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范文10篇

300多万自然村、9亿多农民、数千年农业社会，这样的国情，让中国面对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三农”问题。它决定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亿万农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

充分激发广大农民的创造热情，将广袤的乡村深深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让亿万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此重大的历史性任务，如果没有各级党和政府在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没有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科学内涵的正确理解，没有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保障和制度安排，没有鼓励农民干事业、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是难以想象、无法实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站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高度，深刻认识肩负的使命，切实加强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和指导。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建设新农村，国家理应比以前更多地承担建设责任，各级政府也理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和作风，自觉做新农村建设的引导者和服务者，关心农民、尊重农民、服务农民，让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各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能否真正做到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是检验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标尺，也是检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标志。

关心农民，就应当真心实意地替农民着想。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制订和实施规划时，不能为了突出个人政绩，大搞形象工程，而要真正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从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入手，求真务实，一心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切实让农民得到实惠，才能真正获得农民的支持，才能给农村带来和谐、稳定与发展。

尊重农民，就应当真心实意地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发现并推广来自农民的创意和经验。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文化状况千差万别，起点、水平各不相同，在具体工作中，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要积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促进村务公开，紧紧依靠和充分发挥农民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建设新农村。

服务农民，就应当真心实意地为农民营造发展环境。中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县乡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切实转变作风，突出服务功能，这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重要原则。做好服务，既要通过继续抓政策、增投入，加快建设，加快发展，打好物质基础；也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激活农村的生产要素，激发农民的创造热情，以各种形式吸引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乾安县鳞字乡农村服务团把农民所需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主动地为当地农民服务。

一是帮助全乡广大农民搞好种植业结构调整，发展高效农业。这个服务团采取进村入户和散发宣传单等方式，主动和农民拉家常、处感情，帮助农民分析今年农产品市场价格发展趋势和农业气候变化条件，鼓励农民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粘玉米、芝麻、红辣椒、棚菜等经济作物。据统计，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服务团走遍了全乡6个行政村近千户人家，无偿地为农民发放宣传单近万份，全乡优质高校作物面积也较去年有了大幅度提高，达到了耕种总面积的50%以上。

二是广泛开展科技兴农活动。针对农民土地多年没有深耕轮翻，土地沙化、板结严重的实际情况，服务团与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系，免费为广大农民进行测土施肥工作。截至目前，已免费为农民检验土样60多个，发放测土施肥卡近五千余份。

三是多方联系，帮助农民外出打工。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农闲时间较长的实际情况，这个服务团已与省、市、县等多家用人单位和组织单位取得联系，积极帮助农民外出打工。目前，已有300名农民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各省市打工。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一、农民工是中国农民向工人发展的特殊形式

自秦汉出现农民这一阶级以来，中国劳动者再无大发展。和农奴相比，农民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建立在农民劳动基础上的古代辉煌的农业文明远远高于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欧洲中世纪文明就是证明，但是，中国劳动者停留在农民阶段的时间过于漫长了。黑格尔的话不无道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①]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没有什么变化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得到发展。

农民工阶级的产生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继商鞅变法以来大规模发展的新阶段。与农民相较，农民工实现了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全面提升。

虽然在乡农民工还有80%需要从事农业生产，但即使是在乡农民工也开始接触到了现代工业生产和工业文明；至于进城农民工就更不必说了，他们不仅参与了中国工业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中国城市文明的创造。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参与，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成为主力军。中国城市用著名电影导演艺术家张艺谋先生的话说是“没有自己的性格”[②]，这不奇怪，因为近代以降，中国城市是作为外国资本侵略和掠夺基地而畸形发展起来的，与本土缺乏血肉联系。可以料定的是随着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必将赋予中国城市自己的性格特征。中国城市当前的二元化，即都市与村庄并存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工业生产对劳动者素质技能的要求远高于农业生产。科学取代了经验，技术取代了手艺；顺应自然让位于征服自然，严重的环境问题是与农民工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相适应的，是典型的“前进中的问题”；工厂化协作代替了田间地头的个人劳作，由此产生了新的集体力量；日入而息的时间被轮班制改造成劳动时间；秋天才有收获让位于流水生产线终端不分四季无论昼夜财富的涌流；昔日一小块土地就能让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洒下汗水泪水和热血，今天农民工把世界各地的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置于自己劳动范围内；悠闲散漫的性格被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快节奏取代了“急什么”，计件工资使每个农民工都产生了比那个揠苗助长的农人更为急切的心情，农业生产时代的大笑话成了工业生产时代的大实话；如此等等，显示出农民工是中国劳动者素质技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工业劳动者的素质技能达到了一个农业劳动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远高于普通的农民。农民工不仅有农业收入，而且有工资收入。伴随着工资收入在农民增收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农民相对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就越来越低，因而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离开土地即从农民转变成农民工的速度也就越快，人数就越多。农村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由农民与在乡农民工的分化为主旋律，乡镇企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成了富裕的地区，没有在乡农民工的地区只能输出进城农民工，本地农村则沦为贫困地区。同一村庄条件相当的农民之间，有打工收入和无打工收入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对于进城农民工来说，廉价工资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春节回到家乡那就是在外发了财后衣锦还乡，连麻将也玩得大。“一人打工，全家脱贫”虽有夸张成份，但道出的农民工在农村较高的经济地位却是事实。农民工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家乡找了回来；在城里遇到的异样目光在家乡变成了羡慕的目光。

一

本世纪中国的两次剧变：1949年的革命和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改革，都是从农村发起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事屡屡让众多中外饱学之士始料不及：1949年前，包括“苏联同志”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中共的“农民革命”能否成功；集体化时，许多人又断言俄国农民有米尔（公社）传统，集体化尚且遇到强烈反抗，中国农民几千年“小私有”，岂能轻易认可“一大二公”？然而，1949年“农民解放了无产阶级”的一幕震惊了世界，数年后的集体化虽非农民所愿，但“一小二私”的中国农民毕竟比公社传统悠长的俄国农民更顺从地接受了“归大堆”的命运。而当终于习惯了集体农庄的俄国农民成为反对私有化改革的“保守土壤”时，中国农民却以“18个血手印”式的决心冒死冲垮了，并以家庭农业、“乡镇企业”及“民工潮”连续创造了惊世之变，每次都是农民自发冲击在先，而后上面才予以认可。如果说家庭农业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视为“传统”小农的延续，那“从无到有”、从“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占有“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就更是任何“精英”都未能预料于前。亦难解释于后的现象。而当一些事后诸葛亮宣称从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后都市文明”、“新集体主义”时，农民们又以拥抱都市的民工潮与急速私有化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

显然，中国变革之谜不能从中西诸家“圣贤书”（从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直到当代前沿的西方“后学”）中求解，只能从对中国社会深层的再认识去把握。这个“社会深层”在古代无疑是指传统乡村，而在现代也仍然以中国80％人口所居、另外20％人口祖籍所系的乡村社会为核心。于是便有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一悠久的提法。

于是很久以来，人们对“农民问题”不可谓不重视。面对“农民”这样一个庞大而又神秘的“客体”，人们不是自以为比它高明，而以“改造农民”为已任，就是自以为比它渺小，而以“向农民学习”为志。大至“救星”，他昨天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又号召城里人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小至我们这些前“知青”，在今天的回忆文学中总不离两个调子：或是诉苦怨旧型的，把农村说得很不堪；或是抒情怀旧型的，仿佛人间真情全在乡村，而市井只有人欲横流。

城里人还有这么一种思维习惯：假如他们在不那么偏僻与闭塞的乡村中发现了某种被认为不同于“城里”的东西，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发掘出来的“传统”，并认定在更偏僻更封闭的“原生形态”乡村中这种“传统”会更浓厚。《被告山杠爷》这部颇为思想界重视的电影就反映了这种城里人的农村观：它把“杠爷”设计在深“山”之中，似乎越是深山更深处，越能产生那种不知“王法”、惟知宗法伦理秩序的道德权威与长老自治。

然而究其实，无论传统时代还是今天，农村中宗法伦理自治都是集中存在于平原的、东南沿海的、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较活跃的、开放并受“西化”影响较大的乃至城郊型的地区，而不是深山里、内地、贫困、封闭并属于古老中国文明发祥地的、自然经济的乃至远离城镇的地区。以宗族公产而论，旧中国农村宗族公产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广东各县旧时族田多占田地总量的30％～40％，其中广州府属各县更达50％～80％，浙江各县常在1/3左右。而两湖的长沙、汉阳等府辖县只有15％，边远各县更少。至于北方各地就更不用提了：陕西关中各县均不到1％，河北定县更只有万分之几，殆近于无。我国许多贫困不发达农村的社会特征并不是什么“杠爷”自治，许多最“传统”的古文明地带恰恰是少宗族乃至近乎无宗族地区。而专制朝廷及其下延组织控制着一盘散沙般缺少自发社会组织的“编户齐民”，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景观。陶渊明设想过某位有德之“杠爷”“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形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道德自治体。但老百姓的民谣却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到底是这类民谣，还是士大夫的《桃花源记》更代表真实的“本土文化资源”？

在看了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地农民就不会反抗”这个观点之后，我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温教授认为我国在农民的土地制度的“小农平均占用土地这种基本制度”的作用根本就不在农业上，而在维持社会基本安定，这是它最大的制度效益。认为有了这个制度可以把大部分的农民控制在农村，控制在一个稳定的区域，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犯罪率，从而稳定社会秩序。

也许这个说法在以前还行得通，可以现在还可以吗？在世界向前发展的进程中，农业生产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农业生产力可以说是较前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在生产力提高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实际需要劳动力明显降低。这样，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中国的流动人口大大增加，同样，社会治安的压力会很大，温教授所说的维系这个社会安定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在我的这个观点基础上，我认为温教授的“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就不会反抗”的观点欠妥。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这样就可以看出“不去夺农民的土地农民也可以会反抗”。这就要国家下大力度继续推进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摘要:《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在乡村振兴中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任务，也应该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民启蒙是相辅相成、双向互促、并行不悖的关系。因此，新时代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应该重视农民启蒙，并将其渗透、溶入培育过程始终。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应该坚持“有蒙共启”的原则，努力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现代农业、民主政治、乡村文化、生态文明、社会保障等新时代的思想观念传输给农民，从而实现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民启蒙的双赢，有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乡村振兴；主体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民启蒙

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1]为了推动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有力解决，中央开始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新时代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宏伟蓝图。

一、问题的提出

继党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紧接着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意见》首次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明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2]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应该有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外部力量而言，即各级政府、资本市场与社会力量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不能主观武断，通过政治运动强制性地为农民设计美好生活，而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充分听取农民的意见，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以得到农民最大程度的拥护，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才能真正得以落实。第二个维度是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部力量即农民而言，广大农民要能够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就必须跳出原来习以惯之的被动、等待、消极的思维窠臼，正确认识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在于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如果说外部推动力量在实践中相对容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的基本原则，那么，对于农民而言，真正将振兴乡村作为自己的事业投身其中，积极发挥自身的创造性作用则相对而言要困难得多。因为，当前广大农民受到国家、市场、社会、历史以及农民自身因素的影响，其市场主体地位、政治参与意识、价值选择能力、审美境界提升等还比较欠缺，严重制约着农民主体性的发挥。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应该积极提升农民主体性，提升他们建设现代农业、参与乡村治理、繁荣农村文化、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真正发挥其乡村振兴的主体性力量。那么，如何塑造和提升农民的主体性？这一追问则逻辑地指向了农民启蒙。目前学界还鲜有“农民启蒙”这一提法。从中国的启蒙话语而言，农民启蒙当然地落在社会精英、知识精英身上，跟普通大众尤其是农民好像没什么关系。农民常常扮演的是被迫害、被拯救、被号召、被教育、被建设、被代言、被救济的角色，很少有将农民与启蒙相联系，提出“农民启蒙”这一概念。但是，从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在于农民，如果农民不能摆脱“被”的角色，缺乏独立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主性，则不能发挥其伟大的创造性，从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因此，农民启蒙于乡村振兴而言则显得尤为紧迫。什么是“农民启蒙”？所谓农民启蒙，即是指农民不断突破既有“成见”的束缚，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自觉认知自身的存在状态、确认自身的价值认同方式，逐渐确立起自己的主体地位，从而对现代化形成正确认识并努力投身其中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的过程。[3]农民启蒙不是“启蒙农民”，或者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启蒙农民”，而是农民逐步发现自身、确立主体地位的动态发展过程，是农民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祛魅”过程、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过程。由此可见，农民启蒙的核心内容就是农民主体性问题，提升农民主体性必须取径于农民启蒙之途。只有农民启蒙，才能不断促进农民主体性的确立，才能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也才能为未来美丽乡村建设开发更多的人力资源。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支撑，需要造就、汇聚更多“乡土人才”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就是培育美丽乡村的现实和未来，是为建设美丽乡村培养、造就更多“乡土人才”的重要途径。《意见》明确提出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造就“乡土人才”的首要任务，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本，积极破解振兴乡村的人才瓶颈制约。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必然瞄准广大在乡务农农民，通过针对现代农业生产和农民科技文化需求的教育培训，使他们能够具备现代农业所要求的能力素质；通过全力打造“职业农民”这个“新型职业”，使“农民”成为有尊严、有地位、有吸引力的职业。既然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与农民启蒙的对象相同、内容吻合、目标明确，这就引发出下面的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民启蒙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以提升农民主体性为中心，协调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切实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民启蒙的关系厘清

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建立到逐步完善，解决了农民基本的医疗问题。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通过对合川区盐井街道茶园村、龙市镇垣城村的典型调查，同时结合历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农民“因病致贫”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疾病成为农村贫困人口承受不起的痛，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治病费用已经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通过对合川区龙市镇垣城村调查发现，一是因疾病导致生产生活水平受到影响。全村632户、共2073人，因疾病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29户，占总户数的4.6%；因疾病陷入贫困的13户，占总户数的2.1%；生病拖延未治的54人，涉及17户，占总户数的2.7%；大病小治的52人，涉及35户，占总户数的5.5%。二是患病者平均医疗费用较高。全村自2005年以来患主要疾病的人数为48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23.2％。这些人从发病至初诊的间隔时间平均是1.2个月，患病持续时间平均为13.5月，医疗费共计为132.6万元，平均每人2762.5元；其中住院病人125人，占调查总人数的6.0%，平均住院时间为23.5天，医疗费共计为48.6万元，平均每人3888元。三是高额医疗费用导致多数人借款治疗,从而背上较重债务包袱。全村自2005年以来患病人群中能够自己支付费用的占47.4%，需要借钱医治的占52.6％借款主要来源是亲戚，平均每人次借款数为2500.5元，平均借款期限为19.4个月，至今还有部分农民未还清借款。

二、农村社会低收入群体患病医治困难。从纵向上看，农民医疗费用支出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合川调查队农村住户年报资料，合川区农民医疗费用支出由1990年的17元增长到2009年的319元，增长了18.8倍，而同期农民纯收入从663元到5877元仅仅增长了8.9倍。从横向上看，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支出比例明显比农村居民平均水平要高。2009年农民年均纯收入低于2500元的群体的平均纯收入为2235.5元，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为218.6元，占人均纯收入的9.8%，远高于全区农民4.7%的水平。由于收入过低，医疗支出较高，这部分群体生病拖延、大病小治的现象普遍，对于疾病风险的抵御能力不足。盐井街道茶园村某户人家，全家两个儿子到了十五六岁全部瘫痪，检查也没有查出疾病根源，专家初步判断是基因遗传，治疗难度很大。

三、大病、重病引发的贫困现象尤其突出。常见的大病、重病如脑溢血、癌症等，致死、致残率高，治疗费用一般都要几千、上万元。盐井街道茶园村某户人家，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患有肝癌，全家为治病四处奔走借债，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复存在。有的晚期癌症患者因无力承担高额医疗费用，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按照2009年合川区农民人均纯收入5877.34元计算，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类似的大病、重病，一年甚至几年的收入将化为乌有，甚至将背上沉重的债务，导致生活陷入贫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农户受大病冲击后，至少要三五年才能恢复到大病前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同时，疾病导致贫困，贫困又使疾病难以医治，以致恶性循环。公务员之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极大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对于医疗花费巨大的大病、重病，发挥的作用仍不是很明显。“因病致贫”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据不完全统计，仅龙市镇垣城村，学生“因病辍学”的就有3例，如有一村民因患病家庭陷入困境，导致女儿高中辍学外出打工。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医疗保障。

2006年的旅游主题是“中国乡村游”，农村以其良好的生态条件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与“三农”相对应的是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民旅游。农业旅游和农村旅游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产品开发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获得长足发展，但作为是农业旅游和农村旅游产品的供给者和生产者同时也是旅游的需求者和消费者的9亿农民则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在国家“三农”政策下，农民收入不断增加，负担逐渐减少，思想观念和消费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旅游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但从整体来说农民旅游的出游率还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处于西部地区农民的出游又远远低于全国农民出游的平均水平。国内著名旅游规划专家郭来喜，在出席2005婺源中国乡村文化旅游论坛时指出：“发展‘农民旅游’是中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的基础”，“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是衡量世界旅游强国的硬指标，农民旅游的大发展才意味着中国旅游业的飞跃。”魏小安提出，“三农”旅游的发展会对“三农”问题的缓解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农民旅游现状：

1、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发展，东部地区2亿农民已成为中国旅游市场尤其是国内旅游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部起步，中部地区农民旅游刚刚起步，一部分农民企业家和富裕起来的农民已进入了旅游大军的行列。西部地区农民现正蓄势待发，随着西部经济的逐步发展，慢慢也会进入旅游市场。农民旅游出游率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区差异。

2、旅游人数不断增大，但出游率和消费水平偏低。近几年农民旅游在国内旅游的出游数、出游率、旅游总花费、人均花费都出现了大增长，但农民旅游的出游率和消费水平还远远低于城镇居民。2004年城镇居民的出游率是126.56%，农村居民出游率是68.70%。农民旅游消费主要集中在交通、食宿，对旅游产品档次要求不高，观光和探亲访友为主，还有相当部分农民仅限于“进城”，消费结构较为单一。2004年农民的平均消费是210.21元，低于城镇居民731.82元、全国427.47元平均水平。

3、旅游目的多元化。农民单一的观光旅游只是作为目的之一，有的甚至是次要目的，很多农民参加旅行团，包括自己出去旅游，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考察或寻求就业机会，度假和休闲还很少。

4、游方式的多元化。旅行方式还是以传统的旅行团的方式为主，另外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很多农民也自己组织专业考察团和打工考察团寻求商业机会或就业机会。

2004年中国农民发展成绩明显，问题突出。由于政府重视，政策到位，2004年农业形势好转，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突破了前几年的农民收入停滞状态。随着政府关注和一系列政策出台，清理农民工拖欠工资和改善农民工的劳动环境的工作初见成效。以前积累的失地农民问题仍然突出，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居第一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村委会改居委会涉及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民土地权益、农村集体经济产权问题，需要相应政策进一步完善。

一、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卓有成效

保护农民的合法权利，构成了2004年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政策，也确定了三农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农民问题涉及三类农民：一是种地农民，二是失地农民，三是“农民工”。2004年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政策力度大，针对性强，覆盖了这三个群体。

200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促进农民增收、“多予少取”的政策效果立竿见影，200年农民种粮积极性增加，农业投入增长，粮食生产开始恢复性增长，预计全年总产量将达到4.55亿吨，比2003年增产2400万吨。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1996年至2000年分别为9%、4.6%、4.3%、3.8%、1.9%，2001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也仅仅为5%，2002年为4.6%。在农民收入构成中，如扣除劳务收入，来自第一产业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情况在2004年开始改变。

1、2004年粮农收入增加明显，是近20年中增长最快的一年

种粮农民成为2004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2004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8％，是近20年中最快的增长。2004年前三季度，中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110元，实际增长11.4％，增幅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4.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提高7.6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