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本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汉末乱世——崔寔农本思想产生的特殊背景；土地问题—崔寔农本思想的实质所在；农业生产—崔寔农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农为本”——崔寔农本思想的精神内核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东汉末期兴起了社会批判思潮，崔寔的农本思想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实行发展经济和宽商政策，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中国古代农业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农业生产问题、崔寔是个例外，他对农业本身进行了很深的研究、各个节气中都制定了详细的农业生产规划、崔寔的农本思想表现出的不仅体现在他对土地和农业生产等问题的关注上等，具体请详见。

东汉末期兴起了社会批判思潮，崔寔的农本思想是其中之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中国思想史上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

一、汉末乱世——崔寔农本思想产生的特殊背景

崔寔，字子真，名台，字元始，幽州涿郡安平人（今河北涿州，高碑店交界）。大约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左右。历经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至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病卒。崔寔是东汉末期著名思想家、著论家、农业经济学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代表人物。崔寔成年走向社会的时候，顺帝、桓帝之时，东汉王朝已进入了末世。崔寔在其著作《政论》中对当时的形式做了分析。他指出：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颩敝，人庶巧伪，百姓器然，咸复思中兴救矣。

二、土地问题—崔寔农本思想的实质所在

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农民的生命维系在土地之上。到了汉武帝时期，地主势力很强大了，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地主进行打击，将兼并土地势头压了下去。但到了昭宣之后，实行发展经济和宽商政策，官僚地主兼营商业，商人投靠官僚地主，便出现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第二次土地兼并潮。到了光武中兴时期，刘秀认识到土地兼并的危害，对症下药。采取度田，即清丈土地，但最后不了了之，刘秀不愿意蹈王莽失败的覆辙，这样便出现了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这样，到崔寔生活的顺桓时期，大量土地就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汉书》中记载了外戚兼并土地的情况，外戚将首都地区的大量土地据为己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从耕地被开发成狩猎场、林苑，造成了许多农民没有土地，即使有些农民有土地，但因数量太少，也很难维持生活。针对如此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崔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政论》中这样写到：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不足企慕。从表面看，崔寔是想恢复上古时期的井田制，通过这种改革来解决农村土地兼并问题和农民生活的温饱问题。但实质不是。崔寔在《政论》中提到的"井田之制"是名义上的井田制，实质是国家按照人口来重划土地，是人地相适的均田制，并非按贵族等级划分的井田制。土地不再分"公田"和"私田"。均田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崔寔提出。后代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也都实行过均田，但跟崔寔提出的均田并不一样，后代的均田均在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实行，对地主原占有的土地并不进行重新分配。崔寔提出设想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进行分配，实现一定程度的均富。这个想法很好，反映了崔寔关心农民、重农爱农的农本思想。

摘要：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到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既有战略高度的认识，又有非常务实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其中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战国李悝提出的“尽地利之教”的农本思想，使之更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鉴。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一，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由来

不久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总理指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中国农民承担了两千年的“皇粮国税”终于走完了历史，中国农村迎来了“后税费时代”。过去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的负担过重及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随着后税费时代的到来，三农问题研究要“与时俱进”，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

二，“社会幸福”导向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基本方向

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后税费时代的三农研究应以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其研究指向应为“社会幸福、权利平等”，必然要求从法律、制度、社会、组织、生产力层面全面推动乡村社会建设，使之成为中国和谐社会的基石，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要支撑。

三，如何有效使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地租、劳动力三大资源是后税费时代三农研究的关键课题

1，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以工补农”资源将会越来越大，如何保障这些资源公平分配与高效使用，提升公用品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幸福人民，是三农研究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

一、“三农”问题的主要战略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三农”问题。改革开放把土地经营权还给了农民，使相当一部分人口红利从土地的捆绑上释放出来，农民的自主性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大部分农民进城参与工业化建设，推进了城镇化进程。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城乡不均衡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三农”问题孕育而生。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经验。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着工业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国民经济逐渐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业，跨入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确定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目标，[3]这一目标的提出主要是为了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规划农村的发展，加强农村的生产生活基本设备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进步，完备农村的医疗体系、法制建设等。随着2005年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年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以工业促进农业，以城镇带动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初步逐渐建立了起来，农村的村风、村貌得到了大幅度改善。2、城乡统筹。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镇经济越来越繁荣，农村经济越来越贫瘠，城乡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为了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党中央极力推出了新型城镇化，为城乡统筹明确了方向。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促进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公平均衡，各要素自由流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就业政策，改革户籍制度，引导农村人口有序的流入城镇，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收入分配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从解决农民问题着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机制，极大的推进了城乡一体化建设。3、农业现代化。为了深化农村改革，为了推行更好更多更广的惠农政策，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阐释“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的农业现代化内涵。[4]2010年又提出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总的来说，就是要用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及高效的管理方式武装农业，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为此需要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生态环境现代化、劳动者现代化等等。据此，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得到了提高，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农业现代化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农业问题得到了大力改善和提升。4、乡村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要想中国强盛、美丽、富裕必须让农业强盛，农村美丽，农民富有，并坚持应坚定不移的深化、加快农村改革。党的首次创造性的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农业、农村、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解决“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对过去四十年“三农”问题战略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化改革提供了总体部署，指明了方向。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从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精细的部署，为新时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

过去，“三农”问题提出来的一系列战略措施，要么以农村发展为重点，要么以农民富裕为核心，要么以农业现代化为抓手。新农村建设战略解决的是农村问题，城乡统筹战略解决的是农民问题，农业现代化战略解决的是农业问题，虽然每个战略体系都相应的包含有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但并不是让“三农”问题同时协调推进、全面发展的。而乡村振兴战略以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协同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均衡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1、全面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整体性问题，偏废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称得上乡村振兴。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劳动者、建设者，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农业是农民生活改善的重要实现方式，是农村发展的动力；农村是农民聚集生活的空间，也是农业发展的根据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在农业上稳步提升生产能力，供给体系完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农民收入拓宽，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进，农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建成美丽宜居的乡村。乡村振兴战略致力于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农业全面升级，让农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真正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战略使得农业农村农民更好的统筹起来，没有农业的发展，就没有农民的富裕，没有美丽乡村的建设，农业农村农民三者是相辅相成，协调推进的，只有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2、协同性。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单一的发展农村经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统筹谋划才能协调推进，只有协同推进才能更好的提升农业、建设农村、发展农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以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来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切实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提升组织力，引导农民实行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切实推进农村政治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立足乡村文明，保护优秀传统民风，摒弃恶俗之风，抵制封建迷信活动，切实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农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推进农村社会建设；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行正确的开发和保护，切实推进农村生态建设。同时，党的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扎实推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使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督促保障农民权益。只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协同推进，才能从整体上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6]3、融合性。十六大以后，中央一直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不断提出政策策略。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7]坚持进行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不只是封闭的发展农村，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开放性的发展，既有农村资源的向外流动，也有城市资源的向内流入。城市建设借鉴农村的生态环境之美，乡村建设也要吸收城市建设的优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只有城乡发展充分吸收对方长处，才能够促使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进行平等交换；促使城乡产业一体化建设；促使城乡形态差异化互利性共存；促使城乡要素融合、产业融合，形成工农互相促进，城乡相互补缺，共同繁荣富裕的新局面，通过城乡融合实现乡村和城市的互利共赢。坚决不能让城市建设的像欧洲，农村建设的像非洲的现象恶化。城乡全面融合是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党中央重新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着力点。促进城乡全面充分融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是整体上打破体制机制障碍，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4、长远性。“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更是当下和今后需要一直关注的持久性问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新时代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制定了“两个一百年”的两个阶段的奋斗目标，根据提出的战略部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相应的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目标部署。提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战略要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到2035年，乡村振兴战略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建成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8]乡村振兴战略从纵向上为“三农”问题的发展解决做了详细深入的安排，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指导。

三、乡村振兴战略整体性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富起来的时刻。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在广大农村表现的尤为突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着力点，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全面性就显得格外重要，决不能让“三农”问题的某一要素、某一阶段的发展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绊脚石，要系统、协同、关联、可持续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到一个都不能少。乡村振兴战略的整体性沿着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同时推进，其纵横方向的同时推进不仅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充分发展提供了遵循，也为城乡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指导，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1、乡村振兴横向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是不分地域的小康，是全国人民一个都不能少的小康。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足以说明没有农村、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都需充分、均衡。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振兴战略的横向发展表现在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表现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统筹推进；表现在城乡的充分融合；提出的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9]这20个字是相辅相成，横向发展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产业兴旺促使农村产业更好的进入经济市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只有产业兴旺了，农村资源才能够更好的得到利用，农民收入才能够增加，生活才会更加富裕，从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路上的一个都不能少。生活富裕了，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了，医疗有了保障，对居住环境也有了要求，进而促进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增进全面小康的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总之，只有切实推进乡村全面、协同的横向发展，才能让“三农”问题不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绊脚石，才能实现全域的小康、全民的小康、全国的小康。2、乡村振兴纵向发展——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上，中共十八大再次对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行了重申。把握历史发展新方位，顺应时展新特点，抓住主要矛盾新变化，面对社会发展新机遇，报告对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新的战略安排，明确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根据报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阶段安排，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对乡村振兴战略做了三阶段的部署，从2020年到2035年再到2050年，每个阶段都设定了具体而详细的目标。乡村振兴是一个攻坚战、持久战，不是一蹴而就，速效速成的。所以，需要制定每个阶段更加明确的目标，为可持续发展指引方向、合理规划、提供指导。乡村振兴战略纵向发展表现为代际间或者是不同时期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发展阶段都是紧密传承的发展，是相互照应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也不仅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发展，它是管长远，管持久的。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目标任务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安排的一部分，乡村振兴的纵向发展为顺利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好每一步。

[关键词]：“三农”问题；就地转移；异地转移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2002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1.4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近年来，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颇具力度的政策措施，支持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几个可喜的变化特点：

第一个特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遇到的宏观环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黄金时期”。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业、农村通过内部制度创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几年，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外部制度创新，去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同以往比较，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格外关注和重视“三农”，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比如，一是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高达262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2.5%。二是由于降低和取消农业税，去年农民受益305亿元，今年又将获益210多亿元。三是2004年6月中央决定彻底放开粮食收购市场，农民可以将手中的粮食按市场价格，卖给收购企业或加工企业；同时，中央还将对粮食流通领域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四是中央还对农民实行间接补贴，对稻谷、小麦、大豆等良种进行补贴，对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对农产品加工业进行贴息补助，支持农民调整农业结构。五是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区都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了改革，为了支持信用社改革，央行拿出近1700亿元的票据和专项再贷款资金，用于置换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以帮助农民解决贷款难的问题。

第二个特点：粮食产量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出现了转折性的变化，粮食安全问题逐渐缓解。从目前来看，全年粮食产量有可能突破9380亿斤，加上大豆、稻谷、小麦进口500亿斤，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在粮食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仍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到底我国自己要生产多少粮食才不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二是我国一方面要保证食品安全，一方面要进行城市化，同时还要考虑生态环境建设，对此我国能有多少土地资源用于城市化、工业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三是我国食品安全的关键是粮食产量还是耕地和资源？笔者认为，从近期看我国粮食安全无忧，但从长期看应注意耕地和水资源短缺问题。

第三个特点：乡镇企业快速增长，农民就业开始逐渐恢复。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乡镇企业与劳动就业实现了同步增长，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明显增加。

第四个特点：农民收入打破了1996年以来增幅连续下降的格局，出现了8年以来少有的增幅。在收入迅速增加的情况下，农民消费开始活跃，农村市场也由冷趋暖。

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四个因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科学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遵循规律，多措并举，有序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强化管理，改进服务，全面提升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水平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以农民个人有能力缴、财政有能力贴、预期待遇能基本保障养老生活需求、有利于与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衔接为目标。农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经办机构全部改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各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及农保经办机构在推进新农保过程中边摸索边总结，遵循农村工作规律，开辟出了一条符合我市农村实际的新农保发展之路。我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及农保经办机构，不断创新管理手段、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把新农保打造成一流的社会工程，让政府放心，让人民满意。具体材料请详见：

截至7月末，我市新农保参保总人数突破百万大关，达107.19万人，参保覆盖率达到94.32%，所有涉农县（市）、区全面实现“基本全覆盖”目标，新农保基金累计达33.13亿元，农保基金累计金额和参保人数都达到全省总数的30%左右。我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主要做法是：

一、深入调研，反复论证，科学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框架

在制度设计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原则，以农民个人有能力缴、财政有能力贴、预期待遇能基本保障养老生活需求、有利于与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转换衔接为目标，深入开展调研，科学借鉴外地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经验反复进行论证，至2008年8月，我市及所属各县（市）及涉农区全部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或试行办法，即合理界定了覆盖范围和对象，明确以农村纯农人员（即从事第一产业）为制度保障主体；以“统账结合”为主要保险模式；统一缴费基数和比例下限，明确个人年缴费标准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0%；建立了财政补贴机制，明确地方财政对农民参保予以补贴，比例不低于当地公布的参保人员年最低缴费标准的20%，对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应当适当提高；规定了养老金计发原则，明确养老保险待遇应当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进行相应调整；农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经办机构全部改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不再提取管理服务费。

二、遵循规律，多措并举，有序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各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及农保经办机构在推进新农保过程中边摸索边总结，遵循农村工作规律，开辟出了一条符合我市农村实际的新农保发展之路。一是强化行政推进力度。在实施过程中，坚持做到“四点”，即将新农保工作列入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对制度建设和实施的目标作出规划；将参保覆盖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必成指标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指标层层考核；及时召开动员会、适时召开推进会，抓好工作总结和部署；实行领导负责制，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全面抓，劳动保障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具体抓。二是广泛宣传发动。我市各地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坚持以宣传为抓手,开展宣传月、宣传周活动，营造浓烈的舆论氛围,引导农民自觉参保。内容上重点宣传新制度的优点、亮点以及为农民带来的实惠，让农民充分认识到新农保是政府为民办的实事、好事；形式上灵活多样，譬如在新闻媒体上做专题、在乡镇设咨询台、在闹市路口悬挂宣传标语、发放宣传品和宣传卡等等，基层干部和农保机构人员走村入户，把政策传递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实行目标管理。坚持目标管理制度，每年年初及时制定年度工作量化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做到镇镇有指标，人人有任务，年中有督促，年终有考评。

关键词：生态问题；"三农"问题；解决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在近几年来成为了党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今年，更是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关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每一次社会进步，都是农民问题得到某些解决的结果。直到今天，我国的农民问题已经扩展到农业、农村、农民等三大相互连接的问题，其严重程度已经直接威胁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了。因此，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成为社会的热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决策部门有他们的许多措施和政策，学者们有各个角度的探索和思考以及对策建议，这些有的为理论决策做出了贡献，有的产生了很大的实际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良好的方法，有的甚至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低级处方。笔者欲换个说法，跳出"三农"的本身，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是生态问题引起的，其解决的根本方法也是生态方法。力求从生态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新的思考，以求"三农"问题有一个战略性的解决。

一、农民问题是一个严重的人口生态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问题，说到底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的问题。因为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最终都是为了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出发点。我国的农民问题有许多，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农民人口太多，打破了农村生态系统中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的平衡，由此引发了很多的问题：

首先，农民人口太多引起耕地紧张、农村耕地资源人均拥有严重不足。我国农业人口现在还有八亿多，但是人均耕地仅一亩多点，而世界上有的国家的人均耕地是我国农民的几十倍，这样大的差距却要同样养活这么多人，谁都知道问题将是怎样的严重了，而这个人多地少的问题就是生态问题的典型表现，这是生态系统里的非生物环境与消费者和生产者失衡的问题（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是指绿色植物和某些细菌，它们是人类食物的最初来源）人口作为消费者的数量太多，非生物环境与生产者相对太少，因此，造成"三农"中农民和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使"三农"问题自身比例失调，因而引发"三农"问题。

其次，农民人口太多造成农民在农村就业压力加大。农民在农村有的就只有几分责任田和几分自留土，一年大部分时间都闲着，有力没有地方使，但是收入又不高，只能维持一般的温饱生活甚至不能维持温饱，造成农民的劳动力巨大的浪费，还引出很多社会问题，如赌博、盗窃、酗酒等等。

“农”字出问题，与农有关的都成了问题，进而带出个“三农”问题。三个问题捆在一起，成了一个让人们感到极其头疼的问题，一个许多人都想解决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几千年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新中国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改革是先锋，农业成就最辉煌，农民是功臣，国家似乎比什么时候都重视三农问题。为什么如此重农，而三农问题却越发严重？

面对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新中国几十年积累的和我们前进发展中遇到的复杂而纷乱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具体部署。这是党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个突破性的政策调整。中央为什么提出城乡统筹思想，怎样用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笔者拟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内涵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中央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提出来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来的。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质就是把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整体统一规划，通盘考虑；把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及相互关系综合起来研究，统筹加以解决。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整体问题，是与工业、城市及其他社会阶层相对应的问题。建国以后，我国基本上采取城乡分治政策，以城市和市民为中心，实行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制定政策往往是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先市民后农民；在制度设计上，构筑了二元结构，严重存在“重城轻乡”倾向。理论上我们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应放在各项工作首位。实际上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做报告、发文件放在首位；出政策、定措施放在末位。按照城乡统筹思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以农言农”的传统，把“三农”问题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大背景之中，从战略目标上总体把握，统筹安排。首先应调整政策，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上向“三农”倾斜：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把施惠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受惠作为中心。其次，应调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人力互助、市场互动、产业互补；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与此同时，大力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创新，逐步建立有利于废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现代农村制度，切实转变城市倾斜，给农民真正的国民待遇，建立城乡互动、体现公平、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一体化体制。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三农问题”，不能脱离对这两个矛盾的认识。同样，一切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也只能在深刻认识这两个矛盾的基础上提出，只有或多或少地消解这两个矛盾的政策才会有些效果。

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现在，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而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界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耕地承担的对农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能。耕地是农民的“生存资料”，是农民活命的基础，不是西方经济学里体现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生产要素”，可以不断流向收益率高的行业或人手中。在耕地福利化趋势下，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80年代初期农村以均平地权为实质的改革推行以来，一些地方为了效率目标，强调规模经营，结果未必都理想。十多年来，实际通过转让集中的耕地面积，不到总面积的1％。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民在非农产业上有就业机会和更大的收益，大量的农民离开耕地也能够生存，就算我国顺利地加快城市化，而且耕地保持现在的规模，人均耕地能够扩大一倍，也才达到3亩多一点，还是谈不上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农村劳力就要流出近2亿人。但实际上，耕地总面积不增加还可能减少。在未来几十年里，即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0％，仍会有8亿多农村人口，人地矛盾得不到任何缓解。因此在耕地问题上，先保障公平，再兼顾效率。只有在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耕地的主要功能不是基本福利保障，而是土地收益率的时候，才有条件尝试那些以效率为中心的耕地分配和经营制度。当然，我国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沿海一些地区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许多农民已脱离了农业，部分耕地有条件集中经营。例如在浙江沿海，一些耕地通过转包集中到农业开发企业手中；在广东农村，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下发展“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这就在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间取得了一个平衡点。但在中国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没有一刀切的好办法。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内在的基本矛盾制约下，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农村外部条件的改善，要让农民在耕地以外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但正是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结构，将农民封锁在了有限的耕地上。在封闭的环境中，农村人口持续增加，耕地无限细分，农业效率低下，教育落后，生态破坏，农民贫困。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封锁圈曾经一度被打破，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将近2亿农民带出了耕地，城市化有了迅速的发展，使我国城镇人口比例在2000年达到36.09％。但是，对农民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个愈来愈重的阴影，这就是城市工商业资本和技术增密排斥劳动的问题。在农村，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在城市，则是资本代替劳动投入。对城市而言，这是产业升级、竞争强化的表现；对农村而言，则是农民逐渐被排斥出城市就业市场。这次对农民的封锁，是由于国际资本及其技术标准所演化出来的制度的力量，主要是农民受教育不足。小生产被大生产取代，区域市场被大市场压缩，小城镇经济功能被大都市经济功能替代，资本密集结构挤垮劳动密集结构。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建国50年，农业产值从85％降到17％，正在趋向15％。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上升到85％。但农业人口从1949年的85％降到现在的70％，只减了15％。过去85％的产值对85％的人口，这是基本吻合的。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大约是16亿左右的人口，我们按比过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到2030年达到50％的城镇化率，8亿多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农村还有8亿多，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承受人口过多的问题仍不能解决。而且每当我们加快城市化，都会造成土地大量减少。因此农村可能还是这样一个小农经济。

对“三农”问题，我们这样强调，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21世纪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按照国家统计公布的数据，现在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是5个亿。在这个正式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基础之上，恐怕还得加个30％，因为还有半劳动力，这么算下来，农村的劳动力就有6个多亿。我们的农业按照现在的生产力条件大概需要1.5亿的劳动力，也就是说，还有将近5个亿的剩余劳动力。这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以前我们主要靠乡镇企业，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就算乡镇企业还有1.2亿的就业，农业有1.5亿的就业，一共才2.7亿。所以说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

一般讲农业经济科学，都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于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力、资金的配置起调节作用。当某种要素投入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时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发挥作用。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假如土地要素的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劳动力来替代它。假如劳动力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了，那么会有资金来替代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叫做“优化要素的配置”，或者叫“优化资源配置”。这是所有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当然农业经济科学也是这样认识的。但就我国农村经济来说，相对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任何其他要素都是价格昂贵的，因为劳动力可以不算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被替代出去而到那里去。拿土地要素来说，我们的土地不可能增加，还在减少。每年非农占地几百万亩，再加上沙化、盐碱化的自然减损，比那个几百万亩还要多。人口增加，二元结构又不能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连社会平均利润都产生不了，因为劳动力生产率是下降的，劳动力投入产出是负值，那就产生不出利润来。假如认定资金按一般的规律它至少要分享社会平均利润，那么，如果农业生产产生不了社会平均利润，资金就进不来。这三个要素怎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农业经济科学理论框架之内来考虑它的市场配置?更何况我们相当多的资金并不仅仅只是要求一个社会平均利润，它大量进入资本市场是要拿超额利润的。在这样一种不规范的投资条件之下，怎么可能让农业增加投资?再加上如果投资增加了，而其他要素不能相应地去优化配置，那么会导致什么呢?只会导致成本上升。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农业硬成本上涨10％。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进行农产品贸易呢?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照搬农业经济科学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我们的农村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