计生办领取生育证，并交纳体检费60元，这样，怀孕妇女在例行体检时就可以不再交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笔早先上交的费用早已被挪为它用，医院根本得不到一分钱。怀孕妇女到医院检查时还是要照常交费，在怀孕期间，一般要做3―5次检查，每次为15元，又是一次重复收费。

其次是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这种管制首先表现在公粮征收问题上。现行的公粮征收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管制，在此管制下，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粮食。国家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直对农民实行强制性的收购政策，即使在粮食收购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对于粮食市场一直保持较强的行政干预。对粮食价格的严加管制，使得粮食难以真正走向市场，农民也就在这种管制中为国家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长期以来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农村征收制度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据统计，在1979――1994年的16年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手中取走了大约15000亿元收入，除去同期农业税收总额1755亿元，抵消各项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通过农村税费制度提取农业剩余12986亿元。

同时，按照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当经济运行出现困难时，政府往往通过政策倾斜措施，采取价格、财政、金融等调节手段，优先保证工业发展和城市需求。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下，农业一般也要作出一定的牺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大批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城市居民的收入相对减少。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农产品价格下降，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基本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却为此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根据陆学艺的推算，1996年，大米、小麦、玉米3种农产品的平均价格是1．035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为10355亿元。1999年，上述3种农产品价格是0．7075元／斤，农民粮食所得是7075亿元，比1996年减少3284亿元。如果把其他的农产品也粗算在内，1999年与1996年相比，农业收人要减少4000亿元。20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获得的收入比起1996年来减少4000亿元以上。从1997到2000的4年中，农民收入减少16000亿元以上，这些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控中付出的贡献。

再次，国家在农村推行的一些公益性事业。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但对农村孩子来说，所谓义务教育只是一个梦想。国家法律只规定了农村学龄儿童的这项权利，却没有规定谁来支付这笔办义务教育的经费，政府也没有为这项法律规定提供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必须在教育经费问题上想方设法，最终还得由乡村筹措。在乡镇政府的强制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民必须为诸如校舍修建、基本教学设施、教师工资等承担全部费用。一些小学为解决经费严重短缺问题，常常对小学生收取一些不合理的费用。许多农村孩子因无力承担过多的费用而辍学。从这方面来看，在农村地区，所谓9年义务教育也就间接地变成了一项很严重的农民负担。曹锦清在中原地区做社会调查时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中央把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的重任全部推给乡镇政府，这在工商经济发达的沿海乡村，问题不大。但在内地依然是一个以低效农业为主的地区，工商业极不发达。全乡中小学教师的吃饭问题，就占去一级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光这项负担就把乡政府压得喘不过气来。教师的工资，只是办教育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校舍，教学设备，办公经费等等，都要花钱。这笔钱从哪里来？！就是把乡财政的全部收入都用到教育这块都还不够呢。”上面制定一个法是很容易的，也可以制定得很理想，很好看，但制定法的部门并不出钱。出钱落实的是乡与村，归根结底是农户。一方面叫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又加重农民负担，弄得我们工作很难办。”因此，在现行教育制度下，乡镇政府和农民群众承担了发展农村9年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然而，乡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拨款几乎全部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可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几乎全部是由农民负担的。

最后，基层政府的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一般强调政府应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这种积极行政往往以管制的方式而不是市场化的方式作用于农村，形成所谓“逼民致富”的现象。这与我们现行的政绩考评体制有关。长期以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物质至上、经济至上等观念，考察提拔政府主管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看他的政绩水平。为此，一些地方政府就大做官样文章，紧盯着GDP不放，层层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也不考虑市场需求状况，强行上马一些项目。在资金不足或根本没有资金的情况下，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开展项目建设，就动用各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在资金问题上东借西凑，或者以地方群众共同利益的名义强行向农民进行摊派。根据经济规律，一个项目建设从投入到产出到取得效益需要一定的周期，有的周期还比较长。一个地方基层主管干部的任期一般是3年，这些主管干部往往在自己的任期还没有到期就另有高就，他一手上马的这些项目也就处于无人问津的困境。长期一往，在基层，这种政绩至上的做法积累了大量的债务，造成了人为的农民负担。

近几年来，农民负担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把政府及其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税收、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之为农民负担。进一步说，“农民负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负担是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的农民负担，即指农民除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以外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劳务以及其它费用，此类负担为限额内负担，或叫显性负担，限额内负担的收取符合现行国家政策规定，是合理合法的。而广义的农民负担则一般是指包含税金、提留外向农民的各类行政性收费、集资和摊派等。它包括税收负担、价格负担和社会负担等多个方面。此类负担称为限额外负担，或叫隐性负担，隐性负担随机性强、弹性大、涉及面广、负担率高，是当前农民负担的重心所在。

一、农民负担的表现与原因

当前农民负担居高不下，主要表现在：1、以各种形式变相提高规定限额，如一些乡、镇不按《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规定提取比例，有的乡、镇为多收取乡村提留款，虚报上年增收水平，人为提高人均收入指标；2、农民负担费用管理混乱、名目繁多。如有各种优抚费、民兵训练费、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等，以教育费为例，有的乡、镇除向农民收取教育经费外，学校还得向学生收取学费、勤工俭学费、练习册费、辅导费等。3、村提留中非生产性开支过大，公积金名存实亡。比如报刊杂志硬性摊派，招待费过高。4、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有禁不止，比如一些地方农村自订“土政策”，“罚”字开路，以罚代法，以罚代政策，以罚代替工的现象十分严重。

农民负担增高，其主要原因是：

1、法制观念淡薄。在目前涉及农民负担的相关法律、条例、管理办法中是《宪法》第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农民来讲，主要有农业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农业法》第十六条规定“农民依法缴纳税款，依法缴纳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费，依法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农民对超出法律范围的任何收费及摊派都有权拒绝。《农民承担费用的劳务管理条例》更是明确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组织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筹费，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但在农村少数领导干部不懂法，更有甚者“知法犯法”，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超范围向农民征收额外的费用，在广大农民中不知道国家曾对农民负担作过具体规定的更是大有人在，不能、不敢、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给少数胆大妄为者以可乘之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全面推进，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进一步强化，农民负担重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民负担已得到明显减轻。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也由重点“治重”、“治乱”转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有效防止反弹的新阶段。但是，当前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干部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放松了对农民负担的监管；有的地方巧立名目乱收费、乱罚款以及各种集资、摊派现象有所抬头；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征地和安置补偿过程中，损害农民权益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为切实做好当前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不断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澄清和消除各种模糊认识及盲目乐观情绪，准确把握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总体要求，强化监管措施，加强制度建设，努力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标本兼治。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加大治本工作力度，逐步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又要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控制农民负担增加。二是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中，既要引导农民对直接受益的项目出资出劳，把国家投入与农民投工投劳有机结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又要防止超越农民承受能力，违背农民意愿，加重农民负担。三是坚持推进基层民主。通过逐步规范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强化民主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四是坚持预防与查处相结合。要加强教育，着力构筑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思想和工作防线，坚决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二、进一步明确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重点

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要继续坚持以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为中心，适时调整监督管理工作范围。当前，要重点做好五方面的监管工作：一是规范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管理，加强对涉及农民负担文件出台、项目公示的审核。二是加强对农业生产性费用和村集体收费的监管。对农民反应强烈的农业灌溉水费电费、排涝排渍收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等实行重点监管。同时，要将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承包土地、“册外地”、草地等方面的不合理收费纳入监管范围。三是强化对村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要纠正违背农民意愿、超范围超标准向农民筹资筹劳和强行以资代劳等问题，防止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变成加重农民负担的新口子。同时，加强对筹集的资金、劳务和专项补助资金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四是开展对向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乱收费乱摊派等问题的监管，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五是做好对农民补贴补偿和对村级财政性补助资金的监管，并将农民反应强烈的征地补偿等涉及农民权益的问题纳入监管范围。

说到底还是要靠发展农村经济，各位领导、同志们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今后的工作中，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维护和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效益，为实现“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切实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奋斗。

依照党风廉政建设分工责任制的要求，遵照县委发31号文件精神。局具体牵头承办全县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一年来，县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采取依靠群众、协调各方、健全制度、加强监管等措施，收到明显效果。全县农民人均负担由年的45元降至今年的42元，全县减负237万元。今年接待和处置农民负担案件2起，4批次，50多人次。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上访量继续下降，农民群众的满意度继续上升，全年无特大和恶性事件发生。现将今年减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

实行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度和“一票否决”制，全面推行农业税收和涉农价格、收费的公示制”进一步明确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由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责任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氛围。

二实行分工负责。

v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关于开展午季农民负担监管检查工作的通知》文件下发后，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于7月2日召开专题会议安排布置自查工作，现将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制度执行情况：今年以来乡党委、政府领导高度农民负担监管工作，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李庆奎同志为第一组长，乡长张发品同志为组长，副乡长陈谷刚同志为副组长，吸收财政、农办、司法、民政、土地等部门领导参加乡农民负担的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并应发了《乡2012年农民负担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义政【2012】8号文件，要求各村、乡直有关单位抓好落实，明确了涉农收费部门的责任，建立健全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涉农收费部门的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联络联系制度，工作报告制度，与此同时，乡里成立了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负责农民负担日常监管工作，并明确每年开展农民负担检查2次。

二、中央和省市各项惠农政策落实情况。乡财政对村级的专项补助资金拨付和使用规范；粮食补贴、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等政策落实完全到位，无截留、挪用和克扣，无代领、抵扣各类集资款和其他款项情况；农村低保、库区移民、倒房重建、对象等都符合条件，程序规范。

三、涉农收费政策落实情况。涉农收费“公示制”、村级报刊订阅“限额制”落实到位；没有向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取任何费用；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路建设、计划生育、农民建房、治安户籍管理、婚姻登记、农村法律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机监理等方面的收费都严格按政策执行。

四、一事一议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1、村民筹资筹劳符合规定的原则、范围、对象、程序和标准；2、坚持群众自愿，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真实记录、村民或村民代表真实签字、筹资凭据齐全、规范、完整，实行了档案化管理；3、坚持了公开透明原则，公开公示制度落实到位；4、“一事一议”资金收缴、管理及使用符合财务规定，奖补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进行了及时、规范，不存在虚报冒领、截留、挤占和挪用资金现象。

五、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情况：农民土地征用、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项工作规范运作，没有违背农民意愿；征地补偿款、土地流转资金都能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

第一条为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省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规定》的贯彻实施，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农民，是指户籍为农业户口的公民。

第四条本办法所称农民负担是指农民缴纳税金、完成国家农产品定购任务和依照第一条所列法律、法规应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劳务以及依照法定程序批准的费用。除此以外，要求农民无偿提供任何财力、物力和劳务的，均为非法行为，农民有权拒绝、举报。

第五条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乡人民政府负责本乡（镇）的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日常监督管理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条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涉及农民负担的收费、集资、罚款、设立基金、募捐、摊派等情况进行检查。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协助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贯彻实施本办法。

农民负担过重，收入增长缓慢，绝大多数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占农村住户总数的77.5%），人均纯收入实际上处于负减长。这说明，减轻农民负担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开放性课题。本文试图以同志的“5·31”讲话为研究路径，从“制度性障碍”角度入手，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进行讨论。

一、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

分析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减轻农民负担研究中的最核心问题之一。所谓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无偿向社会提供的各种资金、产品、劳务等各种资源的总和，表现为一定的实物或货币支出。从表面上看，农民直接与乡镇政府发生联系，农民的负担过重直接体现为乡镇政府乱收费、乱摊派，侵犯了农民合法权益这种扭曲的政府行为上。因此，流行意见都是把农村税外收费视为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从深层原因看，并非如此，农民负担过重，是由于我国现存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因此，单纯地治理乱收费和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分配关系不能彻底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而关键在于解决“体制性障碍”问题。同志在距党代会召开还有数月之际，于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格局。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公开表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有“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农村的“体制性障碍”这个根本问题。农村的“体制性障碍”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可以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

1、政治体制性障碍。

政治体制性障碍表现为农村基层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

第一，农村基层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政治权力是通过对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文化权力等的作用来实现其目的的。如果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作用过度，就构成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侵蚀或过度侵蚀。在中国农村，之所以存在政治权力对经济权力的过度侵蚀，其原因一方面是政治权力的监督机制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民对自己的经济权力没有或只具有弱保护功能，或者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保护，需付出高昂的费用。正是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对称，使政治权力得以过度侵蚀经济权力。

一、农民负担的现状分析

1.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5％。同期负担年均增长15.4％，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1995－199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1％（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6.4％，负担增幅低于收入4.7个百分点，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减少了1.2％。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计算，1998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68.77元，比上年减少1.73元，减少了2.5％。

2.农民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社会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二、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5〕1号）和市委二届七次全委会精神，确保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更加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市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通知如下：

一、全面落实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

我市从今年起全部免征农业税及附加，这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重大决策。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扎实做好全部免征农业税的有关工作；要严格执行政策，除农村税费改革后的欠税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确保全部免征农业税这一深得民心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要按照“制止新债、摸清底数、明确责任、分类处理、逐步化解”的原则，认真做好乡村债务清理工作；要深入研究解决农村税费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配套改革步伐，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二、切实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进一步做好涉农税收、价格、收费“公示制”工作。切实加大农村教育乱收费治理力度，认真落实农村中小学收费“一费制”，严格执行市里核定的杂费、课本和作业本费收费标准；进一步规范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管理，严禁任何形式的乱摊派和乱收费。严格执行农村订阅报刊费用“限额制”，明确实施范围，公布限额标准，加大查处力度，严禁任何单位和组织违反规定强迫基层组织超标准、超范围订阅报刊。进一步落实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责任追究制”，严肃查处涉及农民负担的案（事）件和违规违纪行为，对因农民负担问题引发的恶性案件、严重群体性事件和造成重大影响的其他案（事）件，必须严格按规定期限上报并及时查处。对隐瞒不报、查处不力，致使案情恶化甚至引发严重事件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部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