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治理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

摘要:解决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目前，农村垃圾治理中存在财政投入力度小、垃圾收运模式不完善、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法制体系不健全以及尚未形成垃圾治理协同机制等问题。本文通过结合协同治理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改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协同理论;农村垃圾治理;垃圾收运模式;垃圾分类标准;垃圾分类;优化策略

2016年12月我国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中明确指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专项行动，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和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添砖加瓦。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农村垃圾治理是实施农村人居环境三年整治行动计划的主攻方向之一;同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再次强调打好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的重要性，并提出到2020年我国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目标，即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由此可见，我国对于农村垃圾治理问题高度重视。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提出的多元主体治理模式可应用于当前的垃圾治理研究中。因此，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村垃圾分类的协同治理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有重大意义。

1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之间的关系

1．1治理主体相同。协同治理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新兴概念，是基于协同学和治理理论发展起来的，该理论提出，政府、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发挥协同作用，相互协调、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任务［1－2］。政府作为农村垃圾治理的参与主体，仅凭单一力量无法解决垃圾治理的问题。因此，需要当地居民、企业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力量加入其中。当地居民是生态环境改善的受益者，通过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可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企业作为垃圾治理的主力军，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可以通过相关技术等自身优势进行垃圾分类处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居民、企业之间的桥梁，对促进各主体之间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主体是相同的。1．2治理目标一致。协同治理理论主张子系统之间出于自愿原则进行平等协作［3］，即各个参与主体之间尽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自身的优势及资源进行合作，从而更好地完成社会公共管理事务，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强制分配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报告中被首次提出，该战略对农村发展提出了20字(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其中生态宜居是关键，体现了我国对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高度关注，而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垃圾处理问题。为了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政府有必要对当地居民进行有关垃圾处理方面的教育工作，并加大宣传力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与企业和社会组织采取多方面的可实施措施，从而减少由垃圾引起的生态污染问题。由此可见，二者的治理目标一致。综上，协同治理理论与农村垃圾治理主体相同、目标一致。因此，将协同治理理论运用到垃圾治理研究中，对于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2目前农村垃圾治理面临的问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但用于环境治理的基础配套设施并没有得到完全改善，导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本文简要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特征，指出其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的重要性，并深入探讨了污水治理的现状，重点提出了相应污水治理的措施对策，以期有效推动我国农村生态健康体系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对策

1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状

（1）我国对于农村地区污水综合处理利用技术的深入研究比西方国家要晚一些，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步开始研究农村污水的综合处理利用技术。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也逐步意识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重要性，所以，先进、合理的农村生活污水综合处理工艺技术已开始逐渐得到广泛应用，但一些经济不够发达的农村地区还是没有得到普遍应用。（2）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污水处理的方式主要是集中污水处理系统，但这个处理系统很难在干旱地区、西北部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这是因为这类地区相对干燥，没有潮湿的内部和外在生态环境，如果将集中污水处理系统投入使用，会导致维护经费过高，还有可能会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趋势相悖或违背，且治理效果也不明显。此外，集中处理体系对于氨氮的综合处理和利用效果并不明显，从而导致农村的农田、粪便污水综合处理和利用效果不能完全达到国家氨氮的排放标准，且污水处理技术应用实际效果也不大[1]。

2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的问题

2.1污水综合处理和利用系统不完善

摘要:以中部某县为研究对象，通过全面梳理当地农村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重点举措和获得的实效，分析当地农村污染治理面临主体分散、投入单一和技防不足等碎片化困境。从部门整合、资金整合、平台整合入手，通过整体性治理，着力破除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碎片化困境，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农村污染；碎片化困境；路径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向农村地区全面推进，农村垃圾堆积、农村污水排放、养殖业规模扩大、种植业施用化肥和农药，易导致黑臭水体增加，粪污污染大气、水体以及破坏土壤系统，秸秆焚烧频发，都是农村地区亟需解决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1-3]。为此，国家出台了《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地方政府运用政策工具，坚持问题导向，化解信访诉求，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加大资金投入，使得农村人居环境明显得到改善。专家也从污染原理着手，通过分析农村污染形态，强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外来输入是造成农村污染的直接因素，为政府施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推进了农村污染治理工作[4]。

1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现状

1.1当地农村污染治理的政策工具

本文研究的中部某县，为农业大县，位于长江北岸，丘陵众多，山清水秀，面临着农村污染问题（表1）。自2017年中央和省开展环保督察以来，共交办该县信访件224件，其中农村地区170件，占比75.9%，整改完成率100%。鉴于农民环境信访诉求量大且繁杂，该县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规划和方案，系统地推进农村污染治理工作。在制度方面，与侯马市探索实施长效机制，出台了《侯马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类似，该县梳理了职能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明确县直部门职责和乡镇属地责任，从根本上解决基层环境监管重点、难点的问题，破解职能不清、权属不明的碎片化困境[5]。在规划方面，为改善民生，打造美丽乡村，该县统筹制定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2017—2030年）》，建设并运维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方案方面，为落实规划，该县相继出台了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治理实施方案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采取具体措施以改善污水横流的现状，严禁将污水排入长江，严格保护长江水生态环境。

随着养殖业的蓬勃发展，对农村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威胁农村饮水安全、影响农村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畜禽养殖业的污染防治工作紧迫而艰巨。

一、畜禽养殖业污染现状

1.污染物产生量大。以汝南县2009年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为例，汝南县是农业大县，畜禽养殖业发展迅速，据2009年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统计，全县规模化养殖场118个，规模化养殖小区30个，生猪年出栏量约294338头。COD年产生量约4543吨，氨氮年产生量约734吨。养殖业污染物排放量，已远远超过工业源和生活源污染物的排放量之和，已成为影响全县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

2.污染水体。由于畜禽养殖企业对粪便、污水治理落后，致使大量粪便直接排入周围环境，严重污染了水体。《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中要求养殖废水中，COD最高日均排放浓度小于400mg/l。而我县养殖场排放污水中COD浓度可达2640mg/l以上，氮磷含量也高，高浓度的污水直接外排，造成水质不断恶化，水体严重富营养化，严重的还导致水体丧失使用功能。

3.污染空气。畜禽养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恶臭气体，其中含有大量的氨、硫化物、甲烷等有毒有害成分，污染养殖场地及周围空气，特别是夏、秋两季，养殖场周围恶臭冲天，蚊蝇孽生，不仅污染周围环境，而且极易传播疾病，严重影响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

4.危害农田生态。汝南县进规模化养殖业每年产生粪便大约6.13万吨，这些粪便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还田，高浓度污水用于灌溉，会使农作物陡长，造成减产，土壤透水性下降、板结，严重影响土壤质量。

为深入贯彻党的、中央纪委二次、三次全会精神，落实关于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2019年全国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要点》、《2019年全省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2019年市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和民政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要求，结合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问题整改，继续在全县范围深入推进农村低保专项治理，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治理“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坚决查处农村低保工作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坚决做好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问题整改，扎实推进农村低保工作领域涉黑涉恶线索排查和乱象整治，进一步提升农村低保规范管理水平，切实发挥好农村低保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的兜底保障作用。

二、治理重点

（一）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将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检查我县各乡镇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工作中是否存在搞形式、走过场的问题，检查农村低保经办中是否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检查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落实情况，严肃工作纪律和群众纪律，严肃查处农村低保工作中“四个意识”不强、责任不落实、措施不精准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

（二）查处“漏保”问题。将落实《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奉民字〔2018〕170号）作为治理重点，严肃查处农村低保中的“漏保”问题。检查各地落实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符合条件的重病、重残对象及时纳入低保情况，同步排查近一年来出现重大急难状况、曾提交申请但因相关规定未审批通过的家庭，对其中新增符合条件人员集中办理审核审批。

同志们

正确分析我县当前草原、河道、林地、砂石资源管理工作呈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次会议是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主要目的巩固依法治理私开滥垦工作成果。安排安排我县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任务，有效维护我县生态环境免遭破坏。刚才，亚江副县长宣读了县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希望大家高度重视，真正负起责任，将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下面，就依法开展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查找问题，认清形势。增强做好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县开展了依法治理私开滥垦专项会战，2009年。加大了打击力度，收到较好效果，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共查处非法侵占林地案件3起，恢复林地30亩；查处非法开垦草原案件29起，奖励违法当事人29人，其中判刑3人，恢复草原植被1684亩；查处违法开垦河道案件15起，恢复原状900亩，处置越界开采砂石案件5起，并进行了处分，责令守界生产。

也要清醒地看到专项治理取得的效果还是初步的距离专项治理的目标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差距，肯定专项治理工作成果的同时。农村资源管护形势仍不容乐观。从"二调"情况看，私开滥垦屡禁不止，农村资源流失还很严重。从治理的效果看，私开滥垦的现象虽然得到一定水平的遏制，但是通过下乡调查了解，有的乡镇私开滥垦草原、河道及侵占林地等违法行为仍有发生；已开垦的草原、河道，有的仍在继续耕种。从社会稳定看，因非法侵占农村资源引发上访事件不时，一些人把黑手伸向农村资源，牟取暴利，民怨极大，成为群众上访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据信访部门统计，县每年涉及农村资源的上访案件达30余起，小则写上访信，大则集体上访，甚至出现群体性治安案件和非法集体上访现象，处置难度较大，给县委、县政府造成了恶劣影响，有的案件影响了县、乡正常工作运转。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说明农村资源已经到非进行整治不可的地步。同时也看出，有的乡镇和部门领导对打击私开滥垦行为重视不够，存在"县里抓时紧一阵儿，过后就放松"问题，还没有真正摆上日程；有的乡镇和部门领导对此项工作存在畏难心理，不敢碰硬，回避矛盾；有的乡镇、村为了经济利益，和县里打埋伏，敷衍了事，只是外表上推一推，根本没有实质性动作。这次全县范围的农村资源专项治理工作就是要通过全县上下的整体行动，使非法侵占林地，私开滥垦河道、草原，违规开采砂石等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为我县经济社会可继续发展发明良好的生态环境。各个乡镇、各相关部门一定要站在维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高度，切实将专项整治工作摆上位置。要按照方案的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切实将该管理的管理到位，该规范的规范到位，该整顿的整顿到位，该依法打击的依法打击到位。特别是存在问题的乡镇要立即对号入座，立即开展自查，立即采取措施，立即开展整顿。

二、严厉打击，突出重点。依法治理侵占农村资源的违法行为

［提要］农户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主体，也是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农户的参与频率对污水治理起着关键作用。基于吉木萨尔县示范村农户调研数据，在阐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情况上，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吉木萨尔；生活污水；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农户参与行为

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农村污水治理的日益重视，随之颁布一些相关文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将农户纳为主体，提高农村居民主动性、参与改善人居环境的意识和积极性。同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接续提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充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推行“政府引导、市场运营、农民参与”模式，以提升农民幸福感和获得感为根本目的，以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现如今农村生活污水的治理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如，赵霞（2016）对京冀地区进行农村人居环境考察指出我国农村存在水污染的问题，污水横流的现象；郑顺显（2021）提出大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基础还比较薄弱，治理水平和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应强化科学规划和统筹推进；徐蕾（2021）等认为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中农户的主体意识不明确，环保意识较弱，农户的惯性思维忽视了污水工作。二是对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重要性研究。王莽莽（2021）认为农户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农民主体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缺位，直接影响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推进。齐敏（2017）表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可以增强自身的责任感并在其中发挥主体作用。因此，农户参与污水治理的作用不可替代。三是农户参与污水治理影响因素研究。吕齐（2021）提出将农户禀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责任主体意识和治理认同对农民参与农民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有正向影响。唐洪松（2021）等研究表明集体认可和干群沟通均正向影响公众水环境治理行为，且干群沟通通过影响集体认可对公众水环境治理行为有进一步的正向促进作用。另外一部分学者从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角度来分析个体参与行为的差异。唐林（2019）等学者提出受教育年限对农户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刘云霞（2016）指出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公众环保参与有显著影响。吉木萨尔县隶属新疆昌吉州，且水资源十分稀缺，2021年被评为投资潜力最大的100个县市之一。投资潜力的研究指标包括生态环境系统。作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农户宜居宜业的重要措施之一，农户参与的频率直接决定着污水处理的效果。吉木萨尔县在污水治理过程中存在农户参与行为不积极的问题，故将吉木萨尔县作为研究地区。因此，本文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从农户主体角度对研究区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促进农户参与行为，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对创建美丽宜居乡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农户参与行为决策路径分析

在农村污水治理中农户参与行为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个体特征、生态认知、基础设施建设认知、村庄主体意识认知和村庄活动组织认知。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在村内居住时间、是否担当村干部、家庭收入及健康水平。生态认知包括环境责任认知、污水治理必要、水污染认知、居住环境满意度；农民参与行为的差异体现在不同的认知情境中，对污水处理重要性的认知差异导致农民参与污水处理的行为不同，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与农户有直接利益相关。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评价、维护重要性和施工影响的认知会引起农户环保行为的差异，且农户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作的理解并支持的态度决定治理成效的高低。村庄主体意识认知主要包括对村庄依赖、村内主体意识、村内事务关注度及对村内活动支持度；农户对村庄主体意识认知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参与行为的决策，并且村庄环境得到改善会带给农户自身参与的荣誉感。村庄活动组织认知主要包括基层执行力度、教育宣传、村干部带头和村规民约制度。村集体所具体开展的生活污水治理措施直接影响农户的生活习惯和环境保护意识，促进农户参与生活污水治理的行为决策。具体行为决策路径如图1所示。

二、研究设计

根据农业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国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通知》（农经发〔2012〕14号）文件，按照省农委等七厅局文件部署，我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扎实有序的开展，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成立组织，制定方案

为加强我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稳步推进，保证工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我县成立县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副县长张华松任组长、政办副主任孟凡臣任副组长，县农经局、国土局、监察局、民政局、纠风办、信访局、新农办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经局。各乡镇（场）也分别成立了相应组织，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领导，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平稳开展、扎实推进，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同时，根据我县工作实际，制定了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任务、时间要求，加强了督查、指导。

二、部门联合，齐抓共管

为搞好专项治理工作，我县加强了部门联合、部门与乡（镇）的配合，在县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协调下，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工作平稳推进，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在实际工作中，县农经局负责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牵头和组织协调，并承担农村土地承包突出问题治理的相关工作；县国土局负责征占农村土地突出问题治理中纠正侵害被征地农民权益行为和查处土地违法违规案件等工作；县监察局和纠风办负责组织查处农村土地承包违法违纪行为和违法违规征占农村土地行为；县民政局负责农村土地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相关事务；县新农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研究新时期农村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县信访办、纠风办负责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加强督查督办。各乡镇（场）在专项治理工作中负责本地工作的组织、协调、突出问题的排查；与县有关部门合作解决所在辖区内农村突出问题，确保大局稳定。

三、认真排查，逐步治理

「内容提要」在乡村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农村治理将更多地依赖于民间权威，即农户之间的谈判、协商与合作。农户之间要达成长期合作，就必须保证农户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这就要求村庄的结构是封闭式的，即农户无法退出村庄，没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村的开放和农户流动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部分农户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农户之间的合作更加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虽然表明农户存在合作的意愿，但是这种合作不是长期的。另外，本文对产权安排与农村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以农户合作为基础的农村治理依赖于明晰的产权。

「摘要题」乡村治理

「关键词」宗族/农村治理/合作博弈

一、引言

随着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以及“草根民主”观念的普及，农村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尤其赢得了很多社会学家的智慧。农村治理，就是农村公共权威管理农村社区，增进农村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秀丽等人（2004）所指出的，治理不同于统治，它不仅仅依赖于政府权威，还依赖于民间权威，或者二者的结合。因此，农村治理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近代直到现在，治理中国农村的公共权威结构主要由政府、政党和民间三部分组成，其中，政府和政党属于官方的权威机构，他们在中国农村治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治理结构与以前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政府和政党权威深入农村，国家对农村的控制明显加强。民间治理权威，尤其是一直广泛存在的“宗族治理”受到严厉打击，在建国后的30年里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治理改革，源于体制解体后农村社会广泛出现的权力真空。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体制。1987年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农户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88年开始实施，标志着农户委员会的建设进入了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根本法和具体组织法确立了农户委员会作为农户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农户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确定了农户委员会不是一级政权组织，而是农户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于建嵘（2002）认为，在文本制度上，村民自治是以确认和保护农户个人权利为前提的农村治理制度。目前中国乡镇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农户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农村治理方式，标志着国家行政化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