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动范文10篇

关键词：司法能动性/司法解释/规则创制/判例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

司法能动性关涉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能动司法问题，其最直接地体现为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与司法能动相对应的概念是司法克制，司法克制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谨地执行法律的意志，而尽可能地不渗入法官个人的信仰与倾向。当然，要对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作绝对的区分是极为困难的，事实上，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是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时享有多大的自由或者受到多大的限制的程度问题，司法能动主义的维护者强调的是法官为了“实现正义”的使命，从而轻视对司法权的限制，而倡导司法克制的人则倾向于强调在民主国家中对司法权所应该进行的限制，并通过各种方式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司法能动主义究竟是自由的保障或是安全的威胁，即便在有“法官造法”传统的美国也是极具争议的问题。[1]导论而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明，对于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是否有权解释法律的问题已无太大的争议，例如，大陆法系国家曾经绝对地奉行分权理论而严禁法官解释法律，法律解释权由立法机关享有。但最终禁止法官解释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立法机关其实无力应对极其琐碎的解释活动，而法官对于复杂的案件又不得不进行法律解释，因此，在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之后，不管是否得到法律的公开承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事实上最终掌握了法律解释权。[2]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指出，法律就像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织这块编织物，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绝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该把皱折烫平。[3]它形象地说明了在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的必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依照司法能动主义，既然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解释法律，是法官或是最高司法机关？另一方面，依照司法克制主义，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应当来自于当事人的权利或是其他的途径？

一、最高法院是否有权创制规则？

由于任何一部制定法永远都不可能无一遗漏地将所有应属于立法政策调整的情形囊括在该法规的文字阐述之中，且将所有不应属于该法规范围调整的情形排斥在其词语含义范围之外。因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根据个案来选择适用法律并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基于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法律解释权完全赋予个案中的法官。但是，我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国所构建的法律解释制度是独特的，它赋予最高司法机关规范性法律解释文件的权力，尽管这种法律解释体制无法完全排除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对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但其最主要的出发点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统一法律的解释。因此，司法解释存在的目的，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扩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恰恰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4]虽然我国法律从未明文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粗疏、抽象，法官在解释法律方面的自由裁量权一点也不亚于普通法系的法官，加之不受先例的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有被无限放大的危险。而司法解释相当于立法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明确法律规范的含义而减少其抽象性，从而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司法能动主义的角度来说，我国的司法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途径实现的。

自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法律解释决议》）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解释权后，近2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了数千个司法解释[5]，司法解释的规模已超越法律的规模。司法解释已突破了诠释的边界，从“比附而立”到“并行不悖”，成为立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6]也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有学者指出，由于立法技术、历史传统、价值观念、法官思维能力以及司法体制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司法解释日益呈现出“泛立法化”的趋势。司法解释的立法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法律之不足，但却无法证明其正当性与合理性，并且没有实现其完善法制、维护法制统一、指导法律实施以增进社会正义的预期目标。[7]还有学者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在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宪政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对法律解释权的错误理解，导致将本来属于立法机关行使的一部分立法权以“司法解释权”之名不恰当地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的错误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将本应由各级人民法院行使的司法权中固有的一项权能——法律解释权也以“司法解释权”的名义纳入自己囊中，从而使审判权中不可分割的司法裁判权被人为地分裂，侵犯了宪法赋予各级法院的独立审判权。[8]上述批评实际上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司法解释是否侵蚀了立法权；二是司法解释是否剥夺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如果司法解释仅仅是为了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为了更明确地指引法官的审判行为而作出的，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其并无不妥，我国的立法现状显然也是需要最高法院发挥司法能动性来加以补充的。而如果从法官的独立审判权角度而言，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但法官在个案中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权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抽象的司法解释与成文立法一样，同样存在法律漏洞，不可能包容个案的所有情形。但是，如果司法解释超越了法律，创设了规则或作出了与法律规则相冲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所发挥的这种司法能动性是否应当得到承认？其正当性基础何在？

观照与反思：一个过于“负重”的司法理念

着眼于我国司法实践，公丕祥教授将能动司法的内涵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要求，运用政策考量、利益衡平、柔性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能的服务型司法；分析研判形势，回应社会需求，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型司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5］。面对司法实务界对能动司法的高调话语与行为，一方面我们对结合中国现实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予以认同，能动司法在当前中国语境中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反思之一：能动司法可否作为一个主导性司法理念提出。能动司法正当性论证虽可信，但其也会产生许多风险，一如司法能动主义在美国产生过许多“好结果”，但对其批评从来没有平息过，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坚信司法能动主义是一个不幸的现象，如果没有它美国将变得更美好。”［2］前言，4司法能动主义并非司法的常态，具有偶发性。正如卡多佐所言：“我们一定不能让这些偶然且相对罕见的事件蒙住了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有无数事件既不是含糊不清，也没有冲突，更没有机会得出有分歧的判决……”［6］79－80也正如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阿哈隆•巴拉克所说的：“如果法院每周都宣判了一个新的布朗案，法院就无法维持其公信。但是，如果法院错过了宣布布朗案的特殊时期，同样无法维持其公信。”［7］5我国尚处于法治初级阶段，形式法治尚未实现，司法权力“寻租”导致其公信力低下，哪怕是机械司法之弊也远小于自由裁量权滥用之弊，依法司法或克制司法应是主导司法理念，能动司法应是对克制司法的一种补充，应定位为补充性司法理念。反思之二：能动司法与依法司法有无张力。无论在司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这种张力都在一定范围里、一定程度上存在。“在坚持法律的前提下能动司法”很多时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良好愿望，是一种政治正确的政治话语。法律与社会的冲突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司法实践亘古未变的难题，是克制司法与能动司法争议的焦点所在。基层司法遭遇到的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冲突、公益诉讼实践对程序法的突破、为应对金融危机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系列软化法律的规范性文件……，这些都是我国司法中活生生的现实。在真实世界里，“鸵鸟政策”是难以行得通的，我们必须正视问题所在，必须看到恪守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张力。或许，“法律信仰”、“法律至上”只能针对整体意义上的法律，而就具体法律条款来说，笨法甚而恶法都是客观存在的，即便是良法也有一个与具体情势是否契合的问题。当面临两难问题的困境时，能动司法的探讨方能显示其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反思之三：如果将司法的人民性、司法的大局性、司法的服务性、司法的主动性、司法的高效性、司法的延伸功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等统统纳入能动司法范畴，能动司法可否承受如此之重？司法的人民性、大局性即便与能动司法相关联，亦只是能动司法的动因性因素而非其本身。试问依法司法、克制司法就不是司法为民，就不是为大局服务？司法的服务性可为一个独立的话题，而且其涉及许多法院管理内容，即使不提出能动司法理念，任何年代的司法机关都要去履行相关职责。司法的高效性能否纳入司法效率讨论范围呢？司法的主动性、司法的延伸功能，只有在国际金融危机等紧急社会状态下才获得极其微弱的一点正当性，在常态社会下须慎之又慎。非诉讼解决机制主要发挥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方式的纠纷解决功能，能动司法着眼于诉讼与审判。更何况，撇开它们的正当性不谈，倘若可以通过制度确立并施行，不过“按章办事”，谈何能动司法？除非你要完全否定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主义的知识缘脉关系，确信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之间通过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制度借鉴、网络传播甚或是危机的“传染”已深深地“嵌”在一个利益攸关的共同世界里，各个国家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法律思想，趋同总大于趋异，全球化总在推动本土资源的革新。我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思想、法律制度大多“取经”于西方，这些都烙印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与行动逻辑中，我们只能根据中国传统与现实对西方司法制度的“水土不服”作些补充性调整，中国传统司法资源不可完全抛弃，但若指望它成为当前司法之弊的“救世良方”，或许是方向性之误。“在中西相渗、相融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用过去的当然也是相对纯粹的中国人自己的理解方式来建构一种司法模式。即便是建构起了这种模式，也肯定是既不适合于当下中国人，也无法与西方展开交流、被西方所理解的”［8］。或许我们的法院高层出于良苦用心，要以“能动司法”更新司法理念，要通过一个个“大手笔”迅速改变司法现状，改善司法作风，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彰显“崛起中的大国”的司法特色。可为什么非要借“能动司法”之名呢？颠倒了词序即便能“脱胎换骨”，但不能扼杀与司法能动主义之间的共性因素。若缺乏基本共识，未来如何与国际开展学术对话与实践交流？如此良好愿望为何不寄以“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道路”或“自主型司法道路”之名？那将给人们更多的是期待，而不是责难。

内涵与外延：一个简约化的路径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将过多的内容涵盖进“能动司法”中，主要缘于混用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性，而司法能动性显然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发挥司法能动性并无任何问题，而能动司法是有争议的。能动司法当然也要发挥司法能动性，但能动司法应该要作更狭义的理解，能动司法往往要对自由裁量权进行“质”的突破，具体辨识标准主要有三个：一是司法是否行使准立法功能；二是司法是否对现行立法有所超越；三是司法是否对普遍性司法惯例有突破瑏瑤。第一、二种区分标准是主要标准，处于优势地位，第三种区分标准是次要标准，一般来说司法行为对其突破要达到一定的强度。在此基础上，能动司法的内涵与外延必须予以限制，别什么都放进去，否则能动司法问题的争论便泛化为中国司法问题的探讨，从而在处理许多实质性问题上避重就轻，在此我们需要坚持“奥卡姆剃刀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考虑西方司法能动主义原理，结合我国司法实际，笔者力求涵盖中外能动司法实践征象，试图对能动司法进行如下简约化界定：所谓能动司法，是指基于回应社会需求和虑及实质正义之目的，司法弥补立法功能的不足而行使准立法功能甚或超越法律规定、突破普遍性司法惯例的司法理念和行为。就外延而言，能动司法应涵盖如下三种类型：其一，实体型能动司法，即法官在个案中以法律漏洞补充、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和技术进行司法创新，以缓和或化解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如法官面对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尚无法律规则适用的新兴权利纠纷等情况下可能要选择实体型能动司法。这种能动司法涉及到法律适用中的实体问题，是典型的能动司法，也是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共性因素所在。其二，程序型能动司法，即法官在个案中突破程序法立案范围限制而启动诉讼程序或在诉讼中为弥补弱势当事人诉讼能力的不足、追求客观真实而加强职权主义功能，如加强调研、主动收集证据、积极行使释明权等。其三，功能型能动司法，即法律适用、纠纷解决功能之外的能动司法。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和各级人民法院制定规范性司法文件的行为，当其超越了法律意志空间或者与法律相抵触，从而在行使立法、修改法律或立法解释的功能时宜定性为能动司法瑏瑥；二是司法延伸功能的过度行使，如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金融危机中深入企业为其经济合同把关、解决其经营困难等。与实体型能动司法、程序型能动司法不同的是，功能型能动司法不以个案为依托，而是以审判外的方式来行使司法权力，是对司法惯例和司法理念的突破，故可定性为能动司法。对能动司法内涵和外延的简约化澄清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虽然理论的“大厦”难以仅仅建立在定义的“脊梁”上，但基本共识的达成有助于杜绝当前学界和业界对能动司法的误读、误解与误用现象，有助于能动司法理论研究在我国的进一步深入展开。同时，需要申明的是：这项简约化工作具有可试错性，接受理论多元性的评价，接受实践开放性的检验，因为理论总是在证实与证伪中不断发展的。

本文作者：徐钝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摘要：翻译活动是伴随语言产生而产生的，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译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变化，经历了诸如“征服者”、“画家”、“奴仆”、“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笔者从语言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和后结构主义范式三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中国翻译中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在译者主体性被夸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体性的主客观因素。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能动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译史上，翻译家们研究更多的是翻译方法、原则、技巧等，虽然没有出现过对译者的系统研究，但翻译家、理论家们都不同程度地谈到对译者的理解。译者作为能动的个体，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性、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包括了译者的选择创造性和制约性两个方面，这对翻译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翻译中译者的角色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译者的作用也就相当重要。在漫长的翻译历史长河中，译者的角色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都用一些形象比喻来说明译者的作用。

在罗马帝国时代，翻译的目的是使外来文化归顺并融入目的语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审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夺式的翻译，是否准确传达原作的语言内涵和语义内涵，不是译者的首要考虑。到了公元4世纪，在翻译活动的早期，翻译家圣哲罗姆(SaintJerome)宣称，译者应该将原作的思想视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到自己的语言中。这种征服者形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罗马时代，各国之间为了统治权征战不断，军事上侵略一方对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响了文学与翻译，造成了翻译中的不平等现象。

同志们：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大力推进煤电铝一体化、传统建材与现代建材一体化、农工商贸一体化、统筹城乡一体化、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一体化，先后投入数亿元资金并出台扶持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财政实力不断壮大，为全市保稳定、保运转、保民生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保障。如何充分发挥财政职能，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市财政局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一要大力培植财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围绕全市经济发展重点和财政工作实际，大力支持项目建设，促进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骨干财源；突出支持八大工业园区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构筑板块财源；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培植区域财源；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及农村城镇化发展，建设农村稳固财源。

二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支持产业升级转型。充分发挥财政资金“药引子”和“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围绕全市打造煤电、铝业、水泥、新兴产业4个百亿元集群，加快资金整合步伐，重点支持产业升级、资源循环利用、低碳经济发展的项目建设。通过投资担保筹资等财政投融资杠杆和渠道，粘合、吸引、凝聚社会的民间资金、银行资金等，形成各路资金合力支持产业发展、升级、转型、培育新兴产业的格局。同时加快财政投融资平台的建设，推进国有股权的管理和经营，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

三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形成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合力。落实好国家关于“三废”利用、再生资源、科技创新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引导产业转型发展；落实好我市《财政专项资金存放商业银行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和《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引导商业银行积极融资支持地方经济转型发展；主动邀请金融、税务、工信、土地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搞好相互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合力和财税政策的导向作用。

四要加强对转型专项资金的监管，构建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的监管平台。充分利用好上级资源型城市转型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和省上《意见》中支持我市的项目资金，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检查，防范财政风险，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为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摘要】近年来，能源问题备受人们的关注，为了缓解能源危机，更多的能源工程逐步开始实施，尤其是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应用，虽然实现了能量形式的转变，但其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却存在着极大的能量消耗与损失。为了适应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热能动力联产系统必须加以节能优化与改造。基于此，论文分析了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节能优化设计路径，对于提升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稳定、可靠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热能动力联产；能源节能；优化设计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领域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热能动力联产系统在工业领域的应用日益普遍。热能动力联产系统具有极高的独立性，多为热力循环方式，要维持系统的高效运转，降低系统运行时的能源消耗，各个工业企业都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现状，进行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节能优化与改进，降低系统运行时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带动工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2热能动力联产系统运转现状

2.1阶梯型能源的利用。在传统的工业发展领域，热能动力联产系统运行时的理论基础是卡诺定量，在整个运行与转换过程中，由于对燃料化学能品位的利用十分有限，常常存在较大的技术与操作局限。在当前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优势，需以传统理论为基础，加强各个品位之间的联系性，使得化学能品位可以与热能、自由能品位紧密联系，在关联品位的理论基础上，化学能可以通过对控制盒的转换联产，来达到集成性机理的目的【1】。相关实践表明，集成性转换与能量品位转换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实现耦合，将动力一侧与化工一侧全面整合。2.2能源一体化利用。能量一体化利用同样是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核心理论，一体化利用主要是通过对能量与CO2的控制来实现的，采用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在热能动力联产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首先通过在热力系统中脱除流程尾部的方式，使得能量能够与CO2控制加以有效实现，达到良好的污染治理效果【2】。能源一体化利用原理下，化学能的阶梯级状态使得CO2能够处于能耗分离状态下，实现了二者的充分融合，大大提升了能量的利用效率，CO2的排放量有所降低，热能动力联产系统运行时具有节能减排效益。

我国实行能动执行的理由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社会发展瞬息万变，而法律的制定具有滞后性和局限性，无法紧跟时展的步伐，尤其法院执行工作是在开放的环境下进行，这就要求法官在执行过程中能够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能动执行。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能动执行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执行权本身既具有主动性。民事执行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形式，对其如何界定，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司法权说。即认为民事执行行为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来实施的强制行为，因此民事执行权是司法权。二是行政权说。该说认为民事执行行为不是为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是为了使生效的裁判文书确定的内容得以实现，以维护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执行权具有主动性、非审判性，追求及时、有效、连续。与以中立性、被动性、裁判性为特点的司法权有根本区别，因此执行权是行政权。三是折衷说。认为执行权既具有行政权属性，又具有司法权属性。理由是民事执行中包含了两种性质的行为——执行行为和执行救济行为。前者是执行机关所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具有主动性、非中立性、非平等性等行政权的性质。后者是指执行程序的争议，如执行异议的审查，同样具有被动性、中立性、平等性等司法权的性质。也就是说执行行为具有行政权属性，而执行救济行为具有司法权属性。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折衷说从理论上正确区分了执行行为和执行救济行为的不同性质，在制度上更好的优化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设置，即审判职能由审判机构来实施，执行职能由执行机构来实施。从实践来看，执行过程中的“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送达有关法律文书、指令协助执行单位进行协助执行、公告、督促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等等，这些工作所体现的职权不是司法权，而是行政权”。国外执行机构的设置和实践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如依据《俄罗斯联邦执行程序法》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司法警察和俄罗斯联邦各主体司法局的司法警察负责强制执行法院裁判和俄罗斯联邦其他机关的裁决，司法警察归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序列。美国的执行工作由地方或联邦执行官来完成。联邦司法部内设联邦执行官署，联邦执行官署的最高领导为执行法官总监，由总统根据参议院意见任命。地方执行官由公众选举产生。可见，执行权也是行政权。综上所述，对于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的执行行为，可以认定其具有行政权的属性，应该具有一定的主动性。2．能动执行是“司法为民”的内在要求。我国的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司法为民”是法院各项工作的宗旨。这就决定了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切实为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保护好他们的切身权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进行了短短的几十年，相对于国外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还处于起步阶段，人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养还远没有真正的形成。很多当事人在收到裁判文书后，不知道如何有效实现裁判文书上确定的权利，对申请执行及法院的执行措施根本不了解，遗漏被执行人、遗忘申请执行的时间等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执行效率低下。在中国当下的法治语境中，如果拘泥于司法的被动性，而忽略司法的能动性，势必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在执行程序中不具有超然中立的被动地位，执行措施的实施，执行程序的启动、运行、推进、矫正等都天然的具有职权干预、积极主动的色彩。3．能动执行有利于破解“执行难”。“执行难”是指当事人有履行能力，由于各种原因而得不到执行的情形，所谓的“执行难”主要有“四难”，即被执行财产难寻，应执行财产难动，被执行人难找，协助执行人难求。尽管造成执行难的原因错综复杂，甚至根本的原因是诚信体系不完善等外部因素，但是，社会各界更加关注人民法院自身的态度和作为。当前通过能动执行来完善执行制度，加大执行力度，不失为破解“执行难”的有效途径之一。能动执行要求法院积极主动的去调查财产线索，有利于缓解执行财产难寻的难题。实践中，有人根据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申请人提供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这“在理性上，可能是受审判方式改革的影响，将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的经验移植到执行工作中，也可能是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对抗主义靠拢之趋势在执行领域的反映。”如前所述，执行权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属性，执行机构应当主动积极的实施执行行为，而不是被动的等待申请人举报财产线索。同时，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采取在媒体上曝光、在征信系统上录入欠债信息、限制其出境、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等措施。对有协助义务的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法院应主动向纪委、监察等部门通报，情节严重的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化解“执行难”的局面。

能动司法在法院执行过程中的体现运用

我国的能动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以能动司法理念为指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行使职权，主动考虑执行要求，主动推进执行进程，快速兑现债权，全力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它应该是覆盖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的系统工程。（一）能动执行在立案阶段的体现运用我国民诉法第212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9条规定，可由审判员移送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具体包括以下三种：（1）发生法律效力且具有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内容的法律文书；（2）民事制裁决定书；（3）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有权自行处分自己的私权，对于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理应由当事人来决定。因此，民事执行程序的启动，原则上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前提。但完全依当事人申请启动执行程序，并不利于从立案审理执行全过程协调考虑执行效果，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为此，应该允许法院在事先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由审判人员直接移送立案部门立案执行，免除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手续。广州从化法院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具体方法是：在立案时，向当事人送达《主动执行告知书》和《主动启动执行程序确认书》，说明主动启动执行程序的情况，并征询当事人意见，如同意法院主动启动执行程序的，在确认书上签字，裁判文书生效后，当事人无需申请执行，由审判人员直接移送立案部门立案执行。（二）能动执行在审理阶段的体现运用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看似两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程序，审判程序的任务是查清事实真相，正确使用法律，通过裁判文书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执行程序的任务则是督促义务人切实履行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以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当事人通过诉讼并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纸公正的判决，他们更在意的是自身权益是否得到有效实现。因此，审判部门从一开始就应考虑执行可能，做到能动司法。具体体现为：（1）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能够调解的案件，尽量调解结案。能够当场兑现的尽量做到当场兑现。同时，在调解书中写明督促履行的条款，如在分期履行的调解方案中，写明“如有任何一期逾期的，可对剩余未到期案款一次性申请执行”。从源头上减少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以缓解目前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的矛盾。（2）积极引导当事人进行诉前、诉讼中的财产保全。从执行实践来看，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的案件较未采取财产保全的案件有效执结率明显要高很多。而且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往往能促成义务人自动履行案款。（3）制作裁判文书时，应考虑内容的可执行性。实践中经常出现由于案件审理法官没有办理执行案件的工作经验，导致裁判内容表达不清，存在歧义，或无法实际操作的情况。（三）能动执行在执行阶段的体现运用1．主动进行财产调查。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的调查，不应局限于申请人举报的财产线索，还应当依职权积极主动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通过查询银行、房管、车管、工商等，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进行全面的摸底。2．主动采取限制、处置、惩戒措施。对已查实的被执行人财产，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措施，及时主动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抵债等，以尽快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对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主动采取电视台曝光、欠债信息录入征信系统、限制出境、限制高消费、拘留等执行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主动移送公安机关。形成强大的执行威慑力、公信力。3．对弱势群体加强司法救助工作。执行过程中会碰到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为体现司法为民的执行宗旨，结合执行工作的现实需要，设立执行救助专项基金，对因交通事故、人身损害、刑事附带民事以及家庭赡、扶、抚养等金钱给付案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弱势群体进行及时、准确的司法救助，可以有效缓解因执行不能而使申请人生活陷入困境，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四）能动执行在执行程序终结后的体现运用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我国司法实践中设置了本次执行程序终结的退出机制。这里所说的终结只是执行程序上的暂时终结，并非实体权利的丧失。如发现新的财产线索或出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仍然可以恢复执行。为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即使案件已经程序终结，执行机关也应该随时关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变化，主动寻找财产线索。如笔者所在法院的执行机关，了解到辖区内有村集体在分配土地征用补偿款，既主动向村集体组织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对为该村集体成员的被执行人的补偿款予以扣划，使一批多年无法执行的案件得以有效执行，获得当事人的赞许。

能动执行的制度完善

（一）积极推动能动执行的立法工作，使能动执行有法可依对于在能动执行的探索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有必要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巩固，并加以推广，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能动执行法律体系。对能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根本、疑难、普遍性的问题，应该确立统一的价值取向，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比如可对能动执行的原则、主动启动执行的程序、主动推进执行的程序等方面进行立法。加强能动执行方面的立法，可以有效的防止各地法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或随意化的情形，使能动执行有法可依，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二）建立健全能动执行的配套制度，推进执行制度改革首先，要重点加快财产查控系统的建设，成立执行指挥中心，由专门的财产调查小组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统一查询、统一查封、统一冻结。其次，完善能动执行的案件流程管理，形成立案、执行措施运用、评估拍卖变卖、执行款物发放、执行结案等方面的制度，建立一个对能动执行方方面面全覆盖的制度体系。再次，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推行阳光执行，执行案件信息和进展情况接受当事人查询，让能动执行的各个环节置于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三）加强执行队伍建设，保障能动执行顺利开展能动执行的实施者是人民法院执行机关，而践行者则是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动司法能否在法院的执行工作中得以顺利开展，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关键就要看从事执行工作的队伍是否是一支作风优良、纪律严明、执法公正的队伍。只有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严于律己，积极有为，并且对于出现的问题能够去深入的了解，找到问题的根源继而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才能取信于民，提升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英文标题】DynamicandtheStaticofHistoricalSubject

【内容提要】如何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这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大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从客体方面来理解，而忽视了从主体、从人的活动方面来阐释。只有从共时态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中把握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才能避免把社会历史规律绝对化、简单化和偶像化，才能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是可以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改变和消灭的。

【英文摘要】Howtounderstandthesubjectivityofsocialhistoryhasbeenoneofthemajorconcernsamongscholarsinthepasttwodecades.Previousstudieshavebeenmadefromanobjectiveperspectivebutfailedtoexplorethelawofsocialhistoryfromtheviewpointofthesubject,theman.Thearticleillustratesthatonlybymanipulatingthedynamicandstaticofhistoricalsubjectwhichareembodiedintheinteractionbetweenthesubjectandtheobjectandinthecontinuityofhistoricaldevelopment,canweunderstandthatthelawofsocialhistorycanbecreated,changedanddoneawaywithbyhumanpractice.

【关键词】历史主体/能动性/受动性

Historicalsubject/dynamic/static

【正文】

本文作者：李莉胡等颖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课程提前一年排出计划,每次讲完课后由讲课老师出考题考核。每周护理部有完善的针对新上岗护士的培训制度和课程安排,课程内容从基本的护士礼仪、口腔解剖到各专业理论知识,由浅人深、系统地进行培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培训,临床操作由科室护理操作质量监督组按计划每月进行培训和考核,依据护理部操作考核标准进行评分,指正操作直至合格。随机培训:护士长每天巡视临床配合,针对四手操作进行简单提问,调拌技能监督,对细节和隐患问题进行提醒。新材料、新器械、新技术引进时,召集全体护士培训及时掌握最新专科知识,促进临床配合能力。外出培训:有计划地选派护士到外院参观进修,结束回科后写总结并要求以P盯的形式向全科室医护人员汇报,使资源共享。经验传授式培训:科室年轻护士由高年资护士负责指导理论和操作,一对一带教指导,高年资护士将自己工作中的经验传授给年轻护士,并要求记录学习笔记,护士长定期审阅。分层次管理个体主观上是存在差异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物所获得的信息会有差异。护士长会对每一位护士日常工作能力进行评估并结合医护患提供的反馈和建议,为护士展现和发展个人潜能提供机会。利用护士的个人所长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如引导低年资护士提高应急和沟通能力,引导高年资护士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从而增强护士的专业信心。根据护士能力分级进行分层次管理,结合科室要求分划为小组,并安排有组织管理能力者担当组长,让其有成就感,从而提高其工作热情和士气。及时反馈与评价每月召开工作反馈会,对每个人的日常工作能力进行评估,结合个人反馈,进行有效的职业指导和职业定位。护士长让大家参与工作的计划和决策,每人将自己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每位护士制定短期目标,半年进行自评和她评,对薄弱项目进行强化训练。营造学习气氛订阅护理类期刊及专业书籍,在科室建立小“图书馆”,定点放置,可以随时借阅。针对护理前沿问题、国内外护理动态、新政策、护理教学等适时召开讨论会,并布置好任务,每人都要进行P刃汇报。积极参加院、护理部组织的各项比赛,让大家感到知识缺乏的危机感,由被动学习变主动学习。激励与竞争正确应用正强化激励法,恰当应用负强化激励法。对护士的每一个细小的进步根据情况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的表扬,充分调动护士的积极性,增加其自尊和自豪感。定期安排科室内组与组间进行竞赛,如调拌藻酸盐技能比赛,对优秀者进行奖励,使科室护士形成比优赶超的竞争局面。护士长根据各组组长所承担职责年终在绩效考核上给与奖励,鼓励挖掘自我潜能,能者多劳、多获。调查方法随机抽取5名医生和30名患者,对10名口腔门诊护士进行满意度调查。调查表采用量化评分,共设5个档次,即0、3、5、8、10,每一项满分为10分,并比较实施提高主观能动性的方法前后满意度的情况。统计学方法调查资料应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录人处理,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能力与活动,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和能力。他包括意识和行动的能动过程。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是正确的“想”与正确的“做”两者的有机统一。在临床工作中,当我们配合光敏树脂充填治疗时,是否听到这些声音:给我准备处理剂、粘接剂;我要压光器;给我光敏灯;有咬合纸吗?当我们在调拌藻酸盐印模材时,是否看到这些情况:调稀了;调稠了;甚至调飞了、没调匀。这些声音和状况都是临床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口腔门诊护士的工作就是要让医生和患者满意,继而医生的满意度是反映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笔者通过对资深护理人员的经验总结,可以将医生临床中满意度低的情况归纳为以下三类:需要你时,你却不在;你在,可是不知道要做些什么;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做得不在点上。可见,制约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就是意识和行动的缺乏。要想护士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提高其综合素质,使其掌握丰富的理论知识、娴熟的专业技能,激发事业心、工作热情、荣誉感,提高护理工作质量,进而提高医患满意度,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综合素质提高,医患满意度提高通过理论和技能的培训、考核评估措施的实施,护士有了扎实的理论和操作技能,护士的综合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医生和患者的满意度提高。采用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使科室护士的学习兴趣变浓了,护士主动获取知识,对观察病情有了预见性。例如在配合光敏树脂充填术时,治疗前要观察患者的牙位和龋坏类型,好做到配合时心中有数;整个治疗中要密切观察患者去腐后窝洞的深浅、大小和形状,思考判断准备什么器械和材料,这些器械和材料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传递给医生最为合适方便。如果任何操作护士都这样多观察,多思考,多行动,那治疗过程才会更加流畅,治疗时间缩短,医生操作方便舒适,患者也节约了治疗时间。工作中,我们正确地“想”到了,“做”到了,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就不会在治疗前坐等治疗开始;治疗中只是坐等旨令;整个治疗扮演的只是传统的吸唾配合护士;工作中只是等每个医生习惯自己的习惯。综上所述,口腔门诊技术材料地不断更新,医患对护士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不断学习,加强意识的能动过程,加强责任心、自觉性、工作热情,做到“想要去做”,并且加强行动的能动过程,想到之后立即付诸行动并不断总结经验使治疗顺畅,医患满意度提高,护理质量得到持续地提高。

【内容提要】本文对存在于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能动作用”这一知识与概念发展的普遍模式，即我们不仅应当高度重视在不同领域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而且应当明确肯定这种关系的能动性质。

【正文】

1引言

这一文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表明数学哲学在20世纪中与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即科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包括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三个领域都由这种相互影响得益匪浅；第二，作为对于这种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文中提出了“能动作用”(dynamicinteraction)的概念，作者认为，这事实上代表了知识与概念发展的一个普遍模式。

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先对“能动作用”这一概念作一较为具体的刻划。笔者认为，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1)在两个先前被认为是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可能发现某些出乎意料的联系；