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范文10篇

意境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创造的最高追求。所以，意境向来是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意境的内涵。但他一并未真正探寻意境起源的问题，这成为后来学者们经常思考的课题。如有的学者从“意”、“境”这两个字人手，从先秦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等著作中梳理这个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有的学者把“意境”同佛教相联系，认为许多佛教经书中谈到“境界”，而佛教逐渐中国化，从而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这些研究都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意境的认识，但似乎还未充分地说明意境的产生。理论是对现象的反思，先有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体验，才有艺术创造，才能有思想家的理论总结，进行开拓深化和精炼提高。所以，应该说是先有了意境的初步形态，然后在老庄思想的启发指导下，意境创造才进一步发展。关于意境源于佛教思想中的“境界”说、禅宗的物我合一论，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佛教是外来的思想，而意境可以说是中国早已有之的精神创造，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我们就有自己的宇宙观、生命观，就有许多有意境特征的艺术创造了。而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意境的根源是在佛教传人之前，更在禅宗形成之前。但正如老庄思想的出现一样，佛教和禅宗也进一步拓展深化了意境创造。而且，理论毕竟不是意境本身。所以，要探讨意境的起源，我们不应从老庄、佛教或禅宗入手，而要从意境本身，从艺术创造本身人手。

那么，意境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浑然天成的唐诗、缠绵深婉的宋词，想到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山水画。山水画在当代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显示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力。这些充满意境的艺术创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安身立命，自由徜徉，澡雪精神，充满生机。它们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到更早的乐府民歌，想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这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审美旨趣，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唐诗宋词是非常成熟的形态，丰满强健，仪态万千，韵味悠远，而《诗经》则像稚嫩的儿童，单纯质朴，天真无邪，亲切可爱。我们要探讨意境的起源，就要从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艺术创造开始，从甲骨文的出现、《诗经》的歌唱、《周易》的智慧中去寻找，即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性中去寻找。与西方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则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上古的农耕文明中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中国人理解的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意境追求。文艺是精神的花朵，它必生长于一定的气候土壤之中，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就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中。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从而一直精心营造着艺术意境，才出现唐诗宋词等的成熟样态。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考察。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艺”、“美”等字。从有关于艺术、美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意境有关的一些信息，而这正好与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只不过后来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了距离，有了更多的精神内涵，集中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超越生活的艺术。人们思想情感的根源或焦点是什么呢?是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们更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人的生存依然是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种种努力和创造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何保证生存，如何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而生活下去呢?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等，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在特定的生存方式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意境的端倪。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一个象形字，左右结构，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农耕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景象就是人们在天底下，在大地上种植庄稼，精心呵护禾苗成长、结实。人们付出辛苦的劳动，满怀着期盼、希望和理想。人们收获果实，获得生命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获得成功的喜悦，抚今追昔，深深感叹，也获得精神的发展，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即是现实家园的反映，精神的追求也是他们现实思想情感的体现。意境就产生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意境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就是呵护生命的生存方式。禾苗是鲜活的生命，从萌芽、成长到结实，是生命的过程；而收获后的果实是食物，同时也是生命的形式，是来年要再播撒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嫩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农耕生活中，侍弄、呵护禾苗的过程就是面对生命、培育生命的过程，要努力使禾苗茁壮成长，仔细观察禾苗的生长发育，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禾苗。因为自己的生存全系于此，有收获就有粮食，就能生存下去。禾苗长得不好，收获少或竟没有收获，就意味着自己的艰难困苦、饥馑甚至死亡。所以，爱护禾苗就是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或不幸，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都和自己面前的、自己手下的禾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情感，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禾苗，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人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面前的禾苗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从采集野果、四处渔猎的游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到比较稳定的农耕文明，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禾苗、呵护生命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中心，也成为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文化创造的中心，成为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中心。有了这样的关注生命的心灵和眼光，人们便在一切事物上都看到生命的影子，看到庄稼，也看到自己。一切都充满生命的气息、节奏和韵律，或如春天的清新可爱，或如夏天的旺盛蓬勃，或如秋天的丰满成熟，而冬天则是休养生息，寂静无声的大地正孕育着又一场生命的奇迹。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也是指人的活动，指技艺、技术。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农业，他们那里“尤其土地贫瘠，海岸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出身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整个历史L也是这样。”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技艺表现在制造盾牌、投枪、利剑的活动上，表现在战斗、竞技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在从事最早的“艺术”活动时，面对的不是正在成长的禾苗，而是各种航海或战斗的器具，是要战胜的敌人、对手。他们所养成的心灵和眼光自然和古代中国人不同，不会创造出“意境”这种精神世界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其创造的艺术中，所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看到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篇，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噫嘻》中有“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大意是周成王召集了官吏率领农夫去耕种田地。而在甲骨文中也已经记载了这种“王”率领人们去种地的事情。

这充分表明农业的重要性。耕种与收获是社会的重大事件，是人们生活、社会存在的基础。《丰年》中说收成很好，“为酒为醴，悉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农业丰收了，为人们聚会宴享、祭祀祖先、供奉神灵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即农业孕育着他们的理想，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载芟》在《周颂》里是最长的一首诗，内容丰富，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茁壮，说到收成良好，以及祭祀祖宗，可以说是农业活动的一次巡礼。《甫田》中说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欢庆娱乐，还说到国王也带着王妃和王子一起来与民同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到清代，皇帝还要象征性地耕种土地，以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直到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因此，《诗经》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茁。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篇章感动着世代的中国人，而“黍离”也成为深深地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艺”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在《诗经》中多处使用，都是种植的意思。如《南山》：“艺麻之如何?衡从其亩。”《鸨羽》：“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楚茨》：“自昔何为?我艺黍稷。”“艺”是种植，是培育、呵护庄稼。人们种植黍、稷、荏菽、桑等植物，而哪一种植物不都是生命?不都对人有益处?由此，农耕生活中的人们关注植物，一草一木都像地里的禾苗一样，显现着生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诗经》中有许多与植物有关的诗歌，如《葛覃》、《茉莒》、《桑中》、《葛蕞》、《采葛》、《蒹葭》等，不胜枚举。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动物也成为歌咏的主题，如《蟋蟀》、《鹊巢》、《羔羊》、《燕燕》、《鹑之奔奔》、《相鼠》、《硕鼠》、《黄鸟》、《蜉蝣》、《鸱鹗》等，也不胜枚举。这些小动物呈现着自然的生机，流露这农耕生活的气息。《诗经》中没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猛兽、怪物等。从禾苗到五谷，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到田野上的动物，可以看出古人开发自然、保证生存的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要包含进更丰富的内容，要探索更深远的领域，不断把握更广大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人同样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观照各种生命的景象，看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多样，感受生命力在天地间的充沛流溢，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与韵律。所以，《诗经》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Ⅱ彗彼小星，三五在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棠棣之华，鄂不耩辚”、“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这样的句子。

在宇宙天地之间看到诸多的生命形式，看到处处是生动活泼的景象。那呵护禾苗、与生命相亲相融的习惯心理使得这诸多的景物，这天地自然，都洋溢着生命的意味，是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主体的生命，显现着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特有思想情感的色彩。而在这些句子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后世的唐诗宋词所特有的中国文学的韵味。禾苗的成长需要人们的种植、除草、浇灌，需要人们身心的投入。可是成长与收获还不只是决定于孕育生命的土地、禾苗成长的生命力以及农夫的辛勤劳动，还决定于阳光雨露，以及阴阳交替，风起云涌，寒来暑往的气象变化。农夫要精心培育禾苗，也要四处张望，观察物候的变化，体会其中的生命意味。至今中国人过春节贴对联时还念念不忘“风调雨顺”，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时收成就决定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雨水，至关重要。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不少与天文气象特别是雨水有关的例子。后羿射日是因为天空中有十个太阳，大地干旱，草木不生。大禹治水则因为河水泛滥成灾，淹没大地、庄稼，民不聊生。一些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汤得天下后连年大旱，汤要焚烧自己献祭神灵，以求降雨。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的记载，如在郭沫若《卜辞通篡》中收有一条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表现了人们迫切盼望春雨降临的心情，把内心焦急，严肃虔诚，而又小心谨慎地向神灵问讯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仿佛看见卜者跪在地上，四处张望期盼、察看宇宙天地的消息的神态。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美”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羊大为美”，把美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性需要联系起来。当代则有人把“美”字与原始巫术联系起来，认为“美”是舞蹈娱神的巫师的形象。这种说法更强调了审美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而从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的记载看，许多巫术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求雨活动。在神秘的歌舞仪式中，天人沟通，巫师向上天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祈求天降甘露，滋润生命。巫师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这个活动中，歌舞的巫师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形象，也是最美的。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就是要振作人的精神，把人们从无聊、昏沉、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活泼、振奋、激动的精神状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中国人的艺术充满生命的气韵，让中国人的美流溢着生命的光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建构世界的方式：立足大地，环顾四周，观察自然，感受生命，体验自我。这在《诗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而“所谓伊人”则“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涣”。《七月》几乎把一年之中各个月的气候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活节律都一一道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因为描绘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思念和向往。《诗经》还有其他诗篇描写出征服役，如《东山》、《出车》、《六月》、《小明》等，其中都强烈表达了厌弃战争，思念家园、亲人的感情。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士则主动出击，向往战斗，渴望胜利，然后掠夺财富回到家乡。出海、征战是海洋文明中的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荷马史诗》不留意山水草木，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智慧，以及战斗所需的铠甲、盾牌和投枪。

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及审美创造的方式，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成为中国传统审美创造的源头。以后，世代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上，采用这种建构精神世界的方式继续创造。在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那里，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种建构方式。如孑L子非常重视《诗经》，亲自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用作教材来教育学生，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自觉继承《诗经》的传统。孔子欣赏山水草木：“智者乐水，仁者来山。”(《论语•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宇宙天地间充满生命的迹象，永恒运动，生生不息。孔子非常赞同曾皙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人与自然天地和谐亲切，心情也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喜悦欢畅，充满生机活力，充满绵绵不绝的情思，四处流溢，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在《周易》中，我们则会看到中国古人对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审美方式的“总结”：“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周易》中的卦象是景物，也构成宇宙天地的广大世界。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界的基本事物，八卦相叠成六十四卦象征宇宙自然的变化。“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根据卦象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论语》和《周易》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后世的艺术中我们经常能找到这样观照自然、表达自己、探讨生命意义的例子。如山水诗、山水画是这种建构方式的直接体现，诗人或画家描绘山水，表达思想情感。在著名的《兰亭序》中，王羲之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杜甫的《绝句》亦是千古传颂的诗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春天生机勃勃景象，同时又含义深远。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坐在屋里，抬眼欣赏外面清新明丽的景致，无限愉悦欣喜，精神活跃振奋。又遥望远方，看到千秋雪，那似乎是亘古永恒的象征；看到万里船，那似乎是在召唤诗人走向广阔世界，成就人生的伟业。

［摘要］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下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色彩的农耕文化，其传承和保护必须从原有的学者式研究中走出来，在通识教育的视域下走进大学本科教学，培养大学生对农耕文化研究的兴趣，从而达到对该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毫无疑问，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农耕文化的一些表现形态常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农耕文化形式面临着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亡的尴尬局面。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载体和组织机构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必须改变原有的农耕文化传承研究的学者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和学习的人文素养知识，培养大学生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1农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况

1.1农耕文化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

随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农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相关政权的更迭，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农业和农耕的社会影响力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从农耕文化的特征研究来看，彭金山教授总结出农耕文化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质。从规定性研究来看，张永丽教授对农耕文化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农耕文化，则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即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广义的传统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从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农耕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汉民族的中原农业文明研究，还将视野放宽至青藏高原的农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这可以说是将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农耕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农耕文化应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重要载体的系列活动，包含了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文化教育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文化。

安徽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剪纸之乡”，剪纸是当地比较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每逢年节庆典、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寿庆等活动，人们都喜欢悬挂张贴剪纸作品来烘托气氛。阜阳民间剪纸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淳朴古拙而不失精巧，热烈而不失典雅，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内涵。这种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阜阳地区地处淮河中游，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考古发现8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先民就已开始种植稻米等作物，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基于农业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原始自然观；其二，阜阳地区历史上曾是儒、道、墨、法、农本等思想汇集地区，以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及管仲的农本思想等都极大丰富了农耕文化内容；其三，阜阳地区历史上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中原、吴、楚文化不断渗透、融合的地区，长期的渗透、融合使本已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农耕文化更具兼容并蓄的特征，也正因此使得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呈现出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其味天真而浑厚”与“玲珑剔透得未有”的南北风格融合的面貌。

一、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背景

（一）以天、地为本的自然观

《黄帝四经》曰：“人之本在地。”《管子•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固守土地、崇拜自然是阜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植物的枯荣，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等，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情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自然不仅是“本”，而且还拥有“大美”，故民间艺术自从产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烈的亲土地、亲自然的特性。余达忠先生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背景性存在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对于自然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农耕社会的早期,自然崇拜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神话、信仰、习俗、仪式、歌谣等就在这种自然崇拜中形成和奠基下来。”刘继成先生也认为：“人对自然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观念领域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正是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对儒道还是墨名法,都是哲学认知的起点,‘天人合一’则是共同的价值选择。”通过对甲骨文中“艺”、“乐”和“美”字的分析，他认为这些能够反映精神特征的文字均与自然、农业有关，“后世‘艺’由农业种植发展成为雅化的技能,即‘六艺’,进而发展成精神性的‘艺术’‘；乐’由对谷物丰收的礼赞发展为普遍性的快，进而发展为表达快乐的艺术形式‘音乐’；‘美’则由视觉的胖大和味觉上的鲜,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审美。这种词义的演进,一方面体现出人类从物质向精神、从实用向审美、从快感向美感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耕文明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奠基性。”从对土地的关注到对田间劳动力的需求，生殖繁衍便成了农耕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有趣的是，原本是人类生殖繁衍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与创造天地万物的阴阳观念紧紧缚在一起。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等等，在阴阳家看来世间万物皆归阴阳，即所谓“阴阳和而万物得”。阴阳观念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及相互关系的解释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安排农事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到民间习俗、信仰、文化、艺术的形成发展。尤其是“抓髻娃娃”、“生命树”、“葫芦娃娃”、“蛇盘兔”等这类关于生命主题的剪纸，刻意使用了许多象征阴阳两性的图像符号来表达阴阳相合孕育万物的观念，所以作品内容的释义性往往超过了审美性。对于农民来说，通过直观欣赏剪纸图像理解一种文化观念远比阅读文字来得容易，从这一方面讲，阜阳民间剪纸艺术也反过来促进了阴阳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二）忠义、孝悌，安土重迁的儒、道思想

阜阳地区民风朴厚，安土重迁，生活追求平淡、节俭、安稳。显然，这是与老子所倡导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的理想社会分不开的。封闭的社会生活造就了本分、知足、勤俭、朴实的农民性格，影响到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朴素、内敛、稳定、简约的风格。儒家所倡导的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观念是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又一核心要素。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在以视觉形式播布审美文化的同时，还承担着宣传道德伦理规范的任务。唐家路先生在详细分析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对民间艺术的题材选择、创作观念、艺术样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后，认为：“是民众普遍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要求,创造、选择了这些形象化的题材和内容,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与此相应,民间艺术健康、质朴、圆满、完美的艺术风格也常常遵循和追求美与善的统一,体现了民众广泛深沉的情感观念和道德伦理要求。”（6）

1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风格与农耕文化的吻合

1.1农耕环境观与园林自然观吻合

在农耕文化的农事活动中，对自然条件有极大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农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特别敏感，这在潜意识中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人事活动应该注意与自然节奏相互合拍，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观念，这种生存本质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人只是作为自然中微小的一个部分，人应该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指导人们行为。在园林艺术的建造中，尽量选用自然之物，如：木材、山水、植物、动物等，以求能够真实原本的再现自然。将对大自然的概况和升华的园林艺术熔铸与园林艺术中，园林艺术中常常会有小溪、河流，在假山中有楼阁的映衬，从而创作出小桥流水、一片祥和的自然风光，使得园林从整体到布局都包含着较为浓郁的诗情画意，达到自然山水与精神艺术的和谐统一。在自认和谐的融合中真实反映出了中国园林的艺术美。除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生产，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传统园林包括私家园林都属于基本上的都是庭院的模式。这使得文人、士大夫在自己的园林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古代庭院的私有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园林在选址、布局方面的自由性，基于园林建造的美观，园林选址通常依山傍水，在极小的尺度内酣畅淋漓的再现自然美，它突破了狭隘的有限空间，令人产生广袤的自然意境。

1.2农耕生活观与园林田园风格吻合

古代园林的设计和使用的主要人群是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崇尚自然的生活情绪。因仕途道路的不顺畅，生活面临的烦恼与失望，让他们逐渐将感情寄托在园林的“清净”世界，巧妙地将精耕细作所表现的“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景观的创造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审美情趣。农耕闲情逸趣的生活观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园林田园风格，提倡这种风格的大部分是在宦海沉浮的官场中得不到精神满足的文人与士大夫，他们想要忘却官场生活的尔虞我诈，将生活寄情于园林艺术中。农事是天下之根本，古代历代帝王都提倡耕战，下诏劝农，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种，对于皇家园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劝耕重农的环境设计，如颐和园如意庄主体建筑乐农轩，崇尚农事；圆明园设有“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造景。承德山庄的东南部，地肥土厚，清初曾开辟为农田，瓜圃、桑麻千顷，果实累累。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恋农情节都对园林农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1.3园林表现手法与农耕的农事思维相吻合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是奠定政治经济的基础,政治的文明需要文化基础,经济的兴盛需要文化内涵。而思想文化的兴盛,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发展。任何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原因。中国14亿人口中，其中8亿多是农民，而对农民接触最密切的就是土地。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最深的情感莫过于浓浓的乡土情怀，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家乡的山水，这造就了五千年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并影响至今。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家国至上、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但土地的固定不流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耕作方式和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封闭性的生产生活等影响，衍生出了小富既贵、自给自足、封闭排外、默守陈规、宗派亲族等小农意识。尤其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内陆，交通不便，历史上没有做过政治经济中心和城市文化发源地导致发展缓慢的县级市，除了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投资要素的制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农意识的影响。

人员结构是导致这一情况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发展缓慢的县级市，绝大多数的基础组成人员都与农村从事务农的工作有关。这里面，少数人发展成在乡镇和城市边缘从事农业和生活资料等的经营者；还有一部分人通过招工、创业、考录等方式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只有极少数是城市本地和外地来此工作的市民。可以说，人口的组成与农村密不可分。由于大部分人来自农村，本身就带着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亲戚朋友很多是农民，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不可避免要回农村，因此在血缘地缘上始终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的城乡融合仍是以农村农民农俗的大融合为主，这使农耕文化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理念很难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工业生产都有推动农民市民化，消除小农意识的功能，但真正具备条件的县级市少之又少。各地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出现过很多家财雄厚的家族，但大多数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地主模式，既不是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公贵族，也不是门生故吏的文坛领袖，政治文化辐射力不足，自然无法发展成为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城市。而这些古代文化年代久远，并不全是先进性的文化，所以难以真正与现代人的思想生活创新融合，对今天生产生活的促进作用发挥不足。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县级国有工业的发展曾有过辉煌时期，但因为改革开放私有化改革、经营不善等原因，许多企业倒闭转型或者迁移到发展条件更好的地区，这中断了很多城市大工业生产的道路。倘若再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大工业生产基础，就没有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基础和推进城市规模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的思维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促进。而第二产业又是第三产业的基础，这导致第三产业需要的基本人员消费需求、丰富生活资料的积累，不管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无法满足，文化艺术、娱乐、旅游等产业发展规模自然受限，新的文化氛围便无法形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要改变一种思想文化不是那么容易。在新的文化氛围无法产生的情况下，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将逐步渗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地加深。尤其是小农意识对人的影响，这一点，从干部、企业主、普通百姓身上，都有很明显的体现。首先，从干部层次来看。绝大多数本土干部来自农村，受过去教育水平和知识渠道的限制，知识范围狭窄，思想观念保守，眼界不够宽，思路不够广，人员结构老化，缺少解决新时期复杂问题的能力支持，所以即使有一腔的热血，却容易在挫折困难面前犯难，丧失信心。也有干部受官僚主义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导致干部将自己与普通群众相比后，自然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自然就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只为自己的个人前途奔波。当在仕途上受挫，稳定安逸的环境又会产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下事都与我无关的避世思想。封闭的环境下，到其他先进地区参观了解的少，思想观念上的新方法不够，也导致工作和思维上停留在纵向比较，谋取创新的想法和动力自然不足。其次，从企业主的层次上看。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白手起家到今天这种程度，与过去吃糠咽菜、风吹雨淋的生活比较，与其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满足感。自然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满意，奋斗的热情大大减少，不求突破，只求旱涝保收的导致企业在面对市场革新时，已经跟不上时代，改革创新的能力自然更加不足。加上身体、年龄、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也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所以更多的是晚年求安稳不出问题，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而受官本位思想，以及创业艰辛的体会，更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公务员等这种稳定的工作，这造成了企业的后继无人。而这其中，极少数的企业主会抱有公益的想法投身于家乡建设，这是受小农意识保守自私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商人的普遍现象，跟大的社会氛围有关。最后，从百姓的层次看，大部分的老百姓是对于现状感到满足，或者说不愿去改变现状。因为个人知识技能上的匮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的思维局限，眼界不够，怕失败怕挫折，导致很多人无处下手不敢下手。所以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执政者带来巨大的转变。这种典型的臣民思想，是两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消极影响。在《吾国吾民》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人们围着一位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中国人常常认为这是对一个执政者所做工作最好的肯定，是感恩戴德的最好表现。但这恰恰反映了人民将希望寄托在青天老爷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事实，这是民众社会自主意识的萎缩，是主观上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放弃。以上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稳定僵化的体制。主观意识具有能动性，要破除这种小农意识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想法。无论是什么文化，一切的结果都是人思考的结果，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切都是围绕人进行，都离不开人的关键作用。

只有把人从守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激发改革的活力，才能用新生的力量去开创新的未来。一是要解放干部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关键。例如，2019年，山东省召开了“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动员大会，要求干部从思想转变上做起。更要坚持初心和使命教育，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的凝聚前进动力，对基本理论工作方法和新知识新理念进行补课，提高本领能力，抛开僵化的思维模式，摒弃抱圆补残的工作方式，改变圆滑处事的工作态度，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容错机制落实到位，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允许干部犯错，让领导干部大展手脚。发扬党内外民主，在不违反法律政策的前提下，鼓励干部和社会各级群众积极发表意见，吸纳众人智慧，由干部队伍思想上的转变带动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改变。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加强人才建设。国家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打破僵化封闭的格局，必须依靠外来的力量来推动，将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引进来是十分重要的。科学技术离不开人，科技产业需要人、需要教育，它将带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通过全力引进国内外科研高校，加强推动政校配合、校企联合，为城市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技术人才和人口流动。实施抢人计划，对各类高校、各类专业研究生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推出创业扶持政、住房优惠等政策，吸引人才聚集，并且对县级房产过剩的情况也是一种有力的措施。三是改变产业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限制，需要漫长的时间物质积累，不能再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路子。应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新发展理念，放弃以牺牲资源环境、靠人力和自然资源这种利润低的发展模式，应直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的未来是无限的，它的投资虽然大，但在潜力和生态这两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并且生命力旺盛。应加强与各个高新企业的联系，从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优惠政策，跨越式的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走一条弯道超车发展之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企业联合。发展要靠人，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要从各个阶层改变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灌输人民创造，人民发展的思维，突出社会力量基层治理作用，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建设发展城市。培养塑造，特别是农民的“草根”创业家，为广大群众树立榜样，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摒弃小农意识中的等、靠、要落伍思想。充分发挥好企业商会作用，规范行业规则，由政府出面积极引导，提供政策解读指导，组团向先进地区取经学习，建立高效的协商制度，定期座谈讨论，减少化解本地企业单干造成的内部恶性竞争，报团取暖，扩大经营规模，对外统一价格，拓宽销售渠道，对行业内不法行为进行打击，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风气。

作者:苗恒源 于洋 单位:栖霞市委党校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审美文化与农器具

审美文化（aesthetieculture）是指当代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与传统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泛指历史上与审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各种符号表意行为及其成果。审美文化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19世纪就已经出现，当时，西方文化和艺术正受到工业革命和商品化大潮的冲击，更受到世俗化和消费化的侵袭。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西方文人学者开始关心和论证“审美文化”的真正含义。英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子的文化”的观点；美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的观点；欧洲大陆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德、认识、艺术）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的观点等。这种“文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完美，还包括整个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完美。在中国文化史上，“审美文化”虽然没有形成明确而独立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但孔子早在春秋时代提出的“兴于诗，成于乐”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审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深远而广大的。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人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艺术的基础也是确定它在于人类的生物需要方面。……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所以艺术中的审美要素是到处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能很感动地听那单调的野蛮人的大鼓，悼亡的哀曲及巫术咒语的调子，或者鉴赏新爱尔兰所富于幻想的雕刻，西非的面具和美洲西部印第安人的图腾标记。”人的审美活动绝非简单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它是人根据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一门学问。审美，决定着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世界、举止行为。通过审美活动，为人提供一种生存方式与认知图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大部分审美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建筑、服装、房屋装潢、生活用品、工业设计、城市雕塑等与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品格是有一定距离的，也造成了当代中国“审美”使人深刻忧虑的后果。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以空前活跃的力量激活人们的功利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享乐意识。审美文化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浸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江南农器具这一以实用生活功能为主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非纯粹审美个体，其消失似乎对现在物质而言的生活不构成威胁，但伴随其消失，记忆的流逝，还有与它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精神层面的消亡。站在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江南农器具的形制、江南农器具的审美图式和江南农器具的再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审美愉悦的过程，它超越了生态学对于自然的研究范围，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形成一种系统的观察自然、科技以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方法和广阔视角。它开辟了审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拓宽了审美文化研究的领域。事实上，远在几千年前，古人用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大脑和原始的审美情趣所制作的、原本也只是应农业定居生活所需的“破碎”陶罐，在今天看来，不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折射吗？提出对江南农器具的保护并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民族古老的农器具的时代价值，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我们民族由来已久的生存行为和感情基础，是基于当今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快餐化、欣赏的同质化这一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由于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当今这种以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诉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传统江南水乡的地理和人文景观消失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现象所引起的一种思索。虽然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和民间还保留着一些传统农器具，有的“农家乐”的娱乐休闲场所也在模仿农事活动，这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农耕审美文化的一种自觉。然而，这一点缀的农器具也似包裹在林立的厂房和轰鸣的机器声中的“文化动物园”，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所铸成的农器具文化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化割裂”和“审美图式”问题更加突出。维系于中国文化模式的农器具审美文化，必定要在同其他文化构成元素的整体关系的运动构造体中，才能充分体现其含义所在，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形成其艺术精神、弥散力和凝聚力。农耕社会文化形态延绵不断地发展，其残存的农器具同样亦蕴含着大量古老的文化原型和生命内涵，它一定会成为我们研究民族艺术传统，认识并理解民族心理情感的重要文化参照之一。

审美图式与农器具

从审美本质上来看，江南农器具的审美文化，一般包含形而下的实物文化资源和形而上的审美意识文化资源。从实物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实物方式保留下来的因素。具体表现形式有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和农用建筑等。从审美意识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建立于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具体包括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等。而从江南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的特点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多样性：江、浙、沪一带地处长江的出口处，地理形态大体相近。然而，各地的地貌分布也不尽相同，其农耕具及相关器具的形制也呈现出多样性，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平原地区就使用得比较少，而在丘陵地带则被广泛使用。龙骨水车又会根据各地类型的落差多少使用二人水车、三人水车、四人水车等。广泛性：历史上“春花秋月，暖雨熏风”的江南，在当地人们的世代努力下，形成了历史悠久、底蕴浓厚、积淀丰富的江南农耕文化。这些都是可开发利用成为旅游资源的巨大因素，因此，江南农耕文化资源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生产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自古就形成了江南特有的农耕文化习俗，这一农耕文化资源仍然具有生产的特性。如金光灿灿的稻田、龙骨水车的提水场景等，这些田园的“原真性”令人心旷神怡，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文化休闲旅游的角度来看，江南农耕文化资源的开发，增加了旅游活动的多样性，也拓宽了旅游资源的广度。和谐性：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与自然环境联系得更为紧密。江南农耕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统一体。因而，江南的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也与和谐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在内容上也具有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相结合的特征，两者相辅相成。传承性：在江南“士风”和江南特有的“水性”的熏染之下，江南的民众心智精巧、性格细腻这一特性深深地植入文化传统之中，这也使得江南的农器具制作工艺普遍比较细致精巧又显灵活。传承已有的传统农器具的制作工艺也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原本寂静、朴素的田园景色，通过旅游的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的冲击和生态资源的污染。相对于都市旅游者的“强势文化”，江南的农耕文化显得非常脆弱。当江南农耕文化的支撑者—农民，在受到强势文化的熏陶，转化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时，江南的农耕审美文化在某特定地域有逐渐消亡的可能，作为旅游资源的江南农耕审美文化将呈现出过度商业化而失去原本的生命力的趋势。江南农器具的种类繁多，作为遗产保护的农器具主要指被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所取代的部分农器具。例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扬谷用的风车，作为动力装置的水碓，挡雨的蓑衣，磨粉用的石磨……江南传统农器具需要保护，民俗博物馆可以对江南传统农器具进行收藏，江南农器具在生态旅游景点如何复原和再现，缩微农器具工艺品的开发、江南农器具摄影作品以及美术作品创作等都是当下审美文化的新视角。经济的发展必然渗透以至影响到文化的建设，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形态在其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文化。当前，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宗旨，正朝着全方位挖掘地方文化，构建地域特色发展宗旨，积极倡导各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我们可以以江南农耕文化的研究为依托，以农器具的审美文化研究为载体，寻找一种农器具之外的文化阐释或意义，并在实践上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另一种选择方式。

本文作者：陈民新工作单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摘要］文化育人是“双高”建设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教育的重要一环，对推进高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双高”专业群中的休闲农业专业探索出以地方农耕文化为引领的文化育人体系，把天府农耕文化美德元素融入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创造性地开展了天府农耕文化品牌教学活动，进一步夯实了人才培养基础，为专业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拓展了新思路。

［关键词］双高建设；休闲农业；文化育人；天府文化；课程思政

2019年，国家启动了对高职院校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该计划瞄准聚焦“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总目标，旨在推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国家对高职院校的改革探索已进入新阶段，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高职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休闲农业专业作为“双高”建设的核心专业，结合成都平原区域休闲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以天府农耕文化美德为引领的文化育人体系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休闲农业一线岗位工作能力、具备文化自信、有三农情怀、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农旅”人才，为探索高职文化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休闲农业专业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的背景

（一）“双高”专业群建设的内在要求

休闲农业是横跨第一、二、三产业，兼顾生产、生活、生态，融通工农城乡的新产业新业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双高计划”瞄准的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最重要的目标及检验标准也应当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作为休闲农业专业群的核心专业，休闲农业专业如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培养综合素质优异、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培养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如何凸显中国特色，是建设“双高”专业群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同理，一个缺乏优秀文化引领的专业，永远不可能达到世界水平，成为世界一流。对“双高”专业而言，文化是支撑专业建设、促进高层次人才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关于这一点，“双一流”建设或许能带来启示。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确立了“双一流”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第四条强调要传承创新优秀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基于此，“双高”建设要成为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示范样板，就必须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职能。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具有继承和发展地方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尤其是休闲农业等以“农”为核心的专业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主动融合、传承创新乡土农耕文化，全方位、多载体地开展文化育人工作。

提要中古时期，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大变化，具体表现为：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1引言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