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范文10篇

党的**届五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加以推进”。近年来，随着沿江开发战略的有力推进，我区农村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社区、尤其是以安置征地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社区在农村基层组织中所占比重日渐增大。**年以来，全区先后有83个行政村全部或部分进行了拆迁，占行政村总数的51.6%。截止**年底，我区已建农村社区14个，其它拆迁安置小区12个（以下统称为“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入住居民达11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近28%。加强党对农村社区的领导，已成为我区当前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要求，更成为我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为深入了解我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情况，我部采取专题座谈、问卷调查、资料分析、集中研讨等多种方式，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认真总结近年来新北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实践，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和进行原因分析，并就下一步如何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提出对策和建议。

一、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社区面临新的考验

**年常州高新区成立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年，我区第一个街道──河海街道成立，**年，河海街道下属的塘桥村等4个行政村撤销，成立了燕兴社区等我区最早的6个社区；**年，由于我区区划调整，撤销三井乡和龙虎塘镇,分别以其原辖区域设立了三井街道和龙虎塘街道，三井乡下属的8个行政村同时撤村建立社区，龙虎塘街道的撤村建社区工作也正在积极谋划中。同时，由于区内各镇开发建设势头迅猛，春江、薛家和罗溪等镇的部分行政村也开始了拆迁，大量农民进入拆迁安置小区成为居民。

从本质上看，我区现阶段的农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社区，是脱胎于农村行政村到建成城市成熟社区之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和阶段。由于建成时间有早晚，城市化程度不一，各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性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区农村社区的过渡特性决定了它存在着不同于农村行政村和城市社区的各种问题，例如，社区内居民大多为失地农民，需要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农村社区担负着原村集体经济职能；农村社区中原行政村农民要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担负着社区领导职能的社区党组织面临新的考验，主要表现为“三难”：

1、社区社会利益关系难整合。征地拆迁后，农民进入社区居住，原行政村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均发生了变化，社区党组织整合社会利益要做到三个“必须”。必须维护社区居民(失地农民)的利益。社区党组织作为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处处为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着想，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如何为失地农民争取每一份应得的利益是党组织整合社会关系首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明晰量化村集体资产。农村社区居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对村级集体资产收益有着强烈的依赖，对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为农村社区居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核实、评估，如何合理确定股权设置种类，股值大小，股权的性质如何量化分配、股份分红与现行的福利分配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目前我区社区党组织重新整合社会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容易诱发各类矛盾乃至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必须实现原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原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发展渠道不广、经营管理机制欠活和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困难，集体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突出。研究和制定管理使用土地出让金的有关政策，解决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后劲，使留用的土地出让金成为集体经济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是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实践表明，社区党组织在重新整合社会关系中，各种情况复杂，难度较大。

提要：本文提出农村社区定位于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三个层次，并着重阐述了乡镇在农村社区中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从当前的形势看，乡镇党委和政府要通过民主化来实现角色重塑和功能转变，以实现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柔性衔接。

一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二

摘要：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了解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在农村社区实施现状，将发展相对成熟的上海浦东新区L农村社区与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的福建漳州J农村社区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提出J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并分析产生不足的原因，旨在强调政府在该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顺利施行，要求政府要加强由内及外的政策宣传、完善激励机制、加大医疗设备的投入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等挑战，转变以医院和疾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迫在眉睫。在全科医生制度不断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不断推进以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施行的背景下，2016年6月，由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委联合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以健康为中心，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启动。［1］2017年，已有27个省（区、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18年，“家庭医生”再度成为两会热点。新时代下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相比城镇社区而言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够充分。从农村社区本身而言，社区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居民传统就医观念浓厚。亟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突破口，下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以改变农村社区“小病大医”和“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发生；从医疗资源上看来，各类资源的缺失使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实施存在更多障碍。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强调要深入推进公共卫生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不断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2］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对完善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缩小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差距的重要举措。当前对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探究，从学科上看来多集中于公共卫生领域，侯进等［3］从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效果评价出发，提出要从优化支付方式、确立全科基本服务项目、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力度等方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周晓容等［4］则在对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访问后，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依旧存在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包设计不够科学、设备及基本药物配备不足等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学者们多选择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张广东［5］在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进行探讨后，提出要想解决乡村医生队伍存在的问题就要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何俊曦等［6］则从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的签约现状出发，提出农村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签约率还有待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居民的签约意愿和就医习惯间依旧存在矛盾。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关于政府如何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施行上的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选取了发展相对成熟的上海浦东新区L农村社区和处于起步阶段的福建漳州的J农村社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对相关人员的访问，采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两社区所在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进行比较，分析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试图汲取L社区的优秀做法以不断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推进，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都有一定的创新。

二、调查概况

（一）社区选择。2010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L社区作为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的10大试点区域，在政策实施后取得了较为醒目的成绩。福建省漳州市J农村社区于2017年开始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对上海而言起步较晚，各方面发展不够成熟。之所以选择L社区和J社区两个农村社区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二者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队伍组成、服务内容、签约服务模式等方面都较为相似（如表1），可以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本文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政府的举措入手，通过比较和总结，试图阐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并探索解决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两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由于受农村各因素的限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推行存在更大的障碍。虽然L农村社区和J农村社区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时间不同、取得的成效也不一样，但二者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积极的举动。1．L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现状在上海“1＋1＋1”的签约组合模式下，L社区形成了“社区首诊、联合体内梯度就诊”的服务模式。以社区为载体、家庭为单位、契约服务为形式并巧妙地利用电子档案对村民的健康资料进行管理，家庭医生团队主要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这两个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L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府由内及外全方位的政策宣传。包括对政府内部公务人员、各级医务人员和各村村干部进行的政策培训。再由家庭医生和村委会组成流动宣传组，上门入户对村民进行详细的政策解读，主动解决村民的签约疑惑。而在资源投入上，首先，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薪酬给予了重点倾斜，每年增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经费1万元。同时，也为全科医师提供了住房保障和培训实习的机会。对于乡村医生，政府则不断扩大其经费来源，除了业务收入、公共卫生服务费外也提供了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其次，L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软硬件设备齐全，公众号“医疗小I”有效实现预约就诊。近来，社区卫生服务站升级为家庭医生诊所，坐落于几个行政村的中心，方便了家庭医生看诊。2．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现状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起步较晚，2017年签约人数一万多户，签约覆盖率达30％。在采用漳州市“1＋1＋X”的签约服务模式下，J社区形成了由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公卫人员以及乡村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政府在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努力。首先，政策宣传和签约活动主要依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联合乡村医生以乡村卫生室为基地进行。其次，J社区对家庭医生实行绩效考核机制，而乡村医生除了享有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以外，还增加了岗位津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不断完善各类医疗设备的同时也尝试利用家庭医生APP和WEB服务端扩大签约途径。近来，政府在各村投建村卫生室并公开招聘公办乡村医生以不断丰富家庭医生团队。3．不同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现状比较两社区所在政府都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做了较大的努力，将两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工作归纳为政策宣传、人才吸引以及医疗设备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如表2所示。从宣传力度上看，L社区的宣传力度大且全面；而J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掌握不够，对村民的宣传历时短且方式单一。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看来，L社区除了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外还更加注重就医软环境的设计；而J社区各行政村村卫生室正处于投建阶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同诊室的装修如出一辙，可见对就医环境的设计也不够重视。在医疗设备配备上，L社区医院和诊所都配备有相应的医疗设备；而J社区的医疗设备有所欠缺，特别是乡村诊所更为匮乏。在人才吸引上，L社区所在政府坚持通过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吸引优秀人员加入，更加注重其长远发展；而J社区所在政府对家庭医生团队各医务人员的吸引仅限于绩效工资奖励和政府津贴。因而，J社区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过程中还凸显出一定的问题。

一、相关理论综述

不少学者对农村居民公共需求意愿表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认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公共需求有了更高要求。廖清成（2006）通过对中部地区居民调查后发现，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表达受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需求表达意愿。二是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梁爽等（2005）通过对密云水库周边的实地调查，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环保支付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家庭年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三是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也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陈晓莉认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要想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及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农民就要联合起来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本文认为关于需求表达意愿的研究主要有两点结论：一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正迅速增加；二是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

二、研究设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社会地位等级的三重评价标准：一是财富———经济标准，二是威望———社会标准，三是权力———政治标准。他指出，财富是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中的能力，可以用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威望是个体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重。根据当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中已出现分层的局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拥有网络意味着可以可以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性质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一般来说，网络规模越大，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网络关系性质不同，网络资源动员的能力也就不同。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为了探讨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笔者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是否传统）、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以下是对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些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越脱离农业、身体越健康、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在整个社区层级越高、与其交往的人群层级越高、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越高，他们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程度的提高、职业的多元化及信息的快速传播，这部分居民的人际交往圈子不断扩大，同学朋友越来越多，基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等，“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圈子的一部分”，其主体意识增强，敢于表达自身的真实需求。农村社区居民的年龄、思想是否传统这两个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年龄越大、思想越传统，这些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不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居民的权利意识、政治意识相对淡薄，缺乏维护公共利益和关注公共生活的热情；二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们就变得相对圆滑，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往往怕生出事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妙，多说无益”、“枪打出头鸟”的思想，缺乏合作意识；三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某些居民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即便自己不参与公共文化供给决策，同样可以享受公共文化带来的好处，这就导致农村社区居民在进行需求表达时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

为全面实施卫生强市战略，提升农村卫技人员素质，推进我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建设，加快城乡卫生事业统筹发展，在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从今年起，我市将委托**师范学院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为促进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培养目标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通过几年努力，培养出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能胜任农村社区全科医生岗位，留得住、用得上、受欢迎的农村社区实用型卫技人才。

二、招生

从今年起，由县区根据各自实际，以书面形式向**师范学院提出当年需要定向培养的农村社区医生人数，**师范学院再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列入当年全省统一招生计划。

三、学费

［摘要］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繁荣发展农村社区文化，推进农村继续教育发展是电大社区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从莆田市农村社区文化教育状况分析入手，探讨农村社区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建设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村社区；教育发展；问题；对策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一，是居民社会生活的起点。而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莆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辖4个市辖区、1个县，共7个街道、38个镇、8个乡。其中，行政村879个。农村社区占全市社区总数的85%以上。发展农村社区文化教育，推进农村继续教育发展，对推动莆田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全市社区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莆田市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社区教育工作，面大线长基础差，加上城乡差别造成的观念和物质效应，导致文化教育需求相对短缺，文化教育环境相对失衡，文化教育服务相对滞后。综合起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一）“县（镇）长文化”倾向明显

近年来，**地区各级党组织紧紧围绕全面实践“三个代表”、全力推进“两个率先”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主动顺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途径新办法，注重发挥党的建设在整合社会资源、开展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基层组织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加快推进“两个率先”、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走出了一条适应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要求的农村党建新路。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对经济较发达地区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现刊发调研报告《在推进城乡和谐发展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希望能对基层党组织先进性建设与党建工作创新有所启迪。

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外向型经济和园区经济蓬勃发展、小城镇和中心城市快速崛起的骄人业绩而闻名遐迩，开辟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城市化现代化的特色之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主动适应农村城市化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新路子，拓宽工作思路，整合党建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改进工作方式，巩固执政基础，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注入了新动力，开拓了新视野，创造了新经验。

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社区党的建设势在必行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地区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大部分村镇实现了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向无粮耕作转移，农民向城镇居民转移。90年代末，**农业占的比例降到了5%左右，人均达到2693美元，农村劳动力80%以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到去年底，苏、锡、常城市化率分别达63%、66%、59%，三市共有街道168个，其中89个是由原来的乡镇改制而来，占街道总数的53%；社区（居委会）共有1277个，其中，由村改成的243个，占19%，村居合一的有233个，占18.2%，两者合占三市社区（居委会）总数的37.2%。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农村党建工作模式很难适应这些新变化。基层党建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顺应时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省**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冲击，城乡经济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出现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趋势。张家港全市农村劳动力约31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产业的达到23.5万人，非农化率达到75.9%。昆山市在2001年9月尚有480多个村庄，通过拆迁并村和村改居、居并村，减少到目前的188个村，城乡社区居委会则达到了107个，增加了一倍多。常熟市计划用12年左右时间，建设52个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1万多个零散的自然村落将逐步消失。**地区正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新目标，正在建立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创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体制新环境，促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利益。因此，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党建工作，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传统城乡关系，使农民逐步享受并融入现代城市文明；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进程，实现城乡良性互动；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表现为增加农民收入，也表现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赋予农民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逐步改变了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实现了向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多数农民在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小康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渴望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渴望过上同城市人一样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渴望在拥有小康住宅的同时享受小康环境、小康文化和小康生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民不断向农村社区集聚，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完善，农民参与社区活动日益增多，与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着制度创新的任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明晰产权。农民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必须是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借以激励农民向土地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适应人口流动，允许土地有偿转让，逐步形成

土地市场。现在一些村庄流行“三年大调整，一年小调整”的做法，必须禁止，应坚持“生不添，死不减”的政策。可倡导以户为基础，创立联合体，推行产业化经营。

(二)保障民权。宪法赋予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学术讨论自由、批评政府官吏自由、谋求幸福生活自由等权利。这些权利不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应得到法律保障，除由司法部门提起公诉，其他政府机关不得任意羁押公民，要遵守刑事法“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三)人文关怀。一个社区内所有公民，为本身利益扩大化自由发展是正常现象。由于主客观条件差异，经济收入上出现差别，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农村社区、作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都应该关怀那些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患者)。农村社区还应当参与政府社会保障行动，建立社会援助机制，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分配，避免两极分

摘要：社区自治作为一种推进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被提上议事日程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社区自治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与现实实践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自治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明显的。我国的社区自治是在非均衡状态下进行的，虽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不过要想达到理想的状态，实现社会的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键词：社区；自治；制度变迁

一、社区和社区自治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在1887年《社区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中文“社区”这个词语，最初是费孝通在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一词的。帕克之后,不断有社会学家对社区的涵义进行探索并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社区是人们对其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区域社会这一点上却已形成共识。后人又完善归纳出构成社区的七大要素：(1)人口，(2)地域，(3)经济，(4)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5)共同的文化制度，(6)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7)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在社会学角度，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学家常把它做为研究大社会的起点.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社区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与现实实践中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唐忠新先生认为中国社区属于基层法定社区，将城市的区、街、居委会辖区都视为社区。我们认为，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本质所在，社区建设中要注重政府部门的指导作用，更要注重社区中居民的认同感、归宿感和利益的相关度，唯有这样才能顺利的开展社区建设，更为真实的体现社区建设的自治精神，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因此,要推社区自治,首先必须将其操作化。有幸的是,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突破了原有理论设定的框架,将社区重新定位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社会结构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己成为新型社区的题中之义和必须具备的功能,即基层自治必须以新型社区为载体,新型社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是其应有之义。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组织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对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解释,在第二条中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时下所建立的新型社区体制,是在遵循宪法和居委会组织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次改革,社区的自治性质及其“三自职能”仍然没有变。以自治为导向的社区定位与划分社区自治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社区自治作为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有效形式,是一种有限的自治,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实行的社区自治并非是无原则的自治,而是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下,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内各种协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依法自治。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是等值互补的,即社会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展程度不单纯由国家权力从社会中退出的程度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的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程度。因此,基层自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发展还需要有另一种政治发展,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进行新的、有效的动员和整合,以充分培育基层群众自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可见,中国社区自治的推进必将是一个规划性的变迁过程,其体现为当前基层政权力量通过社区建设耒动员和整合正日益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城市居民,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公益观念和参与意识。

一、统一思想认识，将农村社区建设摆上重要位置。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组织、宣传、财政、民政、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建立执行农村社区建设考核奖励和督查通报制度，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考核内容，考核结果列入各单位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充分激发部门单位投身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大张旗鼓的宣传开展农村社区创建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一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营造多层次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创新模式，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区分城中村、近郊村、远郊村，探索实行三种农村社区化建设模式。一是开发建设模式。针对我区城中村寸土寸金的区位特点，通过政府主导、村民自治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办法，对城中村进行综合改造开发，一步到位规划建设新型社区，同时以城中村改造为契机，将村级管理服务职能与社区管理服务职能相融合，搞好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开发，实现盘活土地存量、拓展发展空间、保障村民利益、提升城市品位的多赢效果，形成统一的大社区公共服务格局。三是强企带动模式。针对钢城经济发展区内远郊村集体积累薄弱、群众收入不高、土地产出效益较低的实际，按照“企业进园、产业集群、土地集约、设施配套、适宜人居”的思路，充分依托钢厂的强企辐射功能，促进骨干企业向钢城集中搬迁，同步实施技术改造，拉长产业链条，带动实现节约用能、集约用地、集中治污、循环发展，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带动实现群众集中居住、就近务工、完善保障，全力打造和谐共融的新型社区。

三、科学调整布局，完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以5000－6000户为标准，将全区所有村庄、社区优化整合为30个社区网格，着力构建城乡全覆盖、无差别、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引进城市社区工作理念，面向农村孤寡老人、残疾人、贫困人员、外出务工家庭的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开展以扶贫帮困、互助互济和生活扶助为主要内容的无偿或低偿服务。加强农村公益性群众文化、体育、广播、信息等设施建设，逐步形成方便群众读书、阅报、健身、娱乐的场所。充分发挥农村社区文化活动阵地作用，把图书室、文体活动室、科普长廊、学校、农民夜校办成开展各类培训教育、信息传播、推广实用技术的重要场所。

四、多措并举，强化农村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一是建强村党务工作者队伍。着力选好配强农村社区领导班子尤其是党组织书记，把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积极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通过党组织换届选举，把优秀党员选举为党组织书记，选好带头人，配齐配强社区党组织班子。二是壮大志愿者队伍。对农村党员、团员、教师、退休职工、退伍军人及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查摸底、建立台帐，通过建立协会、商会等形式，积极发挥他们在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开展各类惠农服务活动。三是多渠道选聘优秀人才。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竞争上岗等形式，把优秀的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招选到农村社区工作。四是强化教育培训。以提高素质、增强能力为目标，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加大对农村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力度，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体系，积极探索开放性、多样化的教育培训途径，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社区工作者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