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法治范文10篇

白盆珠镇地处白盆珠水库库区，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水库移民大镇和林业大镇，有1个社区居委、12个村委会和1个居民小组、99个村民小组，移民人口约占全镇人口的1/4，农民人口人均占有山地面积32亩。近几年来，我镇在开展依法治镇工作中，着力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等工作，为维护全镇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和谐的法治环境。*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达2.28亿元，工业总产值达1.46亿元，农业总产值达2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达3607元，与*年相比，分别增长8%、11%、0.02%、4.5%。我们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抓人的法治意识提高

推进依法治镇，首要任务是要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这就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懂法、知法、守法的社会氛围。近几年来，我们立足本镇实际，采取多种方式，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农村群众及在校学生的普法教育工作。

一是加强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镇党委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坚持领导干部法制学习和培训制度，党委理论中心学习组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纳入重要的学习内容，每月至少组织一次镇党政班子成员学法；镇有关部门每年至少举办二期法律知识培训班，由镇法制辅导员或聘请县司法局领导给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镇属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村委会党员干部上法制辅导课；还结合普法工作需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进行学法考试，参考率达到100%，成绩合格率达到100%，并将学习成绩填进干部个人学法登记表，存入个人档案。通过法制教育和培训，党员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得到明显提高。

二是强化农村普法教育。通过在每个自然村设置法制宣传栏和利用宣传车、有线电视、横额、标语、上法制课等各种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宪法及有关法律法规，把法律知识送进村、户。同时，我们注重普法宣传的针对性，如在白盘珠镇与新庵镇合并后的一段时期，部分移民因在观念上对归属管理问题存在不满，而产生越级上访的苗头。对此，镇团委挑选了一批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在参加《信访条例》学习培训后，利用假期深入移民家中开展法律宣传活动，提高移民的法律意识。我们还加强对村委会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农村党校等阵地对他们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提高村委会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近年来，我镇农村普法教育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群众的法律意识、依法维权观念不断增强。如今，“碰到问题想法、解决问题用法”的观念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

三是坚持抓好中小学生法制教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农村的未来。我镇把抓好在校学生法制教育，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第一要务来落实。长期以来，我们坚持把法制教育作为学生的必修课，要求学校不得压缩甚至占用学生法制教育课时，并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作用，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从派出所或司法所聘请的兼职法制副校长，尽心尽职，积极备课，长期坚持为中小学生上好每一堂法制教育课，他们通过典型案例、图片展示等生动的形式，向广大中小学生宣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知识，提高中小学生的法制观念，让他们远离“黄、赌、毒”，远离犯罪。几年来，全镇中小学生中没有出现违法犯罪现象。

一、我乡农村当前法治工作的现状

1、对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偏差。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民群众越来越看重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并以钱作为看问题、办事情、论实绩的标准，因此，农民对依法办事及农村法治工作的认识大大减少，而村民委员会借口抓经济工作是硬指标，对农村法治工作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认为组织农民学法是增加农民负担，而且农村中的老人因年纪大且没文化，对法律法治搞不懂、听不进、没法用。作为村民委员会，忽视了农村法治工作对以法治村及提高广大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作用。

2、农村法治工作“三无”现象依然存在。所谓“三无”是指农村无专职依法治理工作队伍、无专门的工作手段、无专项活动经费，农村法治基本流于形式，大多数村普遍存在简单、陈旧的宣传手段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法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3、农村法治存在的难点。在农村开展法治工作，一是集中村民学习难。主要是居住分散，外出务工人员多，在家大多是不识字的老人，在时间、地点上无法统一，若分小组分散学习、人员太少，所以很难集中组织学习；二是农村中法治骨干难找，农村的村社干部文化水平低，对他们的法律培训又少，他们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多，让他们给村社讲解法治，也只能念念法律条款，所以学习法律的效果不明显；三是难抓到点子，村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学法基本上处于被动，大多数村民只有遇到纠纷才去了解法律；四是认同度不高，一些村民认为，在农村抓法治是搞形式，导致权大法的认识存在，个别村民遇到涉法问题时，习惯于求助家族势力，找关系，托熟人解决，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了村民学法的积极性。

4、农村依法治理基本保障有待及时落实，依法治理力度不强。目前，我乡没有司法助理员，有阵地无人员的现象长期存在，给开展依法治理工作造成不便。

二、我乡农村法治工作难开展的原因

[摘要]农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法治是需要法治基础的，对法律基础的再认识是我们推演农村法治困境的前提；多年来农村与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差别决定和影响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二元状态。鉴于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和农村社会主体法治意识不强等原因，农村法治在社会整体转型的特殊时期面临着法治困境，需要我们从整体性和差异性着眼探寻现代农村法治的建立，找出现代农村法治的解决方略，以期建立现代整体法治社会。

[关键词]农村法治，困境分析，方略，维护机制

法治，是一种治国模式、治国方略，实指“依法而治”、“法律至上”。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在中世纪就已提出，其对现代社会发展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我国虽在先秦时期由法家提出过“依法治国”，但根深于国民中的传统人治意识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相当大的差别。实现法治，特别是农村法治，需要良好的外部资源，并需要进行多重的整合。农村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焦点。在我国，要摒弃千余年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实现由“乡士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没有农村法治的系统推进和整体实现是不可能的，农村法治是我国法治实现的基础。

一、现状剖析：我国农村法治现状的理性思考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治理结构，我国法治在城市和农村的外延资源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在法治整体性的基础上，区别认识其各自特殊性。农村是人们最基本生活资源的终极来源地，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我国农村面积占全国领土的90%，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等等特殊性可以看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我国农村这个最大社会区域的法治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因此，对农村法治现状的分析是农村法治走出困境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是国家严格依法治国所形成的理想状态，是法律在国家领域内和国家意义上的现实化。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基础上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它需要相应的基础：主体意识、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社会和谐等。我们分析农村法治现状也要从这几个相关方面入手。

第一，农民法治主体的不足——农村法治的主体障碍。法治主体是实行法治必需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前提。在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就我国而言，法治的主体只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就是广大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存在的不足，已成为农村法治推进的阻碍因素。

一、困境分析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一直以来中国农村依靠的是熟人社会的宗法以及村干部的权威等形式去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一位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曾谈过“中国不缺少经济学，缺的是法律”，可见法律在中国的重要性。我国农村一般都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差的地区，通常人们首先都会想到先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然后才会有其他的诸如法律意识、社会结构等因素的考虑，因此我们在分析农村法治的困境时，首先从经济方面去解析。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相继指定了许多法律，为经济建设给予了良好的制度支撑，然而这些制度一直都无法在农村很好的实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的收益小于成本。首先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成本与收益是经济学考虑的重点问题，在实行法治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因为人都是社会经济人，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会对成本和收入进行一番盘算，如果守法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必然会选择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居住较为分散，村民的接触面也相对狭窄，通常发生的纠纷在群族邻里之间，彼此之间熟悉，而且可能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熟人之间一般不需要法律，或者需要很少的法律”。因此村民之间诉诸法律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成本，而其承受的其他成本也是非常大的。在成本与收益权横之间，村民往往选择眼前成本小的非诉方式。70年代末，中国农村改革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相应财产制度的缺失，往往导致许多农村土地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权力的滥用，影响了法律的权威。从自然经济和计划发展而来的农村经济自然缺乏市场经济生存的土壤，即使政府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其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我国农民所具有的非市场个体性限制了其成为“契约”的一方主体；以其他的诸如血缘、宗亲等关系为基础的建立的社会关系，抑制了中国农村的法治化。通过以上简单的解析，我国农村实现法治化存在的生产力、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困境整体影响了农村法治的建设，使农村法治成为我国法治的桎梏。

法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潜于人内在的隐文化和嵌于社会外在的显文化。隐性法文化是指人们的法律思想、意识。其包括不同的层次内容，法律意识应是主要的表现层次。法治社会需要人们不仅要守法，而且应该从这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发展到运用法律主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尤其缺乏。显性文化则表现为法制制度，法律实施和法律组织等。我国相继制定了一些治理农村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与深根于农村的潜规则往往会发生冲突，进而会影响其效力。于此同时我国有关农村的法律又以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形式出现的较多，层次较低。这些法律制度不能一次性改变隐性文化层面的潜规则，需要经过多元、长期的竞争反复，不断的博弈，使这些法律制度获得正当性的认可，并被农村社会所遵守。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法律制度如果不能与潜在的隐性文化相吻合则会导致法律正当性的否定。从另一个层面看，法治化还需要司法的独立，法律组织的的健全、相应拨款支持运作、这些必然影响法院审判独立性和公正性，进而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评价，使农村法治文化的生长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挟持，导致其从内、外两个层面上走入文化困境。

二、解决方略

法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的特殊时期，我们应抓住这个关键时期，作好法制的实施工作，力求走出农村法治的困境，从而建立农村法治社会。

摘要：论证农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逻辑起点，从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研究农村法治的方法论--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并在考察法律社会学方法范式的基础上，比较指出传统范式的问题以及缺陷。

关键词：农村法治；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

Abstract:Beginningfromtheanalysisofproblemsinnomocracyinruralareas,thispapermakesastudyontheresearchmethodologyofnomocracyinruralareas.Basedontheexplorationofmethodologyoflegalsociology,thepaperpointsoutproblemsandlimitationoftraditionalresearchmodel.

Keywords:nomocracyinruralarea;researchmodel;sociologicalresearchmodel

当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略①之后，我们自然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法治”话语，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尽管我们会怀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忧传统会吞噬法治进而彻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们如何使制度设计在表层面上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达到法治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发挥潜在的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判断问题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实证分析的问题。前者的解决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根本不接受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后者的解决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会对前者给予一种事实的支持。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后者，所以有关前者的相干问题并不是本文的范围，因此也不构成对于本文结论的威胁。②另外，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较的客体而存在的，结论的得出具有严格的空间效力，这是第二层限定。

一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于建嵘先生关于《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设想，以及对这项工作的推动，有着良好的动机。这种试图以法律方式维护农民权益的初衷，令人敬重和赞赏。特别是以于建嵘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士，对维护农民权益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有目共睹。他们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令人十分敬佩。

我赞成以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但是，以什么样的法律方式保障农民权益，却值得研究。制定和颁行《农民权益保障法》是不是种好的方式，也值得研究。我认为，《农民权益保障法》的立法设想，在理论上并没有抓住农村法治问题的要害，在法律技术上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即便它真的出台了也难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社会效果不会显著。与其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推动这一立法，不如直奔主题地去研究和推动涉农的关键性法律问题，为农村法治框架的建立奠定基础。

在此需要声明的是，我对《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设想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资料。我所指的这一立法设想，是凭我的经验和想象来界定其内容的，也许和发起者所说的立法设想不同。

另外，我要谈的这个题目，也许要用一篇博士论文的篇幅和架构才能表达清楚。但是，由于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机会坐下来写篇规范的论文，我只能谈谈我认为重要的观点，用粗略的方式来表述观点。

一、《农民权益保障法》立法的必要性及技术和制度障碍

在这个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被大规模侵权的时代，说立法保障农民权益没有必要，是不是需要点勇气？作为一个有十年从业经历的律师，我说制定《农民权益保障法》没有必要，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怀疑，而不是出于价值判断。耳闻目睹农村失落的现实，看到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一贫如洗，缺乏生活出路，流落城市，流落风尘，我痛心但无奈。我办理过一个青年农民杀人的案件，起因是他的未婚妻进城后，最后在各种纠纷引发的冲突中他杀了人。当他面临法律的制裁时，我能感受他内心的痛苦。曾经有一个被政府执法队员打伤的农民找我咨询，问了一个让我难以回答的问题：镇政府在抓计划生育的过程中为了乱收罚款，抓人、打人、抢走财产并毁损财物；既然镇政府执法队打我是非法的，我能不能还手，正当防卫？要在法律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并不容易。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只有针对正在发生的犯罪行为，才能实施正当防卫。镇政府执法队乱抓人、乱打人、抢东西不是执法队员的个人行为，而是职务行为，如果说其行为是犯罪，犯罪主体是镇政府。虽然法人可以作为犯罪主体，但政府能成为犯罪主体吗？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应当怎样解决和处理？为此，我思考研究了很长的时间，并完成了《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及其救济》的硕士论文。这篇论文被武大的老师称为当年武大宪法行政法专业最好的一篇硕士论文。说这些，是想说明我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感情不能代替法律，法律应当合乎法理和逻辑，推敲法理时应当有平静的心态和严谨的论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必须同步实施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程。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法律生活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包括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法律价值取向等。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灵魂和源泉，是法治社会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支撑。只有在农村基层加强法治文化的建设，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的紧迫课题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根本内驱力。当前，在我国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战略目标。十多年来，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毋庸讳言，在农村现实生活中仍存在大量与法治社会相悖的现象，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没有在全社会建立起深入人心的法治文化，则是最深层的、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离开了法治文化，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民有9亿生活在农村，要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是基于扬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产生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治”文化，是与现代法治观念相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是：重礼轻法，重德轻刑；“人治”高于“法治”；重刑轻民，重义务，轻权利等等。这些传统法律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仍然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进程，特别对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产生着阻碍作用。要消除传统法律文化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并借鉴国外现代法治经验和整个人类文明成果，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治文化。

【摘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农村法治文化阵地不断加强，队伍不断壮大，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勇于探索、善于创新、奋斗不息的可贵品质，并为全国农村地区推广法治文化建设、普及法治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乡村；网格化管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各地农村以此为契机，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向纵深推进，深入开展“建好一个阵地、用好一套机制、开展好一系列活动”法治文化建设，强化了村民的法治观念，有效化解了基层的矛盾纠纷，推动了乡村面貌的巨大改变。

1加强新农村法治文化宣传阵地建设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是群众接收法治信息、感知法治文化的重要基地，是群众融入法治社会的窗口和有效载体。1）注重宣传内容“五结合”：一是将法治文化与乡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如诗乡文化、红色文化、寨规文化、优秀家风家训、法治典故等）相结合，既接地气，村民喜闻乐见，又有正气，村民在潜移默化中就接受了法治教育；二是将法治文化和当前专项行动及中心任务（如打黑除恶、禁毒、疫情防控、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等）相结合，使村民知晓并积极参与到当前的重点工作，感受到法治的温度，使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三是将法治文化教育和德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崇文尚信.自强奋进的城市精神等）相结合，在春风化雨中达到教化目的；四是将法治文化和法治实践（如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警示教育、法律“六进”活动等）相结合，以案警世，以案释法，既宣传正面的护法行为和人物以弘扬正风正气，又坚决惩戒和曝光违法行为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五是将法治文化和殡葬、人情、土地、农权等农村改革相结合，促进村民转变落后观念，树立诚信、守法、科学的新型村民观。2）创新宣传载体多样化：一是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形成“人在做，天在看，云在算”的“互联网+普法”格局；二是有效利用现有板块，不断拓展宣传空间。除了现有的“法治广场”、“法治长廊”、“法治公园”、“法治课堂”等板块，还可以开拓如“法治角”、“法治案例墙”、“法治文化馆”、“法治新闻”、“现声说法”、“法治时空”等板块；三是构建通畅的法治宣传和信息资源共享渠道，打造“自媒体”新时代法治村，使村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查到所需法规信息、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四是用好传统“乡村小喇吧”，根据农村时令，农村法律服务志愿者和村干部定期在农村集市、村委会、村民聚居地、村居广场等场所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3）开展专题或主题法治教育活动。根据国家法令，结合村情适时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法治文艺汇演和法治灯谜竞猜活动和开学第一堂法治课；也可以针对农村的不法现象或行为开展“农村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新时代法治人（村）评选”活动；“农村法治知识竞赛”活动；还可以针对特殊人员如留守儿童及年富力强的贫困群众、刑释人员、安置帮教人员、五保户等举办法律知识普及活动，增强他们的法治意识。

2推进农村法治文化主体队伍素质提高

一、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为农产品市场有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当前北京市农村主要采用复合型农业发展模式，这一模式与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建设这一保障，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法治建设滞后会导致市场主体之间缺少法律约束，造成市场紊乱并引发周期性危机。农业市场汇聚了土地、技术、资金、劳动力等多种因素，其发展完善更离不开法律约束，只有建立完善合理的法律系统，才能真正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对于完善农业市场具有重要意义。（二）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为促进村民自治提供重要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北京市在总结本地村民自治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于2000年颁布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并在2012年对这两个文件又进一步作了修订，使其更加符合当地实情，增加了村务公开具体内容，明确了乡镇或区县政府调查确认和宣布当选无效的处理程序。这两个文件的制订和完善充分体现了加强新农村法治建设对于村民自治的重要意义。（三）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为农村社会稳定提供重要保障。财产纠纷是目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强法治建设可以建立完善的农村财产权制度，使农民财产权得到更有效的法律保护，使农村财产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实现充分合理地流动，充分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可以抑制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构建乡村治理新模式，赋予农村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发展活力。

二、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分析

当前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即涉农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农村公民法治建设得到充分提升、农村依法行政不断增强和农村司法水平得到加强。（一）涉农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1.保护农村产权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自1993年开始，北京市相继颁布了《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条例》《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条例》《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条例》等相关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承包出租和审计监督都做出了详细规定。北京市还依照中央有关文件以及《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等规定，先后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业承包合同条例》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来充分保障农民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村的农业生产。2.规范农业市场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农产品流通市场的规范上有《加强水产品市场准入管理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蔬菜市场准入制度的意见》和《农作物种子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农产品市场。在农业机械管理方面，北京市出台了《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等法规，对农业机械的销售管理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对农产品质量，颁布了《食品安全条例》《安全食用农产品标志管理办法（试行）》《食品安全违法案件线索举报奖励办法（试行）》等。这些规范农业市场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对农产品质量和相关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确保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3.建设生态文明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目前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主要包括《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修正）》《郊区植树造林条例（修正）》《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水污染防治条例》《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水土保持条例》等。这一系列法律法规能够保护和改善首都农村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二）农村法治建设水平得到充分提升。当前首都农村法治建设水平得到充分提升，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得到加强，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农村基层公益性法律服务也得到加强。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政府加大了对农村普法工作的宣传力度，结合村民的实际生活，加强对房屋宅基地、土地承包、农村土地征用、婚姻家庭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倡导农民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化解农村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同时加强对农村干部的法治教育，形成了定期对农村干部进行法治教育的制度；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倡导在农村提供公益性法律服务，以延庆区为例，目前已经建立了区、乡镇、村三级公益法律服务体系，确保每一个行政村都能拥有免费的法律顾问来解决农民的法律问题。这种三级公益法律服务体系能够充分满足农民日常法律需求，有助于农村法治建设。（三）基层农村依法行政不断增强。近年来北京农村依法行政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游离于法外的强制性行政权力越来越少，尤其是北京市颁布的单行法律法规如《北京市实施行政处罚程序若干规定》《北京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等，对强制性行政手段的运用规定了更加具体的标准和规则，为农村依法行政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标准。基层行政执法单位不断加强依法行政的意识，基层干部的依法行政意识都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并时刻注意提升依法行政水平，相关部门也要求农村基层行政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执法，探索依法行政新的实现形式。同时，建立了对农村依法行政的监督考核机制，并定期组织监督执法活动，使基层依法行政得到切实的监督。（四）农村司法水平得到加强。首都农村司法水平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基层司法行政组织建设不断巩固，法律援助水平不断提升，农村人民调解工作得到加强，农村社会运用法治解决社会纠纷成为常态。第一，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2013年北京市印发的《北京市司法行政基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已于2015年提前完成，使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所有街道乡镇建立司法所、所有区县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目标。第二，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得到不断加强。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司法局开展“法律服务村居行”活动，截至2016年，北京16个区6878个村居全都有了自己的法律顾问,在这一过程中,还实现了从律师志愿服务向政府购买服务的转型,并通过规范化管理拓展了服务深度。第三，通过人民调解工作解决社会纠纷成为常态，如平谷区组织全区热心公益事业且德高望重的普通居民在各行政村和社区组建疑难纠纷评理团，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评理团的建立是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重要补充，丰富了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手段。

三、北京新农村法治建设的问题分析

经过长期发展，北京新农村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就总体而言，法治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基层全面综合治理仍有一定差距，存在一些问题。（一）涉农地方性法律法规仍需健全首先，现有法律法规主要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目前北京农村经常遇到的村集体组织占用农民承包土地修便道的问题，尽管《北京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除国务院和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国家重点工程外，其他建设项目禁止征用、占用基本农田”，确实需要占用应申报农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批，但这一规定却缺乏具体的审批标准和补偿操作标准。其次，法律法规实施标准不一致影响法律执行效果，如北京农村外来务工人员的户口转入问题，除了户籍管理部门的规章之外，各区县也有具体的政策标准，缺乏统一规定。最后，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在一些有关农村群众生活的重要领域仍然有缺失，比如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对农业市场规范运行、农产品市场流通等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已不符合农村发展现状，需要进一步加强。（二）农村公民法治意识建设仍需加强。尽管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进行，农村居民的法律素养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整体来看，村民的法治意识依然较为薄弱，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的意愿仍然不强。在法律宣传工作中多采用横幅、标语、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形式进行，生硬枯燥的法律条文和单调无趣的宣传方式无法吸引村民关注。农村普法工作缺少针对性，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不紧密。法律援助保障机制不完善，目前律师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区，远郊区县尤其是农村地区律师资源稀缺，使当前法律援助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三）基层农村依法行政有待加强基层农村依法行政是法治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了基层群众对法律的信赖程度。当前首都农村基层依法行政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第一，农业执法机构在乡镇的派出机构数量有限，农民在遇到纠纷需要解决时不得不上诉到县区一级的农业执法机构。第二，农村执法人员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偏低，不能严格依法办事。第三，基层执法投入经费有限。部分远郊区县由于受到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限制，对农村基层执法的经费保障力度投入不够，影响了执法人员工作热情和工作积极性。第四，基层农村依法行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乡镇基层政府没有设置监察机构，对行政执法行为缺乏来自同级机关的有效监督，而上级机关的监督也往往流于形式，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四）基层司法水平有待加强北京农村基层司法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基层司法行政组织建设不足。司法所作为区县司法局的派出机构是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主要行政力量，但目前司法所的人员配备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司法行政部门承担的任务与现有人员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司法所获得的经费有限，对于人才招录和队伍壮大都有不利影响。

[摘要]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相对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走法治化的农村发展道路，是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问题。笔者在对贵州省仁怀市鲁班镇山水村进行民主法治建设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并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民主法治；农村；法制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笔者在贵州省仁怀市鲁班镇山水村进行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的调查，得到了关于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思考。在总结该村民主法治建设的诸多成功经验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而对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做了一些思考。

一、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

山水村位于黔北赤水河畔的山地丘陵地区。该村面积约20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包括汉、苗和布依等几个民族。该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民收入在该村所处乡镇居于较高水平，于2000年被遵义市人民政府授予"小康村"称号。尽管如此，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仍看到该村在各项建设特别是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与我国农村地区的大体状况是基本相似的。因而笔者选择该村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于考察整个农村社会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