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范文10篇

意境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概念，是中国古代各种艺术创造的最高追求。所以，意境向来是研究中国传统文艺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意境的内涵。但他一并未真正探寻意境起源的问题，这成为后来学者们经常思考的课题。如有的学者从“意”、“境”这两个字人手，从先秦古典文献如《老子》、《庄子》等著作中梳理这个概念发展变化的轨迹；有的学者把“意境”同佛教相联系，认为许多佛教经书中谈到“境界”，而佛教逐渐中国化，从而影响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这些研究都丰富深化了人们对意境的认识，但似乎还未充分地说明意境的产生。理论是对现象的反思，先有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活体验，才有艺术创造，才能有思想家的理论总结，进行开拓深化和精炼提高。所以，应该说是先有了意境的初步形态，然后在老庄思想的启发指导下，意境创造才进一步发展。关于意境源于佛教思想中的“境界”说、禅宗的物我合一论，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因为，佛教是外来的思想，而意境可以说是中国早已有之的精神创造，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我们就有自己的宇宙观、生命观，就有许多有意境特征的艺术创造了。而佛教进入中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被改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改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一一禅宗。意境的根源是在佛教传人之前，更在禅宗形成之前。但正如老庄思想的出现一样，佛教和禅宗也进一步拓展深化了意境创造。而且，理论毕竟不是意境本身。所以，要探讨意境的起源，我们不应从老庄、佛教或禅宗入手，而要从意境本身，从艺术创造本身人手。

那么，意境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浑然天成的唐诗、缠绵深婉的宋词，想到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山水画。山水画在当代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显示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力。这些充满意境的艺术创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安身立命，自由徜徉，澡雪精神，充满生机。它们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到更早的乐府民歌，想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这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审美旨趣，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唐诗宋词是非常成熟的形态，丰满强健，仪态万千，韵味悠远，而《诗经》则像稚嫩的儿童，单纯质朴，天真无邪，亲切可爱。我们要探讨意境的起源，就要从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艺术创造开始，从甲骨文的出现、《诗经》的歌唱、《周易》的智慧中去寻找，即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性中去寻找。与西方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则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上古的农耕文明中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中国人理解的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意境追求。文艺是精神的花朵，它必生长于一定的气候土壤之中，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就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中。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从而一直精心营造着艺术意境，才出现唐诗宋词等的成熟样态。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考察。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艺”、“美”等字。从有关于艺术、美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意境有关的一些信息，而这正好与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只不过后来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了距离，有了更多的精神内涵，集中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超越生活的艺术。人们思想情感的根源或焦点是什么呢?是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们更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人的生存依然是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种种努力和创造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何保证生存，如何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而生活下去呢?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等，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在特定的生存方式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意境的端倪。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一个象形字，左右结构，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农耕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景象就是人们在天底下，在大地上种植庄稼，精心呵护禾苗成长、结实。人们付出辛苦的劳动，满怀着期盼、希望和理想。人们收获果实，获得生命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获得成功的喜悦，抚今追昔，深深感叹，也获得精神的发展，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即是现实家园的反映，精神的追求也是他们现实思想情感的体现。意境就产生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意境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就是呵护生命的生存方式。禾苗是鲜活的生命，从萌芽、成长到结实，是生命的过程；而收获后的果实是食物，同时也是生命的形式，是来年要再播撒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嫩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农耕生活中，侍弄、呵护禾苗的过程就是面对生命、培育生命的过程，要努力使禾苗茁壮成长，仔细观察禾苗的生长发育，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禾苗。因为自己的生存全系于此，有收获就有粮食，就能生存下去。禾苗长得不好，收获少或竟没有收获，就意味着自己的艰难困苦、饥馑甚至死亡。所以，爱护禾苗就是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或不幸，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都和自己面前的、自己手下的禾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情感，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禾苗，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人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面前的禾苗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从采集野果、四处渔猎的游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到比较稳定的农耕文明，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禾苗、呵护生命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中心，也成为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文化创造的中心，成为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中心。有了这样的关注生命的心灵和眼光，人们便在一切事物上都看到生命的影子，看到庄稼，也看到自己。一切都充满生命的气息、节奏和韵律，或如春天的清新可爱，或如夏天的旺盛蓬勃，或如秋天的丰满成熟，而冬天则是休养生息，寂静无声的大地正孕育着又一场生命的奇迹。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也是指人的活动，指技艺、技术。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农业，他们那里“尤其土地贫瘠，海岸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出身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整个历史L也是这样。”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技艺表现在制造盾牌、投枪、利剑的活动上，表现在战斗、竞技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在从事最早的“艺术”活动时，面对的不是正在成长的禾苗，而是各种航海或战斗的器具，是要战胜的敌人、对手。他们所养成的心灵和眼光自然和古代中国人不同，不会创造出“意境”这种精神世界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其创造的艺术中，所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看到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篇，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噫嘻》中有“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大意是周成王召集了官吏率领农夫去耕种田地。而在甲骨文中也已经记载了这种“王”率领人们去种地的事情。

这充分表明农业的重要性。耕种与收获是社会的重大事件，是人们生活、社会存在的基础。《丰年》中说收成很好，“为酒为醴，悉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农业丰收了，为人们聚会宴享、祭祀祖先、供奉神灵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即农业孕育着他们的理想，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载芟》在《周颂》里是最长的一首诗，内容丰富，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茁壮，说到收成良好，以及祭祀祖宗，可以说是农业活动的一次巡礼。《甫田》中说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欢庆娱乐，还说到国王也带着王妃和王子一起来与民同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到清代，皇帝还要象征性地耕种土地，以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直到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因此，《诗经》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茁。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篇章感动着世代的中国人，而“黍离”也成为深深地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艺”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在《诗经》中多处使用，都是种植的意思。如《南山》：“艺麻之如何?衡从其亩。”《鸨羽》：“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楚茨》：“自昔何为?我艺黍稷。”“艺”是种植，是培育、呵护庄稼。人们种植黍、稷、荏菽、桑等植物，而哪一种植物不都是生命?不都对人有益处?由此，农耕生活中的人们关注植物，一草一木都像地里的禾苗一样，显现着生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诗经》中有许多与植物有关的诗歌，如《葛覃》、《茉莒》、《桑中》、《葛蕞》、《采葛》、《蒹葭》等，不胜枚举。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动物也成为歌咏的主题，如《蟋蟀》、《鹊巢》、《羔羊》、《燕燕》、《鹑之奔奔》、《相鼠》、《硕鼠》、《黄鸟》、《蜉蝣》、《鸱鹗》等，也不胜枚举。这些小动物呈现着自然的生机，流露这农耕生活的气息。《诗经》中没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猛兽、怪物等。从禾苗到五谷，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到田野上的动物，可以看出古人开发自然、保证生存的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要包含进更丰富的内容，要探索更深远的领域，不断把握更广大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人同样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观照各种生命的景象，看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多样，感受生命力在天地间的充沛流溢，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与韵律。所以，《诗经》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Ⅱ彗彼小星，三五在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棠棣之华，鄂不耩辚”、“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这样的句子。

在宇宙天地之间看到诸多的生命形式，看到处处是生动活泼的景象。那呵护禾苗、与生命相亲相融的习惯心理使得这诸多的景物，这天地自然，都洋溢着生命的意味，是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主体的生命，显现着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特有思想情感的色彩。而在这些句子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后世的唐诗宋词所特有的中国文学的韵味。禾苗的成长需要人们的种植、除草、浇灌，需要人们身心的投入。可是成长与收获还不只是决定于孕育生命的土地、禾苗成长的生命力以及农夫的辛勤劳动，还决定于阳光雨露，以及阴阳交替，风起云涌，寒来暑往的气象变化。农夫要精心培育禾苗，也要四处张望，观察物候的变化，体会其中的生命意味。至今中国人过春节贴对联时还念念不忘“风调雨顺”，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时收成就决定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雨水，至关重要。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不少与天文气象特别是雨水有关的例子。后羿射日是因为天空中有十个太阳，大地干旱，草木不生。大禹治水则因为河水泛滥成灾，淹没大地、庄稼，民不聊生。一些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汤得天下后连年大旱，汤要焚烧自己献祭神灵，以求降雨。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的记载，如在郭沫若《卜辞通篡》中收有一条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表现了人们迫切盼望春雨降临的心情，把内心焦急，严肃虔诚，而又小心谨慎地向神灵问讯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仿佛看见卜者跪在地上，四处张望期盼、察看宇宙天地的消息的神态。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美”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羊大为美”，把美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性需要联系起来。当代则有人把“美”字与原始巫术联系起来，认为“美”是舞蹈娱神的巫师的形象。这种说法更强调了审美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而从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的记载看，许多巫术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求雨活动。在神秘的歌舞仪式中，天人沟通，巫师向上天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祈求天降甘露，滋润生命。巫师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这个活动中，歌舞的巫师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形象，也是最美的。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就是要振作人的精神，把人们从无聊、昏沉、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活泼、振奋、激动的精神状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中国人的艺术充满生命的气韵，让中国人的美流溢着生命的光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建构世界的方式：立足大地，环顾四周，观察自然，感受生命，体验自我。这在《诗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而“所谓伊人”则“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涣”。《七月》几乎把一年之中各个月的气候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活节律都一一道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因为描绘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思念和向往。《诗经》还有其他诗篇描写出征服役，如《东山》、《出车》、《六月》、《小明》等，其中都强烈表达了厌弃战争，思念家园、亲人的感情。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士则主动出击，向往战斗，渴望胜利，然后掠夺财富回到家乡。出海、征战是海洋文明中的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荷马史诗》不留意山水草木，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智慧，以及战斗所需的铠甲、盾牌和投枪。

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独特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以及审美创造的方式，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成为中国传统审美创造的源头。以后，世代中国人正是在这个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上，采用这种建构精神世界的方式继续创造。在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那里，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种建构方式。如孑L子非常重视《诗经》，亲自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用作教材来教育学生，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自觉继承《诗经》的传统。孔子欣赏山水草木：“智者乐水，仁者来山。”(《论语•雍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宇宙天地间充满生命的迹象，永恒运动，生生不息。孔子非常赞同曾皙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人与自然天地和谐亲切，心情也像春风一样温暖和煦，喜悦欢畅，充满生机活力，充满绵绵不绝的情思，四处流溢，充塞于天地之间。而在《周易》中，我们则会看到中国古人对自己的这种生存方式、审美方式的“总结”：“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周易》中的卦象是景物，也构成宇宙天地的广大世界。八卦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天、地、风、雷、水、火、山、泽等八种自然界的基本事物，八卦相叠成六十四卦象征宇宙自然的变化。“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系辞上》)根据卦象考察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探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论语》和《周易》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在后世的艺术中我们经常能找到这样观照自然、表达自己、探讨生命意义的例子。如山水诗、山水画是这种建构方式的直接体现，诗人或画家描绘山水，表达思想情感。在著名的《兰亭序》中，王羲之写到：“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畅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杜甫的《绝句》亦是千古传颂的诗歌：“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春天生机勃勃景象，同时又含义深远。我们仿佛看到诗人坐在屋里，抬眼欣赏外面清新明丽的景致，无限愉悦欣喜，精神活跃振奋。又遥望远方，看到千秋雪，那似乎是亘古永恒的象征；看到万里船，那似乎是在召唤诗人走向广阔世界，成就人生的伟业。

农耕地的土壤污染是农产品质量不达标，甚至成为有毒有害农产品等问题的源头，土壤环境是食品安全的核心，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生产健康的粮食，进而造就健康的人群和健康的社会。根据贵局《关于开展农耕地受污染状况调查的通知》文件的要求,我乡积极对11个村的农耕地污染状况进行调查。

一、基本情况

辖区内共有11个村，农户879户，农作物耕地面积8319亩，全乡2018年推广地膜覆盖作物播种面积约1850亩。

二、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我乡把农耕地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列入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为进一步完善调查体系，构建调查责任网络，确保全乡的农耕地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落到实处，我乡健全了由乡长任组长，分管副乡长为副组长，各机关站所负责人、村两委干部及班子成员为成员的农耕地受污染状况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层层压实责任，上下联动、齐抓共管。

三、建立完善各项制度

摘要：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切了解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但是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本文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刻有农耕图象的农耕文青铜器，进而考察了南江流域大坪里和汉江流域渼沙里的青铜时代农田遗址，认为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相当迅速，从而进一步考证了古代韩国的传统旱田耕作法和农耕制度。

关键词：作亩法旱田大豆间作

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随着高句丽南下政策的展开出现了密切的交流和冲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古代朝鲜国家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在4～6世纪，由于三国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了人民力量的不断壮大，农业也由此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各国通过王权强化，来谋求新的支配体制，因此，这个时期又是各国引进先进的文化，图谋富国强兵的活跃时期。

但是，由于农业经济史料不足，至今还不能确认是否农业经济引起当时各国内部的变化。由于高丽时代以前的农书尚未发现，把握三国时代的农业技术和农业状态是十分困难的。但从朝鲜时代的农书可以看出来，当时受中国农书《齐民要术》或《农桑辑要》等的影响很大。

本文为了弄清三国时代的农业实态，研究了在朝鲜半岛中部出土的大约3～4世纪、上面刻有当时农耕图象的大田市盾牌农耕文青铜器，又进一步考察了在晋州南江流域大坪里出土的青铜时代的农田遗址，并比较了其与农耕文青铜器上描绘的作亩方式的差异。从中发现其上层和三国时代的农田遗址相互关联，并可据此推知古代韩国的作亩法和农作法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另外，通过对4～6世纪汉江流域渼沙里的上、下层农田遗址的研究，发现三国时代的农业发展很迅速，从中进一步地考证了古代韩国的旱田农业实态。

一、农耕文青铜器的农作法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本文从在中部农耕区建设新农村的意义着手，分析了中部农耕区的现状和困难，并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策略。

关键词：新农村中部农耕区

Abstract:Building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nChinaisthe"11thFive-YearPlan"periodofgreathistoricalmission.Thisarticlefromthefarmingdistrictinthecentralbuildingofnewcountrysidemeaningbegintoanalyzethecurrentsituationinthecentralfarmingareasanddifficulties,andputforwardthestrategyofbuildinganewcountryside.

Keywords:newcountryside,agriculturalareaincentral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期间的重大历史任务。我国中部的农耕区占地面积达大，人口比例高，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和经济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传统的生产方式、落后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建设使得中部农耕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能忽视的凹陷带。推进中部农耕区新农村建设，关系到中部地区能否真正崛起，国家“十一五”规划能否顺利完成，步入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所以，如何在中部农耕区卓有成效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在中部农耕区建设新农村的意义

本文作者：陈碧华陈捷工作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湖湘传统饮食起居包含的自然养生观

湖湘传统的养生文化不同我国北方民族那样豪放粗犷，也有别于江南水乡的雅致文秀，而具有自然、朴实、保健的色彩。在饮食起居上讲究顺应时令节气调养身心，这与湖南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湖南冬寒夏暑，春秋两季变化无常，湖湘人民祖祖辈辈感受到了气候的恶劣，在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种顺乎自然法则，讲求天人合一，追求健康长寿的传统文化心态。春季，万物生长茂盛，野菜、野草凝聚着大地精华。湖湘人民在春天喜欢采摘香椿、鱼腥草、泥蒿、地菜子等食用。有民谣：“三月三，地菜子当灵丹，吃了地菜煮鸡蛋脚板踩得卵石烂”。据说这些山野之物有清肝明目，调理脾胃的功能。湖南盛产茶叶，谷雨时节采的茶最为新香养身，所以在谷雨时节品尝新茶已相沿成习，这一天也是民间的茶节了。湖南各地品茶的习惯不尽相同。长沙一带，讲究用蟹眼沸的开水冲沏清茶，品尝其纯正香味，有的人喜欢喝在茶叶中放了珠兰、茉莉、白菊等香料的花菜。湘东一带，喜欢吃“芝麻豆子菜”。高寒山区，喜欢喝“姜盐茶”。湘西，湘南等地区，喜欢喝“油菜”。传统观点认为，饮茶能消食化滞，提神醒脑，养颜健康，延年益寿。端午时节，湖南各地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口悬挂艾叶、菖蒲等避瘟去邪的香草，饮雄黄酒，吃蒜子煮苋菜，身上佩带香囊，用苍术、白术，芸香等烧烟熏屋。有的地方则喜欢在五月初五以金银花、土茯苓、甘草等药物煮蚕豆或鸡蛋吃，据说可以清热解毒，去风湿骨痛。农家习惯扯车前草，夏枯草等洗净后洒干，等夏日泡凉茶喝可以解暑。湖南气候以三伏天为最热，在起伏时，湖南人讲究吃老姜焖子鸡，人说“起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老姜羊肉汤、老姜肉片汤、白胡椒蒸水鱼、糯米红枣猪板油拌冰糖等也是起伏的保健食品。据说可以生津开胃，去湿强身。湖南各地普遍把农历六月六这一天当作新节，有吃新米的和红苋菜的习俗。长沙谚语说：“六月六苋菜当阉鸡”，据说吃了可解毒消积，增进食欲，使身体健康少病。湖南秋季气候渐凉，空气干燥，在中秋时节湖南各地都有中秋赏月的风俗。在月光下摆放着时新瓜果，桂花、莲蓉、芝麻、生油、金钩月饼，都是滋润脏肺的风味食品。在九月九重阳节又有饮重阳美酒，佩戴茱萸，登高避疫的风俗，现在演变为秋游和爬山运动，各地公园则在这段时间举办菊花展览。农历十二月称“腊月”，湖南人有在腊月除尘之俗，家家户户择吉日打扫扬尘，消除污秽，防病保健康。腊月里寒风刺骨，湖湘人民还讲究食物进补，以此增加身体的热量，提高御寒的能力。鸡、鸭、鱼、肉、米酒、糯米糍粑等都是保健佳品。在日常起居生活方面，湖南人讲究顺应季节变化和谐养生与健身。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中记载，古代医学家葛洪（公元284—364年），著作《抱扑子》中说“养生以不伤为本，治身养性，务慎其微，爱之于微，成之于著，则几乎知道也”。养生以不伤为本的道理深深影响了湖南人的日常生活。。湖湘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认为，合理的饮食起居为养命之源，亦为健康之方，一年四季如调理得当，便可胜吃神丹妙药。

湖湘民俗风情融入的体育健身内容

舞龙最初是为祭龙求雨，是一种宗教活动，那时人们抱着一种追求吉祥的心理参加舞龙活动，目的是讨好龙，祈求上天降春雨，来年五谷丰登。舞龙由龙珠、龙头、龙身、龙尾组成，可以数十上百人参加、众人默契配合，使龙珠、龙头、龙身、龙尾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不分割的整体，即使走街串巷也丝毫不乱。舞龙民俗文化具有娱乐、健身和营造和谐欢快社会氛围的作用。舞狮也是湖南人民喜爱的年节健身娱乐活动，相传，狮王喜四方云游，为百姓收麻瘟痘毒，保六畜平安。舞狮活动表达了劳动人民追求健康、平安的意愿。宋代文天祥在《衡州上元记》中较详细地记述了湖南衡阳舞龙舞狮的盛况，在春节期间全城大张灯火，州民击鼓吹笛，身穿五彩衣，搭台唱戏，舞龙舞狮，观者如潮，可谓极一时之盛。现在舞龙舞狮活动已发展成我国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并已走向世界。清明扫墓也是湖南自古有的风俗。清明时节，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人们都纷纷走出家门，向祖先、家属坟地祭祀，欣赏自然美景。人们在春天芬芳温馨的气息中，远足春游，看杨柳吐出鹅黄色的新芽，这对人的身心都是一种陶冶。端午节赛赛龙舟是湖南的一大亮点，是一千多年来盛行不衰的传统风俗。赛龙舟是为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南朝梁吴均《续齐凯记》载：“楚大夫屈原遭馋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竟渡，乃遗俗也。”今天，赛龙舟不仅作为节日的一项体育活动，遍及中国的江滨湖畔，而且传往日本、朝鲜、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龙舟竞渡现在已经走向了世界，有了世界性的龙舟竞赛。湖南还有九九重阳登山望远的习俗，重阳之际湖南秋高气爽，风和日丽，枫叶如火，山色似黛，人们登高望远，祈盼长寿平安。现在爬岳麓山已经成为了长沙市民一个重要的群众健身项目。

湖湘地域环境孕育的特色健身活动

在原始农业生产中，因种植作物不同，其收获方法及使用的工具也不相同。收获块根和块茎作物时，除了用手直接拔取外，主要是使用尖头木棍(木耒)或骨铲、鹿角锄等工具挖取。收获谷物时则是用石刀和石镰之类的收割工具来收割。不过根据民族学的资料，人们最初也是用手拔取或摘取谷穗。如云南省金平县的苦聪人收获旱谷时，多数仍然用手折下谷穗。西盟佤族在使用镰刀以前，收获的方法是把谷穗拔起来或掐断。怒族老人追忆，最初收旱稻是用手捋下穗上的子粒放进背篓里[146]。台湾高山族也长期用手收获谷物，陈第《东番记》记载明代台南的高山族“无水田，治畲种禾，花开则耕，禾熟拔其穗”。明末清初郑成功进入台湾时，所看到的情况仍然是这样，收割时“逐穗拔取，不知钩镰之便”(杨英《从征实录》)。六十七所著的《台海采风图考》中也记载“番稻七月成熟，……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铚镰”。可以推想，原始农业时期最古老的谷物收获方法是用手摘取的。后来，当人们使用工具来代替手工之时，当然也会沿袭这个习惯。所以，最早的收割工具石刀和蚌刀等都是用来割取谷穗的。许多石刀和蚌刀两边打有缺口，便于绑绳以套在手掌中使用，晚期的石刀和蚌刀钻有单孔或双孔，系上绳子套进中指握在手中割取谷穗，不易脱落。商周以后的铜铚仍继承这一特点，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

至少在8000年前，石镰就已经出现。像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就制作得相当精致，其形状与后世的镰刀颇为相似。从民族学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铁镰的少数民族也是用它来割取谷穗的。如西藏墨脱县的门巴族收获水稻和旱稻时，是用月牙形的小镰刀一穗一穗割下来放在背篮里，稻草则在地里晒干后烧掉作为来年的肥料。海南岛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现在仍使用铁镰割取稻穗，然后将它们集中挂在晒架上晒干，需要时再加工脱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时用镰刀割取，不需要时就烧掉做肥料。因此推测原始农业时期，先民们使用石镰、蚌镰只是割取谷穗，而不会连秆收割。这是因为当时禾谷类作物驯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着比较容易脱落的野生性状，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镰割锯谷茎，这样可避免成熟谷粒脱落而造成损失。同时，当时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种的，用手抓不到几根植株，要连秆一起收割庄稼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是已经使用金属镰刀的商周时期，也仍然是用这种方法收获庄稼的。甚至晚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如我们从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东汉渔猎收获画像砖下半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场面(图六三)，画面左边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边一人将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边的两人则高举一种大镰刀在砍割已经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则将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来年春天就可“烧草下水种稻”了)。这种方法一来是沿袭古老的用钰割穗的传统习惯；二来适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时抢收，减少损失；三来可减轻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不过，汉代已实行育秧移栽技术，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种也远离野生状态，再加上铁农具的普及，铁镰已非常轻巧锋利，为连秆收割技术的运用打下了基础。而适于割取谷穗的铚，则被镰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曾出土过四束古稻，是连秆割下的。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采用连秆收割的方法(图六四)，此后就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在甘肃省的唐代壁画中所看到的一些收获场面，就是用镰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秆的。

6．脱粒加工技术

人类最早的脱粒技术，难以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实物证据，但从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启示。先民们最早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对采集来的植物穗子进行脱粒。相信在原始农业萌芽时期，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稍后则用脚踩的方法进行脱粒。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用手搓脚踩的办法使谷穗脱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来的谷穗曝晒几日，然后在地上铺一篾笆，把晒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桩，男女手扶木桩，双脚搓踩脱粒。西藏墨脱县门巴族则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脚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脚踩手搓的脱粒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西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脚踩或手搓来脱粒的。稍后，人们用木棍来敲打谷穗，使之脱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门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脚踩和棍打同时使用的。门巴族还敲打水稻。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连枷脱粒的前身。怒族在收获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浅坑，铺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围用麻布毯子围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获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箩筐里，围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来舂。这又可说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难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无法断定就一定是用来脱粒的。同样，连枷的使用已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其发明年代应当更早，也因为竹木不易保存，难以从考古发掘中取得证明。

目前考古发掘中能够确认的脱粒加工农具是杵臼和磨盘。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都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石磨盘是谷物去壳碎粒的工具，杵臼则兼有脱粒和去壳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历史似乎应该更早一些。有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甚至没有使用过石磨盘，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聪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个坑，以兽皮或旧布作垫，用木杵舂砸采集来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没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麻布或兽皮垫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将谷物包起来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岛的黎族，解放初期还有不少人把带穗的旱稻放进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脱粒与去壳同时进行。独龙族人和苦聪族人脱粒小米和稗子时，也是带穗舂的。《续修台湾府志》记载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况是：“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可见，将谷物脱粒与加工合而为一的“带穗舂”，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加工方法。继木臼之后，至少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当较木杵臼要高。商周时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农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汉才有了突破性创造，即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驱动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长期在农村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专门用来去壳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盘，其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时代。原始的石磨盘只是两块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块。它的使用方法应该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石磨盘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独龙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达”，它由两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组成，一块较大，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0多厘米，厚约7厘米。另一块较小，是直径10厘米左右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鹅卵石。使用时，下置簸箕，大石块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头垫起，使之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块上，双手执鹅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亚土著妇女们把采集来的少量种子收拾干净后，就放在由一块大而扁的石头和一块小而圆的石头组成的“碾谷器”上去壳、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饼子一类食物[147]。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盘就已经制作得相当精致了(如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其加工谷物的技术和功效当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摘要］伴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出，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下社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色彩的农耕文化，其传承和保护必须从原有的学者式研究中走出来，在通识教育的视域下走进大学本科教学，培养大学生对农耕文化研究的兴趣，从而达到对该文化的自觉传承与保护。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毫无疑问，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农耕文化的一些表现形态常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农耕文化形式面临着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亡的尴尬局面。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载体和组织机构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必须改变原有的农耕文化传承研究的学者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和学习的人文素养知识，培养大学生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1农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况

1.1农耕文化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

随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农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相关政权的更迭，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农业和农耕的社会影响力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从农耕文化的特征研究来看，彭金山教授总结出农耕文化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质。从规定性研究来看，张永丽教授对农耕文化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农耕文化，则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即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广义的传统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从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农耕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汉民族的中原农业文明研究，还将视野放宽至青藏高原的农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这可以说是将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农耕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农耕文化应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重要载体的系列活动，包含了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文化教育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文化。

耕织结合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基本特点。长期以来，人们似乎认定它是几千年一贯制，自春秋战国形成以来再也没有发生过变化。近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着力探讨不同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发展变化，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但也提出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个体农户耕织的紧密结合是封建社会后期用棉时代的事，在用麻的时代，家庭纺织业并不普遍[1]。这种观点很难解释我国古代何以长期实行以谷物和纺织品为内容的实物赋税。另一些学者承认中国古代存在普遍的耕织结合，但有一个形成过程。在中古以前，战国秦汉个体农户的耕织结合并不紧密，乃至绝大多数农户的妇女并不参加纺织生产，农民所需衣物主要依靠从市场上购买[2]。这似乎在正确对传统观点提出批评时把步子迈得太大。本文拟就此提出商榷，中心是想对战国至西汉初年个体农耕织结合的状况作一个尽可能符合实际的评估。为了便于说清问题，对个体农户耕织结合形成和发展的源流也作了粗略的考察。

（一）

人们往往把男耕女织等同于个体农户的耕织结合。这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用语自无不可；如要追溯事物的源流，则宜把两者作适当的区分。男耕女织作为一种性别分工，在原始社会中即已出现；耕织结合主要指男耕女织在个体家庭中的结合，作为男耕女织的形式之一，它的形成和确立，是相对晚后的事情。

原始农业和随之而产生的纺织业本来都是妇女的发明，但随着小规模的园篱农业转变为大规模的田野农业，女子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被男子所取代，男耕女织之基础亦由此而奠定。在我国，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的墓葬中，随葬物的组合分别为斧、镰、铲等农业工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据对若干墓葬的人骨分析，前者墓主为男性，后者墓主为女性。表明男子已成为当时农业生产的主力[3]。甲骨文中“男”字从力从田，力为古耒形，反映了同一种事实。裴李岗出土了纺轮，无疑已有纺织业；纺织业主要应由作为农业辅助劳力的妇女担任。可以认为，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当时已经产生。故《商君书·画策》云：“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后人把“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托为“神农之教”[4]并非无据；严格地讲，这种情形只有在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才可能存在。盖原始社会男子人人参加农耕等劳动，女子人人参加纺织等劳动，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者以从事管理的名义脱离直接生产，把农业劳动的重担全压在庶民身上，形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格局；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各阶层贵族妇女仍要广泛参加纺织，这正是原始社会的遗俗[5]。这种遗俗之所以能长久保留，其始由于纺织劳动生产率仍极低下所致，后来则演化为维护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妇女行为规范和统治者劝勉老百姓勤劳本业的一种垂范的姿态。这个问题暂且不表。只是我们不要一提男耕女织就只想到个体农户的耕织结合[6]。

个体家庭的男耕女织，在原始公社的晚期亦已萌芽。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及以后的一些个体家庭住房遗址中，同时出土了石斧、纺轮等耕织工具；是其反映[7]。不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家庭力量还很薄弱，还摆脱不了对公社的依赖，因此，男耕女织也不能依傍于公社内的分工，或带有公社内分工的印痕。孟子说周文王时已是“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孟子·尽心上》）。似乎当时的个体农户已实行耕织结合。但他的描述未必太理想化了。在描写殷末周初农民生产生活的《诗经·豳风·七月》中，农夫终年耕获采猎，为贵族服役，女子桑蚕织染，“为公子裳”，一幅男耕女织的图景。农夫使用自己的农具，有自己的家，吃自家饭；衣服虽为农妇所制，诗中却有“九月授衣”的记载。论者或以此论证农夫为奴隶。但农夫不但有自己的经济，年终还到“公堂”会餐，举杯祝贵族老爷万寿无疆，这不是奴隶所能做到的。我看“授衣”是建立在集体生产基础上的集体分配的公社遗俗。盖当时的贵族领邑建立在公社躯体之上，桑蚕织染原系公社内妇女集体进行；个体家庭成为独立生产单位后，纺织生产仍离不开公社内的协作。《汉书·食货志》记殷周之盛，农民的生产生活，在引述《七月》诗后，也谈及冬月邑里中的妇女“相从夜绩”，以“省燎费、同巧拙而合风俗”[8]。

（二）

安徽阜阳地区是我国著名的“剪纸之乡”，剪纸是当地比较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每逢年节庆典、婚丧嫁娶、婴儿满月、老人寿庆等活动，人们都喜欢悬挂张贴剪纸作品来烘托气氛。阜阳民间剪纸题材丰富，形式多样，风格淳朴古拙而不失精巧，热烈而不失典雅，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内涵。这种丰富而独特的农耕文化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阜阳地区地处淮河中游，有着悠久的农耕历史，考古发现8000多年前淮河流域先民就已开始种植稻米等作物，因此很早就形成了基于农业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原始自然观；其二，阜阳地区历史上曾是儒、道、墨、法、农本等思想汇集地区，以道德伦理规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以及管仲的农本思想等都极大丰富了农耕文化内容；其三，阜阳地区历史上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中原、吴、楚文化不断渗透、融合的地区，长期的渗透、融合使本已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农耕文化更具兼容并蓄的特征，也正因此使得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呈现出郭沫若先生所说的“其味天真而浑厚”与“玲珑剔透得未有”的南北风格融合的面貌。

一、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背景

（一）以天、地为本的自然观

《黄帝四经》曰：“人之本在地。”《管子•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固守土地、崇拜自然是阜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植物的枯荣，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等，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情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自然不仅是“本”，而且还拥有“大美”，故民间艺术自从产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烈的亲土地、亲自然的特性。余达忠先生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背景性存在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对于自然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农耕社会的早期,自然崇拜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神话、信仰、习俗、仪式、歌谣等就在这种自然崇拜中形成和奠基下来。”刘继成先生也认为：“人对自然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观念领域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正是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对儒道还是墨名法,都是哲学认知的起点,‘天人合一’则是共同的价值选择。”通过对甲骨文中“艺”、“乐”和“美”字的分析，他认为这些能够反映精神特征的文字均与自然、农业有关，“后世‘艺’由农业种植发展成为雅化的技能,即‘六艺’,进而发展成精神性的‘艺术’‘；乐’由对谷物丰收的礼赞发展为普遍性的快，进而发展为表达快乐的艺术形式‘音乐’；‘美’则由视觉的胖大和味觉上的鲜,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审美。这种词义的演进,一方面体现出人类从物质向精神、从实用向审美、从快感向美感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耕文明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奠基性。”从对土地的关注到对田间劳动力的需求，生殖繁衍便成了农耕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有趣的是，原本是人类生殖繁衍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与创造天地万物的阴阳观念紧紧缚在一起。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等等，在阴阳家看来世间万物皆归阴阳，即所谓“阴阳和而万物得”。阴阳观念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及相互关系的解释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安排农事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到民间习俗、信仰、文化、艺术的形成发展。尤其是“抓髻娃娃”、“生命树”、“葫芦娃娃”、“蛇盘兔”等这类关于生命主题的剪纸，刻意使用了许多象征阴阳两性的图像符号来表达阴阳相合孕育万物的观念，所以作品内容的释义性往往超过了审美性。对于农民来说，通过直观欣赏剪纸图像理解一种文化观念远比阅读文字来得容易，从这一方面讲，阜阳民间剪纸艺术也反过来促进了阴阳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二）忠义、孝悌，安土重迁的儒、道思想

阜阳地区民风朴厚，安土重迁，生活追求平淡、节俭、安稳。显然，这是与老子所倡导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的理想社会分不开的。封闭的社会生活造就了本分、知足、勤俭、朴实的农民性格，影响到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朴素、内敛、稳定、简约的风格。儒家所倡导的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观念是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又一核心要素。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在以视觉形式播布审美文化的同时，还承担着宣传道德伦理规范的任务。唐家路先生在详细分析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对民间艺术的题材选择、创作观念、艺术样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后，认为：“是民众普遍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要求,创造、选择了这些形象化的题材和内容,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与此相应,民间艺术健康、质朴、圆满、完美的艺术风格也常常遵循和追求美与善的统一,体现了民众广泛深沉的情感观念和道德伦理要求。”（6）

1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风格与农耕文化的吻合

1.1农耕环境观与园林自然观吻合

在农耕文化的农事活动中，对自然条件有极大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农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特别敏感，这在潜意识中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人事活动应该注意与自然节奏相互合拍，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观念，这种生存本质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人只是作为自然中微小的一个部分，人应该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指导人们行为。在园林艺术的建造中，尽量选用自然之物，如：木材、山水、植物、动物等，以求能够真实原本的再现自然。将对大自然的概况和升华的园林艺术熔铸与园林艺术中，园林艺术中常常会有小溪、河流，在假山中有楼阁的映衬，从而创作出小桥流水、一片祥和的自然风光，使得园林从整体到布局都包含着较为浓郁的诗情画意，达到自然山水与精神艺术的和谐统一。在自认和谐的融合中真实反映出了中国园林的艺术美。除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生产，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传统园林包括私家园林都属于基本上的都是庭院的模式。这使得文人、士大夫在自己的园林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古代庭院的私有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园林在选址、布局方面的自由性，基于园林建造的美观，园林选址通常依山傍水，在极小的尺度内酣畅淋漓的再现自然美，它突破了狭隘的有限空间，令人产生广袤的自然意境。

1.2农耕生活观与园林田园风格吻合

古代园林的设计和使用的主要人群是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崇尚自然的生活情绪。因仕途道路的不顺畅，生活面临的烦恼与失望，让他们逐渐将感情寄托在园林的“清净”世界，巧妙地将精耕细作所表现的“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景观的创造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审美情趣。农耕闲情逸趣的生活观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园林田园风格，提倡这种风格的大部分是在宦海沉浮的官场中得不到精神满足的文人与士大夫，他们想要忘却官场生活的尔虞我诈，将生活寄情于园林艺术中。农事是天下之根本，古代历代帝王都提倡耕战，下诏劝农，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种，对于皇家园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劝耕重农的环境设计，如颐和园如意庄主体建筑乐农轩，崇尚农事；圆明园设有“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造景。承德山庄的东南部，地肥土厚，清初曾开辟为农田，瓜圃、桑麻千顷，果实累累。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恋农情节都对园林农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1.3园林表现手法与农耕的农事思维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