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制度范文10篇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度化，但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其要求，出现农村金融的缺失。农村金融缺失的原因很多，制度经济学认为，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是农村金融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关键词：农村金融金融缺失制度安排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摘要：本文回顾了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沿袭，给出了自己对农村金融特点的理解，分别是农村信用社是改革的核心对象，改革进程较为缓慢，改革为自上而下，改革步伐后滞于农村金融自发的创新，从而归结出在新常态下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关键问题。从问题导向出发，以及在研究国内外农村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时点。

关键词：农村金融；特点；改革

一、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演进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1979年至1992年，起步与恢复；（2）1993年至2003年，整合完善；（3）2003年至今，深化调整。改革涉及到农村信用社、中国农业银行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与业务范围调整、农业风险保障机制等多方面,主要具有以下特点：1.农村信用社是改革的核心对象。（1）在起步与恢复阶段，农村信用社仍然作为农行的下属网点，但在经营上必须坚持“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原则。（2）在整合完善阶段，从农行中将农村信用社分设出来，打造成农村金融的主体。（3）在深化调整阶段，农村信用社开始向央行兑付票据，置换不良资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向农村商业银行改革过渡，转型成为服务于农村农业的专职银行。2.改革进程较为缓慢。我国新制度的实施一般采取先试点再推行的方式控制风险，也给百姓充分的时间适应。虽然这种方式比较稳妥，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改革过程的漫长，且影响了非试点地区改革推进乃至经济发展的速度。3.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我国的金融制度改革政策皆由政府出台，没有农业需求打地基。因此，在创新制度的实施中，把整合各个机构作为中心工作，而其他方面如风险管理等功能的完善却没有被提上日程。这种制度创新有效的提高了改革的效率、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却也加大了脱离农村经济发展的风险。4.改革步伐后滞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沿海地区乡镇企业与农村私企”两次重大变革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得到了优化，生产力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产业转移也大大推进。而对这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都未能亦步亦趋得与之匹配，形成了历史欠账。特别是2014年中央关于加快土地流转的文件下发后，农村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再一次极大地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远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中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具有对象单一性，进程缓慢性，政府意志性和步调不统一性。

二、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产权结构不明确。（1)中国农业银行产权主体虚置中国农业银行的产权主体是国家，目前虽然它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但其所有权、处置权等依然属于国家控制范畴。政府国家管理农行使农行的发展带有较多行政干预，不自觉的便与其商业化的理念相违背。且经营权和所有权的“难舍难分”造成了银行经营管理的工作链过长，提高了办事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2)农村信用社产权结构复杂，背离创建的本意农村信用社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它创建的本意为合作金融、民主管理。然而随着信用社产权制度的改革，众多社员由于股份小而无法参与信用社的管理，多方面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导致了产权结构的模糊，产权主体虚置。有的片面追求高分红、高配股、高回报，竭泽而渔，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泛力。2.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不足。（1)中国农业银行商业化中国农业银行完全商业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个体农户借贷金额少，抗灾害能力差、风险大。同样贷一笔款，一亿和一万要经过的手续相同，银行要花费的成本相同，获得的利益却有天壤之别。自然，在两项贷款的比较中，商业化后的农业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农业银行不姓“农”，让支农工作的开展失去强大支撑。（2)农村信用社不堪重任农村信用社作为制度改革的单一对象，难以充分满足三农需求。由于农民个体分散经营，经营规模小、不良资产多、风险大等问题，商业银行大多不愿意将钱贷给农民，撤去了农村网点。而农村信用社也因失去商业银行的合作支持，孤掌难鸣，而偷偷地跟着撤去了许多农村网点。这使信用社失去了熟知三农信息的优势，无法为三农提供针对性的服务，让国家本就不够充分的支农工作更加无法开展。3.农业发展银行功能不完善，支农效果不佳。前些年农发行将自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粮棉油购销储备的工作上，集中解决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从很大的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近年来，农业发展银行在农业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初具雏形，如高标准农田水利，农田灌溉，土地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等。但因机构延伸不到基层，面对农村千家万户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动资金需求，无能为力，信贷支持无法向生产领域延伸。4.农业保险不到位，农业生产风险问题得不到解决。农业属于弱质性产业。特别在我国，经营规模小，个体经营受自然灾害影响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保险不可或缺。尽管我国保险行业长期滞后（总数少，分配布局不合理），自1982年重新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后，农保的发展一度呈上升趋势，防灾减损、风险补偿。但由于农保发展速度无法跟进农业发展的速度，1993年后，我国农保行业逐渐没落，农业保险的险种数目缩减了近一半。农民在农业生产方面的风险问题得不到解决，生活也就得不到保障。

一、物权法定主义之下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及其解释论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物权标的的农村担保物的范围应由法律予以明文规定。[3]在现行法之下，能够作为农村信贷担保的担保物包括抵押财产和质押财产，其中，抵押财产限于不动产和不动产用益物权，质押财产则包括了动产和除所有权及不动产用益物权之外的其他财产权利。这两者的区分大抵与设立担保权是否以移转标的物为生效要件相关，不移转占有而以登记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抵押财产；以移转占有为其上担保权生效要件的，属于质押财产。[4]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抵押财产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地上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抵押人还可以将上述财产一并抵押。同时，《物权法》上明确规定以下财产不得抵押：“土地所有权”；“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物权法》第184条）。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农村质押财产包括：“动产”；“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应收账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物权法》第208条、第223条）。同时，《物权法》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物权法》第209条。）

与我国《担保法》相比，《物权法》上对担保物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但由于立法方法上的限制，以上列举财产之外的财产则不能作为担保物，不能设立担保权。上述规定在解释上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农村的农作物、林木等属于《物权法》第180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其他土地附着物”，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不动产范畴，可以作为抵押财产。但在信贷实践中，如何对这些不动产进行贷前评估、贷中管理、贷后追踪，无疑是一道技术上的难题。尤其是在我国农业相关市场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财产不能在一个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其变现和处置尚无公正的规则，如何权衡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利益，即成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农村金融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端赖于农产品交易市场的构建和发展，只有在这些财产能够在公开市场上有一个相当公允的交易价格的情况下，这些不动产的评估、管理、变现规则才易于建立，农村金融机构才可对之进行风险控制。否则，金融机构不会接受这些财产作为担保物。

［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步入新一轮的下行周期，经济发展缺乏后劲支持，农村地区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传统城乡经济体制的束缚，农村经济的发展基础并不完善，农村金融发展的成熟度略显不足。从我国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主要问题出发，通过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改革重要性进行分析，提出解决和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可行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主要问题；完善措施

1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发展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依然远远落后于城市。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在一些中西部的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低，农民的经济收入也较低。推进农村经济体系改革，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开启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课题。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有效支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就要重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问题，全面把握“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重要方面，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投向“三农”，为新常态下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2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农村金融服务主体的布局不均衡

1、新制度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按照内在动力，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迁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利益驱动、自发性和渐进性。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国家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而引入实行的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其变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制度供给是国家政府的基本职能；制度是一种公共品，而公共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制度均衡是极少的，制度不均衡却是经常的，国家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就是为了弥补制度不均衡状态中的制度供给不足。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要解释长期制度变迁，国家理论必不可少。道格拉斯-c，诺思在其所著《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提出了对经济学界影响颇大的国家理论，其主要观点如下：(1)国家是制度及制度变迁的主要供给者。(2)国家给社会提供制度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机是为了取得收人。诺思指出，国家及其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也追求福利和效用最大化，他们之所以愿意提供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迁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完全是从自己利益出发的。(3)国家在提供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其目的(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和社会产出最大化)常常会发生冲突，因而，统治者也往往不愿意改变低效的产权制度。(4)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制度。而当国家提供这些基本制度时。会出现一种我们常说的“悖论”现象，这就是所谓的“诺思悖论”。“诺思悖论”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国家权力是构成有效产权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制度又往往不是中性的，在竞争约束和交易费用约束的双重约束下，往往会导致低效的产权制度结构。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供给制度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三个阶段的改革，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主体信贷需求难的问题。相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陷入供给制度陷阱之中：在支农的旗号下，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却一直体现“以农养工”、“以乡带城”的“劫贫济富”倾向，农村金融供求呈现出明显的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失衡，农村资金一直在“非农化”，农村金融体系一直趋向“非农化”，其结果必然是“城市吃肉、农村失血”。

1第一个阶段：1978--1996年，恢复和成立新的金融机构、建立起单独的农村金融安排时期。(1)1979年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其农业贷款对象从以集体为主变为以农户为主。(2)农村合作信用社从政社合一的体制下解放出来，恢复“三性”，即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3)1994年成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从农业银行剥离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4)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农村合作基金会异军突起，大大满足了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这个阶段的改革形成了农村金融市场组织的多元化和竞争状态，促进了农村金融的较快发展。但是在农村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1)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明显滞后。1979--1993年农村信用社成为农业银行的“基层机构”，受到层层行政干预，背离了“合作”的初衷，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种种限制，并初步形成了从农村“抽血”的局面：1984年农村信用社的存贷比率为0.41，1996年降为0.22，并且此后还在继续下降。2)农业银行一直身兼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双重任务，不利于商业化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3)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组织非规范经营，加剧了农村金融风险。为此。以建立农村金融体系为目的的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一、农村信用制度与农村金融创新

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决策者的大多数选择总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的，最有效的市场应该是完全理性的市场，而完全理性市场是建立在决策者行为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的。很显然，这种完全理性市场是不存在的。面对不完全的信息和不完全的理性，每一个决策者都不可避免地或大或小的承担着信用风险，既然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选择就只能是正确并充分地估计和测算它的影响和损失，以求得风险的有效防范和化解。信用包括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无论是信用意识，还是信用能力，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都需要交易对手去分析辨别，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信用制度的核心作用，就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用风险。面对农村资金需求呈现的分散性、周期长、不易监督等特点，农村信用制度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契约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和权利主体，有选择交易对象的自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进行价值比较、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金融机构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其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厚非的。涉农金融机构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其整体看仍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独立法人，面对高度分散经营的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其交易成本极高，加上担保、保险缺失，贷款利率还无法完全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也就无法补偿其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当涉农金融机构(包括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享受政府的特别关照时，面对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其支农积极性如何可以预见。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充分发挥其评价功能，挖掘其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增加“三农”领域对金融机构和其他社会资金的吸引力，有效增加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才能有效推动农村金融创新，进而解决农村贷款难题，否则纯粹靠行政行为或有限的财政奖励或贴息政策，很难真正解决农村融资难题，更难以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信用制度是整个社会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钟献兵、潘华(2004)认为，建设社会信用制度，需要清晰产权以增强信用制度的内部力量，加强法制建设和利益机制以强化信用机制的外部制约，再辅之以道德教育和信用宣传，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的扶持和管理。魏文静(2011)认为，信用制度作为约束人们信用交易活动及其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部分构成;正式约束主要有信用的法律法规、信用管理制度等，非正式约束主要有传统道德方面的信用观念、习俗和习惯等，实施机制主要有信用监督、约束和奖惩制等;这三方面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信用制度框架。虽然目前大部份研究对信用制度表述不同，但基本框架趋于一致，即都强调需要建立信用监督机制、信用管理机制，加强社会道德教育，培育信用中介机构。

二、农村金融创新与农业产业化

农村金融创新滞后的直接原因是农村信用制度安排的缺失，根本原因还在于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基于农村信用制度推动农村金融创新，除了通过完善信用制度为金融创新提供制度保障外，更核心的功能在于通过信用制度的契约安排，充分运用信用制度的价值发现和信用工具创造功能，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的互促发展。从农业生产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尽管学术界对农业产业化的看法仍未完全统一，但大多数学者均强调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要求农、工、贸、科一体化和规模化经营，农户、企业、合作组织等各经济主体集合资源结成共赢的利益主体，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整合成一个产业系统(程志强，2012)。不难看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关于产业链联接的系列契约结合，而其具体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这些契约的表现形式，这些契约的缔结和可持续运转，离不开健全的农村信用制度保障。周立群、曹利群(2002)认为，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系列契约，可以分为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两类:要素契约表现为土地租赁企业先租用农户现有的土地使用权，再把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转变为产业化工人;商品契约则表现为订单农业，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依照合同收购农产品，甚至包括产前、产中配套服务和规范标准。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的农业产业化应该选择要素契约模式还是商品契约模式存在争论，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求构建一种产业链的联结，都需要在信用制度上作出安排，只是要素契约模式涉及密集的农地整合即农村土地流转，在我国现有土地制度安排下，对信用制度的依赖程度更高。自2002年我国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来，各地对推进以农村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些探索为解决农村资金需求者抵押物缺失和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很多经验模式，例如成都模式、枣庄模式、潍坊模式等。这些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农村资产产权，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自有房屋所有权、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权等，核心安排在于农村土地流转，路径主要是明确产权、建立产权交易中心，保障农村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目的是使农村资产成为能被普遍接受的交易对象，有效解决农村贷款抵押难的问题，在农村投融资机制方面进行创新，推进农业规模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要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地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户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从全国各地探索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看，主要有个体农户主导、村集体主导和中介组织主导型。无论哪种方式，都有金融机构的参与，只是介入程度深浅不一而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前的中介组织主要为农户自愿联合或政府出面搭建而成，目前在部分地区则出现金融机构直接作为中介组织主导农地流转，主要操作方式为，商业信托公司先租用农户土地使用权，然后将流转成片的土地出租给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企业把原来依附于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企业工人。金融机构作为中介组织主导的农地流转方式，是一种典型的要素契约模式，对信用制度依赖程度较高。因此，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种模式来看，都对农村信用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要素契约模式因为涉及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村信用制度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种对信用制度的需求，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金融需求，也为农村金融创新提供了选择方向和基本前提。

三、民间资本与农村金融创新

对现阶段及将来较长时期农村金融需求进行分析是发挥农村金融功能、进行农村金融创新的基本前提。杨德平(2012)等学者通过对文献梳理发现，尽管众多学者对农村金融需求研究的角度、观点各异，但基本都认为农村金融需求包含地方政府(主要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企业和农户三大主体。由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特征，需要特殊的金融安排，本文没有进行讨论(尽管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对这一领域的金融创新也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而是重点关注农村企业和农户的金融需求。从笔者对100户农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农户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需求通过金融机构的小额信用贷款和惠农卡等方式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满足和基本满足占比67%)，缺口部份主要靠亲朋好友周转和民间借贷解决;至于农户生活、助学、医疗等方面的金融需求，我们将其归于另一类，这里没有讨论。而对20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合作组织和种养殖大户的调查显示，他们的金融需求缺口较大，且普遍存在民间融资行为(占比95%)。调查显示，尽管民间融资利率偏高，但偿还率却比较高，主要原因是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经济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论正规金融还是民间融资，对企业而言都是获取资金的途径，或者说都是一种社会资本。林丽琼(2012)认为网络、信任、规范是企业社会资本的三大元素，其中信任是最为重要的元素。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其作用力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而是涉及利益主体利用其社会资本获取资源的各种行为。因此农村信用制度对农村金融创新的推动作用或者说农村金融创新的方向，也不仅仅局限于正规金融，应该从社会资本的范畴来统筹考虑。如何引导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一直是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大力发展社区类金融机构，而且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资本准入和机构准入)，形成民间资本与正规金融的错位竞争。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缺少合理的信用制度安排，这种错位竞争的定位极容易造成社区类金融机构与传统银行机构的趋同化，使其“官营化”特色突出而民间资本被边缘化，无法发挥民间资金在人缘、地缘方面的传统信用优势。如果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村信用制度的作用，从信用意识(主要从法人治理结构入手)和信用能力(主要从发起人资格和股本比例入手)两方面对社区类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设计，按照社会资本的要求来整合正规金融与民间资本，才能形成正规金融和民间资本的优势互补———既充分发挥基于人缘、地缘构建的传统民间融资优势，又充分发挥正规金融的资金规模优势。而且，基于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仅能使现行的社区类金融机构达到支农的设计初衷，还能引导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进行金融创新———即正规金融机构联合民间资本进行信用安排，专门针对某一社区、行业、村镇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2013年5月云南省玉溪市成立的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具有社区类金融服务的基本要素和雏形———玉溪市工商业联合会和中国民生银行玉溪支行共同发起成立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促进会按照社区分类成立合作社(如玉溪市通海县蔬菜产业合作社)，社区内相关企业基于相互信任和自愿原则加入合作社，在一系列契约安排下抱团享受金融机构的社区类金融服务。截至10月底，已经有213户小微企业通过促进会获得2.72亿元信贷资金支持。但笔者调查显示，玉溪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的信用安排层级较低，缺乏完善的层级高的社会信用制度保障，为有效覆盖风险，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较高，额度有限(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同时，辖区内其他金融机构表示，在社会信用制度欠缺的情况下，是否开展类似的社区类金融服务创新还需要慎重考虑。因此，通过构建完善的农村信用制度，引导正规金融和民间资金在农村发起设立社区类金融机构、鼓励正规金融联合民间信用在农村地区开展社区类金融服务，形成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在“社区”范围内的优势融合，可能是解决农村资金需求主体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主体(企业、合作组织、种养殖大户)资金瓶颈的一种有效路径，也可能是农村金融创新的一种有效选择。

摘要：本文分析农户融资需求的现状和特征以及融资困境的原因，从农村金融制度必须适应农户需求这一视角，提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户；融资需求；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目标，离不开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信贷资金是很重要的方面。但近年来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就成为关注的热点。有什么样的金融需求，就需要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与之相适应，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必须源于农村金融的内在需求。

一、农户融资需求的现状与特征

(一)农户融资需求现状。农户融资需求可从需求的满足程度、需求的用途、需求金额大小等方面予以揭示。农村金融之所以受到普遍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户融资需求的满足程度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调查表明，2001～2004年获得借款的农户占有借贷需求农户数的51.5％。2007年农村有6成的农户有借款需求，但真正借到款的农户大约是一半，其中47.4％来自非正规渠道。2006年调查农户中49％有借款需求，需求满足率为75％，但其中来自民间借贷的高达70％。另外，不同层次的农户金融需求满足程度不同。传统农户的信贷需求能及时得到满足，信用好的简单多种经营农户(同时进行小型种植、养殖经营的农户)的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高，大型规模化种植(养殖)专业户信贷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外出务工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信贷需求满足程度较低。农户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因此，融资需求必然包括生产性融资和消费性融资两个方面。农户的生活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重为40.9％，而生产性借款占借款总额的比重为54.6％。汇丰——清华农村金融发展研究项目组调查结果是生产性贷款占需要农户贷款的45％。李晓明、何宗干基于安徽省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表明，农户借贷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用途。关于需求的金额大小，不同时期和针对不同样本地区的调查，农户借款以小额为主，5000元以下单笔借款占所有借款的67.3％，而万元以上的大额贷款仅占14.6％。表明随着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及生活消费支出的增长，农户对资金需求越来越大。

农户借贷需求的满足渠道：一是以银行和信用社为主的正规渠道，二是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规渠道。目前民间借贷是农户借贷需求的主要渠道。但民间借贷范围有限、金额较小，根本无法保障实现“三农”目标所需的资金投入。

摘要：财政与金融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资金配置方武，具有较强的功能互补性，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解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而导致农村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的困境。目前，我国财政与农村金融的关系呈现出分裂和扭曲的非正常状态，存在着财政激励缺位或者过度的问题。应当通过建立财政激励适度原则、市场化原则、开放性原则，不断完善奖励与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损失的分担和补偿、农业保险的扶持、农业贷款担保的扶持等方面的制度措施，构建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的法律保障机制。

关键词：财政激励；农村金融；金融支农；法律保障

一、问题的引出

2009年4月财政部《财政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两项规范性文件，对财政引导金融支农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以此回应年初中央在《关于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利用财税杠杆，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农村”的基本要求。2010年年初的“一号文件”又围绕“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的目标定位，再次提出“加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引导更多信贷资金投向‘三农’，落实和完善涉农贷款税收优惠、定向费用补贴、增量奖励等政策”措施，旨在继续推进财政引导金融、金融支持“三农”的财政金融新体制。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与政府决策显示出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新动向，即利用财政手段，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配置，促进财政与农村金融的有效互动。然而，从现实考察，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尚未如政策或制度预期那样形成有效互动，二者关系的错位对财政支出及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均产生了消极影响，直接导致“三农”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何充分发挥财政的杠杆效应，激励金融信贷资金投放“三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围绕财政与农村金融关系的研究，在国外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体现为农村金融抑制理论。该理论描述了政府对金融运行采取低利率、高准备金率、强制性信贷配给等过度干预措施的一种金融发展状态(McKinnon，1973)。在此环境下，金融成为承担财政政策功能的工具而无法真实及时地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与供求变化。产生金融抑制的深层根源包括推行工业化发展战略(McKinnon，1973)、克服金融市场失灵(Besley，1994)、弥补财政赤字(Fry，1995)等，由此造成了稀缺资源的低效配置与金融机构的低效运行(Adams，1984)，以及财政风险不断加剧的严重经济社会问题。解决金融抑制的途径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政府的作用则体现在营造竞争性与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上，着力解决阻碍信贷供需双方达成契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stiglitz，1992)。总体上看，国外学理层面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厘清财政与农村金融的边界，突出财政与金融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对于体现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机制的财政激励金融支农的研究较少。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一是财政与农村金融关系的地方实证考察(谢平和徐忠，2006)。该研究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实证样本，但所提出的对策建议较为笼统、粗糙。二是财政引导金融支农个案措施的剖析(王玮等，2007)。该研究是针对江苏昆山财政支持农村信贷担保的个案，其研究方法既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也注定了在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上的欠缺。三是财政与金融关系的宏观政策分析(王冰和胡威，2008)。该研究提出将财政支农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结合，建立财政支农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的联动机制。该研究具有显著的宏观指导意义，但因缺乏制度化的对策建议，故操作性不强。

鉴于此，本文拟从财政与农村金融互动的视角，从制度上确立财政激励农村金融供给的法制框架、基本原则及具体措施，以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经了三十年，在这一时期，虽然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相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远远不足的，要发展农业的产业化、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就需要满足其发展的资金需求。这就需要正规的金融机构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相互的补足。

关键词：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农业发展在我国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三农”问题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中，农村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一、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历程

1979年，我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非农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型。我国从1979年开始，对金融部门的投入产出品市场进行了改革。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调整阶段。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第四次得以恢复，随着改革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银行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国家否定了信用社的双重管理体制，重申信用社合作应坚持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并先后进行了以搞活业务为中心、恢复和加强信用社“三性”（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理顺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农业银行开始了企业化运营。1984年，国家指出必须抓紧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体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办成真正的集体所有的合作金融组织。1984年到1988年，通过全面推进农村信用社恢复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贷业务、自有资金积累快速增长。这一期间农村信用社得到了较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