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政治范文10篇

十六大以后，新领导层很关心中国社会的下层，尤其是农村问题，加之新一届政府把农村问题看成是“重中之重”，外界纷纷猜想中国领导人会进行怎样的农村改革。除了讨论很久的农村土地私有化以外，人们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农村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来解决农村问题。那么，中共在农村会进行怎样的政治改革呢？

中国的改革模式一直被外界概括成为“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但在农村则不然，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经济改革最初在农村开始，很快就导致了时代建立起来的制度的解体。当时的领导人决定了中共历史上关键的一步，即在村级建立村民自治制度来填补制度解体以后的农村权力真空。这就是农村政治体制变革的第一步。如何进行农村进一步的政治变革？很多人自然把眼光落到了扩大农村已经存在的民主制度，即村民自治。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和整个国家政治的发展方向一样，农村变革的长期目标也是民主。现在农村存在着的很多问题与农民的无权状态有关。如干部的腐败和毫无节制的乱收费等。农民用集体抗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因为不存在任何让农民表达利益的机制。如果能够在农村扩大民主，这些现象可望得到遏制。

但问题是，是否可以以村民自治为起点来真正有效解决农村问题呢？从很多方面来说，弱小的村民民主是无法承担解决农村问题之重担。尽管村民民主制度到现在已经实行十多年了，但它仍然只占农村政治空间的很小一部分。除了村民自治制度外，农村还有其它很多的组织与村民自治制度分享权力。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农村党支部。此外还有如经济组织、妇女、共青团等等。从实际层面上说，党支部还是农村实权的掌握者和使用者。

其次，现在农村干部的腐败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对付得了的。这不仅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党的干部的权力还是高于村民选举出来的村民委员会，也是因为农村干部人数的庞大。执政党在农村维持庞大的干部队伍还是为了加强在农村的控制，而上级政府又不能提供足够的财力来支付同样庞大的费用，这迫使农村干部从“非法”的途径来掠取财力。这就导致腐败。很难想象地方民主能够遏制得了这么庞大的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实际上，即使实行了民主，如果农村干部队伍不能缩减，要生存，这些干部也同样会腐败。

再次，由于国家税收制度变革所引发的一系列农村问题更不是村民自治制度所能应付的。现在农民的经济负担在很大程度上和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央地方之间实行的分税制有关联。分税制的主要特点就是国家财力向中央倾斜，中央政府分享到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部分。尽管分税制有效遏制了人们所担心的经济地方主义，但同时也损害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使得农村的财力大不够用。毋庸置疑，这也是乱收费的一个制度根源。可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和村民自治没有什么关系。

农村政治研究作为恢复和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构成，其发展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十多年中，它的生长和发展给当代中国政治学注入了一股充满生机的新鲜活力，影响了作为中国社会科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方向，丰富了它的特征。作为参与这一过程的一个实践者，我深切地感受到它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留下的清晰足迹，以及它在目前所面临着的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而无论是成绩还是问题，也都是与这一过程共始终，因此是我们这一代实践者所共同经历的。

与社会学、人类学乃至于历史学等学科积淀深厚，与农村社会和田野研究方法具有亲缘关系的学科相比较，作为一种自觉的学科努力，新生的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农村和田野的结合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大胆地估计，也就是最近十五年的事，并且，作为一种着意开拓的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农村的结缘从开始来看，也并非始于一种学科主流的有意而为，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由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机缘所促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这种“意外”反映了一种学科的集体被动与困境。

回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刚刚恢复，就高扬民主和理性主义大旗，一路高歌猛进，以推进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己任，一时间，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在新恢复的法学、社会学诸学科中处于领先位置，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这种显要是历史所赋予，并在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顶点，以至后来者迄今也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那是一个政治学初生却激情澎湃的年代，也是政、学两界的一个蜜月时期，在那样一种百废待新，一切仿佛都需要重新认识和选择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的基本取向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与这一结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农村纳入自己的学科视野。

然而，历史的发展充满变数，中国政治学在九十年代便从充满启蒙理想的半空中回落到现实的地面，从那以后，历史再没有给初生的政治学提供如经济学和法学那样大展宏图的机会，甚至连它自身都在经历一个学科的重新定位，以在新的社会生态中寻找安生立命的位置。正是在这样一种急速转变之中，一些学者开始了并非起于自觉但最终却又高度自觉的学术重心下沉，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去追问促成无常历史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农村成为他们进行这种试探性耕耘的一块处女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对回复到相对冷寂地带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政治学做一个整体上的评估，可以大体上归纳出两个新时代特征：一个是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尝试。以这种取向为研究指归的学者在此一时期致力于学科乃至学术的重建，一些西方的重要学术思潮、学术范式、研究方法和学术概念，因其与转型期中国政治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关系而被引入，从而在外形和内核两个方面影响和再造冷寂之中的中国政治学术。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觉扬弃一贯以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布道和注经式研究，从唯书为上转向实证和经验。正是在后一种取向中，对于中国农村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很快地取得引人注目的独特地位，并且因为种种国际和国内的原因而成为新时期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特例，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结果，到了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如果说在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还能有所寄望，并受到海内外和体制内外所普遍关注的，就是这农村政治了。这一时期，作为政治学领域的跨问题公共领域，你不能不谈农村，不能不谈农村政治研究，不能不谈村民自治研究。中国政治学也因为有了村民自治研究这颗明珠，不仅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不仅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各种资助，而且还几乎重新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乃至于有学者称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几近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上述状况无疑首先是由时代造就的，其次也是学者的努力和历史机缘相碰触的产物。明白了这两点，我们也就得以明白此一时期新生的农村政治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由宏观、高层向底层和中、微观的转向，由历史条件本身所促成，但研究对象的转变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研究者素有的研究情怀的转变，毋宁说，此一时期的农村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无能为力的宏大关怀的一种替代和移情。正是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替代与移情决定了其研究价值的定位，因此，此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村庄的，却又不是局限于村庄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这一特征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地方。从正面影响看，具有宏大关怀的村民自治研究的影响很快就溢出村庄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知识精英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公共性话语，从而带动了公共政策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于研究。而从其不足的方面看，由于其研究的价值关怀实质上在村庄之外，因此，过于强烈的宏大关怀实质上十分容易遮蔽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农村社会自身的认识，或者说使这种认识缺乏农村主位。其次，过于宏大的价值关怀与研究方法上的微观个案的联姻，在加速经验研究与学理研究结合的时候，也容易使来自于农村社会的“经验”成为论证某种先在理论政治正确性的材料，从而造成对“经验”本身的切割与拼装，违背田野研究的内在要求，使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显现出个案与田野外貌的同时又呈现出某种非个案和非田野的特质。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一时期的一些农村政治研究和村庄调查看似农村和村庄的，但在实际上却既是非农村也是非村庄的，看似田野的和个案的，但它在本质上却可能恰恰是非田野和非个案的，因为它的全部研究目的都在于自觉不自觉地去论证一种先在新政治理念的正确性，从而使其自身被打上了某种新的泛意识形态研究的色彩（不带贬义意义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和“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为此，我们要找准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的着力点，靠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力推动，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

一、正确把握新时期农村形势，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存在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当前，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农村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增多。由于农民增收难，农村发展滞后，致使农村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生产生活困难的农民，内心深处滋生着一种悲观、失望、困惑、不满的情绪，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新时期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在抓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可靠的保障。

二、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农村新特点，切实增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新的历史时期，农民由于更多地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思想更加活跃，观念不断更新，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因此，我们一定要针对新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第一，观念要创新。要树立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观念。一要正确看待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表现出的多样化倾向，分层次、分类别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探索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农村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二要不断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从当前讲，尤其要加强农村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教育，真正培育出有理想、有知识、有本领、有纪律的一代新农民。三要不断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视野和范围。中国和世界的交流越来越多，农民必将更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激发发展农业、农村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要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阵地。第二，制度要创新。要进一步强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力量，在农村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一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进一步硬化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指标体系，增强农村基层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真正促使他们做到两手抓，两手硬。第三，方法要创新。一要发扬民主。努力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贴近群众思想实际，防止“填鸭式”教育，提倡“参与式”教育，增强教育效果。二要抓好结合。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切实组织好扶贫帮困，送温暖献爱心等活动，尽可能为农民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三要更新手段。进一步增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注意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信息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推动思想政治工作更广泛、更生动、更直观、更快捷地深入到农民中去。

三、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帮助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农村调研报告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是党的思想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起着至关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参与，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农民群众思想道德、法律意识和科技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实现了农村经济社会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近年来，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其宣传攻势和宣传力度呈萎缩态势。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完善宣传基础设施，增强宣传攻势已迫在眉捷。

一、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现状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得以充分较好发挥，农村经济实现了团结和谐，农村呈现出可喜欢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民群众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却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当前，在农村思想政治宣传主要表现为：1、组织宣传难。在农村，已经很难看到过去村民聚在一起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生动局面了。在很多地方，由于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儿童，且他们文化素质普遍较差，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能力较弱。因此，现在的农村已很难组织起农民聚在一起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即便组织起来，学习的人也非常少。由于宣传次数的减弱，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宗族势力增强、拜金主义盛行、农村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影响和谐社会建设。2、宣传次数少，宣传资金难保证。由于宣传次数少，部分农民群众国家、集体意识淡薄，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进而给农村工作增加难度。目前，农村思想政治宣传普遍被忽视，特别是乡镇政府大多负债运行，保运转保稳定是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进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缺乏了政策扶持，宣传资金难以保证，无法正常开展宣传工作。很多农民群众反映，“科技文化下乡”活动很好，深受老百姓喜爱，但次数少，时间短。在农村，科技、文化、卫生知识太缺乏了，农民科学种田的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卫生防疫等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建设都离不开知识的渗透和灌输。3、乡镇文化站、广播站无法正常发挥宣传作用。目前，绝大部分乡镇文化站、广播站仅仅是个摆设，已经失去文化宣传作用。文化干部、广播人员在编不在岗，无活动经费是大多数乡镇文化站、广播站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正是由于失去文化站、广播站宣传作用，黄赌毒等社会不道德思想正逐渐渗透到农村，也给封建迷信、×××等邪教组织制造了可趋之机。×××的惨痛教训足以证明农村思想政治宣传的薄弱。

二、采取措施，切实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宣传

农村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摘要：笔者依据“农民行动的信念基础”的描述和理解框架，从农村社会心态与行动的视角观测和分析农村政治稳定形势。田野资料显示，农民和基层干部对党和政府的权威有较高的认同，但对晚近的干部、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却认同较低；对自身生活的改善有较高的认同，对国家未来发展较为乐观，但对农村未来形势信心较低；对法律上的社会制度有高度的认同，但对实践中的社会制度却认同较低。这说明，当前农村尽管容易引发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局部性群体事件，但并不存在社会大变革的民意基础。

关键词：农村；政治稳定；农民心态；农民行动；信念基础

一、稳定形势的测量：文献评论

近些年来，关于国内农村稳定的形势，人们的意见和判断并不一致。[①]这一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在有关评判标准上的差异。在此，笔者拟讨论的即是，有关评判与理解稳定形势的框架问题。亨廷顿曾提出：正像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人们所熟悉，并为人们所接受的那样，政治秩序的标志，以及在暴力、政变、暴乱和其他不稳定的形式中丧失政治秩序，也是很清楚的，甚至是可以计量的。对于政治学家来说，以学术形式分析和讨论促进政治秩序的途径和手段，也应该是可能的（亨廷顿，1998：序言11）。罗伯特。达尔以冲突的“弥漫性”（每10万人中的参与人数）、“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持续性”和“冲突总量”来测量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稳定状况（罗伯特。达尔，1987：102）。法伊拉本德等学者则将六个方面的指标，即：官员的开除和辞职，和平示威和罢工，骚动和暗杀，大规模逮捕和囚禁，反抗，游击战、内战和革命家，作为测量世界各国“政治不稳定的一种尺度”（罗伯特。达尔，1987：111）。

然而，研究近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稳定形势的变化及其现状，至为困难的问题却在于，确立评判稳定或不稳定的计量标准。正如有人曾承认，“评价社会政治稳定状况显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政治稳定不同于经济状况及其变化，能够以较为准确的数据加以测量。”（张厚安等，1995：901）缺乏定量分析，这也是当今中国农村稳定研究中的一个明显不足。

关于稳定形势的测量与预测，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为之。比如，有学者曾从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种评价体系，即：一方面，从纯理论的视角应有三种指标评价体系：1）社会稳定度指标体系，如稳定级度量表等，此为事实评价。2）稳定类型完善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类型本身状况所作的评估，此为类型评价。3）目标耦合度指标体系，即对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之间匹配状况的评价，此为价值评价。另一方面，如从比较的视角，既可与理想的稳定状态比较，也可与本社会自身历史上的稳定状况比较（陆雨辰，1992）。但在如何细化指标上他并未有更多的意见。还有学者提出一个评价农村稳定状况的“两个向度的分析框架”：一是政治稳定的四个基本指标，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二是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张厚安等，1995：19、902）。这一框架对农村稳定形势的评判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如何进一步细化指标，如衡量政制、政权、政策、政局状况，衡量经济、社会和人心的稳定状况等方面，他们也未设计出更精当的指标。

关键词：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是政治发展的内容，也是政治发展的目标。村民自治在我国实施近20年来，以基层民主化为制度目标，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一项农村基层民主实践活动。这一制度从根本上影响了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的发展态势，极大的推动了中国农村的政治发展。

一、村委会产生与民主选举

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这样一个镜头让人感动：陕甘宁边区普选中，农民用向碗里投黄豆的朴素办法，选举自己中意的干部。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投豆选举"早已"锁"进历史档案，即使在农村，农民们也手持选票，走进秘密划票间，规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委会选举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特别是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战略部署以来，全面推进村委会直接选举就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对村委会的选举程序和操作步骤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外，各地方省级人大常委会也普遍制定了选举办法，规范本行政区域的村委会直接选举。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相继经历了民主治理路径的初步自探阶段，国家关注、动员和推进阶段，国家规范和农村基层民主深入发展阶段。与这一发展历程相伴随的是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特点的日益显现化，如社会治理的日趋自治化、农民作为政治权利主体身份的渐趋明朗化、政治权威合法性来源的逐步法理化。从这一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农村的民主政治发展离不开基层的创造、各级政府的引导和规范、专家学者的理论论证。

[关键词]农村民主政治村民自治基层民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在新的体制框架内已然走过30年，对这30年来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历程作一总结，从它演进的轨迹中找出某些阶段性特征和由此构成的历史逻辑关系，对找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突破方向，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必将是一种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

一、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轨迹

要了解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轨迹，我们就不得不关注村民自治的发展轨迹。虽然就村民自治的原生态而言，村民自治是农民出于社会管理而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我组织，但从其产生后不久，它就成了国家运作农村基层民主的重要载体。所以，回顾与梳理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就必须以村民自治为原点、以现代国家和乡村社会为两个支点建构其分析框架。为此，我们从三个阶段展开追溯：

第一，民主治理路径的初步自探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过去的体制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它不仅无法继续承担整合农村社会的作用，而且“无法容忍新兴的社会力量”，并在客观上使农村一些社队基层组织处于涣散，甚至瘫痪、半瘫痪状态。为此，出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县和宜山县的一些村，自发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虽然当时他们创建村民委员会仅仅是为了使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一新生事物一经产生就因其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而很快在其他农村地区蔓延开来。这一农民自发创造的管理机制也引起了当时主管中央政法工作的彭真同志的重视，并肯定了人民在组建村级管理组织时的自主权、选举权等。“村民自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组织，它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是一种群众性的自我整合。这种整合所产生的后果首先就在于建构农民的主体性，农民在自我整合中是’自治者’，而不是’他治者’。”当然，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农民对民主的学习、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过程，同时，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化治理机制，还需要与政权和政党治理机制相互对接和磨合。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村民自治制度并没有承担起国家所期望的民主功能，而是出现了各行其是、甚至扭曲村民自治原则精神的状况。这一现状实际上给中国民主化进程提出了新的命题，即农村原生民主是自发的、朴素的，它要想承担起农村民主政治载体的使命，完成自发性民主到制度性民主的转型，还需要国家的动员、推动，需要国家制度建构，使乡村民主进入到制度建设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