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范文10篇

［摘要］我国多数犯罪的青少年仍集中在1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占比很小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我国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是偏高的。引用欧美国家中的“恶意补足原则”来弥补一刀切的刑事责任年龄存在的弊端并不合理:其一，该原则下检察机关的取证证明标准不明确，易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其二，该原则的适用是在“国家监护”的大背景之下实行的，不符合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仍以家庭为主的社会背景;其三，该原则的落实需要多种刑法替代措施与之配合，而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仍以监禁刑处罚为主，少年司法制度亦不够完善。因此，单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或者借鉴欧美国家“恶意补足原则”来防治未成年人犯罪不符合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刑事责任年龄作为一种法律拟制，担负着法律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刑法适用谦抑性的重任，必须符合本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以及国际社会中所倡导的刑罚轻缓化、去犯罪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不宜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治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应走综合治理路径。

［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犯罪;恶意补足原则

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历来是法律乃至整个社会所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国刑法特意规定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但近年来，小于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频出，且犯罪手段残暴，犯罪后果严重。加之网络的传播与发酵，很多人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开始持警惕态度，并且呼吁有必要降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或者借鉴国外的处理办法，对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做出一定的补充规定，以处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上述观点看似颇有紧迫性，但是仔细分析后发现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仍应当持谨慎态度。下文将通过详细分析刑事责任年龄的性质、立法者规定刑事责任年龄所有考虑的问题以及刑事责任年龄的作用，并且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校园暴力的实际情况来理性分析是否需要对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法理分析

刑事责任年龄的本质其实是立法者对刑法中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做出的一种法律拟制。从立法技术来看，它是一种制度上的虚拟，是立法者特意地将不同事物等同视之的立法技术［1］;即立法者设定一个年龄，将符合该年龄的群体在法律上等同视之。这是一门凸显司法效率的法律技术。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来说，立法者意在方便司法实践，以14周岁作为未成年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界限。由此可见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很好的弥补了语言的模糊性，提升司法效率和司法的统一性。但是数字的精确性也难以摆脱一些法律争议问题:第一，谷堆悖论。比如，一个只差一天就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与一个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刑事责任能力上虽无实质差别，但实施相同的违法行为有可能承当不同的刑法上的责任。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便是法律中的数字在语言学上可能面临的“谷堆悖论”［2］。由此可知，法律利用数字的精确性来界定刑事责任年龄事实上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法律的语言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悖论，由此即产生了容忍原则，即“通过容忍客体的细微变化保证了推理的有效性，但是仍然无法避免结论的谬误。”［3］由此可知，年龄界限的确定虽然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和谬误，但是这是年龄立法技术的局限所在，制度总是优劣并存的，我们在接受年龄立法制度带来的高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必须容忍年龄立法技术本身的缺陷。对主张应调整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之评析目前，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第一种主要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为理由，主张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另一种是主张借鉴欧美国家的“恶意补足原则”，对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只要证明其犯罪是具有“恶意”，便可以予以刑罚处罚。下文将详细对上述观点进行分析。(一)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实务界与理论界有些人主张我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应当降低1到2岁［4］。持上述观点的主要有以下理由:第一，认为我国刑法中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的本来就过高，而现在未成年人犯罪呈低龄化趋势;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都较早，已经能理智的辨别和控制自己的行为;第三，对未成年犯予以相应的刑罚处罚可以慰藉受害人及其亲属。上述观点虽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不妥之处。第一，虽然我国确实存在犯罪低龄化的问题，但是根据司法实践中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犯罪的青少年仍集中在16周岁以上，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虽然有实施犯罪的，但是所占的比例很小［5］。另外，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我国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规定为14周岁本来就是偏高的。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各国不同，虽然有些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的下限设定的较低，但将刑事责任年龄下限设定为14周岁以上国家亦有很多，例如澳大利亚、保加利亚、德国、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均规定为14岁，北欧国家规定为15岁，西班牙规定为16岁，比利时和卢森堡规定为18岁。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规定偏低。第二，虽然现今社会的物质生活愈发充实着实让未成年人的身体素质提高不少，很多未成年人因身体发育较以往更早。但是并不代表未成年人的心智成长也一样较早成熟，心理的成长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生活经历，现在的孩子尽管生理发育提前，但心理发育却并未能同步提前［6］。尤其是我国社会的发展现处于转型期，很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为了赚钱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守儿童因为缺乏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心理发育迟缓，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和自控力，因此误入歧途，触犯法律。也恰恰是这些贫困地区，校园欺凌的现象更多且难以解决。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初步建立自尊心、对世界产生更多认识的同时难免会与周围的同学产生冲突，有学者甚至认为在少年发生罪错时，特别是轻微的犯错行为，应当尽量不予处置和干预，这才是减少其继续犯错并且成年后不再犯罪的最好的方法［7］。第三，对受害人家属予以慰藉的方式多样，不一定只能通过给予施暴者刑罚处罚来实现，可通过赔偿、获得谅解等其他途径来实现。受害者与其家属更想看到的其实是真心实意的道歉和悔悟而非将未成年人送入冰冷的监狱。未成年人是社会的“反射镜”，社会如何对待他，等他长大的明天，他将会如何对待这个社会。因此，对未成年人的触法刑法予以从宽处理是建立“有温度”“宽容”“健康”的社会的最好的办法。(二)以“恶意补足原则”为补充实现个案正义。即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少年犯，如检察官有证据证明该少年犯实施犯罪行为时其主观上是“恶意”，即使该少年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也可以根据犯罪情节对其施予刑罚。然而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需事先考察许多相关因素并谨慎判断，例如需要收集未成年人的品行特征，成长环境，教育经历，犯罪过程中的各种变现等因素来衡量该未成年人是否具有辨别是非善恶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假如未成年人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且希望和放任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结果，则可以认定该未成年人具有“恶意”［8］。仅表面上看上述学者的观点确实存在巧妙之处，但是经研究发现上述观点忽略了我国的司法现状。第一，该原则中关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取证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就是该原则的问题之所在。对未成年人“恶意”的证明没有一定的标准，很容易导致司法适用的随意性。虽然该规则在美国适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美国的很多州仍未能在此问题上达到一致的标准，因事关个人的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的判断需要长期的考察和分析，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且需要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支持。因此，引用“恶意不足原则”纵然可以在个案中进行实质判断，减少个案裁判中的不公正现象，但是由于“恶意”的证明标准难以统一，容易导致司法的随意性，显然不符合目前中国司法统一的法治环境。该文章忽视了欧美国家司法系统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的触法行为处罚范围比较严格，主要是因为其国家有承担监护职责的观念，美国一个7岁儿童将自己的玩伴杀害，但是法院却拒绝了律师以未成年人年龄太小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理由是考虑到此项辩护理由如若成功则会剥夺新形成的未成年人法庭的对不良儿童提供必须性治疗的能力［9］，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对未成年人持“国家监护原则”，即监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仅是其父母的责任，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责任。因此，美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偏重是为了实现国家监护的职责，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目的。反观中国的社会现状则是将主要的监护职责交给父母来承担，国家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意识不强，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措施并不完善。因此，我国的现有司法情状并不适合适用该原则。主张引进欧美国家“恶意补足原则”的观点忽视了对欧美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措施发展现状的研究。事实上，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仅仅是欧美国家矫正未成年人触法行为的一个开始，重要的是将未成年人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之后该如何矫治。针对未成年犯的矫治制度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下限的制度保障。美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在保护主义刑罚观和个别化处遇的基础之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主张应以维护“未成年人最大的利益”为原则来给予有效的环境调整及矫治处遇，不能将适用于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同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每个儿童的本身，各有其基本权利与特权，但依据其环境和人格的差异，又有其不同的人格需要。美国少年法院的建立便提供了专门服务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团队和平台;另外，鉴于适用监禁刑来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弊端较大，美国少年司法制度旨在减少适用监禁刑，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成熟程度，行为习性等制定对未成年人最有利的矫治措施即可。因此百余年来即使美国的刑事政策有“从严”的整体趋势，但是关于未成年人的刑罚替代措施的发展与完善是不断进步的;审前分流的程序和不同种类的刑罚替代措施从不同方面挽救未成年人远离犯罪边缘。例如建立少年庇护所，将少年犯与成年犯隔离开来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为犯有重罪和多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制定了专属的矫正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关于未成年犯的管护制度，它是美国司法系统矫正未成年人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美国的未成年犯有一半被处以观察保护，借助家庭的力量监督未成年人;其他以家庭和学校为基础的干预措施等等也为挽救未成年人犯罪提供了很大的助力［10］。反观我国目前的少年司法制度，主要是以刑罚矫治措施为主，并没有同欧美国家类似的、针对未成年犯的各式非监禁刑矫正措施。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显然还不完善，还不能完全胜任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之后的续矫治工作，此时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存在很大的风险。

二、维持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的合理性论证

第二语言习得是指“在自然的或指导的情况下通过有意识学习或无意识吸收掌握母语以外的一门语言的过程”（埃利斯，1985）。在这里所涉及到的，主要是在教学情境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近年来，人们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日益重视。年龄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是二语习得领域的焦点话题之一。也可以说，年龄是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最明显、最直接的非智力因素之一。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学习第二语言呈现低龄化趋势，在我国，有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多数为英语），对于那些连母语都不能完全掌握的孩子而言，过早学习第二语言真的有利于语言发展吗？人们普遍认为,儿童比成人更擅长学习第二语言。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很多研究。

1关键期假说

在这个领域，影响最大的研究是伦尼伯格所提出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Period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儿童习得语言更有优势是由于生理因素，他认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10-12岁）之前是习得语言的关键期。过了关键期的学习者不会像在关键期内的学习者一样成功，而且很容易产生外国腔。这是因为，青春期以前，大脑的两个半球都参与了语言学习，大脑可塑性较强，语言习得较快，也较为成功；而在青春期后，大脑发生了侧化，逐渐失去可塑性，语言学习也就越来越困难。

2关键期的相关研究

关键期这一假说，是针对母语习得提出的，并且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对于关键期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学者们看法不一。反对关键期假说的学者提出非生物基础的解释，认为语言输入和认知发展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习得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赞成关键期理论的学者则以实证研究为依据，坚信关键期假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被推翻。

∴干部离休年龄的具体规定是什么?

∴可以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是指哪些人?对这些高级专家的离退休年龄有何具体规定？

∴可以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是否应免去其行政职务？

∴哪些骨干专业技术人员可以延长退休年龄?在延长其退休年龄后是否应免去行政领导职务?

∴延长部分骨干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条件中的“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一般是指哪几种情况?

∴延长部分骨干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审批手续怎样办理?

摘要：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养老金亏空”也愈演愈烈，于是，人们普遍认为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增加劳动力供给，减轻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但是，严峻的就业形势等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是否延迟退休，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反对目前阶段延迟退休的原因分析以及鉴于“延迟退休为必然之势”，目前可以针对此问题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延迟退休就业养老制度契约精神

一、引言

多少岁退休最合适？在2008年年底，媒体就“延迟退休”一直议论纷纷，且当时传出消息“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时值2011年，也未有任何措施动态，一时间，相关的调查、讨论盛行，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均大量存在。人保部相关人士表示：关于目前我国是否延长退休年龄仍在“研究”阶段。

二、反对目前延迟退休原因分析

1.对于就业方面影响：

摘要：从感觉、视觉、兴趣和行为等4个侧面，对中国老年人进行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本土化检验发现，感知年龄与实足年龄之间差异为4岁，中西方有着较大差异。感知年龄反映文化和社会规范意涵，相对于实足年龄更适于预测老年人的消费行为。

关键词：老年消费行为；感知年龄；实足年龄；比较研究

一、引言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中，实足年龄(chronologricalage)是一个常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易于测量的，客观而普遍的属性。尽管实足年龄对消费者行为具有重大影响，但将其应用于与年龄相关的研究时，它并不是一个可靠的变量。按照Schiffman&Sherman的说法，“年龄更多的揭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如实足年龄等)。”有研究显示，人们常常会有一个自我感觉的年龄，而不是那个基于生物钟时点的实足年龄。人们常常感觉比自己的实足年龄要轻或老，这种自我感知的年龄(而不是实足年龄)似乎会影响人们的日常行为。因此，如果不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意涵的话，实足年龄将毫无意义。由此催生了寻求广义的年龄概念的建议，其他与年龄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实足年龄自身的缺陷，迫使Barak&Schiffman提出了一个非实足年龄的测量方法：感知年龄(cognitiveage)。

本研究借助西方成熟的测量量表对中国老年消费者感知年龄维度属性的内涵特征进行了跨文化的本土化检验，继而基于感知年龄与人口统计变量、创新产品采纳兴趣的相关性分析，提出了针对老年消费市场的营销启示与建议。

二、研究方法

本文作者：熊立荣工作单位：湖南公安专科学校

刑事贵任年龄制度是指一国刑事法律规范所确立的、与刑事贵任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系列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总和。它不但与刑事责任直接联系,而且也间接关乎刑罚的适用乃至诉讼程序的适用,是一国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其功能的发挥程度直接关系到一国人权保障与社会防卫的程度。因此弄清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具有的功能是如何科学构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必然需求。然而学界对其功能鲜有研究,不客气地说,至今学界对其功能的认识尚停留在一种模糊的、自发的状态,故笔者拟在此就此间题作一简论以抛砖引玉。

一、刑事资任年龄制度功能的宏观考察

何谓功能?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功能是指“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111咧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功能就是指刑事贵任年龄制度在其适用的过程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源于人类社会的某种需要,因此,它必须要具有满足人类这种需要的作用,即机能或功能,否则,便会失去生命力乃至逐渐消亡。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亦是人类社会选择的结果,是人类社会为满足自身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良好秩序的需要而设定的制度,因此,它也必须要具有能维护和促进这种良好秩序的功能。那么,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功能是什么?从宏观上看,作为刑法制度的一部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应该具有与刑法制度一致的功能。关于刑法制度的机能或者说刑法的功能,理论界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刑法主要具有保护功能。日本刑法学者木村龟二旗帜鲜明地指出:刑法天生地具有社会保护功能。因为刑法是基于国家维护其所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意志制定的,并根据国家的意志专门选择了那些有必要用刑罚制裁加以保护的利益尸2胆是,正如近来某些学者所说,“刑法不只是用来对付‘有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是用来驯服‘利维坦’的。’,P1因为,一个国家对付犯罪并不需要刑事法律,没有刑事法律也并不妨碍国家对犯罪的有效镇压与打击,并且,没有立法的犯罪打击可能更加及时、有效、灵活与便利。间因此,刑法又具有保障人权的机能,即保护“犯罪人”的权利的功能: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以及犯罪的人不受法外追究。从这一意义上说,刑法又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与之相一致,刑事贵任年龄制度也具有社会保护功能和人权保护功能。但是,笔者认为,与整体观念上的刑法制度相比较,刑事贵任年龄制度在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方面无疑更具有积极性,在一定意义上,刑事贵任年龄制度是内设于刑法制度之中而对刑法制度(对公民权利)的攻击性予以抗制的因索,是刑法收敛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功能和整体观念上的刑法制度略有不同,即整体的刑法制度强调的是其社会保护功能,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突出的则是人权保护机能。概而言之,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具有“充分保护人权,适度保护社会”的双保护功能;具体来说,它具有出罪功能、刑罚合理化功能、程序个别化功能、违法阻却功能及指引功能和惩罚功能等,其中,前四个方面体现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人权保护功能,后两个方面则是其社会保护功能的体现。

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具体功能

(一)出罪功能

党和国家现行政策规定，干部的离休退休年龄为：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人，正职一般不超过65周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周岁；担任厅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周岁；其他干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身体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批准可提前离休退休。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又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任免机关批准，可适当推迟离休退休。依据法律和有关规定经选举任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委员，政协正副主席、常委，在任届末满时达到离休退休年龄，一般可待任届期满后，再按有关规定办理离休退休手续。

高级专家的离休退休年龄，一般应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对少数高级专家，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征得本人同意，经下述机关批准，离休退休年龄可以适当延长：副教授、副研究员及相当这一级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上一级主管机关批准，最长不超过65周岁；教授、研究员及相当这一职称的高级专家，经所在单位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中央、国家机关的部委批准，最长不超过70周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各派领导职务的高级专家和学术上造诣很深、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特殊贡献的高级专家，经国务院批准，可以暂缓离休退休，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和管理职务的，应当免去其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以使他们集中精力继续从事专业技术或文化艺术工作。特殊情况经任免机关批准的除外。

专业技术人员中，1990年以前对在教育、卫生、科学技术部门工作的讲师、主治医师、工程师、农艺师、助理研究员以及具有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含中等师范学校)和高中毕业学历或经严格考核取得同等学历的，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小学教师中，确因工作需要，身体能够坚持正常工作，有较强的业务能力，本人又愿意继续工作的，经所在单位报请县级以上主管机关严格审查批准，可将他们的离休退休年龄延长1－5年。延长后的离休退休年龄，女同志最长不超过60周岁，男同志最长不超过65周岁。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人员中，担任行政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的，一般应免去其担任的行政领导职务或管理职务，使他们集中精力继续从事专业工作。

女干部除执行上述有关规定外，一般应55岁离休退休。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作的县(处)级女干部，凡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自愿的，其离休退休年龄可到60周岁。

上述人员中，在有关规定作出前已经办理了离休退休手续的，不再复职。

［提要］消费问题从来都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消费的理论也很完善。本文通过对消费理论进行梳理分析，从两方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理论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所产生的直接影响；第二个是通过经济运行规律解释人口年龄结构对总消费产生的间接影响。

关键词：生命周期；年龄结构；消费

一、引言

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及能力的大小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其整体消费水平及能力都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之上，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一直都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不仅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存在较大差距，就算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也存在着不少差距。所以消费问题仍然值得关注，与此同时，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消费理论，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总消费产生影响，本文在此背景之下，从两方面简单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二、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直接概述

消费既是微观概念也是宏观概念。绝大多数消费理论都是从微观个体的角度来解释消费行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假定消费者追求的是一生的消费效用最大化，所以涉及到生命的不同阶段，可以作为作为最早涉及到人口年龄的消费理论。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寻求的是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效用最大化，它假定在整个生命周期的过程中，消费者在中青年的时期开始工作并取得收入并将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储蓄，老年时期没有收入并且在生命结束时储蓄全部花光。根据消费者寻求整个生命周期中寻求效用最大化的结论，可以得出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其边际消费倾向不会趋于一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直接会影响的整个社会的总消费。一般来说，如果整个社会中，青年和老年人数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消费意愿就会越来越强烈，总消费就会提高，储蓄率相对就会变低，如果整个社会中的中年人数越来越多，那么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相对较弱，储蓄率相对就会提高。虽然生命周期理论具有微观基础，但是这个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因为它建立在诸多的假定基础之上，并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情形。上述理论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确实会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的方向却并不相同，所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究竟是增加消费还是减少消费理论上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需要继续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去研究。

为进一步加强区级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推进干部队伍年轻化进程，形成科学合理的年龄结构，现就区级机关局级和科(股)级干部最高任职年龄提出如下意见：

一、局级领导干部最高任职年龄

1、区级机关党政、群团部门和法检两院的局级领导干部，最高任职年龄为：男满56周岁、女满51周岁。达到最高任职年龄后即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因工作需要且具备条件的也可转任或提前转任区人大、政协同级职务。

2、区人大、政协机关的局级领导干部和各派负责人不受上述最高任职年龄的限制。

3、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换届时，按换届工作的规定明确有关年龄界限。

二、科(股)级干部最高任职年龄

20世纪著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从小就智力超常，三岁时就能读写，十四岁时就大学毕业了。几年后，他又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博士。

在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上，执行主席看到一脸稚气的维纳，颇为惊讶，于是就当面询问他的年龄。维纳不愧为数学神童，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今年岁数的立方是个四位数，岁数的四次方是个六位数，这两个数，刚好把十个数字0、1、2、3、4、5、6、7、8、9全都用上了，不重不漏。这意味着全体数字都向我俯首称臣，预祝我将来在数学领域里一定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维纳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大家都被他的这道妙题深深地吸引住了。整个会场上的人，都在议论他的年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答，但是需要一点数字“灵感”。不难发现，21的立方是四位数，而22的立方已经是五位数了，所以维纳的年龄最多是21岁;同样道理，18的四次方是六位数，而17的四次方则是五位数了，所以维纳的年龄至少是18岁。这样，维纳的年龄只可能是18、19、20、21这四个数中的一个。

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一筛选”了。20的立方是8000，有3个重复数字0，不合题意。同理，19的四次方等于130321，21的四次方等于194481，都不合题意。最后只剩下一个18，是不是正确答案呢?验算一下，18的立方等于5832，四次方等于104976，恰好“不重不漏”地用完了十个阿拉伯数字，多么完美的组合!

这个年仅18岁的少年博士，后来果然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成为信息论的前驱和控制论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